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
林语堂在美国，一直自觉地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宣传抗战。至1942和1943年，他又分别出版了《中国与印度的智慧》和《啼笑皆非》两书。
《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一书，由蓝登书屋出版。这本书介绍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经典，诸如老子《道德经》、《庄子》、《中庸》、《论语》及《诗经》等等。全书长达一千余页。这是林语堂继编写《孔子的智慧》之后，向西方介绍儒家和道家作品的一本重要的书。
《啼笑皆非》，则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它是一本政论著作，曾风行一时，成为美国1943年最畅销书之一。它不仅具有异常强烈的政论性，而且充满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
该书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林语堂愤激地批评美、英对华的错误态度。他表示：“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因而，他一口气诉说了它们的七大错误。一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一直运送汽油和废铁去东京，使日本人轰炸中国妇孺，而罗斯福却宣称他们的“政策成功”。二是英国政府无意用自己的军队去保卫缅甸，又不肯让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以致日军占领了缅甸，使援华物资无法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三是英国在印度和缅甸扣留根据租借法案要交给中国的物资。四是滇缅公路被封锁之后，美国不肯供给中国适当的空中运输工具。五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到华盛顿提供情报和协同拟具共同作战计划时，受到了冷遇。六是诬蔑中国为“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囤积供应物资”，不给中国军事援助，使中国受到伤害和侮辱。七是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开会竟将作为盟国的中国排斥在外，却又说是因为斯大林反对中国参加。林语堂之所以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和英国的对华错误态度，目的是为了“打破封锁供应中国物资的华盛顿坚壁”，以便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同时，林语堂尖锐地批评了西方国家想由白种人统治世界的企图。他指出，它们奉行“物质主义”，“强权政治”，“地缘政治”，正是为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物质主义”在“控制着所有的战后计划”，“如果强权政治的概念一直不改变……我们的子孙必然还要流血”，而所谓地缘政治则是“征服世界及世界斗争的政治，有意的将政治建立在地理战略观念上”。可是，他断言它们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亚洲的出现简直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之末日”。
此外，林语堂用儒、道哲学探讨了世界和平问题。他有感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祸害，认为“人民需要和平”，提出了一种“和平的哲学”。他说：
和平就是一个极现实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有一种哲学使我们相信和平是积极的，而不仅是免除冲突和战争——一种消极的理想。和平是富足，是生长，运动，行动和生活。和平与谐和一样自然，因为那是人们的正常方式，人们反对战争正如直觉的反对音乐的不调和一般。所以家庭和平，国内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都不能十分不同——那只是社会关系的谐和。
鉴于对和平的认识，林语堂认为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哲学原素。诸如老子的知足和不争哲理有益于各国之间不打仗，孔子强调的礼乐治国有助于“大顺”的世界和平，孟子的人类天性善良论有益于发扬人类的共同尊严和平等，等等。显然，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有不少对人类和平大为有益的哲理，有必要加以继承和弘扬。
可以认为，《啼笑皆非》反映了林语堂的政治观和哲学观的某些重要方面，因而具有一定的价值。
《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一书，由蓝登书屋出版。这本书介绍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经典，诸如老子《道德经》、《庄子》、《中庸》、《论语》及《诗经》等等。全书长达一千余页。这是林语堂继编写《孔子的智慧》之后，向西方介绍儒家和道家作品的一本重要的书。
《啼笑皆非》，则由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它是一本政论著作，曾风行一时，成为美国1943年最畅销书之一。它不仅具有异常强烈的政论性，而且充满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
该书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林语堂愤激地批评美、英对华的错误态度。他表示：“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因而，他一口气诉说了它们的七大错误。一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一直运送汽油和废铁去东京，使日本人轰炸中国妇孺，而罗斯福却宣称他们的“政策成功”。二是英国政府无意用自己的军队去保卫缅甸，又不肯让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以致日军占领了缅甸，使援华物资无法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三是英国在印度和缅甸扣留根据租借法案要交给中国的物资。四是滇缅公路被封锁之后，美国不肯供给中国适当的空中运输工具。五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到华盛顿提供情报和协同拟具共同作战计划时，受到了冷遇。六是诬蔑中国为“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囤积供应物资”，不给中国军事援助，使中国受到伤害和侮辱。七是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开会竟将作为盟国的中国排斥在外，却又说是因为斯大林反对中国参加。林语堂之所以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和英国的对华错误态度，目的是为了“打破封锁供应中国物资的华盛顿坚壁”，以便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同时，林语堂尖锐地批评了西方国家想由白种人统治世界的企图。他指出，它们奉行“物质主义”，“强权政治”，“地缘政治”，正是为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物质主义”在“控制着所有的战后计划”，“如果强权政治的概念一直不改变……我们的子孙必然还要流血”，而所谓地缘政治则是“征服世界及世界斗争的政治，有意的将政治建立在地理战略观念上”。可是，他断言它们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亚洲的出现简直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之末日”。
此外，林语堂用儒、道哲学探讨了世界和平问题。他有感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祸害，认为“人民需要和平”，提出了一种“和平的哲学”。他说：
和平就是一个极现实的生活条件……我们必须有一种哲学使我们相信和平是积极的，而不仅是免除冲突和战争——一种消极的理想。和平是富足，是生长，运动，行动和生活。和平与谐和一样自然，因为那是人们的正常方式，人们反对战争正如直觉的反对音乐的不调和一般。所以家庭和平，国内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都不能十分不同——那只是社会关系的谐和。
鉴于对和平的认识，林语堂认为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哲学原素。诸如老子的知足和不争哲理有益于各国之间不打仗，孔子强调的礼乐治国有助于“大顺”的世界和平，孟子的人类天性善良论有益于发扬人类的共同尊严和平等，等等。显然，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有不少对人类和平大为有益的哲理，有必要加以继承和弘扬。
可以认为，《啼笑皆非》反映了林语堂的政治观和哲学观的某些重要方面，因而具有一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