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活的艺术》的内涵
《生活的艺术》能够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它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从总的方面而言，可以说它提出了一个对人类生活带有根本意义的哲学命题，即人类应该享受生命。林语堂在书中指出：“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飘渺的，人类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飘渺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尤其是现代工业生活速度“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样困苦，那样紧张”。因而，他认为人们“应该把生活加以调整，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些说法，显然是对人生所作的既超越又实际的哲理思考。有人认为，“特别是《生活的艺术》，本身也就是一本作者对中西文化人生探讨的思想性的艺术作品”。这无疑是有见地的。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快乐而幸福呢？对于这一异常庞大而复杂的命题，林语堂自然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全面而深入的探究，他只是提供了他自己所能理解到的某些认识。正如他说的，“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及的经验”。其实，他所提供的就是主张东西文化融合和互补。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发达造成机械工业的日益发展，物质生活愈来愈丰富，可是，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缺陷。他曾说：
老实说，我从1920年后，我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个进步。可是现在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尤里披第型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我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
可见，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跟胡适一些人主张中国必须全盘西化显然不同，跟辜鸿铭、林纾、吴宓等人认为中国应该复古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更为可贵的是，当林语堂洞察到东西文明各有长处和不足时，进一步提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主张。他说：
我不晓得将来东西文明是否会沟通起来，可是在事实上，现在的东西文明已经联起来了。如将来交通更进步，现代的文明更能远布时，它们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二种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学。至于东方哲学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这一个问题，无人敢去预言。
在这里，我们无须去苛求他的说法是否完善，周全，而只从他能用明确的语言来肯定东西方文化“沟通”，并主张东西文化“融合”，就可以说已表现出一种哲人的远见卓识了。他这一东西文化融合论，无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体现了现代东西方人的自觉追求，对现代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然，林语堂写作这书的角度并不是全面探讨怎样实现东西文化融合的问题，而主要是总结和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闲适哲学”，并希望它能与现代西方文明相融合，从而有益于现代人的生活。正如他说的：“我只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慧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代时代里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因而，介绍“闲适哲学”便成为这书的主旨内容。
什么是“闲适哲学”？林语堂说：
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
我也许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个派别的哲学。这种哲学比孔子和老子的更伟大，因为它是超越这两种哲学家以及其他的哲学家的；它由这些思想的源泉里吸收资料，把它们融合调和成一个整体；它从他们智慧的抽象轮廓，造出一种实际的生活艺术，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见，触得到，并且能够了解。拿全部的中国文学和哲学观察一过后，我深深地觉得那种对人生能够尽量的享受，和聪慧的醒悟哲学，便是他们的共同福音和教训——就是中国民族思想最恒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叠句唱词。
确实，这种“闲适哲学”既不是单纯道家的，更不是只属儒家的，而是跟两者都有关系，是它们相融合的产物。林语堂认为，道家的玩世主义有其合理的因素，如庄子发现了“自我”，老子的玩世、装愚和潜隐“违背传统的习惯”，“可以减低紧张的生活”，但它是叫人完全逃避现实环境的哲学，是“消极的人生观”，“终究是拙劣的”。因而，它不可能成为大众所崇拜的流行思想，中华民族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依旧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依旧相信财富、名誉、权力，肯为国家服役。因为“如若不是这样，人类生活便不能维持下去”。而儒家哲学，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它叫人“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人类的寿命有限，“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地过快乐的生活”。他还认为，“儒家和道家的对比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这两种学说，只是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个极端的理论之间，还有着许多中间理论”。正因为这样，便可以认为“闲适哲学”是从儒家、道家这两种“极端的理论”甚至其他“中间理论”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因素，从而形成超越于它们的一种人生哲学。
林语堂为什么提倡这种“闲适哲学”呢？这是因为他认为有益于人们的生活。他曾一再为人们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而发出感叹：“人们为了生活而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要活下去而烦虑到头发发白，甚至忘掉游息”，“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美点，不能得到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因而，他认为“机械的文明终于使我们很快地趋近于悠闲的时代，环境也将使我们必须少做工作而多过游玩的生活……当物质环境渐渐改善了，疾病灭绝了，穷困减少了，人寿延长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时候，人类决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匆忙”，“我们有了闲暇，方能感到生活的兴趣”。而且他还指出，“闲适哲学”并不是只为有产阶级者设造的，而是“根本是平民化的”，即为普通人所需要的。因为适当的闲适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并不富足也能享受到的。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徒步漫游欧洲，心胸里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口袋里却不名一文。
那么，“闲适哲学”的具体表现形态是怎样的呢？林语堂通过观察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闲适哲学”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譬如：
“中庸生活”。林语堂认为，生活的最高典型是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而所谓“中庸生活”，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叫人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保留原有快乐的本性，在适中的生活中得到快乐。即：“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的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者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的一半被录用一半退回——总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他还用李密庵的《半半歌》来表达这种生活理想：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无用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林语堂之所以把这种“中庸生活”看作为最理想的生活，是认为它是“最近人情”的，能使人们的精神达到“最为快乐”的状态。而且他以为，陶渊明正是享有这种快乐的“最和谐最完善的人物”。他说，陶渊明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自然敬畏，会使那些较聪明与熟识世故的人自惭形秽。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协调起来。他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因而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般那么自然而和谐。也许有人以为他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
悠闲生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具有喜爱悠闲生活的习性。这是由于酷爱人生所产生的，也是受了道家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结果。但那些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这种悠闲生活的快乐，倒是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把自己的灵魂和人格看得比名利事业更要紧的人，才真正懂得它的乐趣。他们卑视世俗功名，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崇尚简朴的生活，有丰富的心灵。如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以为人生不应麻烦到“心为形役”的境地。像美国那样过于讲究效率，便使人连享受有限的悠闲的乐趣也失掉了，“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样困苦，那样紧张”，“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因而，他主张现代人应适当调整生活节奏，在繁忙中有所悠闲。这是人生的需要，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快乐。
家庭生活。林语堂认为，家庭的快乐，即夫妻父母子女关系的快乐，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快乐。那种西方流行的独身主义是文明的畸形产物，“不婚嫁，无子媳，拟从事业或个人成就之中寻求充足满意生活的替代物”，是愚笨可笑的，应该吐弃。至于那种过分注意女人身体上的性吸引力（甚至“女人可以剥光了去供商业性的开拓”），则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女性有成为玩物的危险，并导致“家庭理想的必须性常易于被人们所忘却”。跟西方这些现象相比，林语堂以为中国式的家庭生活理想是有益于人类生活的。中国家庭生活理想始于儒教，孔子就“非常的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在中国式的家庭里，“人们须经过童年、成人和老年。这几个时期先由别人养育他，再由他人去养育别人，最后于老年时重复由别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别人，受别人的指挥，等到成人以后，他便渐渐的受人尊奉，指挥别人。……女人在连续不断的家庭生活中不单是个妆饰品或玩具，也不单是个妻，而实是这株家庭大树的一个关系生存的必须的分子”。因而，生活在这种家庭方式之中是合乎人生实际需要的。此外在中国式的家庭里，老年人能受到家人的尊重和扶养，远比西方人年老时独个儿住旅馆要好得多。林语堂很有意思地说：“凡是年老的人，如可能的话，都应该到中国去居住。因为在那里，哪怕是白发龙钟的乞丐，他讨起饭来也比别人容易些。”可见，林语堂通过中西生活方式的比较，认定中国式的家庭生活是较为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
日常生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也能给人带来快乐。小至如蜷腿侧卧，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的乐事之一。坐椅亦应以舒服为上，不宜以恭敬为主，因而椅脚以短些为好，像中国的红木座椅乃至皇帝宝座坐起来都并不使人觉得舒服。烹茶则是一种重要的生活享受，但应注意十条技术：
第一，茶味娇嫩，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物事，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第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在潮湿的季节中，备用的茶叶须贮于小锡罐中，其余则另贮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时不可开启，如若发霉，则须在文火上微烘，一面用扇子轻轻挥煽，以免茶叶变黄或变色；第三，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因为本属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过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柠檬、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饮茶半分钟后，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第八，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须一概摒除，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代代花，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应如婴孩身上一般的带着“奶花香”。
这十条，实际上是中国茶文化的精心总结。饮酒也可以助人快乐，甚至有助于人们的创作力，但不应“强行劝酒以取乐”。食品更是人生的第一享受，应做到新鲜、可口和火候适宜。住房对人们生活颇为重要，如要住得舒适，周围应有一定的空地，能看到自然景色，居室应以“自在”为主。
享受大自然。林语堂认为，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一种重要的生活艺术，而且因各人的情性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乐趣，甚至有一种化积效验，能使人清心净虑，精神愉悦。可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却愈来愈把大自然推出人们的生活之外了。因而，他提出了“怎样去要回大自然和将大自然引进人类的生活里边”的问题，并介绍了中国人爱石、爱树木和爱花的审美意识。
他说，中国人之所以爱石，是因为有一种基本的观念，即“石是伟大的，坚固的，暗示一种永久性。它们是幽静的、不能移动的，如大英雄一般的具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它们也是自立的，如隐士的脱离尘世。它们也是长寿的……最重要的是从艺术观点看起来，它们就是魁伟雄奇、峥嵘古雅的模范。此外还有所谓‘危’的感想，三百尺高的壁立风巉岩总是奇景，即因它暗示着一个‘危’字。中国人之所以喜爱松树、柏树、梅树、竹和柳树等树木，是因为松树雄伟，象征行为高尚，柏树也以雄奇见称，梅树尤为象征品质的高洁，竹能给人温和感受，杨柳则象征女性的绝色美丽。中国人之所以爱花，也是因为能给人多种多样的精神陶冶。如牡丹以浓艳见长，象征富贵；兰花香味文静，象征幽雅；梅花清瘦见称，象征隐逸清苦；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象征贤人；等等”。类似这样一些审美意识，显然都是继承了传统的美学观念，而且对现代人仍然有益的。
旅游生活。林语堂认为，旅游对人生是有益的。但现代导游的旅游，为了取得谈话资料的旅游，和预定了游览程序的旅游，都不是完美的。旅游的真正动机应是“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以求忘却一切”的。“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所以这一类旅行家每喜欢到阒无人迹的山中去，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乐。”这样的主张，显然是为了旅游时能够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情趣。
文化生活。林语堂认为，文化生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教育和文化活动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知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因而必须注重于培养对事物的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胆力，不可舍此而片面地追求所谓的“博学”。他赞赏孔子提倡的思考精神，即所谓“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批评现代教育“偏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为教育的本身目标”。“机械式的大小考试，为害之大，远过于我们所能想见。”这可谓切中了现代教育的弊端。他也欣赏庄子说的“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话，并以为寻求知识“终不过是像去发现一个新大陆，‘一个心灵的探险行为’。我们如用一种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险性的心胸去维持这种探索精神，则这种寻求行为便永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了，我们应该舍弃那种规定的、划一的、被动的强记事实的方法，而将这种积极的滋长的个人快乐为理想目标”。这样强调探索精神能使人感到快乐，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艺术创作，他则认为是作家个性的表现，是艺术家灵魂的自然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最富有意义的即是技巧之外的个性。如缺少这个性，便成了死的东西。这不论怎样高明的技巧都无法弥补的。因而，他反对商业式的艺术和政治式的艺术，认为它们都会妨碍或扼杀艺术个性的表现。
以上所说的，便是林语堂提倡的“闲适哲学”的主要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从人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力挖掘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等哲学的有关内涵，而且融入了他个人的见解的。表面看来，这种“闲适哲学”是跟搏击生活的进取精神截然不同的，但它毕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遗产之一，而且是可以作为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因而，不宜简单地否定它，重要的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
自然，林语堂在谈论“闲适哲学”时也存在某些局限性。诸如未能看到社会解放是人们过上“闲适”生活的前提条件，把“中庸生活”看作为生活的最高模式，鼓吹用幽默来拯救世界和平，过分欣赏封建时代文人学士的消闲意识，等等。但他并非一味提倡封建士大夫的玩世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恰恰相反，他倒是对它们有所否定的。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快乐而幸福呢？对于这一异常庞大而复杂的命题，林语堂自然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全面而深入的探究，他只是提供了他自己所能理解到的某些认识。正如他说的，“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及的经验”。其实，他所提供的就是主张东西文化融合和互补。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发达造成机械工业的日益发展，物质生活愈来愈丰富，可是，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缺陷。他曾说：
老实说，我从1920年后，我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个进步。可是现在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尤里披第型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我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
可见，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明，跟胡适一些人主张中国必须全盘西化显然不同，跟辜鸿铭、林纾、吴宓等人认为中国应该复古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更为可贵的是，当林语堂洞察到东西文明各有长处和不足时，进一步提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主张。他说：
我不晓得将来东西文明是否会沟通起来，可是在事实上，现在的东西文明已经联起来了。如将来交通更进步，现代的文明更能远布时，它们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二种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学。至于东方哲学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这一个问题，无人敢去预言。
在这里，我们无须去苛求他的说法是否完善，周全，而只从他能用明确的语言来肯定东西方文化“沟通”，并主张东西文化“融合”，就可以说已表现出一种哲人的远见卓识了。他这一东西文化融合论，无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体现了现代东西方人的自觉追求，对现代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然，林语堂写作这书的角度并不是全面探讨怎样实现东西文化融合的问题，而主要是总结和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闲适哲学”，并希望它能与现代西方文明相融合，从而有益于现代人的生活。正如他说的：“我只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慧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代时代里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因而，介绍“闲适哲学”便成为这书的主旨内容。
什么是“闲适哲学”？林语堂说：
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
我也许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个派别的哲学。这种哲学比孔子和老子的更伟大，因为它是超越这两种哲学家以及其他的哲学家的；它由这些思想的源泉里吸收资料，把它们融合调和成一个整体；它从他们智慧的抽象轮廓，造出一种实际的生活艺术，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见，触得到，并且能够了解。拿全部的中国文学和哲学观察一过后，我深深地觉得那种对人生能够尽量的享受，和聪慧的醒悟哲学，便是他们的共同福音和教训——就是中国民族思想最恒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叠句唱词。
确实，这种“闲适哲学”既不是单纯道家的，更不是只属儒家的，而是跟两者都有关系，是它们相融合的产物。林语堂认为，道家的玩世主义有其合理的因素，如庄子发现了“自我”，老子的玩世、装愚和潜隐“违背传统的习惯”，“可以减低紧张的生活”，但它是叫人完全逃避现实环境的哲学，是“消极的人生观”，“终究是拙劣的”。因而，它不可能成为大众所崇拜的流行思想，中华民族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依旧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依旧相信财富、名誉、权力，肯为国家服役。因为“如若不是这样，人类生活便不能维持下去”。而儒家哲学，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它叫人“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人类的寿命有限，“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地过快乐的生活”。他还认为，“儒家和道家的对比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这两种学说，只是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个极端的理论之间，还有着许多中间理论”。正因为这样，便可以认为“闲适哲学”是从儒家、道家这两种“极端的理论”甚至其他“中间理论”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因素，从而形成超越于它们的一种人生哲学。
林语堂为什么提倡这种“闲适哲学”呢？这是因为他认为有益于人们的生活。他曾一再为人们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而发出感叹：“人们为了生活而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要活下去而烦虑到头发发白，甚至忘掉游息”，“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美点，不能得到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因而，他认为“机械的文明终于使我们很快地趋近于悠闲的时代，环境也将使我们必须少做工作而多过游玩的生活……当物质环境渐渐改善了，疾病灭绝了，穷困减少了，人寿延长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时候，人类决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匆忙”，“我们有了闲暇，方能感到生活的兴趣”。而且他还指出，“闲适哲学”并不是只为有产阶级者设造的，而是“根本是平民化的”，即为普通人所需要的。因为适当的闲适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并不富足也能享受到的。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徒步漫游欧洲，心胸里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口袋里却不名一文。
那么，“闲适哲学”的具体表现形态是怎样的呢？林语堂通过观察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闲适哲学”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譬如：
“中庸生活”。林语堂认为，生活的最高典型是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而所谓“中庸生活”，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叫人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保留原有快乐的本性，在适中的生活中得到快乐。即：“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的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者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的一半被录用一半退回——总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他还用李密庵的《半半歌》来表达这种生活理想：
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无用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林语堂之所以把这种“中庸生活”看作为最理想的生活，是认为它是“最近人情”的，能使人们的精神达到“最为快乐”的状态。而且他以为，陶渊明正是享有这种快乐的“最和谐最完善的人物”。他说，陶渊明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自然敬畏，会使那些较聪明与熟识世故的人自惭形秽。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协调起来。他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因而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般那么自然而和谐。也许有人以为他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
悠闲生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具有喜爱悠闲生活的习性。这是由于酷爱人生所产生的，也是受了道家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结果。但那些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这种悠闲生活的快乐，倒是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把自己的灵魂和人格看得比名利事业更要紧的人，才真正懂得它的乐趣。他们卑视世俗功名，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崇尚简朴的生活，有丰富的心灵。如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以为人生不应麻烦到“心为形役”的境地。像美国那样过于讲究效率，便使人连享受有限的悠闲的乐趣也失掉了，“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样困苦，那样紧张”，“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因而，他主张现代人应适当调整生活节奏，在繁忙中有所悠闲。这是人生的需要，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快乐。
家庭生活。林语堂认为，家庭的快乐，即夫妻父母子女关系的快乐，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快乐。那种西方流行的独身主义是文明的畸形产物，“不婚嫁，无子媳，拟从事业或个人成就之中寻求充足满意生活的替代物”，是愚笨可笑的，应该吐弃。至于那种过分注意女人身体上的性吸引力（甚至“女人可以剥光了去供商业性的开拓”），则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女性有成为玩物的危险，并导致“家庭理想的必须性常易于被人们所忘却”。跟西方这些现象相比，林语堂以为中国式的家庭生活理想是有益于人类生活的。中国家庭生活理想始于儒教，孔子就“非常的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在中国式的家庭里，“人们须经过童年、成人和老年。这几个时期先由别人养育他，再由他人去养育别人，最后于老年时重复由别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别人，受别人的指挥，等到成人以后，他便渐渐的受人尊奉，指挥别人。……女人在连续不断的家庭生活中不单是个妆饰品或玩具，也不单是个妻，而实是这株家庭大树的一个关系生存的必须的分子”。因而，生活在这种家庭方式之中是合乎人生实际需要的。此外在中国式的家庭里，老年人能受到家人的尊重和扶养，远比西方人年老时独个儿住旅馆要好得多。林语堂很有意思地说：“凡是年老的人，如可能的话，都应该到中国去居住。因为在那里，哪怕是白发龙钟的乞丐，他讨起饭来也比别人容易些。”可见，林语堂通过中西生活方式的比较，认定中国式的家庭生活是较为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
日常生活。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也能给人带来快乐。小至如蜷腿侧卧，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的乐事之一。坐椅亦应以舒服为上，不宜以恭敬为主，因而椅脚以短些为好，像中国的红木座椅乃至皇帝宝座坐起来都并不使人觉得舒服。烹茶则是一种重要的生活享受，但应注意十条技术：
第一，茶味娇嫩，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物事，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第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在潮湿的季节中，备用的茶叶须贮于小锡罐中，其余则另贮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时不可开启，如若发霉，则须在文火上微烘，一面用扇子轻轻挥煽，以免茶叶变黄或变色；第三，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因为本属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过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柠檬、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饮茶半分钟后，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第八，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须一概摒除，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代代花，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应如婴孩身上一般的带着“奶花香”。
这十条，实际上是中国茶文化的精心总结。饮酒也可以助人快乐，甚至有助于人们的创作力，但不应“强行劝酒以取乐”。食品更是人生的第一享受，应做到新鲜、可口和火候适宜。住房对人们生活颇为重要，如要住得舒适，周围应有一定的空地，能看到自然景色，居室应以“自在”为主。
享受大自然。林语堂认为，享受大自然的美好是一种重要的生活艺术，而且因各人的情性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乐趣，甚至有一种化积效验，能使人清心净虑，精神愉悦。可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却愈来愈把大自然推出人们的生活之外了。因而，他提出了“怎样去要回大自然和将大自然引进人类的生活里边”的问题，并介绍了中国人爱石、爱树木和爱花的审美意识。
他说，中国人之所以爱石，是因为有一种基本的观念，即“石是伟大的，坚固的，暗示一种永久性。它们是幽静的、不能移动的，如大英雄一般的具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它们也是自立的，如隐士的脱离尘世。它们也是长寿的……最重要的是从艺术观点看起来，它们就是魁伟雄奇、峥嵘古雅的模范。此外还有所谓‘危’的感想，三百尺高的壁立风巉岩总是奇景，即因它暗示着一个‘危’字。中国人之所以喜爱松树、柏树、梅树、竹和柳树等树木，是因为松树雄伟，象征行为高尚，柏树也以雄奇见称，梅树尤为象征品质的高洁，竹能给人温和感受，杨柳则象征女性的绝色美丽。中国人之所以爱花，也是因为能给人多种多样的精神陶冶。如牡丹以浓艳见长，象征富贵；兰花香味文静，象征幽雅；梅花清瘦见称，象征隐逸清苦；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象征贤人；等等”。类似这样一些审美意识，显然都是继承了传统的美学观念，而且对现代人仍然有益的。
旅游生活。林语堂认为，旅游对人生是有益的。但现代导游的旅游，为了取得谈话资料的旅游，和预定了游览程序的旅游，都不是完美的。旅游的真正动机应是“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以求忘却一切”的。“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所以这一类旅行家每喜欢到阒无人迹的山中去，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乐。”这样的主张，显然是为了旅游时能够无拘无束，轻松自由，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情趣。
文化生活。林语堂认为，文化生活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教育和文化活动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知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因而必须注重于培养对事物的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和胆力，不可舍此而片面地追求所谓的“博学”。他赞赏孔子提倡的思考精神，即所谓“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批评现代教育“偏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为教育的本身目标”。“机械式的大小考试，为害之大，远过于我们所能想见。”这可谓切中了现代教育的弊端。他也欣赏庄子说的“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话，并以为寻求知识“终不过是像去发现一个新大陆，‘一个心灵的探险行为’。我们如用一种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险性的心胸去维持这种探索精神，则这种寻求行为便永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了，我们应该舍弃那种规定的、划一的、被动的强记事实的方法，而将这种积极的滋长的个人快乐为理想目标”。这样强调探索精神能使人感到快乐，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艺术创作，他则认为是作家个性的表现，是艺术家灵魂的自然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最富有意义的即是技巧之外的个性。如缺少这个性，便成了死的东西。这不论怎样高明的技巧都无法弥补的。因而，他反对商业式的艺术和政治式的艺术，认为它们都会妨碍或扼杀艺术个性的表现。
以上所说的，便是林语堂提倡的“闲适哲学”的主要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从人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尽力挖掘并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等哲学的有关内涵，而且融入了他个人的见解的。表面看来，这种“闲适哲学”是跟搏击生活的进取精神截然不同的，但它毕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遗产之一，而且是可以作为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因而，不宜简单地否定它，重要的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
自然，林语堂在谈论“闲适哲学”时也存在某些局限性。诸如未能看到社会解放是人们过上“闲适”生活的前提条件，把“中庸生活”看作为生活的最高模式，鼓吹用幽默来拯救世界和平，过分欣赏封建时代文人学士的消闲意识，等等。但他并非一味提倡封建士大夫的玩世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恰恰相反，他倒是对它们有所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