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办《论语》
1932年盛夏的好几个晚上，林语堂和章克标、邵洵美、李青崖、金增嘏、沈有乾、林徽因、张光宇、潘光旦、叶公超等十多人，在邵洵美的客厅里酝酿创办《论语》半月刊。“大家讲起要出一本刊物来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好在邵洵美开着时代书店可以发行出来，推销没有困难。关于刊物内容，谈得不多；刊物的名字，谈得最久。都想要有一个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号召力，要喊得响、站得起，而且惊人又迷人，又是大家都熟悉的，用来一炮打响，出奇制胜。”可是，刊物的名字迟迟定不下来。最后，章克标从林语堂的“林语”两字悟到孔子的《论语》两字，便提议“就用《论语》的刊名！”博得了大家的赞同。此外，一致推举林语堂为主编。
林语堂接受同人的委托后，经过一番筹划，《论语》半月刊创刊号于9月16日出版。而且果然是“一炮打响”，创刊号竟重印了几次。《论语》成为影响颇大并有所争议的刊物。而林语堂的名字则一直与《论语》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林语堂只主编了《论语》创刊号至26期。当他编了26期后，由于忙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以及跟时代书店总经理章克标有矛盾，便辞去了主编职务，改请陶亢德接替他担任主编。此后，他不再参与编务活动，只是该刊的主笔之一。对陶亢德接编《论语》，他认为“编论语甚好”，“更形活泼可爱”。陶亢德编完82期后，林语堂登出脱离《论语》社的《启事》：“自八十三期起，即脱离论语社及论语半月刊一切关系。”他与陶亢德一道离开了《论语》社。《论语》改由邵洵美、郁达夫合编，实际上由邵洵美负责，1937年8月出至117期后停刊。他对邵洵美执编时的《论语》，极为不满。认为自从他和陶亢德离开后，“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因而，我们今天评价他与《论语》的关系，应从他及陶亢德执编的《论语》来加以考察。
林语堂办《论语》的宗旨是怎样的呢？他在《论语》创刊号《缘起》中说：“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在《论语》第3期《我们的态度》中，他更明确地指出“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但不是“专载游戏文字，启青年轻浮叫嚣之风，专做挖苦冷笑损人而不利己的文字”，不是“预备出新《笑林广记》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的资料”。并说：
我们不想在文字国说空言，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须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我们抱这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
此外，《论语》创刊不久，又每期连续刊载《论语同人戒条》十条。这十条的主要意思，就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既不板起脸孔教训别人，也不发表色情下流的文字。
从这些材料来看，林语堂执编《论语》时，在政治上力求保持中立的姿态，在文学上准备抱写实主义的态度，对现实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对社会国家起一点积极作用，并且力求用幽默文字来反映现实生活，用“笑”来促使人们“头脑清醒一点”。这样的办刊态度，应该说是较为严肃认真的。
事实上，《论语》创办之初，发表了不少用幽默笔法来讥刺时弊的文字。有的读者认为，三期《论语》“均以关于政治或政府或政府要人者为多。虽然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究竟未免偏重政治的时下恶俗。而且纵然没有‘反革命’的心，或者免不了‘反革命’的嫌疑。编辑先生总应该留心取缔才好”。于是，林语堂在《论语》第6期《编辑后记》中，给《论语》的“格调”确定为三个方面：
（一）对于思想文化的荒谬，我们是毫不宽贷的；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而对于个人，即绝对以论事不论人的原则为绳墨；同一个人，我们这期也许褒誉，下期也许讥贬，如果个人之行径前后矛盾，难怪我们的批评也要前后反复。
（二）应该减少讽刺文字，增加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如游记，人物素描之类。固然，在国势阽危思想过渡之际，我们不敢专学西洋人享清福，如《笨拙》、《生活》、《判官》一类的寻开心，但是到底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幽默之种类繁多，有文有野，有雅有俗，有隽有露，有苦有淡，《论语》若能使国人多尝几种口味，辨其咸酸苦辣，也就为功不浅了。
（三）讽刺固然太多，记事实感太少，作者尽管说得天花乱坠，读者除去增加一些歪见以外，毫无所得。我们极想用幽默笔调，做半月大事记，凡事叙述的原原本本，又能详其底蕴，真切而有意味。但是这件恐非有人专门看报访采材料不可，目前不易办到。唯各地幽默通信，如有人愿负义务，我们是极欢迎的。无论大事记，或是各地通信，不必刻意寻奇，平凡的事，只消用幽默轻快的笔调叙述得来，水到渠成，自然成趣。如各地有此种通信，以书信式攀谈式写来，上自政治，中至社会，旁及教育交际民风民谣，不妨假定《论语》读者为知交，易长篇伟论为密室闲谈，忘其条理，断其起伏，信笔写来，意倦便搁笔便有模范小品文出现。
这三条有关《论语》格调的意见，自然是不算要求很高的，但也不是庸俗无聊的。而且，其中虽然说“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但此后《论语》仍然刊登了不少在幽默中寓有讽意的文字。直至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林语堂曾发表《谈女人》说：
近来更觉得诚已走入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又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之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求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于案上玻璃片以下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曰：“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请以《女论语》始。如果我们清谈的力量，能造成如晋代谢道韫“咏絮才高”一班的风雅女子，也可以替未亡国粉饰太平做一种点缀吧。
林语堂真的完全放弃“谈政治”，改为“谈女人”了吗？不是。他这番话不过是愤激之词，表现了对南京政府统治下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满。因为在刊登《谈女人》的21期《论语》上，他就编发了《顽石点头》一文，揭露南京政府热衷于打内战而不抗日，讽刺它北平失了等于没失，杀共产党就是杀敌人，打同胞就是打日本，中国将亡就是中国得救。同时编发了《时行语集联》，对南京政府不战而逃、节节败退作了讽刺。此外还刊登了《民国万税》漫画，绝妙地嘲讽南京政府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来鱼肉百姓。这表明他还是热衷于“谈政治”的。
当陶亢德接编《论语》时，林语堂曾致信他说：
……大概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萎靡、疲弱、寒酸、血亏者必弃之。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无油腔滑调，然亦未尝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
这实际上是勉励陶亢德继续坚持他执编《论语》时的编刊方针。而陶亢德也是尽力这样做的。正如他所表示的：“我之编论语，不仅我的手段应为孕育论语者的目的而施，且因目的正相同，更愿努力——成为如‘一切的一切’之努力之努力。”
由此可见，林语堂和陶亢德执编《论语》的态度确实是较为认真的。正因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执编的《论语》具有好些值得肯定之处。
首先，发表了宋庆龄、鲁迅和茅盾等人的好些文章。如宋庆龄的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广州脱险记》，鲁迅的杂文《学生与玉佛》、《谁的矛盾》、《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王化》、《两封通信》（复魏孟克）、《“论语”一年》、《玄武湖怪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柯桑记录的鲁迅在北大的演讲稿）、《航空救国之愿》、《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踢》和《现代史》（后五篇是转载的），茅盾的《也算是“现代史”罢！》、《老乡绅》和《汉奸》。此外，还刊登了老舍、郁达夫等人的不少小说和散文。
同时，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对南京政府作了讽刺。如“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许屁无捐”对联，和“民国万税”漫画，生动地嘲讽南京政府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来鱼肉百姓。《某督办》描述鲁督办一天外出视察时，数百名乡民高呼口号感激督办“救命”之恩，说他们原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多年未见天日，幸蒙督办大刮地皮，已刮了地皮十八层，使他们得以见天日。《封面祸》描写一位青年因为有一本封面上印有一个大胡子人相片的书（即巴枯宁），就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而被逮捕审讯。《活埋论》对南京政府惯用的残酷手段“活埋”，考证了它的起源，并列举了它的“好处”，即“省钱”，“省事”，还“便于秘密执行”。《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从托尔斯泰到老子，从叶铭深到孟子等中外不抵抗主义者作了考证，借以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寡母的悲声》更是斥责他们“放着日本不去打，关上大门自己打起来！这些大帅哪里还有人心肝，千刀万剐该不该？”漫画《危险的亲善》画着一个佩有国民党党徽的女郎很亲热地依偎着一只老虎。漫画《我所认识之怪人》则画了两个人：一人拱手攘外，一人持枪安内。显然，它们都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此外，《论语》的“半月要闻”、“雨花”、“群言堂”、“古香斋”和“补白”等栏目中，登有大量具有讽刺性的现实材料。如38期的“半月要闻”中，报道复旦大学学生张文烈因手上冻疮显露出红色，竟被密探当作共产党抓进巡捕房；39期“半月要闻”中披露了厦门的《福建泰晤士报》讨好日本海军司令。而“古香斋”栏更是经常刊登具有暴露意义的反面材料，曾得到鲁迅的称赞。他在《准风月谈·“滑稽”例解》中表示：“论语》一年我最爱看‘古香斋’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爱穿长衫令，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这“古香斋”栏之所以好，就在于让人们知道当时社会中存在着荒谬可笑的事情，从而引起思考和不满。
除了这些之外，《论语》也刊登过一些思想倾向不好和“为笑笑而笑笑”的文字。这就使它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为当时的左翼和右翼都有所不满。正如陶亢德所说的：“世人对于《论语》均曾挥其如椽之笔，大肆诛罚，好像《论语》不死大祸不止似的。左派说《论语》以笑麻醉大众的觉醒意识，右派说《论语》以笑消沉民族意识。”而且，1934年7月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持下成立的微风文艺社，曾讨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议决函请出版界、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发表，“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警告鲁迅、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
可是，纵观林语堂和陶亢德执编的《论语》，其发表讽刺南京政府统治的文章是大量的，远比倾向不好的文字多。而且，他在提倡幽默等方面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而，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它作全盘否定，而应该肯定它值得肯定的方面。
林语堂接受同人的委托后，经过一番筹划，《论语》半月刊创刊号于9月16日出版。而且果然是“一炮打响”，创刊号竟重印了几次。《论语》成为影响颇大并有所争议的刊物。而林语堂的名字则一直与《论语》联系在一起了。
其实，林语堂只主编了《论语》创刊号至26期。当他编了26期后，由于忙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以及跟时代书店总经理章克标有矛盾，便辞去了主编职务，改请陶亢德接替他担任主编。此后，他不再参与编务活动，只是该刊的主笔之一。对陶亢德接编《论语》，他认为“编论语甚好”，“更形活泼可爱”。陶亢德编完82期后，林语堂登出脱离《论语》社的《启事》：“自八十三期起，即脱离论语社及论语半月刊一切关系。”他与陶亢德一道离开了《论语》社。《论语》改由邵洵美、郁达夫合编，实际上由邵洵美负责，1937年8月出至117期后停刊。他对邵洵美执编时的《论语》，极为不满。认为自从他和陶亢德离开后，“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而成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因而，我们今天评价他与《论语》的关系，应从他及陶亢德执编的《论语》来加以考察。
林语堂办《论语》的宗旨是怎样的呢？他在《论语》创刊号《缘起》中说：“论语》社同人，鉴于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刊物，聊抒愚见，以贡献于社会国家。”在《论语》第3期《我们的态度》中，他更明确地指出“论语》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但不是“专载游戏文字，启青年轻浮叫嚣之风，专做挖苦冷笑损人而不利己的文字”，不是“预备出新《笑林广记》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的资料”。并说：
我们不想在文字国说空言，高谈阔论，只睁开眼睛，叙述现实。若说我们一定有何使命，是使青年读者，注重观察现实罢了。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的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只须旁观者对自己肯忠实，就会见出其矛盾，说来肯坦白，自会成其幽默。所以幽默文字必是写实主义的。我们抱这写实主义看这偌大国家扮春香闹学的把戏，难免好笑。我们不是攻击任何对象，只希望大家头脑清醒一点罢了。
此外，《论语》创刊不久，又每期连续刊载《论语同人戒条》十条。这十条的主要意思，就是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既不板起脸孔教训别人，也不发表色情下流的文字。
从这些材料来看，林语堂执编《论语》时，在政治上力求保持中立的姿态，在文学上准备抱写实主义的态度，对现实问题发表一些意见，对社会国家起一点积极作用，并且力求用幽默文字来反映现实生活，用“笑”来促使人们“头脑清醒一点”。这样的办刊态度，应该说是较为严肃认真的。
事实上，《论语》创办之初，发表了不少用幽默笔法来讥刺时弊的文字。有的读者认为，三期《论语》“均以关于政治或政府或政府要人者为多。虽然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究竟未免偏重政治的时下恶俗。而且纵然没有‘反革命’的心，或者免不了‘反革命’的嫌疑。编辑先生总应该留心取缔才好”。于是，林语堂在《论语》第6期《编辑后记》中，给《论语》的“格调”确定为三个方面：
（一）对于思想文化的荒谬，我们是毫不宽贷的；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而对于个人，即绝对以论事不论人的原则为绳墨；同一个人，我们这期也许褒誉，下期也许讥贬，如果个人之行径前后矛盾，难怪我们的批评也要前后反复。
（二）应该减少讽刺文字，增加无所为的幽默小品文，如游记，人物素描之类。固然，在国势阽危思想过渡之际，我们不敢专学西洋人享清福，如《笨拙》、《生活》、《判官》一类的寻开心，但是到底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幽默之种类繁多，有文有野，有雅有俗，有隽有露，有苦有淡，《论语》若能使国人多尝几种口味，辨其咸酸苦辣，也就为功不浅了。
（三）讽刺固然太多，记事实感太少，作者尽管说得天花乱坠，读者除去增加一些歪见以外，毫无所得。我们极想用幽默笔调，做半月大事记，凡事叙述的原原本本，又能详其底蕴，真切而有意味。但是这件恐非有人专门看报访采材料不可，目前不易办到。唯各地幽默通信，如有人愿负义务，我们是极欢迎的。无论大事记，或是各地通信，不必刻意寻奇，平凡的事，只消用幽默轻快的笔调叙述得来，水到渠成，自然成趣。如各地有此种通信，以书信式攀谈式写来，上自政治，中至社会，旁及教育交际民风民谣，不妨假定《论语》读者为知交，易长篇伟论为密室闲谈，忘其条理，断其起伏，信笔写来，意倦便搁笔便有模范小品文出现。
这三条有关《论语》格调的意见，自然是不算要求很高的，但也不是庸俗无聊的。而且，其中虽然说“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但此后《论语》仍然刊登了不少在幽默中寓有讽意的文字。直至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林语堂曾发表《谈女人》说：
近来更觉得诚已走入钻入牛角尖之政治，不如谈社会与人生。学汉朝太学生的清议，不如学魏晋人的清谈，只不要有人又来将亡国责任挂在清谈者之身上。由是决心从此脱离清议派，走入清谈派，并书“只求许我扫门前雪，不管他妈瓦上霜”之句，于案上玻璃片以下自戒。书完奋身而起曰：“好！我们要谈女人了！”请以《女论语》始。如果我们清谈的力量，能造成如晋代谢道韫“咏絮才高”一班的风雅女子，也可以替未亡国粉饰太平做一种点缀吧。
林语堂真的完全放弃“谈政治”，改为“谈女人”了吗？不是。他这番话不过是愤激之词，表现了对南京政府统治下没有言论自由的不满。因为在刊登《谈女人》的21期《论语》上，他就编发了《顽石点头》一文，揭露南京政府热衷于打内战而不抗日，讽刺它北平失了等于没失，杀共产党就是杀敌人，打同胞就是打日本，中国将亡就是中国得救。同时编发了《时行语集联》，对南京政府不战而逃、节节败退作了讽刺。此外还刊登了《民国万税》漫画，绝妙地嘲讽南京政府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来鱼肉百姓。这表明他还是热衷于“谈政治”的。
当陶亢德接编《论语》时，林语堂曾致信他说：
……大概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萎靡、疲弱、寒酸、血亏者必弃之。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而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全无油腔滑调，然亦未尝嬉笑怒骂，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
这实际上是勉励陶亢德继续坚持他执编《论语》时的编刊方针。而陶亢德也是尽力这样做的。正如他所表示的：“我之编论语，不仅我的手段应为孕育论语者的目的而施，且因目的正相同，更愿努力——成为如‘一切的一切’之努力之努力。”
由此可见，林语堂和陶亢德执编《论语》的态度确实是较为认真的。正因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执编的《论语》具有好些值得肯定之处。
首先，发表了宋庆龄、鲁迅和茅盾等人的好些文章。如宋庆龄的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广州脱险记》，鲁迅的杂文《学生与玉佛》、《谁的矛盾》、《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王化》、《两封通信》（复魏孟克）、《“论语”一年》、《玄武湖怪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柯桑记录的鲁迅在北大的演讲稿）、《航空救国之愿》、《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踢》和《现代史》（后五篇是转载的），茅盾的《也算是“现代史”罢！》、《老乡绅》和《汉奸》。此外，还刊登了老舍、郁达夫等人的不少小说和散文。
同时，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对南京政府作了讽刺。如“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许屁无捐”对联，和“民国万税”漫画，生动地嘲讽南京政府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来鱼肉百姓。《某督办》描述鲁督办一天外出视察时，数百名乡民高呼口号感激督办“救命”之恩，说他们原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多年未见天日，幸蒙督办大刮地皮，已刮了地皮十八层，使他们得以见天日。《封面祸》描写一位青年因为有一本封面上印有一个大胡子人相片的书（即巴枯宁），就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而被逮捕审讯。《活埋论》对南京政府惯用的残酷手段“活埋”，考证了它的起源，并列举了它的“好处”，即“省钱”，“省事”，还“便于秘密执行”。《不抵抗主义之起源考》从托尔斯泰到老子，从叶铭深到孟子等中外不抵抗主义者作了考证，借以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寡母的悲声》更是斥责他们“放着日本不去打，关上大门自己打起来！这些大帅哪里还有人心肝，千刀万剐该不该？”漫画《危险的亲善》画着一个佩有国民党党徽的女郎很亲热地依偎着一只老虎。漫画《我所认识之怪人》则画了两个人：一人拱手攘外，一人持枪安内。显然，它们都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
此外，《论语》的“半月要闻”、“雨花”、“群言堂”、“古香斋”和“补白”等栏目中，登有大量具有讽刺性的现实材料。如38期的“半月要闻”中，报道复旦大学学生张文烈因手上冻疮显露出红色，竟被密探当作共产党抓进巡捕房；39期“半月要闻”中披露了厦门的《福建泰晤士报》讨好日本海军司令。而“古香斋”栏更是经常刊登具有暴露意义的反面材料，曾得到鲁迅的称赞。他在《准风月谈·“滑稽”例解》中表示：“论语》一年我最爱看‘古香斋’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爱穿长衫令，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这“古香斋”栏之所以好，就在于让人们知道当时社会中存在着荒谬可笑的事情，从而引起思考和不满。
除了这些之外，《论语》也刊登过一些思想倾向不好和“为笑笑而笑笑”的文字。这就使它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为当时的左翼和右翼都有所不满。正如陶亢德所说的：“世人对于《论语》均曾挥其如椽之笔，大肆诛罚，好像《论语》不死大祸不止似的。左派说《论语》以笑麻醉大众的觉醒意识，右派说《论语》以笑消沉民族意识。”而且，1934年7月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持下成立的微风文艺社，曾讨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议决函请出版界、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发表，“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警告鲁迅、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
可是，纵观林语堂和陶亢德执编的《论语》，其发表讽刺南京政府统治的文章是大量的，远比倾向不好的文字多。而且，他在提倡幽默等方面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而，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它作全盘否定，而应该肯定它值得肯定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