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不满黑暗现实
林语堂这时对于南京政府统治下的黑暗现实，是颇为不满的。他写的《萨天师语录》，虽然表面上未涉及时政，但实际上都是讥时讽世之作，“是他对现实社会之黑暗的痛心疾首的呼喊”。譬如他借萨拉士斯脱拉的口说道：
宇宙本来无谜，事实与甚简单，我听他家怪人说。治国也易如反掌，据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孥，妻孥。后生，后生。蚯蚓，蚯蚓。猫头鹰，猫头鹰。——于是国治天下平。
于是而正言，言顺；分定，位安。于是而“民有粟”，不愁吃不到他。善哉，言乎！——这也是正名就是真理的铁证。
即使位有所不安，分有所不定，名有所不正，也已属非礼，尽可以闭目勿视。况且只须轻轻加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头颅坠地时，宇宙之谜也同样解决。事实胜于雄辩，果然不差。
他们思想律中唯一的利器就是正名——其次便是刽子手的大刀。宇宙之谜不在脑筋中解决，也必求解决之于脑袋。二者之中必有一犯上的乱徒，一名教的罪人。……
这些话，显然是对刚刚上台不久的南京政府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所作的有力影射和抨击。
1928年《语丝》4卷第38期，林语堂又发表了《给孔祥熙部长的一封公开信》。在这一公开信中，他更是不加任何掩饰地批评南京政府借尊孔来维护礼教和诬害青年。8月8日，南京政府的国府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工商部长孔祥熙提议保护山东孔林及各省孔庙的议案。该议案极力美化孔子的人格及其学说，并声称“一般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这显然是包含祸心的。这一议案刊登在8月30日《时事新报》上。当他看到后，异常气愤，当即就写了致孔祥熙的公开信，质问他道：
（一）案中言“一般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是否打倒礼教即共产党徒之言论？打倒礼教者是否即共产党徒？此是否孔门世传“古已有之”而似很面熟的思想律？民国七年新文化运动似乎确系共产党徒陈独秀所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否亦即共产党的玩意，应否明令禁止取缔？
（二）原案“大学之言平治，既合于平民政治之真诠。”请以现代逻辑予以解释。理论上？实际上？
（三）原文以西人游孔庙“拾其片石寸木，携归陈列，以夸珍贵者，足见孔子之伟大人格”——此外尚有孔子人格伟大之证据否？
（四）孔子除盛容饰，儒冠儒服，周游七十二国游说乞贷碰官运外（如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齐景公一类事）先生能于其生平事迹上品性上举一小事证明其私德之有可钦佩处否？（儒者之空洞恭维语除外。）
（五）专论孔子之人格（不论其学术）在孔子后二百年中誉之者多，还是毁之者多？孔子及儒者给当日社会一般人的印象如何，先生能言其一二乎？
（六）儒者尊君因而贤君护儒一般幕僚清客权贵相公思想至今尚未死尽，此中勾结情形先生能一阐扬之否？
从这些严正的责问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反对将反对孔教跟共产党相提并论，反对过分吹捧孔子的人格，并认为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跟儒者相“勾结”的。那时，南京政府正想通过尊孔崇儒来维护其统治，而林语堂却敢于发表这些看法，是要有莫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的。这也说明，他这时多少还保留了《语丝》时期“浮躁凌厉”的气度。
此外，同年《语丝》4卷第41期，林语堂还发表了《剪拂集·序》。在这《序》中，他则用委婉曲折的手法表达了愤激的心情。他表示，整理出版《剪拂集》，很使他感慨于“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为什么呢？他说，这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到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这就表明，当南京政府兴高采烈地欢庆他们的胜利之时，他不仅不为之所动，反而心境“冲淡”，“麻木与顽硬”，“寂寞与悲哀”。此中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内涵。
接着，他以历史的反衬手法写道：“其实拿三一八屠杀而论，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这在长了两年见识的我们，还值得大惊小怪吗？”这话既沉痛又有力，简直可说是一道射向南京政府实行血腥统治的愤火。然而，他又感到当时的黑暗现实一时难以反抗得了的。因而，他坦诚地指出：“头颅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态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如果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长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揭示了当时南京政府大肆施行法西斯统治的可怕情形。而所谓做“顺民”者，则不过是用曲笔表达了激愤难平之情而已。
宇宙本来无谜，事实与甚简单，我听他家怪人说。治国也易如反掌，据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孥，妻孥。后生，后生。蚯蚓，蚯蚓。猫头鹰，猫头鹰。——于是国治天下平。
于是而正言，言顺；分定，位安。于是而“民有粟”，不愁吃不到他。善哉，言乎！——这也是正名就是真理的铁证。
即使位有所不安，分有所不定，名有所不正，也已属非礼，尽可以闭目勿视。况且只须轻轻加以“犯上”，“作乱”的罪名——头颅坠地时，宇宙之谜也同样解决。事实胜于雄辩，果然不差。
他们思想律中唯一的利器就是正名——其次便是刽子手的大刀。宇宙之谜不在脑筋中解决，也必求解决之于脑袋。二者之中必有一犯上的乱徒，一名教的罪人。……
这些话，显然是对刚刚上台不久的南京政府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所作的有力影射和抨击。
1928年《语丝》4卷第38期，林语堂又发表了《给孔祥熙部长的一封公开信》。在这一公开信中，他更是不加任何掩饰地批评南京政府借尊孔来维护礼教和诬害青年。8月8日，南京政府的国府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工商部长孔祥熙提议保护山东孔林及各省孔庙的议案。该议案极力美化孔子的人格及其学说，并声称“一般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这显然是包含祸心的。这一议案刊登在8月30日《时事新报》上。当他看到后，异常气愤，当即就写了致孔祥熙的公开信，质问他道：
（一）案中言“一般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是否打倒礼教即共产党徒之言论？打倒礼教者是否即共产党徒？此是否孔门世传“古已有之”而似很面熟的思想律？民国七年新文化运动似乎确系共产党徒陈独秀所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否亦即共产党的玩意，应否明令禁止取缔？
（二）原案“大学之言平治，既合于平民政治之真诠。”请以现代逻辑予以解释。理论上？实际上？
（三）原文以西人游孔庙“拾其片石寸木，携归陈列，以夸珍贵者，足见孔子之伟大人格”——此外尚有孔子人格伟大之证据否？
（四）孔子除盛容饰，儒冠儒服，周游七十二国游说乞贷碰官运外（如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齐景公一类事）先生能于其生平事迹上品性上举一小事证明其私德之有可钦佩处否？（儒者之空洞恭维语除外。）
（五）专论孔子之人格（不论其学术）在孔子后二百年中誉之者多，还是毁之者多？孔子及儒者给当日社会一般人的印象如何，先生能言其一二乎？
（六）儒者尊君因而贤君护儒一般幕僚清客权贵相公思想至今尚未死尽，此中勾结情形先生能一阐扬之否？
从这些严正的责问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反对将反对孔教跟共产党相提并论，反对过分吹捧孔子的人格，并认为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跟儒者相“勾结”的。那时，南京政府正想通过尊孔崇儒来维护其统治，而林语堂却敢于发表这些看法，是要有莫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的。这也说明，他这时多少还保留了《语丝》时期“浮躁凌厉”的气度。
此外，同年《语丝》4卷第41期，林语堂还发表了《剪拂集·序》。在这《序》中，他则用委婉曲折的手法表达了愤激的心情。他表示，整理出版《剪拂集》，很使他感慨于“既往的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显然与眼前的沉寂与由两年来所长进见识得来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衬，益发看见我自己目前的麻木与顽硬”。为什么呢？他说，这是“环境使然，在这北伐已完成，训政将要开始，天下确已太平之时，难免要使人感到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这就表明，当南京政府兴高采烈地欢庆他们的胜利之时，他不仅不为之所动，反而心境“冲淡”，“麻木与顽硬”，“寂寞与悲哀”。此中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内涵。
接着，他以历史的反衬手法写道：“其实拿三一八屠杀而论，通共不过杀了四十八个青年，这在长了两年见识的我们，还值得大惊小怪吗？”这话既沉痛又有力，简直可说是一道射向南京政府实行血腥统治的愤火。然而，他又感到当时的黑暗现实一时难以反抗得了的。因而，他坦诚地指出：“头颅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态薄弱目无法纪等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如果学生寄宿舍没有电灯，派代表长去请校长装设，这些代表们必要遭校长的指为共产党徒，甚至开除，致于无书可读，则寄宿舍代表愚见亦大可以不必做，还是做年轻的顺民为是。校事尚如此，国事更可知了。这一点的见解于‘莘莘学子’实在有益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揭示了当时南京政府大肆施行法西斯统治的可怕情形。而所谓做“顺民”者，则不过是用曲笔表达了激愤难平之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