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传记形式介绍中国文化——《苏东坡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林语堂没有回到国内，继续留在美国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林语堂这时着手写《苏东坡传》，历时三年完成，于1947年由约翰·黛公司出版。
林语堂向来对苏东坡有特别的好感，认为他“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但“吃苦吃得太多了”。因而，他1936年携家赴美时，便将有关苏东坡的资料13类124种带到美国，准备有机会时写一本书来介绍他。可以说，写《苏东坡传》，是他酝酿了多年的事情。
在写作过程中，林语堂重新阅读了苏东坡的作品及跟他的经历有关的大量材料，研究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及时代环境，尽可能地忠于史实，连苏东坡和有关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做到了有所本，并尽力突出传主苏东坡的个性特点。可是，在传记中又不乏林语堂的主观感情，使传主苏东坡成为林语堂理想化的人物。而且可以认为，整部传记充满着才情，文采斐然，以传主苏东坡为载体，融汇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使它无愧为用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一部优秀作品。因而，自它问世以后，不仅为林语堂所偏爱，而且为历来的中外读者称赞不已。
《苏东坡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描写传主苏东坡与时代政治风雨的关系。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因而，他尽力描述了王安石的变法情形和苏东坡对它所持的态度。他除了肯定王安石的个人修养好（不贪污，不好色），文章出色，思想创新，口才绝佳，是能干的行政人才外，也认为其“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某些改革措施也是好的，如青苗法“计划本身完善合理”，免役法是“最好的新政”等等。可是，他更是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是失败的，产生了“悲惨结果”。而其原因在于实行“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譬如，实施青苗法时强迫农民贷款，甚至由富人贷款后向农民放高利贷，结果给农民带来了灾难。又如实施免役法时，“政府的兴趣在税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强迫服役，比征兵更糟糕”。此外，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排斥异己，用人不当，造成严重后果。
至于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林语堂认为是反对的。譬如，苏东坡曾一再上书神宗皇帝，攻击青苗法，劝告神宗不要用权势逼人民屈服，要靠异议的健全来完善政府职能。不过，他对苏东坡批评变法带来不良现象的诗篇，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苏东坡那些诗篇对现实的讥讽和针砭是“正义的批评”，“没有人比苏东坡更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其中并没有叛变的意识，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具有蚊子叮的效果。叮几下叫人着恼；叮太多就叫人整夜睡不着”。他还指出，正因为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态度，因而一再遭贬，甚至闹出“乌台诗案”，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四个多月，险些儿被杀害。直到哲宗皇帝时代，苏东坡因为受过太后的宠爱，反对变法，又再次受到迫害，被流放岭南惠州和海南儋州。对于苏东坡的这些遭遇，他是深表同情的。
同时，《苏东坡传》把传主苏东坡描写成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政治家和诗人。林语堂认为，苏东坡是一位“巨儒政治家”，本质上是奉行忠君报国思想的。因而，他描写了苏东坡受到英宗皇后的信任之时，竭诚向她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争取“广开言路”，促使朝廷不再实行青苗法，严惩政府官员贪污和无能，减少政府冗员。同时，他也描述了苏东坡做地方官时怎样忠于职守，政绩显著。如担任徐州太守时，组织群众和御军抗洪，保住了徐州城；担任杭州太守时，完成了杭州的供水系统，建立公立医院，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热心赈灾。被贬惠州期间，则关心惠州城的改善工作，修建了两座桥，一座横越大江，一座横越惠州的湖泊，并曾建议广州太守王古用竹管将泉水引入广州供市民饮用，以减少疫病。
在林语堂看来，苏东坡并不是一个腐儒，而是一个既有济世思想又玩佛信道的“乐天才子”。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在顺境中不做政客，在逆境中又能安贫乐道，热爱生命，自得其乐，活得快慰。譬如被贬黄州时，甘心务农，愿为隐士，研究佛学和道教，学习瑜珈术和炼丹术；任杭州太守时，游遍了城里城外的一百多个寺庙，时常混迹于道士和妓女之间；受贬惠州时，更是醉心于炼丹术，信仰简朴生活和无邪思想，以求长生不朽。
第三，《苏东坡传》充分表现了传主苏东坡的个性、才华和魅力。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他爱唱反调，敢于坚持原则和自己的主张，讨厌虚伪和欺骗，对看不惯的事物总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同情人民疾苦；是一个大哲学家，儒家弟子，自然诗人，不完全是清教徒，更不愿把时光完全浪费在醇酒美人身上。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杰出的才华，是一个大文豪，大诗人，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他的中秋词，“大江东去”，“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千古绝唱，他的“士人画”具有革新精神，他所有的诗文都具有“真诚性”，单纯自然，“能取悦千秋万世的读者，超越一时的文风而留传下去”。正因为这样，他具有特殊的大魅力，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千年来都不断有人真心地崇拜他。
第四，《苏东坡传》融汇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传主苏东坡既是从政多年的政治活动家，又是多才多艺的天才；既潜心探究过儒道释哲理，又足迹遍及了大半个中国的名山大川。这就必须运用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苏东坡的风貌。实际上，书中确实运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儒道释知识，瑜珈术和炼丹术知识，诗词、美术、书法鉴赏知识，以及地理风物知识（如长江三峡的雄奇，杭州山水的秀丽，黄州、徐州、惠州和儋州等地各具特色的景物）等等。所有这些，都使这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使读者爱读和耐读，获益很大。
此外，《苏东坡传》还写了林语堂的一个独到的发现，即向来认为苏东坡有一个“不美而才高”的妹妹的说法，纯属“民间传记，并无史实根据”，但他却有一个堂妹，而且是他“初恋的对象，他至死对她柔情万缕”。
总之，《苏东坡传》是充分显示出林语堂的才华和学问的一部佳作。它有益于人们了解苏东坡和宋代的历史文化，而且至今仍能给人许多美感。
抗战胜利后，林语堂没有回到国内，继续留在美国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林语堂这时着手写《苏东坡传》，历时三年完成，于1947年由约翰·黛公司出版。
林语堂向来对苏东坡有特别的好感，认为他“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但“吃苦吃得太多了”。因而，他1936年携家赴美时，便将有关苏东坡的资料13类124种带到美国，准备有机会时写一本书来介绍他。可以说，写《苏东坡传》，是他酝酿了多年的事情。
在写作过程中，林语堂重新阅读了苏东坡的作品及跟他的经历有关的大量材料，研究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及时代环境，尽可能地忠于史实，连苏东坡和有关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做到了有所本，并尽力突出传主苏东坡的个性特点。可是，在传记中又不乏林语堂的主观感情，使传主苏东坡成为林语堂理想化的人物。而且可以认为，整部传记充满着才情，文采斐然，以传主苏东坡为载体，融汇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使它无愧为用传记形式向西方介绍我国文化的一部优秀作品。因而，自它问世以后，不仅为林语堂所偏爱，而且为历来的中外读者称赞不已。
《苏东坡传》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描写传主苏东坡与时代政治风雨的关系。林语堂认为，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因而，他尽力描述了王安石的变法情形和苏东坡对它所持的态度。他除了肯定王安石的个人修养好（不贪污，不好色），文章出色，思想创新，口才绝佳，是能干的行政人才外，也认为其“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某些改革措施也是好的，如青苗法“计划本身完善合理”，免役法是“最好的新政”等等。可是，他更是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是失败的，产生了“悲惨结果”。而其原因在于实行“变法”过程中，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譬如，实施青苗法时强迫农民贷款，甚至由富人贷款后向农民放高利贷，结果给农民带来了灾难。又如实施免役法时，“政府的兴趣在税收，人民免役的福利完全被保甲法所抵消，保甲法强迫服役，比征兵更糟糕”。此外，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排斥异己，用人不当，造成严重后果。
至于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林语堂认为是反对的。譬如，苏东坡曾一再上书神宗皇帝，攻击青苗法，劝告神宗不要用权势逼人民屈服，要靠异议的健全来完善政府职能。不过，他对苏东坡批评变法带来不良现象的诗篇，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苏东坡那些诗篇对现实的讥讽和针砭是“正义的批评”，“没有人比苏东坡更充分表达民间的疾苦”，“其中并没有叛变的意识，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具有蚊子叮的效果。叮几下叫人着恼；叮太多就叫人整夜睡不着”。他还指出，正因为苏东坡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态度，因而一再遭贬，甚至闹出“乌台诗案”，遭到逮捕并被关押了四个多月，险些儿被杀害。直到哲宗皇帝时代，苏东坡因为受过太后的宠爱，反对变法，又再次受到迫害，被流放岭南惠州和海南儋州。对于苏东坡的这些遭遇，他是深表同情的。
同时，《苏东坡传》把传主苏东坡描写成集儒道释于一身的政治家和诗人。林语堂认为，苏东坡是一位“巨儒政治家”，本质上是奉行忠君报国思想的。因而，他描写了苏东坡受到英宗皇后的信任之时，竭诚向她提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争取“广开言路”，促使朝廷不再实行青苗法，严惩政府官员贪污和无能，减少政府冗员。同时，他也描述了苏东坡做地方官时怎样忠于职守，政绩显著。如担任徐州太守时，组织群众和御军抗洪，保住了徐州城；担任杭州太守时，完成了杭州的供水系统，建立公立医院，疏通盐道，重整西湖，平抑粮价，热心赈灾。被贬惠州期间，则关心惠州城的改善工作，修建了两座桥，一座横越大江，一座横越惠州的湖泊，并曾建议广州太守王古用竹管将泉水引入广州供市民饮用，以减少疫病。
在林语堂看来，苏东坡并不是一个腐儒，而是一个既有济世思想又玩佛信道的“乐天才子”。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在顺境中不做政客，在逆境中又能安贫乐道，热爱生命，自得其乐，活得快慰。譬如被贬黄州时，甘心务农，愿为隐士，研究佛学和道教，学习瑜珈术和炼丹术；任杭州太守时，游遍了城里城外的一百多个寺庙，时常混迹于道士和妓女之间；受贬惠州时，更是醉心于炼丹术，信仰简朴生活和无邪思想，以求长生不朽。
第三，《苏东坡传》充分表现了传主苏东坡的个性、才华和魅力。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他爱唱反调，敢于坚持原则和自己的主张，讨厌虚伪和欺骗，对看不惯的事物总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同情人民疾苦；是一个大哲学家，儒家弟子，自然诗人，不完全是清教徒，更不愿把时光完全浪费在醇酒美人身上。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杰出的才华，是一个大文豪，大诗人，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他的中秋词，“大江东去”，“十年生死两茫茫”是千古绝唱，他的“士人画”具有革新精神，他所有的诗文都具有“真诚性”，单纯自然，“能取悦千秋万世的读者，超越一时的文风而留传下去”。正因为这样，他具有特殊的大魅力，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千年来都不断有人真心地崇拜他。
第四，《苏东坡传》融汇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传主苏东坡既是从政多年的政治活动家，又是多才多艺的天才；既潜心探究过儒道释哲理，又足迹遍及了大半个中国的名山大川。这就必须运用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才能真切地表现出苏东坡的风貌。实际上，书中确实运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儒道释知识，瑜珈术和炼丹术知识，诗词、美术、书法鉴赏知识，以及地理风物知识（如长江三峡的雄奇，杭州山水的秀丽，黄州、徐州、惠州和儋州等地各具特色的景物）等等。所有这些，都使这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使读者爱读和耐读，获益很大。
此外，《苏东坡传》还写了林语堂的一个独到的发现，即向来认为苏东坡有一个“不美而才高”的妹妹的说法，纯属“民间传记，并无史实根据”，但他却有一个堂妹，而且是他“初恋的对象，他至死对她柔情万缕”。
总之，《苏东坡传》是充分显示出林语堂的才华和学问的一部佳作。它有益于人们了解苏东坡和宋代的历史文化，而且至今仍能给人许多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