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部世界
除了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冯友兰的青少年时期也并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这一点对冯友兰的未来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冯友兰9岁随父母赴武昌，在武昌住了3年，又随父母迁居崇阳。
武昌在当时的中国算是比较开放的地区，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在湖北搞了不少洋务活动，其中包括设武备、筑铁路、开矿山、办教育等等。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还创办了两湖书院，开办了方言馆及新式学堂，十分注重教育。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所在的方言学堂即是张之洞的新政之一。方言学堂的监督梁鼎芬便是湖北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冯台异在方言学堂任会计庶务委员时，还兼任了粤汉铁路及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冯台异在武昌所任的这两个职务，可以说都是在张之洞的新政范围之内，因此在冯台异的思想中，也一定受了新政思潮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传给了少年时期的冯友兰。“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作的事，他也要我们作。”如当时武昌的学校，学生都要穿制服，“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作了一套”。当时新式学堂都有《学堂歌》，冯家兄弟也在家里跟着唱。冯友兰晚年在回忆起少年时期的往事时，还能一句一句地背诵出当时《学堂歌》的内容：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
中国圆，日本长，同在东亚地球上。
……
论乡贤，屈原尚，忠言力谏楚怀王。
这些朗朗上口的学堂歌，与“四书”“五经”及古文读本相比更能吸引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引发少年人对人生及外部世界的丰富想象力和好奇感。冯友兰在其父亲任崇阳知县的一年中，即是以这种新学的启蒙力所焕发出来的新奇感，吸收了传统家塾教育以外的知识。
在崇阳县衙内生活的一年，教师爷规定的功课半天即可完成。“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我在签押房总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旧书籍。当时有一种刊物，叫《外交报》，其中发表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这些文章我很爱看。”从冯友兰这些晚年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少年时代不仅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而且兼收了传统以外的新事物，特别是他父亲的引导与教诲，使这位从小饱读经书的少年时而把目光投向经书以外的世界。这种新旧兼备的启蒙教育，为日后这位哲学家的成长，特别是为其东西文化融会的学养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和条件。可惜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在知县任上只做了一年，便与世长辞了。当时冯友兰的实际年龄只有12岁半。
父亲的早逝，为冯友兰的学习和教育蒙上了阴影。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培养子女的重担便完全压在了母亲身上。冯友兰与弟弟景兰、妹妹沅君又随母亲迁居唐河老家。在家乡，冯友兰又连续读了两年家塾，至1910年15岁时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从此，冯友兰结束了私塾的传统式教育。
县立高等小学预科，相当于后来的初等小学。从现在看，15岁入小学，年龄算大了点，但在新、旧教育混杂的当时，只要通过考试，便可入学。冯友兰在初等小学只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考入开封中州公学。所谓“公学”，是相对于官办学校而言。“当时的老百姓对于清朝政府已经不信任，一般都认为，民间办的学校，都比官办的好。”中州公学即是河南比较进步的绅士杨源懋所办。杨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所请的教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于他都很敬佩。”冯友兰入中州公学中学班，即相当于现在的初级中学。由初等小学一下子跳到初级中学，可见当时的教育还是比较开放的；同时也说明少年时期的冯友兰已表现出读书的天分。
冯友兰在中州公学中学班读了不到一年，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皇帝被推翻。这个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历史事件，使整个中国都受到了强烈的震荡。此时冯友兰还不满16岁。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关闭，学生也纷纷回家，冯友兰又回到了唐河。辛亥革命给少年时期的冯友兰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刚刚脱离稚气的孩子来说，还没有能力对这样的大事评头品足。日后冯友兰在回忆当时感受时却提出了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把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在乡村，欢迎革命的都是比较开明的绅士，他们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斗争，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因此“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这些话虽然是冯友兰晚年所说，却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中找到历史的原型。一位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感性经历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武昌在当时的中国算是比较开放的地区，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在湖北搞了不少洋务活动，其中包括设武备、筑铁路、开矿山、办教育等等。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时，还创办了两湖书院，开办了方言馆及新式学堂，十分注重教育。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所在的方言学堂即是张之洞的新政之一。方言学堂的监督梁鼎芬便是湖北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冯台异在方言学堂任会计庶务委员时，还兼任了粤汉铁路及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冯台异在武昌所任的这两个职务，可以说都是在张之洞的新政范围之内，因此在冯台异的思想中，也一定受了新政思潮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传给了少年时期的冯友兰。“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作的事，他也要我们作。”如当时武昌的学校，学生都要穿制服，“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作了一套”。当时新式学堂都有《学堂歌》，冯家兄弟也在家里跟着唱。冯友兰晚年在回忆起少年时期的往事时，还能一句一句地背诵出当时《学堂歌》的内容：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
中国圆，日本长，同在东亚地球上。
……
论乡贤，屈原尚，忠言力谏楚怀王。
这些朗朗上口的学堂歌，与“四书”“五经”及古文读本相比更能吸引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引发少年人对人生及外部世界的丰富想象力和好奇感。冯友兰在其父亲任崇阳知县的一年中，即是以这种新学的启蒙力所焕发出来的新奇感，吸收了传统家塾教育以外的知识。
在崇阳县衙内生活的一年，教师爷规定的功课半天即可完成。“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我在签押房总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旧书籍。当时有一种刊物，叫《外交报》，其中发表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这些文章我很爱看。”从冯友兰这些晚年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友兰少年时代不仅仅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而且兼收了传统以外的新事物，特别是他父亲的引导与教诲，使这位从小饱读经书的少年时而把目光投向经书以外的世界。这种新旧兼备的启蒙教育，为日后这位哲学家的成长，特别是为其东西文化融会的学养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和条件。可惜的是，冯友兰的父亲在知县任上只做了一年，便与世长辞了。当时冯友兰的实际年龄只有12岁半。
父亲的早逝，为冯友兰的学习和教育蒙上了阴影。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培养子女的重担便完全压在了母亲身上。冯友兰与弟弟景兰、妹妹沅君又随母亲迁居唐河老家。在家乡，冯友兰又连续读了两年家塾，至1910年15岁时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从此，冯友兰结束了私塾的传统式教育。
县立高等小学预科，相当于后来的初等小学。从现在看，15岁入小学，年龄算大了点，但在新、旧教育混杂的当时，只要通过考试，便可入学。冯友兰在初等小学只读了不到一年，便又考入开封中州公学。所谓“公学”，是相对于官办学校而言。“当时的老百姓对于清朝政府已经不信任，一般都认为，民间办的学校，都比官办的好。”中州公学即是河南比较进步的绅士杨源懋所办。杨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所请的教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于他都很敬佩。”冯友兰入中州公学中学班，即相当于现在的初级中学。由初等小学一下子跳到初级中学，可见当时的教育还是比较开放的；同时也说明少年时期的冯友兰已表现出读书的天分。
冯友兰在中州公学中学班读了不到一年，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皇帝被推翻。这个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历史事件，使整个中国都受到了强烈的震荡。此时冯友兰还不满16岁。由于时局动荡，学校关闭，学生也纷纷回家，冯友兰又回到了唐河。辛亥革命给少年时期的冯友兰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影响，因为对于一个刚刚脱离稚气的孩子来说，还没有能力对这样的大事评头品足。日后冯友兰在回忆当时感受时却提出了一个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把劳动群众发动起来，在乡村，欢迎革命的都是比较开明的绅士，他们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斗争，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因此“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这些话虽然是冯友兰晚年所说，却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中找到历史的原型。一位思想家思想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感性经历所产生的潜在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