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逢鲁迅与在中央研究院任职
林语堂于1927年9月到达上海后不久，鲁迅和许广平也于10月3日从广州来到了上海，住在爱多亚路长耕里的共和旅馆里。林语堂闻讯后，当晚便前往拜访。他们在这年年初，各自怀着想为社会做点事的愿望，或往广州，或往武汉。结果，那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的时代风雨“轰毁”了他们的“思路”，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上海。此时此刻，林语堂为能与鲁迅重逢，感到十分高兴和激动，当晚与鲁迅交谈到深夜才告别。
次日上午，林语堂又前来拜访鲁迅。中午，由孙伏园兄弟在言茂源请鲁迅、许广平和周建人吃饭，林语堂作陪。下午，林语堂与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孙伏园等人一起合影。这是林语堂自厦门送别鲁迅往广州合照后，又一次留下极其珍贵的留念。7日上午，鲁迅在言茂源请李小峰、孙伏园、周建人和林语堂喝酒吃饭，饭后又一道往百新（星）戏院看电影。
此后，林语堂跟鲁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请鲁迅、许广平吃饭，并与鲁迅不断有书信往来。可见，他与鲁迅确实有过较深厚的交谊。他曾说“始终敬鲁迅”。当年他对鲁迅的态度的确如此。
林语堂通过与鲁迅的接触，思想上显然与鲁迅不无相通之处。鲁迅到上海后两个月内，深感“时事纷云，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因而“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大抵译书，间或作文”，不时用曲笔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林语堂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亦持静观默察、时有所讽的态度。
林语堂到上海后，还有一件幸运的事，就是受到了蔡元培的器重。
1927年10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并附设“中央研究院”，均由蔡元培担任院长。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蔡元培即聘林语堂担任外国语编辑主任（实际上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聘鲁迅、江绍原等人为特约撰述员。1928年10月，蔡元培又聘林语堂为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直到林语堂1931年创办《论语》时为止。月俸为300元，这对于没有固定职业的林语堂来说，无异于提供了生活保障。
林语堂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对蔡元培怀有尊敬之心。他认为蔡元培曾留学法国、德国，在国民党元老中是一个“西方通”，思想很开明。他担任北大校长时，采取“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方针。一方面引进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沈兼士等《新青年》一派人物，另一方面又聘请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旧派国学家。致使当时的北大充满民主精神和学术自由空气。同时，林语堂也感受到蔡元培平易近人，态度谦和，但对重要问题却严格认真，绝不马虎。蔡元培给林语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19年北京诸大学教职员在清华开会反对《凡尔赛和约》将我国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与会者激昂慷慨，并拟发通电抗议。那时，蔡元培站了起来，以低微的声音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第二天，他果然搭上京沪快车离开了北京。
林语堂现在又幸运地在蔡元培领导下工作，心情自然颇为愉快。他每天早晨和蔡元培同乘一辆汽车到研究院上班时（因他住在跟蔡元培住址愚园路不远地方），常常喜欢发议论，而蔡元培总是很客气地说：“是是，你的说法不错。”因而，他更加感到蔡元培“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但又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
林语堂的办公室安置在研究院二楼一间小房间，里面存放着许多元明善本书。他要处理的事并不多，因而经常有时间翻看那些书籍，充实了不少国学知识。而且，他只须上午去研究院上班，下午便可以自己写作或做其他事情。
次日上午，林语堂又前来拜访鲁迅。中午，由孙伏园兄弟在言茂源请鲁迅、许广平和周建人吃饭，林语堂作陪。下午，林语堂与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孙伏园等人一起合影。这是林语堂自厦门送别鲁迅往广州合照后，又一次留下极其珍贵的留念。7日上午，鲁迅在言茂源请李小峰、孙伏园、周建人和林语堂喝酒吃饭，饭后又一道往百新（星）戏院看电影。
此后，林语堂跟鲁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请鲁迅、许广平吃饭，并与鲁迅不断有书信往来。可见，他与鲁迅确实有过较深厚的交谊。他曾说“始终敬鲁迅”。当年他对鲁迅的态度的确如此。
林语堂通过与鲁迅的接触，思想上显然与鲁迅不无相通之处。鲁迅到上海后两个月内，深感“时事纷云，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因而“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大抵译书，间或作文”，不时用曲笔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林语堂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亦持静观默察、时有所讽的态度。
林语堂到上海后，还有一件幸运的事，就是受到了蔡元培的器重。
1927年10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并附设“中央研究院”，均由蔡元培担任院长。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蔡元培即聘林语堂担任外国语编辑主任（实际上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聘鲁迅、江绍原等人为特约撰述员。1928年10月，蔡元培又聘林语堂为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直到林语堂1931年创办《论语》时为止。月俸为300元，这对于没有固定职业的林语堂来说，无异于提供了生活保障。
林语堂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对蔡元培怀有尊敬之心。他认为蔡元培曾留学法国、德国，在国民党元老中是一个“西方通”，思想很开明。他担任北大校长时，采取“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方针。一方面引进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沈兼士等《新青年》一派人物，另一方面又聘请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旧派国学家。致使当时的北大充满民主精神和学术自由空气。同时，林语堂也感受到蔡元培平易近人，态度谦和，但对重要问题却严格认真，绝不马虎。蔡元培给林语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19年北京诸大学教职员在清华开会反对《凡尔赛和约》将我国山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与会者激昂慷慨，并拟发通电抗议。那时，蔡元培站了起来，以低微的声音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第二天，他果然搭上京沪快车离开了北京。
林语堂现在又幸运地在蔡元培领导下工作，心情自然颇为愉快。他每天早晨和蔡元培同乘一辆汽车到研究院上班时（因他住在跟蔡元培住址愚园路不远地方），常常喜欢发议论，而蔡元培总是很客气地说：“是是，你的说法不错。”因而，他更加感到蔡元培“果然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但又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
林语堂的办公室安置在研究院二楼一间小房间，里面存放着许多元明善本书。他要处理的事并不多，因而经常有时间翻看那些书籍，充实了不少国学知识。而且，他只须上午去研究院上班，下午便可以自己写作或做其他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