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
林语堂在厦门大学期间，除了忙于繁重的行政工作外，还继续从事于语言学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前汉方音区域考》和《闽粤方言之来源》等论文。其实，前文“总论”部分曾发表于1925年6月15日《语丝》第31期上。可见，此文早在1925年前后就有通盘的构想，只是由于他当时致力于抨击段祺瑞执政府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而中断了，到这时才把它续完。
《前汉方音区域考》约1.7万字，共分5个部分，是一篇有分量有见地的古音研究论文。
在“总论”中，林语堂对我国古音研究状况作了评介。他认为古音家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承认方音的，如顾炎武、江永、孔广森、张行孚。一派是不承认方音的，如钱大昕、段玉裁、张成孙等。顾炎武研究古音的方法和态度最科学，其时代地理观念也最精密。江永审音最精。张行孚的“双声”说很有创见。钱大昕否定方音是因为无地理观念。段玉裁的“合韵”说更是“无聊”，一味抹杀方音。对于顾炎武、江永有方音的主张，虽然历来都有相信的人，但一直没有人去做古方音的研究工作，致使我国音韵学有欠“精细”。因而，他以为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于古方音的考证。其重要意义是：
第一，便是使我们得知某地某时实在方言的差别，得了许多方言音变的公例，有了这些公例，将来训诂的事业就可格外精细，格外有条理，不但能说某字为某部的转音，并且能说其为何时何地的转音。我们看了章氏的“成均图”及对转旁转之说所得的印象，便是古音几乎无一部不可直接或间接转入它部，绝无地理上与时间上的条件，例之以西洋之语原学通则，可谓不科学之至。
第二，因为研究各部在方音中的转变，可以使各部的正音愈明。我们要知道古音，最要从它的转变上面看出来。我们应把古音看做动的不看做静的，看做活的不看做死的，看做有变化历史，有连贯统系的，不是永远静止，各部分离的。这也犹如科学家的研究物理每每注意其例外的，其不规则的，因为愈例外愈不规则的现象，愈容易启现新的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明与证实也不过在于一些星光上的不规则而已）素来古音家以全副精力研究分部，而于不合分部的韵反置之不理，此古音学成绩之所以不甚足观。
第三，用之于书的考证上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断定书的出处年代及真伪，我们可因其合于某条方音的例证明其非某地方音，或因其合于某条方音的例用为其出自某方音的佐证，如《周礼》是否齐音（江永说）便可用齐音的例为证。其他如古文中之奇字或体字，如“我”之作鲜“之作”实皆方言之字，我们都不知道拿来做系统的研究。又如汉字的读音其初每每实只是方音之读法而已，后来因为“经音家”之注释，乃成为普通读音，若“傩”读为“娜”（鲁卫音），“洧”读如“鲔”（郑音），我们因为不细究古方音之差别，故不明其原委。这些精细的工夫都得靠古方音的考证才能慢慢弄个条理来。
这些看法，可说已将古方音考证的意义阐述得颇为全面而透彻。
在第二部分“考证古方音之可能及其方法”中，林语堂认为要知道古代尤其是汉晋方言区分的梗概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汉晋时代是经音家昌盛时期，如康成的笺诗注礼、慈明、仲翔的注易、何休的注公羊、司农的注周礼，或如刘熙的释名、子云的方言、许慎的说文及注淮南，都包含许多关于当时方言种类的材料。可是，他又认为这些只可以做方言种类的佐证，而要做精密的研究，则必须有较丰富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最好是出于一人一时的著述。这种著述也有，那是扬雄的《方言》。它成书前后经廿七八年之久，是“汉代由一人独任的，最长期，最详细的方言调查的结果”。如果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它，便可知道汉代的方言种类及区域的大概情况。
在第三、四、五部分“整理扬雄方言的方法”、“方言之作者年代版本及称引地名”、“方言的系统研究”中，林语堂认为利用《方言》材料分出系统来，便可以得到汉代方音分类的情形，因为《方言》至少是西汉末的书，书中材料即为当时的材料，即使书中有些材料为后人所补，也不影响分类的系统。因而，他通过对《方言》材料的细致分析，认为前汉方言可分为十四系：
（1）秦晋为一系；
（2）梁及楚之西部为一系；
（3）赵魏自河以北为一系（燕代之南并入此系）；
（4）宋卫及魏之一部为一系（与第10系最近）；
（5）郑韩周自为一系；
（6）齐鲁为一系而鲁亦近第4系；
（7）燕代为一系；
（8）燕代北鄙朝鲜冽水为一系；
（9）东齐海岱之间淮泗（亦名青徐）为一系（杂入夷语）；
（10）陈汝颖江淮（楚）为一系（荆楚亦可另分为一系）；
（11）南楚自为一系（杂入蛮语）；
（12）吴扬越为一系而扬尤近淮楚；
（13）西秦为一系（杂入羌语）；
（14）秦晋北鄙为一系（杂入狄语）。
总之，林语堂所阐述的有关古方言研究的理论，对我国古音家及有关方言典籍的评价，以及对前汉方言分系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它们对于我国古音研究和古音学的建设，都是颇有价值的。
《闽粤方言之来源》，是一篇方言研究论文。其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主要有：（一）对方言要作历史的研究，即不但要洞悉现今的语势，而且要能够穷其源委，探其变迁，明其系统，得其历史上之解释，知其相互关系。（二）中国方言的分类尚无详确的专著。最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西方传教士，曾有好几种著作涉及到中国方言的分类，但偏重于传教地方，并不完善。而中国学者注意这一问题的，只有章太炎和黎锦熙。章太炎分中国方言为十种，黎锦熙则分为十二种。但他们对南方方言都有所忽视。（三）闽粤方言可分为闽北话、闽南话、广东话（又可分为几类）、客话，及土著的话（如黎民、畲民、蛋民、苗瑶等的话）。（四）闽粤方言是历代种姓迁移留下层次的痕迹，所以多保存古语古音。但不能把所有南方音看作为纯粹古音，只是它所保留的古音分子较北方方言多一些而已。（五）方言形成有两大原因：一是由于民族的迁移；二是由于异族的杂处。因而要想知道闽粤方言的来源，第一步就必须知道闽粤的殖民史，才能弄清楚这方言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现象。基于这样的认识，文中以大量的篇幅，详细考释了闽粤与古越族的关系，越人的种族问题，周秦时中国人的入越，汉初中国人与越人杂处，客族的来源，梅州客的来粤，即对闽粤方言的来源作了探讨。
这篇论文，虽然取材于有关古籍的记载，缺乏实际调查的材料，但它较早提出了研究闽粤方言来源问题，探究了闽粤人的来历和分布，为研究者提供了途径和线索。因而，对于促进闽粤方言研究是有意义的。
《前汉方音区域考》约1.7万字，共分5个部分，是一篇有分量有见地的古音研究论文。
在“总论”中，林语堂对我国古音研究状况作了评介。他认为古音家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承认方音的，如顾炎武、江永、孔广森、张行孚。一派是不承认方音的，如钱大昕、段玉裁、张成孙等。顾炎武研究古音的方法和态度最科学，其时代地理观念也最精密。江永审音最精。张行孚的“双声”说很有创见。钱大昕否定方音是因为无地理观念。段玉裁的“合韵”说更是“无聊”，一味抹杀方音。对于顾炎武、江永有方音的主张，虽然历来都有相信的人，但一直没有人去做古方音的研究工作，致使我国音韵学有欠“精细”。因而，他以为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于古方音的考证。其重要意义是：
第一，便是使我们得知某地某时实在方言的差别，得了许多方言音变的公例，有了这些公例，将来训诂的事业就可格外精细，格外有条理，不但能说某字为某部的转音，并且能说其为何时何地的转音。我们看了章氏的“成均图”及对转旁转之说所得的印象，便是古音几乎无一部不可直接或间接转入它部，绝无地理上与时间上的条件，例之以西洋之语原学通则，可谓不科学之至。
第二，因为研究各部在方音中的转变，可以使各部的正音愈明。我们要知道古音，最要从它的转变上面看出来。我们应把古音看做动的不看做静的，看做活的不看做死的，看做有变化历史，有连贯统系的，不是永远静止，各部分离的。这也犹如科学家的研究物理每每注意其例外的，其不规则的，因为愈例外愈不规则的现象，愈容易启现新的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明与证实也不过在于一些星光上的不规则而已）素来古音家以全副精力研究分部，而于不合分部的韵反置之不理，此古音学成绩之所以不甚足观。
第三，用之于书的考证上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断定书的出处年代及真伪，我们可因其合于某条方音的例证明其非某地方音，或因其合于某条方音的例用为其出自某方音的佐证，如《周礼》是否齐音（江永说）便可用齐音的例为证。其他如古文中之奇字或体字，如“我”之作鲜“之作”实皆方言之字，我们都不知道拿来做系统的研究。又如汉字的读音其初每每实只是方音之读法而已，后来因为“经音家”之注释，乃成为普通读音，若“傩”读为“娜”（鲁卫音），“洧”读如“鲔”（郑音），我们因为不细究古方音之差别，故不明其原委。这些精细的工夫都得靠古方音的考证才能慢慢弄个条理来。
这些看法，可说已将古方音考证的意义阐述得颇为全面而透彻。
在第二部分“考证古方音之可能及其方法”中，林语堂认为要知道古代尤其是汉晋方言区分的梗概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汉晋时代是经音家昌盛时期，如康成的笺诗注礼、慈明、仲翔的注易、何休的注公羊、司农的注周礼，或如刘熙的释名、子云的方言、许慎的说文及注淮南，都包含许多关于当时方言种类的材料。可是，他又认为这些只可以做方言种类的佐证，而要做精密的研究，则必须有较丰富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最好是出于一人一时的著述。这种著述也有，那是扬雄的《方言》。它成书前后经廿七八年之久，是“汉代由一人独任的，最长期，最详细的方言调查的结果”。如果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它，便可知道汉代的方言种类及区域的大概情况。
在第三、四、五部分“整理扬雄方言的方法”、“方言之作者年代版本及称引地名”、“方言的系统研究”中，林语堂认为利用《方言》材料分出系统来，便可以得到汉代方音分类的情形，因为《方言》至少是西汉末的书，书中材料即为当时的材料，即使书中有些材料为后人所补，也不影响分类的系统。因而，他通过对《方言》材料的细致分析，认为前汉方言可分为十四系：
（1）秦晋为一系；
（2）梁及楚之西部为一系；
（3）赵魏自河以北为一系（燕代之南并入此系）；
（4）宋卫及魏之一部为一系（与第10系最近）；
（5）郑韩周自为一系；
（6）齐鲁为一系而鲁亦近第4系；
（7）燕代为一系；
（8）燕代北鄙朝鲜冽水为一系；
（9）东齐海岱之间淮泗（亦名青徐）为一系（杂入夷语）；
（10）陈汝颖江淮（楚）为一系（荆楚亦可另分为一系）；
（11）南楚自为一系（杂入蛮语）；
（12）吴扬越为一系而扬尤近淮楚；
（13）西秦为一系（杂入羌语）；
（14）秦晋北鄙为一系（杂入狄语）。
总之，林语堂所阐述的有关古方言研究的理论，对我国古音家及有关方言典籍的评价，以及对前汉方言分系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它们对于我国古音研究和古音学的建设，都是颇有价值的。
《闽粤方言之来源》，是一篇方言研究论文。其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主要有：（一）对方言要作历史的研究，即不但要洞悉现今的语势，而且要能够穷其源委，探其变迁，明其系统，得其历史上之解释，知其相互关系。（二）中国方言的分类尚无详确的专著。最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西方传教士，曾有好几种著作涉及到中国方言的分类，但偏重于传教地方，并不完善。而中国学者注意这一问题的，只有章太炎和黎锦熙。章太炎分中国方言为十种，黎锦熙则分为十二种。但他们对南方方言都有所忽视。（三）闽粤方言可分为闽北话、闽南话、广东话（又可分为几类）、客话，及土著的话（如黎民、畲民、蛋民、苗瑶等的话）。（四）闽粤方言是历代种姓迁移留下层次的痕迹，所以多保存古语古音。但不能把所有南方音看作为纯粹古音，只是它所保留的古音分子较北方方言多一些而已。（五）方言形成有两大原因：一是由于民族的迁移；二是由于异族的杂处。因而要想知道闽粤方言的来源，第一步就必须知道闽粤的殖民史，才能弄清楚这方言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现象。基于这样的认识，文中以大量的篇幅，详细考释了闽粤与古越族的关系，越人的种族问题，周秦时中国人的入越，汉初中国人与越人杂处，客族的来源，梅州客的来粤，即对闽粤方言的来源作了探讨。
这篇论文，虽然取材于有关古籍的记载，缺乏实际调查的材料，但它较早提出了研究闽粤方言来源问题，探究了闽粤人的来历和分布，为研究者提供了途径和线索。因而，对于促进闽粤方言研究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