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饮誉国际文坛
1968年6月18日至20日，国际大学校长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在韩国汉城举行第二届大会，出席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暨学术界人士二百多人。林语堂等八人作为中国台湾方面的代表，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
这次大会共有三个中心议题：（1）东西文化如何调和，以增进人类真正的和平；（2）大学教育应如何配合国家的需要；（3）大学生参加社会运动问题。每一中心议题由协会事先约定一位主旨讲演人发表演说，然后由与会者进行讨论。林语堂应邀担任第一议题主讲人。
林语堂悉心研究东西文化数十年，不乏深切体会。他接受主讲任务后，又花了十多天时间准备讲稿。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他以《趋向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为题，发表了四十多分钟的讲演。他讲演结束后，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主席韩国庆熙大学校长赵永植，讨论会主席土耳其Ataurk大学校长Resit Sonmoy对他的讲演也予以赞扬。他的讲词，被收进了《第二届大学校长会议实录》中。据张希哲回忆，他这次讲演最主要的论点是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及两者融合的途径：
一、中国人的思考以直接的洞察力及对实体的全面反应为优先，西方人以分析的逻辑思考为优先。西方人多执着于抽象方法证实的，不能算是真知识。直觉或直觉的观察力在西洋逻辑系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西洋逻辑常将事物逐段分析研究，因而有时只见片断现象而忽视了整体。中国人的直觉观察力是一种明敏的了解方式，大部分凭借以往的经验，亦可称为经验主义，对事物易作全盘的、整体的了解和估量。西方哲学特别着重探讨知识，尤其是自笛卡儿（1596-1650）之后，哲学方法普遍偏向于科学实证，在这种趋势之中，往往有时只见树木而未见森林，甚至只见树叶而未见树木。由于忽视了全景的观察，对于精神方面的许多真理，例如常常谈到的信仰、希望、博爱等，又如爱国情操、精神不朽、良辰美景等，便很难得到圆满的解释。东方哲学除了研讨知识之外，对人生的探究也占很大的比重。东方人认为宇宙的玄妙，人生的美好，不是用三段论法的逻辑所能推演出来的。
二、中国人以感觉作为现实体不可分的部分；对于事物的看法，不像西洋人专说理由，而多兼顾感觉，有时且将感觉置于理由之上。西方哲学家常假定事物是静止不动的，并将之分割为若干部分，以便于实验或求证。中国哲学认为事物是变动的，经常都在或快或慢的变化中，而初次感觉或自然感受所得的印象至为重要。这种感觉状态，很难像物质一样将它分解开来研究，只可作些比喻。例如两军作战，西方人的观点较重视兵力、装备、补给等因素，中国人除了这些之外，还重视军队的士气。又如医疗，在西方特别重视病人体温的升降，在中国则还要注意病人的感觉如何。
三、中国哲学的“道”相当于西洋哲学的“真理”，但含义比“真理”广阔些，因西洋的“真理”，仅是指到达正当生活的途径；而中国所谓“道”，平易近人，是指人人应该走，且是人人可能走的途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孔子谓“道”不可须臾离开了人生，可以离开人生的，便不是道；但西方所谓“真理”，纵使离开了人生，依然称为“真理”。
林博士在演讲中，也曾简略地提及过去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及东方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情形。对于未来，林博士认为：如果东方民族能对科学真理及政治民主养成更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西方哲学能跳出学究式的理论圈子而重返于人性社会及生活范畴，则东西文化更易于融和。这种融和的文化，将大有助于人类建立和平、合理生活方式的社会。这是林氏对于本题的结论。
这当中，可谓探讨了东西文化的不同及怎样沟通的问题，有些看法较为接近东西文化的真实情况，因而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是可以理解的。
1969年9月，国际笔会第36届大会在法国蒙顿（Moton）召开，林语堂（任中国台湾笔会会长）、马星野、陈源和苏秀法代表中国台湾笔会参加。许多国家的作家都钦仰林语堂，当他在大会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而且，当他因发言时间已到被停止发言时，全场作家又都认为大会主席失礼，纷纷向他表示歉意。
1970年6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在台北举行。林语堂亲自挑起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的重担。因而，这次会议开得有声有色，取得了成功。他作的讲演，也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同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笔会第37届大会在韩国汉城召开。林语堂是作为特别邀请的少数贵宾之一，被安排在会场所在地朝鲜饭店居住。因为他是国际知名的亚洲学人，因而韩国新闻界人士日夜包围着他，有一位特别热心的韩国学人更是不停地问这问那。
在大会上，他作了一次特别讲演，题目是《论东西文化的幽默》。这一讲演，毫无学究气，充满着幽默感。他只以少量的话说明什么是幽默，即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能产生一种“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的“会心的微笑”。在整篇讲演中，他尽是引述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孔孟老庄、维多利亚女王的遗言、苏格拉底容忍他的悍妻和林肯对其太太的态度等幽默现象，讲得既生动活泼，又深蕴幽默之义，博得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会议期间，他还经常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一起亲切交谈，建立了醇厚的友谊。
1975年9月，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在这次大会上，林语堂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成为亚洲学人膺此荣誉职位的第三人（另外两人是印度的光诗南，日本的川端康成）。而且，他的《京华烟云》也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因而，他作为国际著名学者和作家所获得的荣誉，达到了顶峰。
这次大会共有三个中心议题：（1）东西文化如何调和，以增进人类真正的和平；（2）大学教育应如何配合国家的需要；（3）大学生参加社会运动问题。每一中心议题由协会事先约定一位主旨讲演人发表演说，然后由与会者进行讨论。林语堂应邀担任第一议题主讲人。
林语堂悉心研究东西文化数十年，不乏深切体会。他接受主讲任务后，又花了十多天时间准备讲稿。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他以《趋向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为题，发表了四十多分钟的讲演。他讲演结束后，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会主席韩国庆熙大学校长赵永植，讨论会主席土耳其Ataurk大学校长Resit Sonmoy对他的讲演也予以赞扬。他的讲词，被收进了《第二届大学校长会议实录》中。据张希哲回忆，他这次讲演最主要的论点是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及两者融合的途径：
一、中国人的思考以直接的洞察力及对实体的全面反应为优先，西方人以分析的逻辑思考为优先。西方人多执着于抽象方法证实的，不能算是真知识。直觉或直觉的观察力在西洋逻辑系统中是没有地位的。西洋逻辑常将事物逐段分析研究，因而有时只见片断现象而忽视了整体。中国人的直觉观察力是一种明敏的了解方式，大部分凭借以往的经验，亦可称为经验主义，对事物易作全盘的、整体的了解和估量。西方哲学特别着重探讨知识，尤其是自笛卡儿（1596-1650）之后，哲学方法普遍偏向于科学实证，在这种趋势之中，往往有时只见树木而未见森林，甚至只见树叶而未见树木。由于忽视了全景的观察，对于精神方面的许多真理，例如常常谈到的信仰、希望、博爱等，又如爱国情操、精神不朽、良辰美景等，便很难得到圆满的解释。东方哲学除了研讨知识之外，对人生的探究也占很大的比重。东方人认为宇宙的玄妙，人生的美好，不是用三段论法的逻辑所能推演出来的。
二、中国人以感觉作为现实体不可分的部分；对于事物的看法，不像西洋人专说理由，而多兼顾感觉，有时且将感觉置于理由之上。西方哲学家常假定事物是静止不动的，并将之分割为若干部分，以便于实验或求证。中国哲学认为事物是变动的，经常都在或快或慢的变化中，而初次感觉或自然感受所得的印象至为重要。这种感觉状态，很难像物质一样将它分解开来研究，只可作些比喻。例如两军作战，西方人的观点较重视兵力、装备、补给等因素，中国人除了这些之外，还重视军队的士气。又如医疗，在西方特别重视病人体温的升降，在中国则还要注意病人的感觉如何。
三、中国哲学的“道”相当于西洋哲学的“真理”，但含义比“真理”广阔些，因西洋的“真理”，仅是指到达正当生活的途径；而中国所谓“道”，平易近人，是指人人应该走，且是人人可能走的途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孔子谓“道”不可须臾离开了人生，可以离开人生的，便不是道；但西方所谓“真理”，纵使离开了人生，依然称为“真理”。
林博士在演讲中，也曾简略地提及过去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及东方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情形。对于未来，林博士认为：如果东方民族能对科学真理及政治民主养成更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西方哲学能跳出学究式的理论圈子而重返于人性社会及生活范畴，则东西文化更易于融和。这种融和的文化，将大有助于人类建立和平、合理生活方式的社会。这是林氏对于本题的结论。
这当中，可谓探讨了东西文化的不同及怎样沟通的问题，有些看法较为接近东西文化的真实情况，因而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是可以理解的。
1969年9月，国际笔会第36届大会在法国蒙顿（Moton）召开，林语堂（任中国台湾笔会会长）、马星野、陈源和苏秀法代表中国台湾笔会参加。许多国家的作家都钦仰林语堂，当他在大会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而且，当他因发言时间已到被停止发言时，全场作家又都认为大会主席失礼，纷纷向他表示歉意。
1970年6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在台北举行。林语堂亲自挑起筹备和主持这次会议的重担。因而，这次会议开得有声有色，取得了成功。他作的讲演，也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同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笔会第37届大会在韩国汉城召开。林语堂是作为特别邀请的少数贵宾之一，被安排在会场所在地朝鲜饭店居住。因为他是国际知名的亚洲学人，因而韩国新闻界人士日夜包围着他，有一位特别热心的韩国学人更是不停地问这问那。
在大会上，他作了一次特别讲演，题目是《论东西文化的幽默》。这一讲演，毫无学究气，充满着幽默感。他只以少量的话说明什么是幽默，即认为“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是放纵的心灵”。“幽默则如从天而降的温润细雨，将我们孕育在一种人与人之间友情的愉快与安适的气氛中。”它能产生一种“相视莫逆”、“心照不宣”的“会心的微笑”。在整篇讲演中，他尽是引述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孔孟老庄、维多利亚女王的遗言、苏格拉底容忍他的悍妻和林肯对其太太的态度等幽默现象，讲得既生动活泼，又深蕴幽默之义，博得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会议期间，他还经常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在一起亲切交谈，建立了醇厚的友谊。
1975年9月，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在这次大会上，林语堂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成为亚洲学人膺此荣誉职位的第三人（另外两人是印度的光诗南，日本的川端康成）。而且，他的《京华烟云》也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因而，他作为国际著名学者和作家所获得的荣誉，达到了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