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讥评时政
《论语》是林语堂这时从事文化活动的主要阵地。而他所致力的活动之一，则是发表了大量讥评时政的文章。
由于南京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使林语堂不可能像在北京时发表那样浮躁凌厉的言论。可是，他在民主思想、人道主义和爱国精神的驱使下，设法变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正如他说的：
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为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曾说，人生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则将要闷死。这不过是人类心理学中一种很寻常的现象罢：即是在十分危险当中，我们树立自卫的机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辩。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这一段话，颇为真实地表述了林语堂为了避免身受牢狱之灾，达到“自卫”的目的，而不得不改用幽默甚至讽刺的手法来写作批评时政文字的原委。事实也确实如此，统观他发表在《论语》上的“杂感”和“成篇的文字”，大都不是正面的猛烈抨击，而是旁敲侧击，在幽默中寓讽刺之意。
其一，讽刺南京政府要人的可鄙言行。《论语》第1期上的《吾家主席》、《汪精卫出国》和《寄怀汉卿》等文，针对有关军政要人的某些言行，作了一定的讥讽。第27期上的《论政治病》一文，揭露权贵们下台时都以“养病”为遁词，“贪食无厌”，实为“政治病”。第31期上的《文字国》一文，揭露当权人物用冠冕堂皇的文字，掩盖其祸国殃民的行为：“弃甲曳兵谓之‘通盘计划’”，“无意抗外谓之‘保全元气’”，“裕国福民是包捐劣绅之幌子”，“涓滴归公是贪官污吏的招牌”，“刮民脂膏谓之‘义捐’”，“摧残民权是失意政客之口号”，“忠诚党国是登天鸡犬之呼声”等等。
其二，讽刺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论语》第3期上的《奉旨不哭不笑》一文，揭露有关当局1932年禁止人民纪念国耻和停止国庆，是叫人民“哭不得，笑不得的两大政策，其目的在于维持目前表面上之治安”。同期上的《如何救国示威》一文，列举了不少要人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法，并作了讥讽。如何应钦的“实行公娼却病强种办法”，戴季陶的“筑金光明道场经咒救国法”，何健的“读经救国法”，某将军的“跳舞救国法”等等。第11期上的《等因抵抗歌》一文，揭露南京政府的所谓“长期抵抗”其实就是不抵抗：
照得长期抵抗，
业经要人提倡。
前准努力杀贼，
内开我心忧伤；
等因枕戈待旦，
奉此卧薪胆尝；
相应礼义廉耻，
理合慷慨激昂。
是否打得日本，
伏维计议从长。
第12期上的《吊热河失陷并志孙殿英部退败原因》写道：
旬间失六十万方里热汤滚得快打破古今记录
三日分个半斤饼干冷口齿已寒滑尽天下大稽
这可谓绝妙地讽刺了国民党部队给养不良的情形和不战而退、放弃大片国土的行径。第15期上的《春日游杭记》一文，则揭露了有关当局不准许百姓开抗日会，“开必变成共产党”，并把“误国责任”推给民众和共产党。
其三，讽刺南京政府禁止言论自由。《论语》第5期上的《文章五味》一文，揭露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诚从革命以来，言论权失，凡有讥讽时政者，动辄以反革命罪论。”第8期上的《吃糍粑有感》一文，指出政府当局禁止言论自由是“封他人之口”，“言论自由常有被剥夺之危险”，好说话者“都要遭人忌恶”，因而“莫谈国事成为中国茶楼之国粹”。第13期上的《谈言论自由》一文，则更加尖锐地指出在“德漠克拉西未实现的国，谁的巴掌大，谁便有言论自由，可把别人封嘴”，在中国“说话自由的，只有官，因为中国的官巴掌大”。为什么不能给民众一点“自由”呢？那是因为“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能自由。百姓言论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的自由与官的自由成正面冲突”。这可谓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南京政府当局钳制民众言论自由的原因。
其四，讽刺南京政府的腐败统治。《论语》第5期上的《黏指民族》一文，说政府官吏的手上有一种黏液，“因此民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第6期上的《捐助义勇军》一文，认为群众团体为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而捐献的款，“政府还是少管些好”。第7期上的《脸与法治》一文，认为权势者肆意践踏法律，讲面子，徇私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法治。第8期上的《又来宪法》一文，指出政府当局炮制“宪法”是虚伪的，因为官僚有特权，民权无法保障。第17期上的《梳，篦，剃，剥及其他》一文，借四川童谣“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道出了官府和军阀榨取民脂民膏的可怕。而且文中援引了1933年4月24日《大公报》刊载的国民党部队以剿“赤匪”为名大派捐税的消息，然后加以议论道：“今日无一事不可作为诈取民财的题目。此种虐政，唯有深种儒毒之百姓，始能忍受，亦唯有儒教根深之国，始能发生。世界好谈仁义者，莫如我国，而官僚贪污残暴，亦莫如我国。”这可以说对南京政府的“虐政”作了深刻的揭露。
其五，抒发忧国伤时的感情。《论语》第43期上的《梦影》一文，通过描述一个噩梦表达了对祖国危亡的忧虑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第78期上的《国事亟矣》一文，表现了对南京当局压制民众的愤激之情，并指出“今日亡国之捷径莫如缄民之口”，“今日国势尤非临民以威所可以振作”，“北京学校屡用学生作奸细密告同学以逮捕”，“今日国难，决非一般奴颜婢膝无脊梁者所可应付，无脊梁不必尸位，不必劝国民镇静而奴颜卑膝自豪……”。第80期的《外交纠纷》一文，指出“各地当局以怕引起‘外交纠纷’为辞”，不许学生反对他们变相割地的行为，“是诚可谓笑话之至”，并认为“今日根本问题不是外交纠纷不纠纷，而是华北可以不可以分割。可以分割，则双手赠送他人亦可；不可分割，则外交之纠纷终不能免也”。这充分表达了他反对投降卖国的鲜明态度。
仅从以上所说的来看，在林语堂和陶亢德执编《论语》时，林语堂确实发表了不少对南京政府有所讽刺和抨击的文字，表现了他这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进步性和思想上的亮点。而且，这在当时文坛的作者中也是显得相当突出的。因而依附于南京当局的“微风文艺社”才把他与鲁迅视为应予以“严厉制裁”的作者。可是，向来评论界无视他的这些文字，未能肯定他这时起到过的进步作用，甚至把他完全看作为反动文人。这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的反映，是“左”的表现。
自然，林语堂这时在《论语》上也发表了一些思想倾向不好的文字。如《论语》第2期上的《马克思风》一文，虽然批评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左”的倾向，但也蕴含有对苏维埃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同期上的《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一文，吹捧蒋介石“聪明颖慧，见识超人”，鼓吹“打破主义的迷信”。49期上的《四十自叙》诗，表示“生来原喜老百姓，偏憎人家说普罗。人亦要做名亦爱，踯躅街头说隐居。立志出身扬耶道，识得中奥废半途。尼奚尚难樊笼我，何况西洋马克思。”54期上的《今译美国独立宣言》把共产党称为“杀人放火”者（他注明：“所谓包罗希微（Boishevki）在美国口语含有鄙恶之意，故译文加‘杀人放火’以达真意。”）等等。这些说明了林语堂这时思想中，已存在着明显的偏见。
可是，这些倾向不好的文字，从数量上来看是不多的，而讽刺南京政府的文字却是大量的。这就表明，他这时的主要倾向是不满南京政府的统治的，但同时也已产生了不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意识。
由于南京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使林语堂不可能像在北京时发表那样浮躁凌厉的言论。可是，他在民主思想、人道主义和爱国精神的驱使下，设法变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正如他说的：
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为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于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曾说，人生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故事滑稽，否则将要闷死。这不过是人类心理学中一种很寻常的现象罢：即是在十分危险当中，我们树立自卫的机械作用，也就是滑口善辩。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这一段话，颇为真实地表述了林语堂为了避免身受牢狱之灾，达到“自卫”的目的，而不得不改用幽默甚至讽刺的手法来写作批评时政文字的原委。事实也确实如此，统观他发表在《论语》上的“杂感”和“成篇的文字”，大都不是正面的猛烈抨击，而是旁敲侧击，在幽默中寓讽刺之意。
其一，讽刺南京政府要人的可鄙言行。《论语》第1期上的《吾家主席》、《汪精卫出国》和《寄怀汉卿》等文，针对有关军政要人的某些言行，作了一定的讥讽。第27期上的《论政治病》一文，揭露权贵们下台时都以“养病”为遁词，“贪食无厌”，实为“政治病”。第31期上的《文字国》一文，揭露当权人物用冠冕堂皇的文字，掩盖其祸国殃民的行为：“弃甲曳兵谓之‘通盘计划’”，“无意抗外谓之‘保全元气’”，“裕国福民是包捐劣绅之幌子”，“涓滴归公是贪官污吏的招牌”，“刮民脂膏谓之‘义捐’”，“摧残民权是失意政客之口号”，“忠诚党国是登天鸡犬之呼声”等等。
其二，讽刺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论语》第3期上的《奉旨不哭不笑》一文，揭露有关当局1932年禁止人民纪念国耻和停止国庆，是叫人民“哭不得，笑不得的两大政策，其目的在于维持目前表面上之治安”。同期上的《如何救国示威》一文，列举了不少要人提出的种种“救国”方法，并作了讥讽。如何应钦的“实行公娼却病强种办法”，戴季陶的“筑金光明道场经咒救国法”，何健的“读经救国法”，某将军的“跳舞救国法”等等。第11期上的《等因抵抗歌》一文，揭露南京政府的所谓“长期抵抗”其实就是不抵抗：
照得长期抵抗，
业经要人提倡。
前准努力杀贼，
内开我心忧伤；
等因枕戈待旦，
奉此卧薪胆尝；
相应礼义廉耻，
理合慷慨激昂。
是否打得日本，
伏维计议从长。
第12期上的《吊热河失陷并志孙殿英部退败原因》写道：
旬间失六十万方里热汤滚得快打破古今记录
三日分个半斤饼干冷口齿已寒滑尽天下大稽
这可谓绝妙地讽刺了国民党部队给养不良的情形和不战而退、放弃大片国土的行径。第15期上的《春日游杭记》一文，则揭露了有关当局不准许百姓开抗日会，“开必变成共产党”，并把“误国责任”推给民众和共产党。
其三，讽刺南京政府禁止言论自由。《论语》第5期上的《文章五味》一文，揭露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诚从革命以来，言论权失，凡有讥讽时政者，动辄以反革命罪论。”第8期上的《吃糍粑有感》一文，指出政府当局禁止言论自由是“封他人之口”，“言论自由常有被剥夺之危险”，好说话者“都要遭人忌恶”，因而“莫谈国事成为中国茶楼之国粹”。第13期上的《谈言论自由》一文，则更加尖锐地指出在“德漠克拉西未实现的国，谁的巴掌大，谁便有言论自由，可把别人封嘴”，在中国“说话自由的，只有官，因为中国的官巴掌大”。为什么不能给民众一点“自由”呢？那是因为“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能自由。百姓言论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的自由与官的自由成正面冲突”。这可谓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南京政府当局钳制民众言论自由的原因。
其四，讽刺南京政府的腐败统治。《论语》第5期上的《黏指民族》一文，说政府官吏的手上有一种黏液，“因此民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第6期上的《捐助义勇军》一文，认为群众团体为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而捐献的款，“政府还是少管些好”。第7期上的《脸与法治》一文，认为权势者肆意践踏法律，讲面子，徇私情，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法治。第8期上的《又来宪法》一文，指出政府当局炮制“宪法”是虚伪的，因为官僚有特权，民权无法保障。第17期上的《梳，篦，剃，剥及其他》一文，借四川童谣“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道出了官府和军阀榨取民脂民膏的可怕。而且文中援引了1933年4月24日《大公报》刊载的国民党部队以剿“赤匪”为名大派捐税的消息，然后加以议论道：“今日无一事不可作为诈取民财的题目。此种虐政，唯有深种儒毒之百姓，始能忍受，亦唯有儒教根深之国，始能发生。世界好谈仁义者，莫如我国，而官僚贪污残暴，亦莫如我国。”这可以说对南京政府的“虐政”作了深刻的揭露。
其五，抒发忧国伤时的感情。《论语》第43期上的《梦影》一文，通过描述一个噩梦表达了对祖国危亡的忧虑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第78期上的《国事亟矣》一文，表现了对南京当局压制民众的愤激之情，并指出“今日亡国之捷径莫如缄民之口”，“今日国势尤非临民以威所可以振作”，“北京学校屡用学生作奸细密告同学以逮捕”，“今日国难，决非一般奴颜婢膝无脊梁者所可应付，无脊梁不必尸位，不必劝国民镇静而奴颜卑膝自豪……”。第80期的《外交纠纷》一文，指出“各地当局以怕引起‘外交纠纷’为辞”，不许学生反对他们变相割地的行为，“是诚可谓笑话之至”，并认为“今日根本问题不是外交纠纷不纠纷，而是华北可以不可以分割。可以分割，则双手赠送他人亦可；不可分割，则外交之纠纷终不能免也”。这充分表达了他反对投降卖国的鲜明态度。
仅从以上所说的来看，在林语堂和陶亢德执编《论语》时，林语堂确实发表了不少对南京政府有所讽刺和抨击的文字，表现了他这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进步性和思想上的亮点。而且，这在当时文坛的作者中也是显得相当突出的。因而依附于南京当局的“微风文艺社”才把他与鲁迅视为应予以“严厉制裁”的作者。可是，向来评论界无视他的这些文字，未能肯定他这时起到过的进步作用，甚至把他完全看作为反动文人。这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的反映，是“左”的表现。
自然，林语堂这时在《论语》上也发表了一些思想倾向不好的文字。如《论语》第2期上的《马克思风》一文，虽然批评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左”的倾向，但也蕴含有对苏维埃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满。同期上的《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一文，吹捧蒋介石“聪明颖慧，见识超人”，鼓吹“打破主义的迷信”。49期上的《四十自叙》诗，表示“生来原喜老百姓，偏憎人家说普罗。人亦要做名亦爱，踯躅街头说隐居。立志出身扬耶道，识得中奥废半途。尼奚尚难樊笼我，何况西洋马克思。”54期上的《今译美国独立宣言》把共产党称为“杀人放火”者（他注明：“所谓包罗希微（Boishevki）在美国口语含有鄙恶之意，故译文加‘杀人放火’以达真意。”）等等。这些说明了林语堂这时思想中，已存在着明显的偏见。
可是，这些倾向不好的文字，从数量上来看是不多的，而讽刺南京政府的文字却是大量的。这就表明，他这时的主要倾向是不满南京政府的统治的，但同时也已产生了不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