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逻辑的兴趣
从1911年冯友兰16岁时考入开封中州公学，在该校读了实际不到一年的书，便于1912年夏天转入武昌中华学校。年底，又由武昌考入上海中国公学。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商业中心，而且是一个新思潮新风气的集散之地，也是革命、保皇、民主、立宪等形形色色党派、学派酝酿、发展的大本营。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窗口，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陈天华、邹容、章太炎、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无一不与上海有密切关系。1912年冬，作为中学生的冯友兰也来到上海。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说：“这时候（指民国元年）中国公学又恢复招生，推举黄兴为校长。用黄兴的名义向各省发出电报，叫各省选派学生。”河南省很重视这件事，于是发出通告在开封招考，共选拔出20名优秀者，每人每年发官费200两银子，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冯友兰被录取了。“我就于民国元年的冬天同其余19人一起到上海，进中国公学。”此时冯友兰刚刚17岁。
中国公学有一段光荣的历史。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学生入学作了严格限制。日本的举措引起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罢课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中国留学生一时退学返抵上海者达3000余人。为使归国学生继续学业，一批归国留学生四方奔走，劝募经费，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2月正式开学，共招生318人，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不少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民国成立，经费无着，幸赖孙中山扶持，黄兴亲任校长。1915年，梁启超任董事长。此后，该校随中国政局的变化，几起几落，终于在30年代中期关闭。
中国公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该校一直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阵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散播了火种、培养了不少人才，更重要的是她为中国的学术界培养了如胡适、冯友兰等一批时代巨擘。冯友兰在晚年，一提起中国公学，便常常引为自豪。因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与哲学结缘正是在这里开始。
实际上，在中国公学虽然有逻辑课程，真正懂逻辑的老师却很少。冯友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常常带有遗憾的表情。“我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又译成杰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了一位先生，他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冯友兰的意思是说，这位教逻辑的先生只懂英文，不懂逻辑，因此学生从他那里只能学到英文，而学不到逻辑。因为“当时上海的学校，无论什么课程，都讲究用‘原本’，也就是英文本。可是学生的英文程度很差，先生对于课程的业务知识也不高明。无论讲什么课，其实都是讲英文，把某一种科学的教科书，都当成英文读本叫学生念。无论教什么课，先生教的是英文，学生学的也是英文”。冯友兰的英文底子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没有好的逻辑先生，冯友兰就自己学习。他以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的《逻辑体系》和耶芳斯的《逻辑要义》为蓝本，参照严复的中译本《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进行了刻苦的学习。《逻辑要义》这本书的后面有很多练习题，对冯友兰自学帮助很大。有一次冯友兰在做逻辑练习时，有一道实在做不下来了，就去请教后来的一位教逻辑的先生，这位先生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告诉你。”可是，“他以后就再不来了”。
冯友兰在中国公学得到了初步的逻辑训练，由此引导他走上了一条学院哲学家的道路。他在回顾这一往事时说：“我学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对逻辑的偏好，使冯友兰在以后的学术活动中，能自觉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并且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起来，这都得力于他在中国公学对逻辑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在成名之后，还多次谈到逻辑的作用和力量。他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就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的传入“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冯友兰就此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这个人说需要金子。于是神仙用手指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他不拿。神仙问他还要什么，他说要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在冯友兰看来，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
冯友兰后来的回忆与他在中国公学对逻辑的兴趣是合拍的，其中没有任何夸大或虚构。当然，对逻辑的兴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冯友兰回忆说，创办中国公学的时候，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他就是胡适。而胡适在中国公学所受的影响显然与冯友兰截然不同。
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进入中国公学的时间却比冯友兰早六年。如果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所受的影响是哲学和逻辑的，那么胡适所受的影响则是革命的或史学的。胡适读严复的《天演论》，一下子便被“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优胜劣败思想所吸引，深信这一进化论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和人中，认为“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感动之余，他便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胡洪改为胡适。他读梁启超的文章也深感震撼，认为梁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悼哭，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严复的《天演论》，梁任公的卓越健笔，以及当时弥漫中国公学的激进的政治氛围等等，都使年少气盛、才华横溢的胡适走上了一条具有自由主义特质的思想启蒙者的道路。与胡适相比，冯友兰显得循规蹈矩和安分守己。他对周围环境的态度，有如黑格尔对瑞士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无动于衷一样：“理性想到这些山岳的恒久性，或者看到人们称之为巍峨崇高的风貌，也没有发现一点什么可以使它铭记不忘，使它不得不表示惊讶或赞叹的。”
冯友兰更关心的是逻辑和哲学。在他少年人的心田中撒下的是理性的种子。不久，这种子便在他的心中发芽并成长起来。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商业中心，而且是一个新思潮新风气的集散之地，也是革命、保皇、民主、立宪等形形色色党派、学派酝酿、发展的大本营。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窗口，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陈天华、邹容、章太炎、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等，无一不与上海有密切关系。1912年冬，作为中学生的冯友兰也来到上海。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说：“这时候（指民国元年）中国公学又恢复招生，推举黄兴为校长。用黄兴的名义向各省发出电报，叫各省选派学生。”河南省很重视这件事，于是发出通告在开封招考，共选拔出20名优秀者，每人每年发官费200两银子，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冯友兰被录取了。“我就于民国元年的冬天同其余19人一起到上海，进中国公学。”此时冯友兰刚刚17岁。
中国公学有一段光荣的历史。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学生入学作了严格限制。日本的举措引起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东京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罢课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中国留学生一时退学返抵上海者达3000余人。为使归国学生继续学业，一批归国留学生四方奔走，劝募经费，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2月正式开学，共招生318人，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不少学生参加革命活动。民国成立，经费无着，幸赖孙中山扶持，黄兴亲任校长。1915年，梁启超任董事长。此后，该校随中国政局的变化，几起几落，终于在30年代中期关闭。
中国公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该校一直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阵地，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散播了火种、培养了不少人才，更重要的是她为中国的学术界培养了如胡适、冯友兰等一批时代巨擘。冯友兰在晚年，一提起中国公学，便常常引为自豪。因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与哲学结缘正是在这里开始。
实际上，在中国公学虽然有逻辑课程，真正懂逻辑的老师却很少。冯友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常常带有遗憾的表情。“我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又译成杰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了一位先生，他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冯友兰的意思是说，这位教逻辑的先生只懂英文，不懂逻辑，因此学生从他那里只能学到英文，而学不到逻辑。因为“当时上海的学校，无论什么课程，都讲究用‘原本’，也就是英文本。可是学生的英文程度很差，先生对于课程的业务知识也不高明。无论讲什么课，其实都是讲英文，把某一种科学的教科书，都当成英文读本叫学生念。无论教什么课，先生教的是英文，学生学的也是英文”。冯友兰的英文底子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没有好的逻辑先生，冯友兰就自己学习。他以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的《逻辑体系》和耶芳斯的《逻辑要义》为蓝本，参照严复的中译本《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进行了刻苦的学习。《逻辑要义》这本书的后面有很多练习题，对冯友兰自学帮助很大。有一次冯友兰在做逻辑练习时，有一道实在做不下来了，就去请教后来的一位教逻辑的先生，这位先生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告诉你。”可是，“他以后就再不来了”。
冯友兰在中国公学得到了初步的逻辑训练，由此引导他走上了一条学院哲学家的道路。他在回顾这一往事时说：“我学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
对逻辑的偏好，使冯友兰在以后的学术活动中，能自觉地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并且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起来，这都得力于他在中国公学对逻辑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在成名之后，还多次谈到逻辑的作用和力量。他认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就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的传入“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冯友兰就此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这个人说需要金子。于是神仙用手指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他不拿。神仙问他还要什么，他说要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在冯友兰看来，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西方的哲学研究虽有那么多不同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的是逻辑。”
冯友兰后来的回忆与他在中国公学对逻辑的兴趣是合拍的，其中没有任何夸大或虚构。当然，对逻辑的兴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冯友兰回忆说，创办中国公学的时候，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他就是胡适。而胡适在中国公学所受的影响显然与冯友兰截然不同。
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进入中国公学的时间却比冯友兰早六年。如果说冯友兰在中国公学所受的影响是哲学和逻辑的，那么胡适所受的影响则是革命的或史学的。胡适读严复的《天演论》，一下子便被“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优胜劣败思想所吸引，深信这一进化论理论完全适用于社会和人中，认为“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感动之余，他便把自己的名字由原来的胡洪改为胡适。他读梁启超的文章也深感震撼，认为梁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悼哭，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严复的《天演论》，梁任公的卓越健笔，以及当时弥漫中国公学的激进的政治氛围等等，都使年少气盛、才华横溢的胡适走上了一条具有自由主义特质的思想启蒙者的道路。与胡适相比，冯友兰显得循规蹈矩和安分守己。他对周围环境的态度，有如黑格尔对瑞士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无动于衷一样：“理性想到这些山岳的恒久性，或者看到人们称之为巍峨崇高的风貌，也没有发现一点什么可以使它铭记不忘，使它不得不表示惊讶或赞叹的。”
冯友兰更关心的是逻辑和哲学。在他少年人的心田中撒下的是理性的种子。不久，这种子便在他的心中发芽并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