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进一步提倡幽默
林语堂这时最具特色的一个文化活动，是进一步提倡幽默。这成了我国30年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来，林语堂早在1924年就曾提倡幽默，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时继续大力提倡幽默呢？其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在中国切实地发展幽默文化。他曾明确表示：
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现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们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及杭哟杭哟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吧。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提倡幽默是为了有利于增加中国文学的品种和格调，有益于丰富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二是为了运用幽默艺术来反映或批评人生。他认为，幽默不是游戏文字，更不是一味荒唐的东西，“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是写实主义的，“与讽刺极近”，用寓庄于谐的手法来表现社会人生的滑稽现象，并“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自然，他竭力提倡幽默，而不是倡导讽刺，是跟时代环境有关的。当时文禁森严，白色恐怖愈益严重，他“不想杀身以成仁”。可是，从他写的大量幽默文字来看，又是多少带有讽刺色彩的，即他的幽默是倾向于讽刺的。可见他是运用较为委婉温和的幽默手法来达到“讥贬”社会人生的目的。这就表明，他当时竭力提倡幽默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他重新提倡幽默时，不少人未能理解和接受。有的人认为将英语Humour译为“幽默”不如译为“语妙”，有的人认为译为“幽妙”好；有的人则误以为“幽默即是滑稽，没有主张的寄托，无关弘旨，难登大雅之堂”。鉴于存在着类似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他用答读者来信、编辑后记等方式来对幽默展开探讨，并曾先后在《论语》上刊登了周谷城的《论幽默》，钱仁康的《论幽默的效果》，徐碧晖的《鲁迅小说与幽默艺术》，林语堂的《答青崖论幽默的译名》和《论幽默》，炳文的《史大林的幽默》，汪倜然译的《论幽默》，徐懋庸译的《笑之社会性质与幽默艺术》等论文。这些文章对幽默艺术作了认真的研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幽默的认识水平。
为了促进人们理解幽默，他在《论语》上开辟了《幽默文选》和《西洋幽默》专栏，刊载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具有幽默感的作品。中国古代的幽默作品有《晏子诙谐》、《苏秦吃咸蛋的故事》、《说京师翠微山》、《论私》、《病梅馆记》、《生员论》、《论死》、《醉叟传》、《释愁文》等；西方的幽默作品有《节妇多情记》、《学究与贼》、《照相馆中》、《医生与病人》、《理发师》等。人们通过阅读这些中外幽默作品，无疑能够感受到幽默的特性。
为了促进幽默文化的发展，他把《论语》办成以发表幽默作品为主的刊物。“古香斋”及“半月要闻”栏所刊载的现实生活材料，“皆无需文人笔下之点缀，自然为幽默上乘之材料”。而鲁迅、林语堂、老舍、姚颖、陶亢德、徐、何容、大华烈士等人的作品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幽默感。自然，从《论语》登载的作品来看，未必都是成熟的幽默之作。可是有不少人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幽默艺术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已表明幽默确实是有益于文学和人生需要的。因此，正如林语堂指出的：“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幽默艺术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幽默理论，为我国幽默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首创幽默概念。幽默文学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幽默作为一种文论概念却未曾有过。而林语堂却于1924年和1933年两次将英语Humour译成“幽默”，并作了科学的阐释。尽管有人对它有所异议甚至反对，但他认为“幽默”二字本是纯译音，所取于其义者，用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不赞成把它改为“语妙”或“幽妙”等，更是反对那种以为没有必要在中国提倡幽默的意见，认为“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正是在他的努力倡导下，才终于使“幽默”成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的一个科学概念。
其二，对西方的幽默理论和幽默小品具有精当的认识。林语堂曾认真研究过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哈勃斯（Hobbes）、柏克森、弗劳特和麦烈蒂斯（今译梅瑞狄斯）、萧伯纳等人有关幽默的论说和幽默小品，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柏克森所说的“不得要领”，弗劳特所说的“太专门”，而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所说的则大体相同，即幽默“就是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然而，他最赞赏英国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其《喜剧论》中对幽默所作的论述，称他将幽默的本质说得“很透辟”，并援引了几段原文来加以分析说明。对于西方的幽默小品，他则认为有的文字极清淡，如闲谈一样，求其深入人心；有的与普通论文无别，或者专素描，或者长议论，谈人生；有的专宣传主义，如萧伯纳，其笔调大都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他的这些认识直接影响了他的幽默观的形成，并对人们理解幽默也不无助益。
其三，探讨中国幽默文化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幽默？这是从未有人涉足的问题。而且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幽默，中国民族不擅长幽默。而林语堂却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时一定会出现幽默的文学。因而，他不相信只会西方文化有幽默，中国文化没有幽默。而且他经过一番探讨后，不但发现了中国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条较清晰的发展线索。他指出，《诗经》中的某些诗篇就“含有幽默的气味”，失意之时的孔子也有幽默感，庄子可称为中国的幽默始祖（属议论纵横的幽默），道家是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文学是幽默文学，陶潜是幽默的大诗人，具有淡然自然的幽默感。正统文学没有幽默，有些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不过是游戏文字。性灵派的著作中有幽默感很强的议论文，如龚定庵的《论私》、袁中郎的《论痴》、袁子才的《论色》等。非正统派的文学，如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大都有幽默成分。《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描写孙行者，猪八戒，使人“于嬉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则“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他所作的这些论断，足以表明中国文化确实具有幽默的传统，并且可以说已理出了它的发展脉络。这充分说明了他独具慧眼，有真知灼见，开了我国幽默文化研究的先河，无愧为国学研究有独特贡献的国学大师。
其四，建立了幽默理论体系。林语堂经过潜心研究西方幽默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幽默传统后，认识到中西幽默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找到了中西幽默融合的交汇点，阐发了他自己有关幽默的许多看法，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幽默理论。
幽默的界说。什么是幽默？林语堂在《会心的微笑》一文中说：“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觉得这’会心的微笑的解释，是很确当，而且易解。”在《论幽默》一文中又说：“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可见，他是把能使人产生“会心的微笑”作为幽默的根本特征来看的。可是，他也指出，“这笑的性质及幽默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幽默的笑跟郁剔滑稽的笑不同，“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符合幽默的特性的。
为了说明幽默的本质特征，林语堂还将它与讽刺、滑稽和游戏文字作了比较。他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本刊提倡幽默与昔人游戏文字所不同者，在于游戏文字必装出丑角之面孔，来说谎话，幽默却来说真话，要寓庄于谐，打破庄谐之界线。”通过这些比较，对于什么是幽默便更容易明白了。
幽默与人生的关系。林语堂曾反复强调，“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可见，他认为社会人生中充满着幽默，而且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这就表明，他提倡幽默，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更不是为笑笑而已。
幽默的功能。林语堂曾在《〈笨拙〉记者受封》一文中认为，“如果中国人明白幽默之意义及其在吾人生活上之重要，国中的景象就不会如目前这样了——言论不会这样的空疏，滑稽不会这样的荒唐，诗词不会这样的悲郁，文章不会这样的呻吟，士气不会这样的懦弱，道德不会这样的虚伪，风俗不会这样的浇漓，生活不会这样的干燥”。在《论幽默》一文中，他更是指出“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这些看法表明，他对幽默于社会人生的重要作用具有充分的认识。在不少人尚不理会幽默的真谛及其价值时，他对幽默的功用竟用这样深刻的见解，可见他是具有“幽默大师”的眼光的。
幽默的创造。林语堂对于怎样才能创造幽默，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幽默家视世察物，必先另具只眼，不肯因循，落入窠臼，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中国文人之具有幽默者，如苏东坡，如袁子才，如郑板桥，如吴稚晖，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谈谐，是虽无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实。”这显然是强调作者必须深入体察社会人生，并有独特的发现和感受，才能具有创造幽默的生活和思想基础。同时，他认为“盖幽默之为物，在实质不在皮毛，在见解不在文字，必首先对社会人生有相当的见解，见解而达于‘看穿’时，幽默便自然出来”，“大概世间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是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这些说法的意思，是指作者在对事物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不要受什么掣肘牵制，从容自然地叙说，便能产生出幽默来。此外，他还认为“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这是要求作者把事物不协调的矛盾客观地表现出来，不宜把真意和盘托出，应做到含蓄隐蔽，让读者自己去回味。这些看法，应该说都是不无道理的。
总之，林语堂是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重要作家，是我国幽默理论的奠基人和幽默文学的辛勤耕耘者。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作家曾撰写文章探讨幽默艺术，使我国的幽默理论很快达到了较高的水准。邵洵美编印的《论幽默》一书（共收论文19篇）便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幽默理论的成就。同时，他执编《论语》时力求发表“幽默而婉约含蓄”的作品（“吃橄榄一类的，初尝带点苦涩而回味甚甘”），力避“油滑”、“胡闹”和“以肉麻当有趣”。这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使1933年成为“幽默年”，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学为主的杂志，如《谈风》、《中庸》、《聊斋》等，造成了“天下无不幽默”的景象。从此之后，幽默文学在我国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特殊魅力的文学品种得到了不断发展，并愈来愈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未能得到评论界的公允评价。我们认为，即使他提倡幽默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他的提倡之功及其积极贡献却是主要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否则，便是对历史真实的不尊重，亦无法说清我国现代幽默是怎样兴起和发展的。
本来，林语堂早在1924年就曾提倡幽默，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时继续大力提倡幽默呢？其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在中国切实地发展幽默文化。他曾明确表示：
幽默是西方文化之一部，西洋现代散文之技巧，亦系西方文学之一部。文学之外，尚有哲学、经济、社会，我没有办法，你们去提倡吧。现代文化生活是极丰富的。倘使我们提倡幽默、提倡小品，而竟出意外提倡有效，又竟出意外，在中国哼哼唧唧及杭哟杭哟派之文学外，又加一幽默派、小品派，而间接增加中国文学内容体裁或格调上之丰富，甚至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上之丰富，使接近西方文化，虽然自身不免诧异，如洋博士被人认为西洋文学专家一样，也可听天由命吧。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提倡幽默是为了有利于增加中国文学的品种和格调，有益于丰富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二是为了运用幽默艺术来反映或批评人生。他认为，幽默不是游戏文字，更不是一味荒唐的东西，“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是写实主义的，“与讽刺极近”，用寓庄于谐的手法来表现社会人生的滑稽现象，并“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自然，他竭力提倡幽默，而不是倡导讽刺，是跟时代环境有关的。当时文禁森严，白色恐怖愈益严重，他“不想杀身以成仁”。可是，从他写的大量幽默文字来看，又是多少带有讽刺色彩的，即他的幽默是倾向于讽刺的。可见他是运用较为委婉温和的幽默手法来达到“讥贬”社会人生的目的。这就表明，他当时竭力提倡幽默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他重新提倡幽默时，不少人未能理解和接受。有的人认为将英语Humour译为“幽默”不如译为“语妙”，有的人认为译为“幽妙”好；有的人则误以为“幽默即是滑稽，没有主张的寄托，无关弘旨，难登大雅之堂”。鉴于存在着类似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他用答读者来信、编辑后记等方式来对幽默展开探讨，并曾先后在《论语》上刊登了周谷城的《论幽默》，钱仁康的《论幽默的效果》，徐碧晖的《鲁迅小说与幽默艺术》，林语堂的《答青崖论幽默的译名》和《论幽默》，炳文的《史大林的幽默》，汪倜然译的《论幽默》，徐懋庸译的《笑之社会性质与幽默艺术》等论文。这些文章对幽默艺术作了认真的研讨，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幽默的认识水平。
为了促进人们理解幽默，他在《论语》上开辟了《幽默文选》和《西洋幽默》专栏，刊载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具有幽默感的作品。中国古代的幽默作品有《晏子诙谐》、《苏秦吃咸蛋的故事》、《说京师翠微山》、《论私》、《病梅馆记》、《生员论》、《论死》、《醉叟传》、《释愁文》等；西方的幽默作品有《节妇多情记》、《学究与贼》、《照相馆中》、《医生与病人》、《理发师》等。人们通过阅读这些中外幽默作品，无疑能够感受到幽默的特性。
为了促进幽默文化的发展，他把《论语》办成以发表幽默作品为主的刊物。“古香斋”及“半月要闻”栏所刊载的现实生活材料，“皆无需文人笔下之点缀，自然为幽默上乘之材料”。而鲁迅、林语堂、老舍、姚颖、陶亢德、徐、何容、大华烈士等人的作品则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幽默感。自然，从《论语》登载的作品来看，未必都是成熟的幽默之作。可是有不少人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幽默艺术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已表明幽默确实是有益于文学和人生需要的。因此，正如林语堂指出的：“论语》即使没有幽默的成功作品，却至少改过国人对于幽默的态度。”
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幽默艺术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幽默理论，为我国幽默理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首创幽默概念。幽默文学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幽默作为一种文论概念却未曾有过。而林语堂却于1924年和1933年两次将英语Humour译成“幽默”，并作了科学的阐释。尽管有人对它有所异议甚至反对，但他认为“幽默”二字本是纯译音，所取于其义者，用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不赞成把它改为“语妙”或“幽妙”等，更是反对那种以为没有必要在中国提倡幽默的意见，认为“中国若早有幽默，何必办《论语》来提倡？在旁边喊‘中国无幽默’并不会使幽默的根芽逐渐发扬光大”。正是在他的努力倡导下，才终于使“幽默”成为人们所承认和接受的一个科学概念。
其二，对西方的幽默理论和幽默小品具有精当的认识。林语堂曾认真研究过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哈勃斯（Hobbes）、柏克森、弗劳特和麦烈蒂斯（今译梅瑞狄斯）、萧伯纳等人有关幽默的论说和幽默小品，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柏克森所说的“不得要领”，弗劳特所说的“太专门”，而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康德所说的则大体相同，即幽默“就是心情紧张之际，来一出人意外的下文，易其紧张为和缓，于是脑系得一快感，而发为笑”。然而，他最赞赏英国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其《喜剧论》中对幽默所作的论述，称他将幽默的本质说得“很透辟”，并援引了几段原文来加以分析说明。对于西方的幽默小品，他则认为有的文字极清淡，如闲谈一样，求其深入人心；有的与普通论文无别，或者专素描，或者长议论，谈人生；有的专宣传主义，如萧伯纳，其笔调大都极轻快，以清新自然为主。他的这些认识直接影响了他的幽默观的形成，并对人们理解幽默也不无助益。
其三，探讨中国幽默文化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幽默？这是从未有人涉足的问题。而且当时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幽默，中国民族不擅长幽默。而林语堂却认为，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时一定会出现幽默的文学。因而，他不相信只会西方文化有幽默，中国文化没有幽默。而且他经过一番探讨后，不但发现了中国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条较清晰的发展线索。他指出，《诗经》中的某些诗篇就“含有幽默的气味”，失意之时的孔子也有幽默感，庄子可称为中国的幽默始祖（属议论纵横的幽默），道家是幽默派，超脱派，道家文学是幽默文学，陶潜是幽默的大诗人，具有淡然自然的幽默感。正统文学没有幽默，有些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不过是游戏文字。性灵派的著作中有幽默感很强的议论文，如龚定庵的《论私》、袁中郎的《论痴》、袁子才的《论色》等。非正统派的文学，如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大都有幽默成分。《水浒》描写李逵，鲁智深，使人“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时而哭不得笑不得，远超乎讽谏褒贬之外，而达乎幽默同情境地”。《西游记》描写孙行者，猪八戒，使人“于嬉笑之外，感觉一种热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则“几乎篇篇是摹绘世故人情，幽默之外，杂以讽刺”。他所作的这些论断，足以表明中国文化确实具有幽默的传统，并且可以说已理出了它的发展脉络。这充分说明了他独具慧眼，有真知灼见，开了我国幽默文化研究的先河，无愧为国学研究有独特贡献的国学大师。
其四，建立了幽默理论体系。林语堂经过潜心研究西方幽默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幽默传统后，认识到中西幽默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找到了中西幽默融合的交汇点，阐发了他自己有关幽默的许多看法，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幽默理论。
幽默的界说。什么是幽默？林语堂在《会心的微笑》一文中说：“幽默‘二字，太幽默了，每每使人不懂，我觉得这’会心的微笑的解释，是很确当，而且易解。”在《论幽默》一文中又说：“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如麦烈蒂斯氏所说，是属于‘会心的微笑’一类的。”可见，他是把能使人产生“会心的微笑”作为幽默的根本特征来看的。可是，他也指出，“这笑的性质及幽默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幽默的笑跟郁剔滑稽的笑不同，“幽默并非一味荒唐，既没有道学气味，也没有小丑气味，是庄谐并出，自自然然畅谈社会与人生，读之不觉其矫揉造作，故亦不厌。”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符合幽默的特性的。
为了说明幽默的本质特征，林语堂还将它与讽刺、滑稽和游戏文字作了比较。他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怀舒适而已。”“本刊提倡幽默与昔人游戏文字所不同者，在于游戏文字必装出丑角之面孔，来说谎话，幽默却来说真话，要寓庄于谐，打破庄谐之界线。”通过这些比较，对于什么是幽默便更容易明白了。
幽默与人生的关系。林语堂曾反复强调，“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幽默到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人生是永远充满幽默的，犹如人生是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的”。可见，他认为社会人生中充满着幽默，而且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他主张“凡写此种幽默小品的人，于清淡之笔调之外，必先有独特之见解及人生之观察”。这就表明，他提倡幽默，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更不是为笑笑而已。
幽默的功能。林语堂曾在《〈笨拙〉记者受封》一文中认为，“如果中国人明白幽默之意义及其在吾人生活上之重要，国中的景象就不会如目前这样了——言论不会这样的空疏，滑稽不会这样的荒唐，诗词不会这样的悲郁，文章不会这样的呻吟，士气不会这样的懦弱，道德不会这样的虚伪，风俗不会这样的浇漓，生活不会这样的干燥”。在《论幽默》一文中，他更是指出“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这些看法表明，他对幽默于社会人生的重要作用具有充分的认识。在不少人尚不理会幽默的真谛及其价值时，他对幽默的功用竟用这样深刻的见解，可见他是具有“幽默大师”的眼光的。
幽默的创造。林语堂对于怎样才能创造幽默，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幽默家视世察物，必先另具只眼，不肯因循，落入窠臼，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中国文人之具有幽默者，如苏东坡，如袁子才，如郑板桥，如吴稚晖，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谈谐，是虽无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实。”这显然是强调作者必须深入体察社会人生，并有独特的发现和感受，才能具有创造幽默的生活和思想基础。同时，他认为“盖幽默之为物，在实质不在皮毛，在见解不在文字，必首先对社会人生有相当的见解，见解而达于‘看穿’时，幽默便自然出来”，“大概世间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是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这些说法的意思，是指作者在对事物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不要受什么掣肘牵制，从容自然地叙说，便能产生出幽默来。此外，他还认为“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这是要求作者把事物不协调的矛盾客观地表现出来，不宜把真意和盘托出，应做到含蓄隐蔽，让读者自己去回味。这些看法，应该说都是不无道理的。
总之，林语堂是我国最早提倡幽默的重要作家，是我国幽默理论的奠基人和幽默文学的辛勤耕耘者。在他的影响下，有不少作家曾撰写文章探讨幽默艺术，使我国的幽默理论很快达到了较高的水准。邵洵美编印的《论幽默》一书（共收论文19篇）便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幽默理论的成就。同时，他执编《论语》时力求发表“幽默而婉约含蓄”的作品（“吃橄榄一类的，初尝带点苦涩而回味甚甘”），力避“油滑”、“胡闹”和“以肉麻当有趣”。这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使1933年成为“幽默年”，出现了一批以登载幽默文学为主的杂志，如《谈风》、《中庸》、《聊斋》等，造成了“天下无不幽默”的景象。从此之后，幽默文学在我国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特殊魅力的文学品种得到了不断发展，并愈来愈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未能得到评论界的公允评价。我们认为，即使他提倡幽默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他的提倡之功及其积极贡献却是主要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否则，便是对历史真实的不尊重，亦无法说清我国现代幽默是怎样兴起和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