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1月30日《奔流》1卷第6期,林语堂发表了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这一剧作问世后,曾激起一场轩然大波。
林语堂之所以创作这一剧作,显然跟前面说到的对孔祥熙过分吹捧孔子及礼教不满有关。在他看来,孔祥熙和历来的统治者对孔子的看法都有极大的偏颇,而对礼教的颂扬则更属荒谬。因而,他力图通过这一剧作来还孔子的真面目,并抨击礼教的腐朽。
对于孔子,林语堂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早在1925年4月7日写的《给玄同的信》中就认为:“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唯我觉得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可见,在他的心目中的孔子,不过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和老练官僚”,并非是什么“圣人”。
林语堂在《子见南子》一剧中所刻画的孔子,正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和老练官僚”形象。他着力所要表现的是,孔子虽然被自己所信奉和推行的周礼弄成为一个“世故先生和老练官僚”,但是仍然具有作为“人”的七情六欲。因而当孔子跟卫灵公夫人南子见面谈话时,竟情不自禁地被她的美丽所吸引,更是被她反对“男女有别”等新的思想、新的礼和新的乐舞所感动和折服,并由衷地表示“想不到女子也有这样精到的议论与高超的见解”,“到今日才明白艺术与认识人生”,甚至说“如果我不是相信周公,我就要相信南子”,“我先要救出我自己”。这样的描写,可谓别开生面,寓意新颖,既“还了孔子之真面目”,又否定了千百年来禁锢人们思想和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孔子和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不无裨益的。
这一剧作发表后,各地学校立即竞相排演,并受到观众的欢迎。可是,1929年6月8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师生在游艺会上演出这一剧作后,却引起了一场莫大的风波。孔传堉等曲阜孔氏六十户族人以该剧“侮辱孔子”的罪名,联名控告该校校长宋还吾,呈请教育部严加查办。工商部长孔祥熙闻讯后,立即支持他们的控告,力主严办。而二师师生也不示弱,宋还吾写了答辩书,学生会发了通电,均否定孔传堉等人的指控,并揭露他们搬弄这一闹剧是受曲阜著名大青皮孔祥藻和人品恶劣的孔教会会长孔繁朴两人操纵的,跟日本的犬养毅来曲阜参观也不无关系。
于是,教育部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张郁光,赴曲阜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孔传堉等人的呈文与事实不符。而且教育部长蒋梦麟、监察院长蔡元培路过济南去青岛时,也都表示二师师生排演的新剧,并无侮辱孔子的情节,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可是,这一风波最后还是以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而结束。
鲁迅当时很关注《子见南子》一剧所引起的这场风波。曾将有关材料加以汇编,冠于《关于〈子见南子〉》的题目,刊载于《语丝》第5卷第24期。他还在《结语》中指出:“另有任用,其实就是’撤差‘也矣。这即所谓’息事宁人‘之举,也还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也。”鲁迅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并体现了对二师师生和林语堂的支持。林语堂也曾写了《关于〈子见南子〉的话》,对于《子见南子》引起这样一场风波,表示实在“滑稽”得很,并驳斥了赵誉船对《子见南子》的指责,认为该剧对孔子的描写是无可厚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