第六节 结婚
结婚成家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尽管在中国各式各样的人物传记中，很少谈到个人的家事，甚至人物越大，家事谈的越少，以致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个普遍的印象，即伟大人物在家事上往往是一片空白，因为谈多了会影响伟大人物的形象。冯友兰早年的一位朋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卜德（Derk Bodde）先生感慨地说：“中国有由来以久的文章不表露个人感情的传统。当代中国以前的许多作品都有不带个人色彩的共同特点。这同西方所十分强调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肯定地说，无论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无论是带个人色彩还是超然的不带个人色彩的东西，对于了解像冯友兰这样的人的思想和生活，都同样重要。”鉴于这种看法，我们还是写了这一节。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因为按照中国当时的一般传统，婚姻大事总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冯友兰的婚姻则似乎打破了这种封建传统。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任载坤订婚。任载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回忆：“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但是他反对清朝，在他的本县新蔡县反抗县官，还组织人劫狱，因此他的举人被革了，还受通缉，长期不能在家。”任芝铭先生没有儿子，只有6个女儿，任载坤是他的第三个女儿。由于任芝铭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思想激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因此他最先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叫自己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去外边上学。这样，任芝铭老先生的大女儿任馥坤、二女儿任纬坤、三女儿任载坤便都在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进了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载坤订婚时，正是任载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载坤毕业后方能结婚。据冯友兰自己的回忆，当初他与任载坤订婚时，先征得了任芝铭老先生的同意，然后才写信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很快回了信，也同意这门亲事。“这一点也可以见母亲的开明。”因为在此之前，任载坤的二姐纬坤，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创举，自然也招来许多物议甚至诽谤。这些对任家的诽谤之词，也传到了冯友兰母亲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仍同意冯友兰与任家订婚，足见这位母亲的胸怀是何等开阔。因为在这位母亲的心目中“向来主张女子要读书”，而且“愿意有一个读书的儿媳妇”。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到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他们结婚以后，就一同回到唐河老家，去看望仍然生活在故土的母亲，这也是任载坤结婚以后第一次得以拜见婆婆的机会。“当时有人担心，怕回到唐河以后，母亲就不让载坤再出来了，也许要留她在家里帮助照料。我知道不会的。果然到家以后，住了几天，开学的日期快到了，母亲就催着我们走。”这位慈祥的母亲还一再表示：“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妇这样，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作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于是冯友兰夫妇又回到开封。从此，这两位喜结连理的青年夫妻共同迈向了曲折而坎坷的人生大道，共同经历着风云变幻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酸甜苦辣，共同分享着喜悦、荣誉、幸福和忧伤。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这种职业使他逐渐远离了家庭生活的日常操持，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载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知识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冯友兰在《祭母文》中还孜孜不忘妻子的恩惠，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顶起了家庭的半边天：
维抗战之七载，媳备著于辛劳，日斤斤于盐米，夜频频于尺刀，胼双手于瀚浣，疲一身于厨庖，致爱护于夫子，尽养育于儿曹，幸痼疾之已去，勉支持于作操。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为此，冯友兰自拟挽联云：
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愿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正如他在20年代初的一首诗中所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这算什么呢？
他虽是圆了会缺，却究也缺了会圆。
况“自其不变者观之”，那阴晴圆缺，与月的本体，有什么相干？
那悲欢离合，与爱的本体，有什么相干？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的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第二章 莘莘学子天涯路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因为按照中国当时的一般传统，婚姻大事总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冯友兰的婚姻则似乎打破了这种封建传统。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任载坤订婚。任载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回忆：“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但是他反对清朝，在他的本县新蔡县反抗县官，还组织人劫狱，因此他的举人被革了，还受通缉，长期不能在家。”任芝铭先生没有儿子，只有6个女儿，任载坤是他的第三个女儿。由于任芝铭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思想激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因此他最先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叫自己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去外边上学。这样，任芝铭老先生的大女儿任馥坤、二女儿任纬坤、三女儿任载坤便都在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进了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载坤订婚时，正是任载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载坤毕业后方能结婚。据冯友兰自己的回忆，当初他与任载坤订婚时，先征得了任芝铭老先生的同意，然后才写信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很快回了信，也同意这门亲事。“这一点也可以见母亲的开明。”因为在此之前，任载坤的二姐纬坤，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创举，自然也招来许多物议甚至诽谤。这些对任家的诽谤之词，也传到了冯友兰母亲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仍同意冯友兰与任家订婚，足见这位母亲的胸怀是何等开阔。因为在这位母亲的心目中“向来主张女子要读书”，而且“愿意有一个读书的儿媳妇”。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到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他们结婚以后，就一同回到唐河老家，去看望仍然生活在故土的母亲，这也是任载坤结婚以后第一次得以拜见婆婆的机会。“当时有人担心，怕回到唐河以后，母亲就不让载坤再出来了，也许要留她在家里帮助照料。我知道不会的。果然到家以后，住了几天，开学的日期快到了，母亲就催着我们走。”这位慈祥的母亲还一再表示：“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妇这样，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作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于是冯友兰夫妇又回到开封。从此，这两位喜结连理的青年夫妻共同迈向了曲折而坎坷的人生大道，共同经历着风云变幻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酸甜苦辣，共同分享着喜悦、荣誉、幸福和忧伤。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这种职业使他逐渐远离了家庭生活的日常操持，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载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知识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冯友兰在《祭母文》中还孜孜不忘妻子的恩惠，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顶起了家庭的半边天：
维抗战之七载，媳备著于辛劳，日斤斤于盐米，夜频频于尺刀，胼双手于瀚浣，疲一身于厨庖，致爱护于夫子，尽养育于儿曹，幸痼疾之已去，勉支持于作操。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为此，冯友兰自拟挽联云：
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愿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正如他在20年代初的一首诗中所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这算什么呢？
他虽是圆了会缺，却究也缺了会圆。
况“自其不变者观之”，那阴晴圆缺，与月的本体，有什么相干？
那悲欢离合，与爱的本体，有什么相干？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的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第二章 莘莘学子天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