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提倡性灵
林语堂这时还有一个有影响的文化活动，那便是提倡性灵。他自1932年12月16日《论语》第7期上发表《新旧文学》一文起，先后撰写了《文章无法》、《论文》和《记性灵》等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强调性灵对于作文的重要性。
林语堂为什么提倡性灵呢？当他执编《论语》等刊物时，常常收到好些无感而发的稿件，“每读几行，即知此人腹中无物，特以游戏笔墨作荒唐文字而已”。因而，他认为“凡人不在思想性灵上下功夫，要来学起、承、转、伏，做文人，必是徒劳无补”。“弟因世人失性灵之旨，凡有写作，皆不从心，遂致天下文章虽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学界之所以空疏也。试取今日洋洋洒洒之社论，究有几句话，非说不可，究有几个文人，有话要向我们说，便知此中之空乏。”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类似这样一些文风不正的原因，一是由于时代环境造成思想不自由，难以说真话，二是受“文章作法”之类的影响，“削足就履，得一臭裹布”，三是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余毒”影响所致，因为他的“纪律主义”就是反对“自我主义”。而要“矫目前文人空疏泛浮雷同木陋之弊”，则提倡发挥作者“性灵”是一个对症的方法。
什么是性灵呢？林语堂指出，“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就是自我”，“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便叫性灵”。其实，所谓性灵，本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概念。其美学渊源可追溯到强调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庄子学派。到了明代，公安“三袁”则使性灵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形态。但究竟什么是性灵，却显得颇为玄奥，不易理解。而林语堂却把它阐释为个性，便彻底拨开了其神秘的面纱，显示出它的实际内涵，从而具有科学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取向。
怎样才能充分表现性灵（个性）呢？林语堂提出了四点看法：
其一，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他指出：“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情感至诚，皆可传不朽。因为人类情感，有所同然，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诚，叙事不忠，能忠能诚，自可使千古读者坠同情之泪。”“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着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从这些说法来看，他是认为只要表达了真知真情的作品，则无论写“国事之大”，或抒“喜怒之微”，便都能真切感人。
其二，必须理解事理。他认为：“文章有卓大坚实者，有萎靡纤弱者，非关文字修词笔法也。卓大坚实，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经长期孕育。世事既通，运理既彻，见解愈深，则愈卓大坚实。性灵未加培养，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纸濡墨，然后苦索饥肠以应付之，斯流为萎靡纤弱。”在这里，他把“卓大坚实”看作为作者为文应有的艺术追求，并将实现这一追求的关键规定于了解社会现实，对事物有透彻的理解和精深的见解。
其三，必须写“会心”的题材。林语堂指出：“一人思想已成熟，斯可为文。然一人一日思想万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别之？曰，在会心二字。凡可引起会心之趣者，则可作为材料，反是则决不可。凡人触景生情，每欲寄言，书之纸上，以达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触，而觉湛然有味是为会心之顷。他人读之，有此同感，亦觉湛然之味，亦系会心之顷。此种文章最为上乘。”此中，他主张作者应写自己“会心”的东西。而所谓“会心”，即是自己最熟悉、最感兴趣、理解最深的事物。反之，即便勉强为之，亦必然索然无味。
其四，必须“排古”和反对“格套”。林语堂认为：“言性灵之文人必排古，因为学古不但可不必，实亦不可能。言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寻到文学之命脉，意之所之，自成佳境，决不会为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字解放论者，必与文章纪律论者冲突，中外皆然。后者在中文称之为笔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称为文章纪律。这就是现代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义’与其反对者争论之焦点。白璧德教授的遗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输入中国。纪律主义，就是反对自我主义，两者冰炭不相容。”显然，他以为中外所有鼓吹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都是束缚作者个性的，必须加以打破。
从这些主张来看，林语堂其实是强调写作应“以自我为中心”，不受各种笔法、章法、规则之类的束缚，要随意发挥，充分写出自己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他十分重视发挥创作主体的作用，追求本色之美。这无疑是有益于写作具有真情实感和自然活泼的作品的。因而，过去有些论者对林语堂提倡性灵作全盘否定是缺乏具体分析的，是简单化的。
那么，林语堂的表现性灵论是怎样形成的呢？在他提倡性灵前后，曾阅读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上、下两卷），认真研究过公安竟陵派的散文。对于这一派的散文，他认为“不能说有很伟大的成就”，存在着“如放足妇人”的短处，而金圣叹的“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的所谓“精严”说更是不可取的。可是，他却认定他们有“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即性灵问题。而且，他惊喜地发现他们的性灵说与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因而，他便将性灵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表现派的崇向个性主义、反对束缚融合为一，形成了“表现性灵”论，并竭力加以提倡。这不仅表明他对公安竟陵派有分析眼光，继承并弘扬了他们的性灵说，而且也说明他善于沟通中西文化，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蹊径。
自然，林语堂对公安竟陵派的性灵说也存在评价过高的偏颇。他认为，袁宗道有关性灵的某些说法，“比陈独秀的革命文学论更能抓文学的中心问题而做新文学的南针”。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伦不类的，未免是过甚之辞。又如，他赞同周作人在《近代文学之源流》中将我国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公安竟陵派，把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和袁枚等人视为现代散文祖宗的说法，认为“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这无疑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事实上，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主要是受西方进步文学思潮影响的。
林语堂为什么提倡性灵呢？当他执编《论语》等刊物时，常常收到好些无感而发的稿件，“每读几行，即知此人腹中无物，特以游戏笔墨作荒唐文字而已”。因而，他认为“凡人不在思想性灵上下功夫，要来学起、承、转、伏，做文人，必是徒劳无补”。“弟因世人失性灵之旨，凡有写作，皆不从心，遂致天下文章虽多，由衷之言甚少，此文学界之所以空疏也。试取今日洋洋洒洒之社论，究有几句话，非说不可，究有几个文人，有话要向我们说，便知此中之空乏。”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类似这样一些文风不正的原因，一是由于时代环境造成思想不自由，难以说真话，二是受“文章作法”之类的影响，“削足就履，得一臭裹布”，三是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余毒”影响所致，因为他的“纪律主义”就是反对“自我主义”。而要“矫目前文人空疏泛浮雷同木陋之弊”，则提倡发挥作者“性灵”是一个对症的方法。
什么是性灵呢？林语堂指出，“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就是自我”，“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personality）无拘无碍自由自在之文学，便叫性灵”。其实，所谓性灵，本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概念。其美学渊源可追溯到强调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庄子学派。到了明代，公安“三袁”则使性灵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形态。但究竟什么是性灵，却显得颇为玄奥，不易理解。而林语堂却把它阐释为个性，便彻底拨开了其神秘的面纱，显示出它的实际内涵，从而具有科学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取向。
怎样才能充分表现性灵（个性）呢？林语堂提出了四点看法：
其一，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他指出：“凡出于个人之真知灼见，情感至诚，皆可传不朽。因为人类情感，有所同然，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诚，叙事不忠，能忠能诚，自可使千古读者坠同情之泪。”“性灵派文学，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得其真，斯如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莫能遏之，国事之大，喜怒之微，皆可着之纸墨，句句真切，句句可诵。”从这些说法来看，他是认为只要表达了真知真情的作品，则无论写“国事之大”，或抒“喜怒之微”，便都能真切感人。
其二，必须理解事理。他认为：“文章有卓大坚实者，有萎靡纤弱者，非关文字修词笔法也。卓大坚实，非一朝一夕可致，必经长期孕育。世事既通，运理既彻，见解愈深，则愈卓大坚实。性灵未加培养，事理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及既舒纸濡墨，然后苦索饥肠以应付之，斯流为萎靡纤弱。”在这里，他把“卓大坚实”看作为作者为文应有的艺术追求，并将实现这一追求的关键规定于了解社会现实，对事物有透彻的理解和精深的见解。
其三，必须写“会心”的题材。林语堂指出：“一人思想已成熟，斯可为文。然一人一日思想万千，其中有可作文者，有不可作文者，何以别之？曰，在会心二字。凡可引起会心之趣者，则可作为材料，反是则决不可。凡人触景生情，每欲寄言，书之纸上，以达吾此刻心中之一感触，而觉湛然有味是为会心之顷。他人读之，有此同感，亦觉湛然之味，亦系会心之顷。此种文章最为上乘。”此中，他主张作者应写自己“会心”的东西。而所谓“会心”，即是自己最熟悉、最感兴趣、理解最深的事物。反之，即便勉强为之，亦必然索然无味。
其四，必须“排古”和反对“格套”。林语堂认为：“言性灵之文人必排古，因为学古不但可不必，实亦不可能。言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寻到文学之命脉，意之所之，自成佳境，决不会为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字解放论者，必与文章纪律论者冲突，中外皆然。后者在中文称之为笔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称为文章纪律。这就是现代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义’与其反对者争论之焦点。白璧德教授的遗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输入中国。纪律主义，就是反对自我主义，两者冰炭不相容。”显然，他以为中外所有鼓吹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都是束缚作者个性的，必须加以打破。
从这些主张来看，林语堂其实是强调写作应“以自我为中心”，不受各种笔法、章法、规则之类的束缚，要随意发挥，充分写出自己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他十分重视发挥创作主体的作用，追求本色之美。这无疑是有益于写作具有真情实感和自然活泼的作品的。因而，过去有些论者对林语堂提倡性灵作全盘否定是缺乏具体分析的，是简单化的。
那么，林语堂的表现性灵论是怎样形成的呢？在他提倡性灵前后，曾阅读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上、下两卷），认真研究过公安竟陵派的散文。对于这一派的散文，他认为“不能说有很伟大的成就”，存在着“如放足妇人”的短处，而金圣叹的“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的所谓“精严”说更是不可取的。可是，他却认定他们有“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即性灵问题。而且，他惊喜地发现他们的性灵说与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因而，他便将性灵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表现派的崇向个性主义、反对束缚融合为一，形成了“表现性灵”论，并竭力加以提倡。这不仅表明他对公安竟陵派有分析眼光，继承并弘扬了他们的性灵说，而且也说明他善于沟通中西文化，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条新蹊径。
自然，林语堂对公安竟陵派的性灵说也存在评价过高的偏颇。他认为，袁宗道有关性灵的某些说法，“比陈独秀的革命文学论更能抓文学的中心问题而做新文学的南针”。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伦不类的，未免是过甚之辞。又如，他赞同周作人在《近代文学之源流》中将我国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公安竟陵派，把郑板桥、李笠翁、金圣叹、金农和袁枚等人视为现代散文祖宗的说法，认为“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过的话”。这无疑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形的。事实上，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主要是受西方进步文学思潮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