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五卅惨案之后,北京人民的爱国运动一直在不停地发展着。1925年10月27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五万余人又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段祺瑞执政府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参加“关税特别会议”,主张关税自主。但巡警断绝交通,并与游行群众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表明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极为关心中国的命运。
可是,就在这时,那些企图依附于段祺瑞执政府的“名流”、“学者”和遗老遗少却又跳将出来,鼓吹“勿谈政治”,“闭门读书”,“读书救国”。而教育总长章士钊则于同年11月2日主持教育部部务会议,公然规定小学学生必须读经,自四年级起,每周一小时。这实际上是推行所谓“读经救国”的谬论。
针对“勿谈政治”、“闭门读书”和“读书救国”等谬说,林语堂于1925年11月6日写了《谬论的谬论》一文予以有力的抨击。他指出,“勿谈政治”、“闭门读书”、“读书救国”等等,是“现时政府及名流的主张”,他们把政治看作只是“官僚的事,是与小百姓无关的”,“是中华官国应有的政治学”。而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中国人古来恶谈政治的恶根性的表现”,“实不过盖藏些我们民族的懒惰性与颓丧性而已,不过是我们中庸知命系统哲学的新解释,是我们羲皇上人击壤而歌的新变相——总而言之就是西人所谓‘东方文化精神’的新表示而已。”其结果,势必“中国的命运也就完了”。因而,他表示坚决反对“勿谈政治”主义,并主张“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
在这里,可以看出林语堂是把对现实的批判与传统文化的反思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使他所作的有关评论格外具有说服力,并能引起人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