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斥责绅士名流的“高调”
1925年5月30日，上海各界民众一万多人在英租界南京路上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结果，英国巡捕竟向示威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数十人，逮捕五十多人，酿成空前未有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和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6月1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五万多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6月11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十七条交涉条件。而北京各界也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还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请愿，险些儿遭到屠杀。此外，各个学校和社会团体组织了宣传队、募捐队，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募款支持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
可是，《现代评论》派的某些绅士名流却站在爱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散布流言，放出“高调”，大泼冷水。丁在君就曾大放厥词，说什么“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我们应该慎重，不要再闹拳匪起来”，“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劝化了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了一个坐洋车的”，“抵制外货我们自己吃亏”。有的名流也说什么“单靠感情不能救国”，“救国须先求学”，“青年唯一的职务是念书”，“罢课是自杀”，“中国弄到这样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等等。
在爱国群众运动的鼓舞下，鼓吹变“中庸”为“急躁性”的林语堂，却毅然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请愿行列，经历了险些儿遭到血腥屠杀的情景。而且，他于6月24日和10月10日写了《丁在君的高调》和《随感录》等文，赞扬爱国群众的斗争精神，斥责绅士名流的“高调”。
在《丁在君的高调》一文中，林语堂指出：“这回爱国运动，大家正忙的手忙足乱，应接不暇，对外宣传，对内讲演，募款救济工人，筹划抵制外货，正苦无名流来实在出力，实在做事，实在帮忙，丁先生却居然在旁边说闲话。其实此种不负责任的闲话与不负责任的高调，相差无几。闲话，高调，空洞话，无用之话，无积极主张的话，其实则一。”所谓不负责任的，就是不利于爱国群众运动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爱国的群众运动，才能解决帝国主义枪杀爱国示威群众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问题，改革内政问题，因而他表示“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然而，丁在君却给群众的爱国运动“泼‘冷水’”，甚至胡说“中国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这显然是蓄意维护封建军阀统治的言论。因此，林语堂正告丁在君之流：“迎合官僚与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又绝对唱不得的。”
在《随感录》一文中，林语堂则指出丁在君一类新名流，实际上已成为替封建军阀政府歌功颂德的新的守旧派人物。他们与急进派愈来愈“不相容”，“互相讨厌”。可是，这是好事，“由于他们的互相讨厌，然后社会才有进步”。这可谓深刻地揭露了丁在君一类绅士名流的本质，并昭示了《语丝》派与他们斗争的必要性。
从这些事实来看，林语堂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日子里，已直接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由进行文明批评发展到致力于社会批评，并表现了异常激进的思想。
惨案发生后，上海和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6月1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五万多学生罢课，大多数商人罢市。6月11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十七条交涉条件。而北京各界也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还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请愿，险些儿遭到屠杀。此外，各个学校和社会团体组织了宣传队、募捐队，宣传五卅惨案的真相，募款支持上海人民的正义斗争。
可是，《现代评论》派的某些绅士名流却站在爱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散布流言，放出“高调”，大泼冷水。丁在君就曾大放厥词，说什么“学生只管爱国，放下书不读，实上了教员的当”，“我们应该慎重，不要再闹拳匪起来”，“爱国讲给车夫听有什么用”，“劝化了一百个拉洋车的，不如感动了一个坐洋车的”，“抵制外货我们自己吃亏”。有的名流也说什么“单靠感情不能救国”，“救国须先求学”，“青年唯一的职务是念书”，“罢课是自杀”，“中国弄到这样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等等。
在爱国群众运动的鼓舞下，鼓吹变“中庸”为“急躁性”的林语堂，却毅然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请愿行列，经历了险些儿遭到血腥屠杀的情景。而且，他于6月24日和10月10日写了《丁在君的高调》和《随感录》等文，赞扬爱国群众的斗争精神，斥责绅士名流的“高调”。
在《丁在君的高调》一文中，林语堂指出：“这回爱国运动，大家正忙的手忙足乱，应接不暇，对外宣传，对内讲演，募款救济工人，筹划抵制外货，正苦无名流来实在出力，实在做事，实在帮忙，丁先生却居然在旁边说闲话。其实此种不负责任的闲话与不负责任的高调，相差无几。闲话，高调，空洞话，无用之话，无积极主张的话，其实则一。”所谓不负责任的，就是不利于爱国群众运动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爱国的群众运动，才能解决帝国主义枪杀爱国示威群众问题，取消不平等条约问题，改革内政问题，因而他表示“我辈所希望者在民众”。然而，丁在君却给群众的爱国运动“泼‘冷水’”，甚至胡说“中国弄到这般田地完全是知识阶级的责任”。这显然是蓄意维护封建军阀统治的言论。因此，林语堂正告丁在君之流：“迎合官僚与军阀的‘高调’，是绝对而又绝对唱不得的。”
在《随感录》一文中，林语堂则指出丁在君一类新名流，实际上已成为替封建军阀政府歌功颂德的新的守旧派人物。他们与急进派愈来愈“不相容”，“互相讨厌”。可是，这是好事，“由于他们的互相讨厌，然后社会才有进步”。这可谓深刻地揭露了丁在君一类绅士名流的本质，并昭示了《语丝》派与他们斗争的必要性。
从这些事实来看，林语堂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日子里，已直接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由进行文明批评发展到致力于社会批评，并表现了异常激进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