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旅美之初
林语堂及其一家赴美途中，曾在日本横滨、夏威夷等地参观，游览，历时四十天后，才于1936年9月初抵达美国。
他们抵美后，先是住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乡间的赛珍珠家里。那时，赛珍珠刚与第二个丈夫华尔希结婚不久，他们拥有一大片土地，经济宽裕，过着颇为惬意的日子。他们对于林语堂的到来，自然是高兴和欢迎的。林语堂住在他们家里，一时倒也自在，并饱尝了异国村居的风味。该处地形起伏有变化，风景殊佳，树木尤多，除有榆树、槭树外，还有杨柳，到处绿得可爱。而且赛珍珠别墅后面是一片苹果园，不远处又有一条河。因而，他感到口干时可以往园中摘苹果，兴趣来时又可到河里去捉鱼虾。但他并不想在赛珍珠家里长住，打算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与小孩赤足遨游山水，以练练身体。可惜那里没有一间中国饭店，也看不到听不着纽约的戏剧、美术和音乐，深感不便。于是，在赛珍珠家里未住满一个月，他便在纽约中央公园西边一幢老楼房的七楼上租了一套公寓居住。
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后，林语堂逐渐与文艺界人士有了接触。先后认识了戏剧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德国小说家托玛斯·曼（Thomas Mann）、舞蹈家邓肯（Isadora Duncan）、女诗人末莱（Edna St·vincent Millay）、女明星姬希（Lilian Gish）、戏剧评论家那森（George Nathan）、作家及书评家卡罗·范多伦（Carl Van Doren）、诗人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莱克·范多伦（Nark Van Doren）、摄影家范凡克顿（Cark Van Vechten）、华裔女明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等。这些在美国文艺界有影响的人士，都将林语堂看作颇具个性和才华的东方学者。林语堂与他们的交往中，增加了对美国和西方文化的了解和体验。
10月5日，林语堂应美国书籍出版者协会的邀请，在洛克菲勒中心举行的第一届全美书展演讲会上作讲演。这是他旅美后的第一次公开讲演，那天，他身穿长袍，风度潇洒，显现出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个性，并以风趣的语言讲自己的写作经验和人生观。讲演的最后几句和举止，更是别开生面。他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讲，讲完就走。”说完，他不等听讲的女士太太们举手发问，便挥了挥他的长袖子，飘然而去。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天，林语堂见Herald-Tribune电讯，大为惊愕，并立即告知友人。对于鲁迅的早逝，他是惋惜的，并浮想联翩。他特地写了《悼鲁迅》一文，回顾了自己与鲁迅的交往，表示他是“始终敬鲁迅”的，并赞扬鲁迅是一个坚强不屈的战士……
跟美国社会接触了一些时间后，林语堂于10月下旬写了《抵美印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畅谈了抵美后的感受。他认为，“美国未必是罪恶的渊薮，亦不准是机械文明的福地，却只是个尚可过得去的，而将来也许能使人们更可比较安乐的文明而已。”“如今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共产主义国家，机械之数量总都日渐增多；工作与闲暇之分配二点，总将同为二种主义所注意之焦点。而‘闲暇’必成为各种文明的中心问题。可见机械文明并无多大错处，而美国就站在这个文明的最前头。”他也认为，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乃至待人接物等方面有较高的文明礼貌。他更是赞赏美国有言论出版自由。譬如有一个剧作可以讽刺政府机关，称它是“中央浪费委员会”。但他对美国的所谓“民主政体”却很不以为然。他说，一般平民根本不可能执政。所谓总统选举，“便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间，谁最能向人民说谎而已；谁说得高明，便由谁来当总统”。这些说法，表现了林语堂喜欢自由发表议论的个性特点。
12月19日，林语堂又应美国几个团体的邀请，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公开讨论会。他在会上发表了讲演，认为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否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的说法，并预言这件事的结局将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张学良不久会释放蒋介石，还会陪同他回到南京去。他的这些见解，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场上不时发出一阵阵掌声。而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
他们抵美后，先是住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乡间的赛珍珠家里。那时，赛珍珠刚与第二个丈夫华尔希结婚不久，他们拥有一大片土地，经济宽裕，过着颇为惬意的日子。他们对于林语堂的到来，自然是高兴和欢迎的。林语堂住在他们家里，一时倒也自在，并饱尝了异国村居的风味。该处地形起伏有变化，风景殊佳，树木尤多，除有榆树、槭树外，还有杨柳，到处绿得可爱。而且赛珍珠别墅后面是一片苹果园，不远处又有一条河。因而，他感到口干时可以往园中摘苹果，兴趣来时又可到河里去捉鱼虾。但他并不想在赛珍珠家里长住，打算住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与小孩赤足遨游山水，以练练身体。可惜那里没有一间中国饭店，也看不到听不着纽约的戏剧、美术和音乐，深感不便。于是，在赛珍珠家里未住满一个月，他便在纽约中央公园西边一幢老楼房的七楼上租了一套公寓居住。
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后，林语堂逐渐与文艺界人士有了接触。先后认识了戏剧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德国小说家托玛斯·曼（Thomas Mann）、舞蹈家邓肯（Isadora Duncan）、女诗人末莱（Edna St·vincent Millay）、女明星姬希（Lilian Gish）、戏剧评论家那森（George Nathan）、作家及书评家卡罗·范多伦（Carl Van Doren）、诗人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莱克·范多伦（Nark Van Doren）、摄影家范凡克顿（Cark Van Vechten）、华裔女明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等。这些在美国文艺界有影响的人士，都将林语堂看作颇具个性和才华的东方学者。林语堂与他们的交往中，增加了对美国和西方文化的了解和体验。
10月5日，林语堂应美国书籍出版者协会的邀请，在洛克菲勒中心举行的第一届全美书展演讲会上作讲演。这是他旅美后的第一次公开讲演，那天，他身穿长袍，风度潇洒，显现出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个性，并以风趣的语言讲自己的写作经验和人生观。讲演的最后几句和举止，更是别开生面。他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讲，讲完就走。”说完，他不等听讲的女士太太们举手发问，便挥了挥他的长袖子，飘然而去。
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天，林语堂见Herald-Tribune电讯，大为惊愕，并立即告知友人。对于鲁迅的早逝，他是惋惜的，并浮想联翩。他特地写了《悼鲁迅》一文，回顾了自己与鲁迅的交往，表示他是“始终敬鲁迅”的，并赞扬鲁迅是一个坚强不屈的战士……
跟美国社会接触了一些时间后，林语堂于10月下旬写了《抵美印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畅谈了抵美后的感受。他认为，“美国未必是罪恶的渊薮，亦不准是机械文明的福地，却只是个尚可过得去的，而将来也许能使人们更可比较安乐的文明而已。”“如今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共产主义国家，机械之数量总都日渐增多；工作与闲暇之分配二点，总将同为二种主义所注意之焦点。而‘闲暇’必成为各种文明的中心问题。可见机械文明并无多大错处，而美国就站在这个文明的最前头。”他也认为，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乃至待人接物等方面有较高的文明礼貌。他更是赞赏美国有言论出版自由。譬如有一个剧作可以讽刺政府机关，称它是“中央浪费委员会”。但他对美国的所谓“民主政体”却很不以为然。他说，一般平民根本不可能执政。所谓总统选举，“便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间，谁最能向人民说谎而已；谁说得高明，便由谁来当总统”。这些说法，表现了林语堂喜欢自由发表议论的个性特点。
12月19日，林语堂又应美国几个团体的邀请，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公开讨论会。他在会上发表了讲演，认为张学良软禁蒋介石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救国，否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的说法，并预言这件事的结局将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张学良不久会释放蒋介石，还会陪同他回到南京去。他的这些见解，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场上不时发出一阵阵掌声。而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