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紧张的写作后,全书终于依期脱稿了。这总算完成了一件事,心里不免有如释重负之感。
写这么一本书,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林语堂本身就是“一团矛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而且自30年代以来,国内评论界一直对他持有较多的非议,因而不容易对他作出中肯的评述。不过,我认为他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不管怎样“矛盾”和复杂,经过花一番力气之后是可以得到切实的了解,并作出恰当的评价的。为此,我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多看一些原始材料,力求以较充分的史实来说明真实情况。同时尽力做到全面地考察和审视问题,以减少以偏概全和主观臆断的片面性。此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分析问题,“当好说好,当坏说坏”,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了自己至今所能达到的认识了。不过,限于这书主要是评述林语堂作为国学家的活动的,因而对他的小说创作谈得较少,对他晚年社会态度也未去涉及。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而且,所作的评述,肯定会有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这书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写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是得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此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对此书写作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二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林语堂的学者提供了丰硕的成果,使我省去了不少重复摸索的力气,并有可能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多少有所进展。三是有好些友人不吝赐教和帮助解决资料难题。如金岱、吴定宇二位先生曾与我共同商讨林语堂文化活动的特点等问题;李铭标先生和范静梅、李秀卿女士分别在台湾和香港为我购买了大量的林语堂著作,吴定宇先生也给我借阅了不少的珍贵资料。在这里,让我对所有给过我助益的同志和朋友,谨致由衷的感谢!
最后,诸孝正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并冒着酷暑,为拙著撰写序言,给了我莫大的激励。他这种大力支持学术研究的高尚精神,是很令我感佩的。在此,让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刘炎生
1993年7月30日于华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