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怎样对待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正确解决。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激进的文化人反对封建文化,批判复古派,无疑是正确的。可是,由此却导致了全盘否定古代文化遗产的倾向,并认为古书有毒,青少年应少读甚至不读古书。林语堂早年也曾持此种看法。
到了这时,林语堂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在《烟屑》一文中表示最爱看佛老孔孟庄等“极上流书”,并在《古书有毒辩》一文中对古书问题谈了颇为精当的看法。他不否认古书中有不好的东西,如“义侠小说之毒一,在提倡忠孝节义”,“言情小说之毒二,在读者学宝玉的好吃女人胭脂”,“诗文小品之毒三,在吟风弄月”。但他并不认为凡古书都有毒,更不是只有毒,否则:“胡适之早已中毒,梁任公早已疯痫,周作人、周树人早已七孔流血,郑振铎、傅东华虽未能撰著《中国小说史略》,抄抄唐宋传奇,毒虽未深,亦当呻吟床褥矣!”他还进一步指出:“古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罢。现代人贵能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中国用得着这种读书人么?这样读书,不是洋书也有毒么?所以毒不毒,在人善利用他是非鉴别的聪明,不是把古书束之高阁,便可自谓清白身体。”他甚至表示:“古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西书有毒,也让他们尝尝。”显然,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可以不可以看古书,重要的是要具有鉴别和分析的眼光。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对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林语堂对当时翻印古籍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曾搜集新印的大批古籍,并撰写了《翻印古籍珍本书》一文。该文先是指出“翻印古书,成本甚轻而利润不薄,书贾与读者双方便宜,且因此使古书普及流通,确实是一件好事。……其间接影响于我国文化也非同小可”。然后,分“大书局之翻印古书”、“一折书”、“印行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及国学珍本丛书”和“国学名著,浮生六记全集”等四部分,分别对新印的各种古籍作了评论。
在“大书局之翻印古书”中,他称赞“前商务书馆出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出四部备要,其功未尝不伟”,开明出版的《廿五史补编》“确为学界一大贡献”,商务出版的《丛书集成》“嘉惠士林,厥功不小”。在“一折书”中,他认为“翻印一折书者功德无量”,“诚便宜之至”,有利于读者大量购读。他做了统计,买上《曼殊小说集》、《饮冰室全集》、《孟子集注》、《随园诗话》、《陶庵梦忆》、《浮生六记》、《曾文正公集》、《绝妙好词》、《白香词谱》、《郑板桥集》、《龚定庵集》、《笃素堂集》、《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徐霞客游记》、《虞初新志》、《明清十大名人尺牍》、《李笠翁曲话》、《桃花扇》、《红楼梦》、《粉妆楼》、《孟丽君》、《经史百家什抄》、《十八家诗抄》等廿八部书,只需3.11元。而这么多的书,已够人们“自修国文两年了”。在“印行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及国学珍本丛书”中,他认为上海杂志公司印行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中央书店印行的“国学珍本丛书”,都是明末清初珍本,“于中国文献上,有特别贡献”,“明末清初之文学,从这两部丛书可略窥一斑了”。在“国学名著,浮生六记全集”中,他则对世界书局印行的《诸子集成》及国学名著各集,给予好评,并指出《浮生六记全集》是“伪托”。
可见,林语堂不仅十分重视重新印行古代文化书籍,而且对许多国学著作也是颇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