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在《宇宙风》上，林语堂先后发表了《且说本刊》、《写中西文之别》、《说意识·按语》和《猫与文学》等文，阐述了他的文学观：文学是为人生的，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
林语堂认为：“人生总是复杂的，应该引起我们的‘知欲’的方面太多了；文学著作之成功，也是复杂的，应该修养观察之处也太多了，文学著作要深要精，总不是随波逐流喊喊口号便可办到。把人生缩小到政治运动，又把政治运动缩小到某党某派，然后把某党某派之片面的，也许甚为重要的活动包括一切人生，以某党某派之宣传口号包括一切文学，同调于我者捧场，不与我同调者打倒——这是今日谈文学者所常犯的幼稚病。动机也许是出于至诚，所谓犯幼稚病不是说某人动机不纯，是说其人眼光太浅。把文学整个黜为政治之附庸，我是无条件反对的，这也是基于文学的见解，无可奈何的一桩事。”这是他的文学观的真实表露。在这当中，自然是不无偏见的，与当时的左翼文学观很不合拍。可是，当时左翼文坛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文学主张并不怎么正确，确实存在“幼稚病”。因而，他的上述说法不无反“左”的色彩。而且，他所说的文学必须反映“复杂”的人生，而不应当简单地表现“政治运动”，成为“政治之附庸”，从文学的特性和规律来看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林语堂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跟他多次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批判分不开的。他办《论语》、《人间世》本来无意于跟左翼文坛对立，提倡幽默、性灵和小品文等也并非想成为文坛“正宗”，但接连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他所提倡的一切几乎都被否定。正如他所说的：
在中国自以为“并非”小市民但也不见得是真“普罗”的批评家，便觉得消闲落伍，风月无边，虽然老老实实，我一则不曾谈风月，二则不曾谈女臀。事实上义务检查员既多，我被发觉的毛病也不少，个人笔调也错，小品文也错，幽默也错，谈古书也错，甚至谈人生也错，虽然个人笔调，小品文，幽默，古书，大家都跟我错里错。论语讽刺社会之黑暗，则曰，将军阀罪恶化为一笑了之；不讽刺，则又是消闲之幽默。并非不是小市民的假普罗说，不应喜袁中郎，上海滩浪新文人说，你不应写小品文，我除了战战兢兢拜受明教以外，唯有点头称善……
正因为这样，他感到非常委屈，难以接受，并逐渐产生了与左翼文坛对立的思想情绪，并写了一些与左翼作家论辩的文字，其中不乏对左翼文学的攻击。而且，跟鲁迅的关系，也由于思想见解的不同而日渐疏离，直到不再有任何联系。
其实，林语堂虽然存在着某些思想弱点，其文学活动也不无局限性，但毕竟还是属于左翼文坛应团结和争取的中间作家。可是，左翼作家却一味对他大加批判，而较少注意怎样去团结他。而且对他的批判也存在要求过高和责之过严的情况。结果导致彼此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并使他对左翼文坛愈来愈反感。这除了林语堂自身思想局限是主要原因外，左翼文坛也是有教训可取的。萧三曾在1935年8月11日《给左联的信》中指出：
统治者的虐政，尤其是卖国政策大遭一般知识者的非难，林语堂的“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可谓谑而之至。……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之中有不少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
……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阵营里来……
这样把林语堂看作为不满黑暗现实的“有影响的作家”，并批评左联在论战中没有把他团结到“联合战线”中来，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林语堂与左翼的见解尽管不尽相同，但也并非没有联合的基础，而且他也是愿意与左翼联合的。他于1935年与文学社、太白社共同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所谓读经救国的复古运动，就是一个证明。
林语堂认为：“人生总是复杂的，应该引起我们的‘知欲’的方面太多了；文学著作之成功，也是复杂的，应该修养观察之处也太多了，文学著作要深要精，总不是随波逐流喊喊口号便可办到。把人生缩小到政治运动，又把政治运动缩小到某党某派，然后把某党某派之片面的，也许甚为重要的活动包括一切人生，以某党某派之宣传口号包括一切文学，同调于我者捧场，不与我同调者打倒——这是今日谈文学者所常犯的幼稚病。动机也许是出于至诚，所谓犯幼稚病不是说某人动机不纯，是说其人眼光太浅。把文学整个黜为政治之附庸，我是无条件反对的，这也是基于文学的见解，无可奈何的一桩事。”这是他的文学观的真实表露。在这当中，自然是不无偏见的，与当时的左翼文学观很不合拍。可是，当时左翼文坛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文学主张并不怎么正确，确实存在“幼稚病”。因而，他的上述说法不无反“左”的色彩。而且，他所说的文学必须反映“复杂”的人生，而不应当简单地表现“政治运动”，成为“政治之附庸”，从文学的特性和规律来看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林语堂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跟他多次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批判分不开的。他办《论语》、《人间世》本来无意于跟左翼文坛对立，提倡幽默、性灵和小品文等也并非想成为文坛“正宗”，但接连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他所提倡的一切几乎都被否定。正如他所说的：
在中国自以为“并非”小市民但也不见得是真“普罗”的批评家，便觉得消闲落伍，风月无边，虽然老老实实，我一则不曾谈风月，二则不曾谈女臀。事实上义务检查员既多，我被发觉的毛病也不少，个人笔调也错，小品文也错，幽默也错，谈古书也错，甚至谈人生也错，虽然个人笔调，小品文，幽默，古书，大家都跟我错里错。论语讽刺社会之黑暗，则曰，将军阀罪恶化为一笑了之；不讽刺，则又是消闲之幽默。并非不是小市民的假普罗说，不应喜袁中郎，上海滩浪新文人说，你不应写小品文，我除了战战兢兢拜受明教以外，唯有点头称善……
正因为这样，他感到非常委屈，难以接受，并逐渐产生了与左翼文坛对立的思想情绪，并写了一些与左翼作家论辩的文字，其中不乏对左翼文学的攻击。而且，跟鲁迅的关系，也由于思想见解的不同而日渐疏离，直到不再有任何联系。
其实，林语堂虽然存在着某些思想弱点，其文学活动也不无局限性，但毕竟还是属于左翼文坛应团结和争取的中间作家。可是，左翼作家却一味对他大加批判，而较少注意怎样去团结他。而且对他的批判也存在要求过高和责之过严的情况。结果导致彼此的关系愈来愈紧张，并使他对左翼文坛愈来愈反感。这除了林语堂自身思想局限是主要原因外，左翼文坛也是有教训可取的。萧三曾在1935年8月11日《给左联的信》中指出：
统治者的虐政，尤其是卖国政策大遭一般知识者的非难，林语堂的“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可谓谑而之至。……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之中有不少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
……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阵营里来……
这样把林语堂看作为不满黑暗现实的“有影响的作家”，并批评左联在论战中没有把他团结到“联合战线”中来，显然是正确的。事实上，林语堂与左翼的见解尽管不尽相同，但也并非没有联合的基础，而且他也是愿意与左翼联合的。他于1935年与文学社、太白社共同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所谓读经救国的复古运动，就是一个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