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童年与家世
1895年12月4日，冯友兰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的故乡——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就坐落在汉江的一条小支流——唐河——的东部，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这条哺育着未来哲学家的小河，像流经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千千万万条小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奉献，以其无私的胸怀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地，养育着它智慧的儿女。唐河源出河南方城县西北，向南流经青台、沘源，西南经新野至湖北襄阳会白河，入于长江大支脉——汉江。唐河县即以唐河得名，古属唐州，位于南阳、泌阳、新野三地之中枢，汉魏以来，历为文人荟萃之地，尝有人杰地灵之说。
冯友兰的祖上并非河南人。“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在祁仪镇冯家是大族，有土地1500亩，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冯友兰的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曾去考过秀才，但没有被录取，后来就不再应试，故一生未取得任何功名。冯玉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名云异，字鹤亭；次子名台异，字树侯；三子名汉异，字爽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名字是一门学问，它往往反映出父母对子女的某种寄托，特别是希望子女在未来人生道路上成才。在冯老先生三个儿子的名字中，都有“异”字，盖老人希望子女长大后都能成为异于寻常的人。
冯友兰的父亲台异，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其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入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如果成为进士，则更进一步，就算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按照这样的标准，冯友兰的家族门第，在当时可称为“书香之家”，把这种门第接下去，即称为“耕读传家”。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耕读传家”是以乡绅地主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层层系的基本特征。因为上层社会的子弟条件优越，不必“耕”甚至不必“苦读”便可承袭高官厚禄，而广大的下层社会的农民，生活艰辛，没有更多的财力支持自己的子弟读书，因此只能“耕”，不能“读”。只有乡绅地主因财力有余，其子女读书入仕的机会比一般农民多得多，因此具备较多的上升流动的条件，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产或其他原因，脱离中层层系而向下流动，其知识分子往往因此较多地接触下层民众，反映到文化上，则可以表现较多的人民性。
冯台异自1898年进士及第，到1904年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之间的8年中，一直作为仕途上的“候补”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这就是说，“进士”作为科举中人，可以做官，但不一定做得上官。因为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时代的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定势”，没有官场上的后台支持，没有台前幕后的权钱交易，仅凭自己的学识和才干，是很难跻身于仕林的。冯台异虽是进士出身，但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达8年之久，直到1904年，张之洞在武昌办新式教育，开了一所称作“方言学堂”的外语学校，方谋得一个相当于现在总务长的“会计庶务委员”的职务。这一职务按当时的社会标准，还算不上官，只能算是为官府做事的“吏”而已。
因冯台异在武昌有了固定的差使，9岁的冯友兰便与胞弟景兰、胞妹沅君随母亲从唐河老家迁居武昌。这是童年时期的冯友兰第一次由农村来到城市。熙攘喧闹的城市对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成长一定有着潜在的影响。
冯友兰随父母在武昌住了三年，到1907年12岁时，因冯台异仕途“得缺”出任湖北崇阳知县，冯友兰又随父母由武昌迁居崇阳。此次迁居与前次由唐河迁居武昌不同，此次乃其父以一县之长的身份，坐镇县衙，算是正式进入仕途，成为皇权在崇阳一方的代表。幼小的冯友兰对当时的县衙做了许多观察，尤其对衙门的建筑格局、体制、衙门的办公方式等产生了许多具体而形象的认识：县官的公座公案设置在暖阁中，“暖阁的前边有两个高脚架子，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卷，另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包着的盒子。我猜想，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印，那个黄布卷里面应该是敕。这两件东西，表示县官是皇权的代表”。“就我所看见的，大堂上那两个架子上面的东西都是空的：那个黄布卷里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空的象征，也是等县官坐大堂的时候才摆出来，以吓唬人民。”“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当权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机构，多设管官之官……这是叠床架屋的政治机构造成的结果。”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时代是转瞬即逝的，然而也是最令人追忆和留恋的。但由于人生旅程的匆忙，人们对童年的回忆往往失之过简，冯友兰生前虽然写了他的“自序”，对其童年生活却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材料，我们只知道，冯友兰在唐河老家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朴实的农村环境，敦厚的民俗民风，对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友兰一生质朴无华，他的活动是内在的，这恰似默默流淌的唐河河水，永不止息地从发源地一直奔向长江大海。
冯友兰的祖上并非河南人。“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在祁仪镇冯家是大族，有土地1500亩，三世同堂，人丁兴旺，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冯友兰的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曾去考过秀才，但没有被录取，后来就不再应试，故一生未取得任何功名。冯玉文有三个儿子：长子名云异，字鹤亭；次子名台异，字树侯；三子名汉异，字爽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名字是一门学问，它往往反映出父母对子女的某种寄托，特别是希望子女在未来人生道路上成才。在冯老先生三个儿子的名字中，都有“异”字，盖老人希望子女长大后都能成为异于寻常的人。
冯友兰的父亲台异，在兄弟三人中排行第二，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其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入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如果成为进士，则更进一步，就算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按照这样的标准，冯友兰的家族门第，在当时可称为“书香之家”，把这种门第接下去，即称为“耕读传家”。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耕读传家”是以乡绅地主阶层为主的社会中层层系的基本特征。因为上层社会的子弟条件优越，不必“耕”甚至不必“苦读”便可承袭高官厚禄，而广大的下层社会的农民，生活艰辛，没有更多的财力支持自己的子弟读书，因此只能“耕”，不能“读”。只有乡绅地主因财力有余，其子女读书入仕的机会比一般农民多得多，因此具备较多的上升流动的条件，但也有一部分因坐罪、破产或其他原因，脱离中层层系而向下流动，其知识分子往往因此较多地接触下层民众，反映到文化上，则可以表现较多的人民性。
冯台异自1898年进士及第，到1904年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之间的8年中，一直作为仕途上的“候补”等待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这就是说，“进士”作为科举中人，可以做官，但不一定做得上官。因为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时代的没落时期，官场的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定势”，没有官场上的后台支持，没有台前幕后的权钱交易，仅凭自己的学识和才干，是很难跻身于仕林的。冯台异虽是进士出身，但被排斥在官场之外达8年之久，直到1904年，张之洞在武昌办新式教育，开了一所称作“方言学堂”的外语学校，方谋得一个相当于现在总务长的“会计庶务委员”的职务。这一职务按当时的社会标准，还算不上官，只能算是为官府做事的“吏”而已。
因冯台异在武昌有了固定的差使，9岁的冯友兰便与胞弟景兰、胞妹沅君随母亲从唐河老家迁居武昌。这是童年时期的冯友兰第一次由农村来到城市。熙攘喧闹的城市对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成长一定有着潜在的影响。
冯友兰随父母在武昌住了三年，到1907年12岁时，因冯台异仕途“得缺”出任湖北崇阳知县，冯友兰又随父母由武昌迁居崇阳。此次迁居与前次由唐河迁居武昌不同，此次乃其父以一县之长的身份，坐镇县衙，算是正式进入仕途，成为皇权在崇阳一方的代表。幼小的冯友兰对当时的县衙做了许多观察，尤其对衙门的建筑格局、体制、衙门的办公方式等产生了许多具体而形象的认识：县官的公座公案设置在暖阁中，“暖阁的前边有两个高脚架子，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卷，另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包着的盒子。我猜想，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印，那个黄布卷里面应该是敕。这两件东西，表示县官是皇权的代表”。“就我所看见的，大堂上那两个架子上面的东西都是空的：那个黄布卷里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空的象征，也是等县官坐大堂的时候才摆出来，以吓唬人民。”“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当权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机构，多设管官之官……这是叠床架屋的政治机构造成的结果。”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时代是转瞬即逝的，然而也是最令人追忆和留恋的。但由于人生旅程的匆忙，人们对童年的回忆往往失之过简，冯友兰生前虽然写了他的“自序”，对其童年生活却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材料，我们只知道，冯友兰在唐河老家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朴实的农村环境，敦厚的民俗民风，对这位未来哲学家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友兰一生质朴无华，他的活动是内在的，这恰似默默流淌的唐河河水，永不止息地从发源地一直奔向长江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