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考进北京大学
1915年夏，冯友兰结束了中国公学的学业，带着对逻辑与西洋哲学的浓厚兴趣考进了当时精英云集的北京大学。
冯友兰与北京大学结缘的因由也是哲学。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当时称为哲学门。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因为文科毕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只可当个‘教书匠’。于是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
冯友兰有预科毕业文凭，因此在他报考文科时，负责招生的人劝他报考法科，因为法科毕业后出路好。于是冯友兰报考了法科，但到九月入学时，他还是改入了文科。冯友兰报考北京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哲学。当时的北大照章程说，哲学系（当时称哲学门）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但“实际上印度哲学门压根就没人提。西洋哲学门，本来说是要在1915年开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以也开不成了”。这就是说，当时的哲学系，只有中国哲学门的课程。
本来立志学西洋哲学的冯友兰踏进了中国哲学的海洋。汪洋无际的传统哲学的大海，使这位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青年学子，眼界豁然开朗。四书五经的丰富材料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经过近代西洋哲学方法的透视，在冯友兰的手下，终有一天会“点石成金”的。这时“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不久，冯友兰又发现：“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
冯友兰所谓的“新天地之外”的“新天地”，乃是指当时席卷神州大地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春潮。这汹涌奔突的时代激流及在这激流中弄潮的文化健儿此时都在向北京大学聚拢。因为新文化运动正是从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的那一年开始的。由于这一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于是在中国知识界很快形成了一支文化大军，开始向中国传统包括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进行了无情的冲击。
此时，马叙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杨昌济、章士钊、刘师培、陈汉章、黄侃、崔适、梁漱溟等一大批新旧学者、革命家、教育家云集北大，有些则直接兼任哲学系的教授。特别是蔡元培，在冯友兰入学的第二年，即1916年接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到任，便以自由主义教育家的宏大气魄，除旧布新，兼容并蓄，大刀阔斧地改革封建的教育体制，扫除陈腐习气，并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学为模式立志创办一个具有“学术思想自由”的最高学府。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蔡元培看到后，大加赞赏，并立即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在此期间，陈独秀不仅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奏响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而且亲自为哲学系讲授“进化论的发展观”。
在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第二年，即1917年，因文学革命的倡导而声名大噪的胡适，也应蔡元培的邀请，踏进北京大学任教授。他为哲学系开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名学》等课程。胡适本是冯友兰在上海中国公学时期的高年级学长，现在却地地道道成了冯友兰的老师。但在冯友兰的回忆中，似乎没有谈到他在北大哲学系听过胡适的课。冯友兰回忆说：“到了1917年，胡适到北大来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的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冯友兰的这段回忆，道出了当时北大学术界的保守倾向。给他上课的那位教授是以不屑一顾的眼光看胡适的。也正是这位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说明在胡适以前，中国哲学史仍是古代经学的讲法。尽管如此，活跃在当时学术界的今古文经学大师仍堪称地道的学问大家，在北京大学的国学讲坛上，“古文大师刘师培与章太炎门下高弟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诸人坐拥皋比，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蔚为斯时北大的学统正宗”。
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对以求学为第一要务的冯友兰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为在没有进北京大学之前，冯友兰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国学基础，用当时的标准看，无疑还是一团未经梳理的乱麻或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只有在博采众家的治学方法之后，方能有比较研究的可能。顾颉刚在后来回忆哲学门的情况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白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教材，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的《洪范》。”这位陈白弢先生即是前面提到的嘲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不通的那位教授。他在学术观点上主张不分今、古、汉、宋，一切都加以容纳。即使像陈汉章这样的守旧学者，尚能“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足见当时北大对冯友兰进学的意义。
当时北大还有一位旧学保垒中的硕儒——严守今文家专门之学的国学大师崔适。据顾颉刚回忆，崔适为哲学系学生讲《春秋公羊》学，“崔先生发给我们的讲义是他用了毕生精力做成的一部《春秋复始》，他以《公羊传》为主，辅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何休《公羊解诂》等书，把一部《公羊传》分类解释，要使人们从这里看出孔子的《春秋》大义。他说《谷梁传》和《左氏传》都是古文学，就都是伪经，绝对不是孔子的意思。他年已七十，身体衰弱得要扶了墙壁才能走路，但态度却是这般地严肃而又勤恳，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钦敬他”。对崔适，冯友兰回忆说：“蔡元培把他请来，给我们这一班开课，他不能有系统地讲今文经学，也不能有系统地讲公羊春秋……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们当时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所有这些，都给如饥似渴求学的学子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冯友兰置身于北京大学这块人才荟萃的学术园地里，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许多与冯友兰同时代的学者在回忆北京大学这段历史时，都有一个基本倾向，即强调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大大多于受旧学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顾颉刚，比冯友兰大两岁，在北大哲学门读书时却比冯友兰低一届。他们在哲学系听同样的课，有些感受是相同的，如上述对陈汉章和胡适的看法即如此。但也有不同的，比如对宋代理学的看法，顾颉刚回忆说：“那时大学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我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得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更用迷离惝怳的字句来摇乱学者的眼光，使得他们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质所可企及……我对于这种昏乱的思想，可以不神秘而竟神秘的滑头话，因课业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极点，一心想打破它。”正是对宋代理学的憎恶，才使顾颉刚走上了疑古的道路，使他的治学路径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倾向汉学的传统。这当然也与他和当时具有“汉学遗传性”的胡适及古文大师黄侃高足傅斯年等人从往过密有一定关系。北大当时虽然在学术上由推崇汉学的古文大师“坐拥皋比”，但对冯友兰影响似不大。在北大期间，冯友兰听过刘师培的课，但仅一次而已。冯友兰后来的学术发展道路、他的“宋学”的治学方法也许就受到在北大读书时“宋代理学空气极浓”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高出一筹的原因之一。
冯友兰在北大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为他日后成为哲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与他的学长胡适的早慧相比，此时的冯友兰可谓是“大器晚成”。
1918年6月，冯友兰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带着青年人的理想走向了社会。
冯友兰与北京大学结缘的因由也是哲学。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当时称为哲学门。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因为文科毕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只可当个‘教书匠’。于是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
冯友兰有预科毕业文凭，因此在他报考文科时，负责招生的人劝他报考法科，因为法科毕业后出路好。于是冯友兰报考了法科，但到九月入学时，他还是改入了文科。冯友兰报考北京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哲学。当时的北大照章程说，哲学系（当时称哲学门）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但“实际上印度哲学门压根就没人提。西洋哲学门，本来说是要在1915年开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以也开不成了”。这就是说，当时的哲学系，只有中国哲学门的课程。
本来立志学西洋哲学的冯友兰踏进了中国哲学的海洋。汪洋无际的传统哲学的大海，使这位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的青年学子，眼界豁然开朗。四书五经的丰富材料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经过近代西洋哲学方法的透视，在冯友兰的手下，终有一天会“点石成金”的。这时“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不久，冯友兰又发现：“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
冯友兰所谓的“新天地之外”的“新天地”，乃是指当时席卷神州大地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春潮。这汹涌奔突的时代激流及在这激流中弄潮的文化健儿此时都在向北京大学聚拢。因为新文化运动正是从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的那一年开始的。由于这一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于是在中国知识界很快形成了一支文化大军，开始向中国传统包括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等方面进行了无情的冲击。
此时，马叙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杨昌济、章士钊、刘师培、陈汉章、黄侃、崔适、梁漱溟等一大批新旧学者、革命家、教育家云集北大，有些则直接兼任哲学系的教授。特别是蔡元培，在冯友兰入学的第二年，即1916年接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到任，便以自由主义教育家的宏大气魄，除旧布新，兼容并蓄，大刀阔斧地改革封建的教育体制，扫除陈腐习气，并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学为模式立志创办一个具有“学术思想自由”的最高学府。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蔡元培看到后，大加赞赏，并立即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主管文学、哲学、历史等系。在此期间，陈独秀不仅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至北京，奏响文学革命运动的号角，而且亲自为哲学系讲授“进化论的发展观”。
在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第二年，即1917年，因文学革命的倡导而声名大噪的胡适，也应蔡元培的邀请，踏进北京大学任教授。他为哲学系开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名学》等课程。胡适本是冯友兰在上海中国公学时期的高年级学长，现在却地地道道成了冯友兰的老师。但在冯友兰的回忆中，似乎没有谈到他在北大哲学系听过胡适的课。冯友兰回忆说：“到了1917年，胡适到北大来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的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冯友兰的这段回忆，道出了当时北大学术界的保守倾向。给他上课的那位教授是以不屑一顾的眼光看胡适的。也正是这位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说明在胡适以前，中国哲学史仍是古代经学的讲法。尽管如此，活跃在当时学术界的今古文经学大师仍堪称地道的学问大家，在北京大学的国学讲坛上，“古文大师刘师培与章太炎门下高弟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诸人坐拥皋比，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蔚为斯时北大的学统正宗”。
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对以求学为第一要务的冯友兰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为在没有进北京大学之前，冯友兰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国学基础，用当时的标准看，无疑还是一团未经梳理的乱麻或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只有在博采众家的治学方法之后，方能有比较研究的可能。顾颉刚在后来回忆哲学门的情况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白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教材，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的《洪范》。”这位陈白弢先生即是前面提到的嘲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不通的那位教授。他在学术观点上主张不分今、古、汉、宋，一切都加以容纳。即使像陈汉章这样的守旧学者，尚能“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足见当时北大对冯友兰进学的意义。
当时北大还有一位旧学保垒中的硕儒——严守今文家专门之学的国学大师崔适。据顾颉刚回忆，崔适为哲学系学生讲《春秋公羊》学，“崔先生发给我们的讲义是他用了毕生精力做成的一部《春秋复始》，他以《公羊传》为主，辅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何休《公羊解诂》等书，把一部《公羊传》分类解释，要使人们从这里看出孔子的《春秋》大义。他说《谷梁传》和《左氏传》都是古文学，就都是伪经，绝对不是孔子的意思。他年已七十，身体衰弱得要扶了墙壁才能走路，但态度却是这般地严肃而又勤恳，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钦敬他”。对崔适，冯友兰回忆说：“蔡元培把他请来，给我们这一班开课，他不能有系统地讲今文经学，也不能有系统地讲公羊春秋……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们当时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所有这些，都给如饥似渴求学的学子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冯友兰置身于北京大学这块人才荟萃的学术园地里，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许多与冯友兰同时代的学者在回忆北京大学这段历史时，都有一个基本倾向，即强调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大大多于受旧学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顾颉刚，比冯友兰大两岁，在北大哲学门读书时却比冯友兰低一届。他们在哲学系听同样的课，有些感受是相同的，如上述对陈汉章和胡适的看法即如此。但也有不同的，比如对宋代理学的看法，顾颉刚回忆说：“那时大学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我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得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更用迷离惝怳的字句来摇乱学者的眼光，使得他们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质所可企及……我对于这种昏乱的思想，可以不神秘而竟神秘的滑头话，因课业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极点，一心想打破它。”正是对宋代理学的憎恶，才使顾颉刚走上了疑古的道路，使他的治学路径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倾向汉学的传统。这当然也与他和当时具有“汉学遗传性”的胡适及古文大师黄侃高足傅斯年等人从往过密有一定关系。北大当时虽然在学术上由推崇汉学的古文大师“坐拥皋比”，但对冯友兰影响似不大。在北大期间，冯友兰听过刘师培的课，但仅一次而已。冯友兰后来的学术发展道路、他的“宋学”的治学方法也许就受到在北大读书时“宋代理学空气极浓”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高出一筹的原因之一。
冯友兰在北大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为他日后成为哲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与他的学长胡适的早慧相比，此时的冯友兰可谓是“大器晚成”。
1918年6月，冯友兰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带着青年人的理想走向了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