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提倡整理汉字
林语堂作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虽然长期中断了语言学研究工作，但他对汉字改革等问题仍然是关切的。从1966年起，他发表了《整理汉字草案》、《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和《再论整理汉字的重要》等文，提倡整理汉字。
林语堂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认识到汉字复杂，重叠，繁难，字数太多，异体字太繁，非大大精简一番不可。他说，《康熙字典》收录约四万五千字，其中三万五千字是死字、假字、别体字，实为“国渣”，而不是“国粹”，不能要求现今的人们全去掌握和使用，否则不利于教育与文化普及，也不利于人们使用的方便和效率的提高，更是很难适应“今日各国竞争极烈”的时代需要，“谁愿意混，谁就灭亡，为时代淘汰”。而且他认为，“省便就是中国汉字演变的一大原则”，“文字必随时而变”，因而整理汉字是理所当然的。
整理汉字的具体宗旨是怎样的呢？他认为，整理汉字工作应该是通过“去芜存菁，清除障蔽，使这汉字更加整肃、方便与美化”，“增进书写的便利”，而且只须整理出三千五百个字来，便“尽可够用”。他之所以规定这样数目的字，是因为它们结合运用起来，可成三四十万语辞，不少于任何文明国家的语言。而且，他知道日本限定书报“常用字”只有一千八百五十字，一部《礼记》不过二千三百六十七个字，《庄子》不过三千二百多字，《三民主义》也只有两千一百三十四个字。这些事实表明，他的主张是可行的。
怎样整理汉字呢？他在《整理汉字草案》中提出了六点意见：
一、去重复累赘的字。字有正有伪，有本字，有俗字，有或字。这种字非常多。我们应取其简便者用之。
二、或体字取其简便者用之。字有本体，有俗体，有古，有今。古字省便应从古，今字省便应从今，此孔子所谓吾从周也。俗字应取其已通用而省便者。
三、加偏旁部首之字，应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汉字字数之多，皆由好用偏旁而起。一字加部首偏旁，自然更明了。但加之复加，字数便骤增起来。
四、古事古物名称不在今日行文范围者皆应删去。
五、音义相同相近的字，酌量合并。例如併合併吞，可否即作并合并吞。傍近，可否即作旁近。颁佈即作颁布。
六、笔划太繁者，须另想办法。
此外，他在《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一文中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不造新字。因为旧有的字已够重叠，不应加上新字的麻烦。
二、不走极端。中国文字，有中国文字之美。其中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所以改革汉字，也必顾到心理习惯。一切更动，全改旧观，有妨于我们的审美的享受。
三、不务求古。改革字体，求一古文根据，是极自然的事。我国人尤喜这一套。我以为古体已经通用的，不妨从古；古体生僻，于学者等于新字，平添一层麻烦。譬如“禮”字古作“礼”，已经通用，是好的。“與”字作“与”，“豐”字作“丰”也是古体，也是可取。但是“婚”字作“士昏禮”的“昏”，不能说是简便。
四、去芜存菁。汉字本不难，是因为守古太过，以致堆积下来，愈来愈繁。结果成一篇烂账。
五、统一字形。既然要去芜存菁，我们对于社会上已经通用的字，就不得不去其芜杂重复的字体。
林语堂这些整理汉字的看法发表后，曾引起台湾语言学界人士的重视，“报协”还成立了常用字整理小组，制定了三千个新闻常用字。可见，他对于台湾的汉字改革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实，林语堂有关汉字整理的意见，对于我国今后进一步实行汉字改革，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林语堂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认识到汉字复杂，重叠，繁难，字数太多，异体字太繁，非大大精简一番不可。他说，《康熙字典》收录约四万五千字，其中三万五千字是死字、假字、别体字，实为“国渣”，而不是“国粹”，不能要求现今的人们全去掌握和使用，否则不利于教育与文化普及，也不利于人们使用的方便和效率的提高，更是很难适应“今日各国竞争极烈”的时代需要，“谁愿意混，谁就灭亡，为时代淘汰”。而且他认为，“省便就是中国汉字演变的一大原则”，“文字必随时而变”，因而整理汉字是理所当然的。
整理汉字的具体宗旨是怎样的呢？他认为，整理汉字工作应该是通过“去芜存菁，清除障蔽，使这汉字更加整肃、方便与美化”，“增进书写的便利”，而且只须整理出三千五百个字来，便“尽可够用”。他之所以规定这样数目的字，是因为它们结合运用起来，可成三四十万语辞，不少于任何文明国家的语言。而且，他知道日本限定书报“常用字”只有一千八百五十字，一部《礼记》不过二千三百六十七个字，《庄子》不过三千二百多字，《三民主义》也只有两千一百三十四个字。这些事实表明，他的主张是可行的。
怎样整理汉字呢？他在《整理汉字草案》中提出了六点意见：
一、去重复累赘的字。字有正有伪，有本字，有俗字，有或字。这种字非常多。我们应取其简便者用之。
二、或体字取其简便者用之。字有本体，有俗体，有古，有今。古字省便应从古，今字省便应从今，此孔子所谓吾从周也。俗字应取其已通用而省便者。
三、加偏旁部首之字，应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汉字字数之多，皆由好用偏旁而起。一字加部首偏旁，自然更明了。但加之复加，字数便骤增起来。
四、古事古物名称不在今日行文范围者皆应删去。
五、音义相同相近的字，酌量合并。例如併合併吞，可否即作并合并吞。傍近，可否即作旁近。颁佈即作颁布。
六、笔划太繁者，须另想办法。
此外，他在《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一文中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不造新字。因为旧有的字已够重叠，不应加上新字的麻烦。
二、不走极端。中国文字，有中国文字之美。其中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所以改革汉字，也必顾到心理习惯。一切更动，全改旧观，有妨于我们的审美的享受。
三、不务求古。改革字体，求一古文根据，是极自然的事。我国人尤喜这一套。我以为古体已经通用的，不妨从古；古体生僻，于学者等于新字，平添一层麻烦。譬如“禮”字古作“礼”，已经通用，是好的。“與”字作“与”，“豐”字作“丰”也是古体，也是可取。但是“婚”字作“士昏禮”的“昏”，不能说是简便。
四、去芜存菁。汉字本不难，是因为守古太过，以致堆积下来，愈来愈繁。结果成一篇烂账。
五、统一字形。既然要去芜存菁，我们对于社会上已经通用的字，就不得不去其芜杂重复的字体。
林语堂这些整理汉字的看法发表后，曾引起台湾语言学界人士的重视，“报协”还成立了常用字整理小组，制定了三千个新闻常用字。可见，他对于台湾的汉字改革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实，林语堂有关汉字整理的意见，对于我国今后进一步实行汉字改革，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