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张彻底改造“国民性”
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年间，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不仅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而且“浸淫于中国文学及哲学的研究”，“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和语言学”，因而思想“飘浮在中国觉醒的怒潮里”，思考过有关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他曾说：“我很久要找一个字来代表中国混沌思想的精神及混沌思想的人的心理特征，来包括一切要以道德观念压死思想的人使他们归成一类，而千思苦求不能得，终于没有法子想，只得暂收它搁在脑后。”这实际上就是指国民性问题。
1924年底，林语堂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和认识。一天傍晚，他因觉得疲倦，到街上闲步，又因天气好，凉风习习，越走越有兴味，走过东单牌楼，东交民巷东口，直至哈德门外，而这时他立刻产生了“退化一千年”之感。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已没有了亮洁的街道、精致的楼房，有的是做煤球的人、卖大缸的人、挑剃头担的人，摆摊的什么都有，相命、占卦、卖曲本的，卖旧鞋、破烂古董、铁货、铁圈的，也有卖牛筋的，还有羊肉铺的羊肉味，烧饼的味，街中灰土所带之驴屎马屎之味。正在这时，忽然吹来了一阵风，“将一切卖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团灰土中，其土中所夹带驴屎马屎之气味布满空中，猛烈的袭人鼻孔”。
于是，他顿时产生了一种“觉悟”：“所谓老大帝国阴森沉晦之气，实不过此土气而已。我想无论是何国的博士回来卷在这土气中央决不会再做什么理想，尤其是我们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车的中等阶级以上的人遇见这土气，决没有再想做什么革命事业的梦想。”这是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得到的一种带有哲理性的认识。他把这一认识，称为“无意间得关于本国思想界的重大发明，使我三数年来脑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临时得一最正当完满的解决，如心上去了一个重负，其乐自非可言喻”。实际上，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甚至可以说他是带着这一发现步入中国思想界的活动的。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向敬佩孙中山的林语堂与数万北京人民一起瞻望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心情异常激动。于是，他于3月29日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从这篇文章看来，他这时已开始思考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肯定了鲁迅所强调的“思想革命”是对的，但认为“性之改造”是一个更难的途径。所谓“性之改造”，即去除中国人的“惰性慢性”，变为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救国救民的“急躁性”。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具有“惰性慢性”，是因为深受传统的“中庸哲学”和“乐天知命”思想的影响。“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这可谓深刻揭示出这些传统思想的实质及其弊害。因而，他主张摆脱封建传统的精神桎梏，形成一个“精神复兴”运动，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有见地的。钱玄同曾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中，称赞他的看法启发了自己的思路。
同年4月7日，林语堂又写了《给玄同的信》。这是他读了刘复与钱玄同发表在《语丝》第20期上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即《巴黎通信》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后写的。刘复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救国是靠“洋方子”还是靠“自己”。他赞赏周作人说过的一句话，即“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并说，“我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句话”，“我们虽然不敢说：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说：凡是脚踏我们东方的，或者是眼睛瞧着我们东方这一片‘秽土’的，其目的决不止身入地狱，超度苦鬼”。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有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负，具有鲜明的反帝倾向。但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即认为当时中国人中看重西方文化的人太多，看重中国文化的人太少，显然多少存在着排外和维护旧传统的思想意识。
钱玄同的看法却与刘复有所不同。他表示赞同若英国人和俄国人“踢我一脚，我便还他一口”的态度，但认为刘复说的“只有自己可靠”的“自己”，应是“指各人独有的‘我自己’”，而不是“指中国人共有的‘我们中国’”，“中国国民内固然太多外国人，却也太多中国人”，“应打破国家底迷信”，不应借“爱国”之名来反对“洋方子”，复活“国故”，“对于帝国主义底压迫绝对应抗拒的，但同时更绝对应该‘要针砭民族（咱们底）卑怯的瘫痪，要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启明的话）”。应该爱“欧化的中国”，不是遗老遗少“要‘歌诵’要‘夸’的那个中国”。这一番话的旨意，归根结底是反对排外和复古，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使中国成为“欧化的中国”，即具有现代文明的中国。
林语堂看了刘复和钱玄同的不同看法后，激发他对改造国民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的必要”，“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这样的看法自然是异常偏激的，但也表明他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造成中国“国民性”的极端愚昧落后，是有充分认识的。因而，他主张必须彻底改造固有的“国民性”，而途径则是“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做到“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但他坚决反对“复兴古人的精神”，认为即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但到现在“已一无复存”，连孔子也已失去了原有较为活泼并非呆板无聊的“真面目”。
这里有必须指出的是，林语堂和钱玄同所说的“欧化”，并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论”，而是要以先进的西方文明来促使中国人进入现代文明的意思。这在钱玄同的《回语堂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他说：“根本败类的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欧化”就是赶上西方所具有的现代文明，跟“全盘西化论”是不一样的。
林语堂有关改造“国民性”的看法，跟鲁迅在《灯下漫笔》等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他即使有些言词过激，但也说明他痛心之切，憎恶之深，并能起到发人猛省的作用。可以认为，正值1925年前后以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派卷土重来，大开倒车之时，他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的。
正因为这样，林语堂有关彻底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曾受到钱玄同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说：
语堂先生：
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底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我觉得三十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主意，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将“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们以为“用”虽可以加多，而“体”则断不容动摇……
九年来，我最佩服吴、鲁、陈三位先生底话；现在你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更高兴得了不得。……
这表明林语堂有关改造“国民性”的言论，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4年底，林语堂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和认识。一天傍晚，他因觉得疲倦，到街上闲步，又因天气好，凉风习习，越走越有兴味，走过东单牌楼，东交民巷东口，直至哈德门外，而这时他立刻产生了“退化一千年”之感。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已没有了亮洁的街道、精致的楼房，有的是做煤球的人、卖大缸的人、挑剃头担的人，摆摊的什么都有，相命、占卦、卖曲本的，卖旧鞋、破烂古董、铁货、铁圈的，也有卖牛筋的，还有羊肉铺的羊肉味，烧饼的味，街中灰土所带之驴屎马屎之味。正在这时，忽然吹来了一阵风，“将一切卖牛筋，破鞋，古董，曲本及路上行人卷在一团灰土中，其土中所夹带驴屎马屎之气味布满空中，猛烈的袭人鼻孔”。
于是，他顿时产生了一种“觉悟”：“所谓老大帝国阴森沉晦之气，实不过此土气而已。我想无论是何国的博士回来卷在这土气中央决不会再做什么理想，尤其是我们一些坐白晃晃亮晶晶包车的中等阶级以上的人遇见这土气，决没有再想做什么革命事业的梦想。”这是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得到的一种带有哲理性的认识。他把这一认识，称为“无意间得关于本国思想界的重大发明，使我三数年来脑中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临时得一最正当完满的解决，如心上去了一个重负，其乐自非可言喻”。实际上，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甚至可以说他是带着这一发现步入中国思想界的活动的。
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向敬佩孙中山的林语堂与数万北京人民一起瞻望孙中山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心情异常激动。于是，他于3月29日写了《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从这篇文章看来，他这时已开始思考着怎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肯定了鲁迅所强调的“思想革命”是对的，但认为“性之改造”是一个更难的途径。所谓“性之改造”，即去除中国人的“惰性慢性”，变为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救国救民的“急躁性”。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具有“惰性慢性”，是因为深受传统的“中庸哲学”和“乐天知命”思想的影响。“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这可谓深刻揭示出这些传统思想的实质及其弊害。因而，他主张摆脱封建传统的精神桎梏，形成一个“精神复兴”运动，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有见地的。钱玄同曾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中，称赞他的看法启发了自己的思路。
同年4月7日，林语堂又写了《给玄同的信》。这是他读了刘复与钱玄同发表在《语丝》第20期上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即《巴黎通信》和《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后写的。刘复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救国是靠“洋方子”还是靠“自己”。他赞赏周作人说过的一句话，即“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并说，“我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句话”，“我们虽然不敢说：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说：凡是脚踏我们东方的，或者是眼睛瞧着我们东方这一片‘秽土’的，其目的决不止身入地狱，超度苦鬼”。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有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欺负，具有鲜明的反帝倾向。但也有明显的片面性，即认为当时中国人中看重西方文化的人太多，看重中国文化的人太少，显然多少存在着排外和维护旧传统的思想意识。
钱玄同的看法却与刘复有所不同。他表示赞同若英国人和俄国人“踢我一脚，我便还他一口”的态度，但认为刘复说的“只有自己可靠”的“自己”，应是“指各人独有的‘我自己’”，而不是“指中国人共有的‘我们中国’”，“中国国民内固然太多外国人，却也太多中国人”，“应打破国家底迷信”，不应借“爱国”之名来反对“洋方子”，复活“国故”，“对于帝国主义底压迫绝对应抗拒的，但同时更绝对应该‘要针砭民族（咱们底）卑怯的瘫痪，要清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这是启明的话）”。应该爱“欧化的中国”，不是遗老遗少“要‘歌诵’要‘夸’的那个中国”。这一番话的旨意，归根结底是反对排外和复古，主张借鉴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来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使中国成为“欧化的中国”，即具有现代文明的中国。
林语堂看了刘复和钱玄同的不同看法后，激发他对改造国民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的必要”，“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这样的看法自然是异常偏激的，但也表明他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造成中国“国民性”的极端愚昧落后，是有充分认识的。因而，他主张必须彻底改造固有的“国民性”，而途径则是“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做到“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但他坚决反对“复兴古人的精神”，认为即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但到现在“已一无复存”，连孔子也已失去了原有较为活泼并非呆板无聊的“真面目”。
这里有必须指出的是，林语堂和钱玄同所说的“欧化”，并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论”，而是要以先进的西方文明来促使中国人进入现代文明的意思。这在钱玄同的《回语堂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他说：“根本败类的当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欧化”就是赶上西方所具有的现代文明，跟“全盘西化论”是不一样的。
林语堂有关改造“国民性”的看法，跟鲁迅在《灯下漫笔》等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彻底反封建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他即使有些言词过激，但也说明他痛心之切，憎恶之深，并能起到发人猛省的作用。可以认为，正值1925年前后以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复古派卷土重来，大开倒车之时，他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的。
正因为这样，林语堂有关彻底改造“国民性”的主张，曾受到钱玄同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他说：
语堂先生：
您说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我底朋友中，以前只有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讲过这样的话。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论中，充满了这个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国人”所不高兴。我觉得三十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老主意，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将“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们以为“用”虽可以加多，而“体”则断不容动摇……
九年来，我最佩服吴、鲁、陈三位先生底话；现在你也走到这条路上来了，我更高兴得了不得。……
这表明林语堂有关改造“国民性”的言论，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