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打狗运动”的急先锋
4月1日，“女师大”复课。林语堂以教务长身份主持了复课典礼，并讲了话。为了使学生能正常上课，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复课后第三天，他还亲自跑书店，去寻找和购买适合学生自修的英语读物。结果发现了一本错误百出的《英语备考》。他随手一翻，就看到里头的“读音之普通错误”一章，只有四页的篇幅，而荒谬绝伦之处竟不只两打。于是，他特地写了《〈英语备考〉之荒谬》一文，发表在4月12日《语丝》74期上。这不仅表明他对英语是十分精通的，而且也说明他具有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
在尽力做好教务工作的同时，林语堂还时常思考“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以来知识界中的种种丑怪现象。尤其是看了周作人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恕府卫》一文后，他更是感慨之至。周作人文中有这样的话：
（A）“也不见得以前的卫队军警一定怎样高明，到了现在才变坏了，然而以前不开枪而此刻忽然开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的，卫队军警并不变坏，而北京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学生们轰轰烈烈闹得更厉害……那时为什么不开枪的呢？因为这是舆论所不许。大家不要笑我这句话说得太迂，只要把今昔情形一比较就明白了……”
（B）“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仅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政府出力，顺了逻辑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其实这样情形当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来早已如此，反对章士钊事件可以算是这个无耻运动的最高潮，而这回的残杀也就是其结果。政府以前还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到了去年知道这些舆论代表与知识阶级都是可以使得变相的，章士钊只须经手一千块钱的津贴便可分设一家白话老虎报于最高学府，有人长期替他颂扬辩护或诬蔑别人，这是多么经济的办法！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于是开枪矣！于是群起而拥护政府矣！”
林语堂看了周作人这一番话后，进一步认识到《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之流实在可恶，非狠狠地加以打击不可。于是，他于4月20日写了《讨狗檄文》，阐述了许多重要见解。他回顾了五四以来特别是“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期间，知识界严重分化的状况，指出陈源之流都是想做官的，是一时蛰居在教育界的“杂种分子”、“叭儿狗”。他们不仅大造“舆论”，保护了章士钊上台以来所做的“一切罪孽”，而且在“三一八”大屠杀中又与执政府“互助”，实为“一方面做老虎的间谍，一方面扰乱知识界自身之团结”的反动派。革命派绝对不能与他们“妥洽”，而且“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先把知识界内部肃清一下，就是先除文妖后打倒军阀”。因此，他主张掀起一个“打狗运动”，并宣称：“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林语堂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侯兆麟于4月13日致信林语堂，赞扬他具有“不怕环境的精神”，对于打倒“文妖”的理由说得“有理”，表示赞同打倒“官僚”和“文妖”，并要他进一步谈谈对狗事问题的意见。
4月17日，林语堂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了《打狗释疑》一文，答复侯兆麟。他一落笔就说：
狗之该打，世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在这段话里，林语堂坦诚地表示由于“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更加坚信鲁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张了。
接着，他阐述了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人“酷爱和平”，在公私利害冲突时谁也不肯得罪谁，结果造成“远不能和平”。而中国人之所以“不好战”，在于“受文明太久时间的关系”。假若长此“沉默”下去，中国可真要亡国了。他赞赏鲁迅的名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因而，他认为“今日的希望，只要大家不怕战……双方对击，才能击出一个进步来。历史的进步都是由异力相冲来的，是曲折的，不是直行的”。“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倘是大家不能肉搏击斗，至少亦得能毁咒恶骂，不能毁咒恶骂，至少亦须能痛心疾首的憎恶仇恨，若并一点恨心都没有，也可以不做人了。”可见，他是把斗争精神看作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历史进步和为人之道的大事来加以提倡的，对人们颇有激励的作用。
最后，他对“叭儿狗”作了一番描绘。他写道：
刚才因为我家里小姐听见邻家耍猴儿，叫我也叫他来院子里耍一耍。不打算一跨进门不见猴先见叭儿狗，委实觉得好笑。想打他又像无冤无仇的。后来看他走圈儿，往东往西，都听主人号令，十分聪明，倒也觉得有几分可爱。狗之危险，就在这一点，而且委实有点像猫，难怪鲁迅要恶他甚于蛇蝎。这总算我对叭儿狗见识的长进吧。
这些描述，活灵活现地显现了叭儿狗的特点，流露了他对叭儿狗的憎恶，使人们感到对于叭儿狗是非打不可的。
从这些言论来看，林语堂可谓已成为高举打狗棍的“打狗”急先锋！
在尽力做好教务工作的同时，林语堂还时常思考“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以来知识界中的种种丑怪现象。尤其是看了周作人发表在《京报副刊》的《恕府卫》一文后，他更是感慨之至。周作人文中有这样的话：
（A）“也不见得以前的卫队军警一定怎样高明，到了现在才变坏了，然而以前不开枪而此刻忽然开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的，卫队军警并不变坏，而北京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学生们轰轰烈烈闹得更厉害……那时为什么不开枪的呢？因为这是舆论所不许。大家不要笑我这句话说得太迂，只要把今昔情形一比较就明白了……”
（B）“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仅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政府出力，顺了逻辑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其实这样情形当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来早已如此，反对章士钊事件可以算是这个无耻运动的最高潮，而这回的残杀也就是其结果。政府以前还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到了去年知道这些舆论代表与知识阶级都是可以使得变相的，章士钊只须经手一千块钱的津贴便可分设一家白话老虎报于最高学府，有人长期替他颂扬辩护或诬蔑别人，这是多么经济的办法！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于是开枪矣！于是群起而拥护政府矣！”
林语堂看了周作人这一番话后，进一步认识到《现代评论》派的陈源之流实在可恶，非狠狠地加以打击不可。于是，他于4月20日写了《讨狗檄文》，阐述了许多重要见解。他回顾了五四以来特别是“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期间，知识界严重分化的状况，指出陈源之流都是想做官的，是一时蛰居在教育界的“杂种分子”、“叭儿狗”。他们不仅大造“舆论”，保护了章士钊上台以来所做的“一切罪孽”，而且在“三一八”大屠杀中又与执政府“互助”，实为“一方面做老虎的间谍，一方面扰乱知识界自身之团结”的反动派。革命派绝对不能与他们“妥洽”，而且“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先把知识界内部肃清一下，就是先除文妖后打倒军阀”。因此，他主张掀起一个“打狗运动”，并宣称：“我们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儿狗，老黄狗，螺蛳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此后再来讲打倒军阀。”
林语堂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侯兆麟于4月13日致信林语堂，赞扬他具有“不怕环境的精神”，对于打倒“文妖”的理由说得“有理”，表示赞同打倒“官僚”和“文妖”，并要他进一步谈谈对狗事问题的意见。
4月17日，林语堂以公开信的形式写了《打狗释疑》一文，答复侯兆麟。他一落笔就说：
狗之该打，世人类皆同意。弟前说勿打落水狗的话，后来又画鲁迅先生打落水狗图，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现在隔彼时已是两三个月了，而事实之经过使我益发信仰鲁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之话。
在这段话里，林语堂坦诚地表示由于“三一八”惨案的教训，更加坚信鲁迅痛打“落水狗”的主张了。
接着，他阐述了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人“酷爱和平”，在公私利害冲突时谁也不肯得罪谁，结果造成“远不能和平”。而中国人之所以“不好战”，在于“受文明太久时间的关系”。假若长此“沉默”下去，中国可真要亡国了。他赞赏鲁迅的名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因而，他认为“今日的希望，只要大家不怕战……双方对击，才能击出一个进步来。历史的进步都是由异力相冲来的，是曲折的，不是直行的”。“生活就是奋斗，静默决不是好现象，和平更应受我们的咒诅。倘是大家不能肉搏击斗，至少亦得能毁咒恶骂，不能毁咒恶骂，至少亦须能痛心疾首的憎恶仇恨，若并一点恨心都没有，也可以不做人了。”可见，他是把斗争精神看作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历史进步和为人之道的大事来加以提倡的，对人们颇有激励的作用。
最后，他对“叭儿狗”作了一番描绘。他写道：
刚才因为我家里小姐听见邻家耍猴儿，叫我也叫他来院子里耍一耍。不打算一跨进门不见猴先见叭儿狗，委实觉得好笑。想打他又像无冤无仇的。后来看他走圈儿，往东往西，都听主人号令，十分聪明，倒也觉得有几分可爱。狗之危险，就在这一点，而且委实有点像猫，难怪鲁迅要恶他甚于蛇蝎。这总算我对叭儿狗见识的长进吧。
这些描述，活灵活现地显现了叭儿狗的特点，流露了他对叭儿狗的憎恶，使人们感到对于叭儿狗是非打不可的。
从这些言论来看，林语堂可谓已成为高举打狗棍的“打狗”急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