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语言学
作为语音学博士的林语堂，当他开始国学研究之时，自然是致力于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他于1923年9月1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庄泽宣在《解决中国言文问题的几条途径》一文中反对采用罗马字制，另创拼音文字的意见，列举了十二个理由来说明26个罗马字母是最理想的汉语拼音字母，并表示赞同蔡孑民主张同时改用罗马字又改革汉字的意见。他所列举的十二个理由是：
一、罗马字母是今日中国无论什么人本来要懂的字母。
二、罗马字母是实际上的世界字母。
三、罗马字母是科学应用的字母。
四、罗马字母是商务上应用的字母。
五、罗马字母是历史上经过几番演化试验的结果。
六、罗马字能使译名问题自然解决。
七、罗马字便于行文中引用西文，采用西语。
八、罗马字能帮助中外知识界相接近。
九、罗马字能在国际上增高中国文的位置。
十、罗马字有在世界各国印刷的便利。
十一、罗马字有现成的大写，小写，印体，写体，花体，斜体，不用重新演化出来。
十二、罗马字有现成的电报字母，旗语，哑盲字母，打字机不须另制。
这些看法，曾得到钱玄同的充分肯定，认为是“极精当的议论”。可见，林语堂对于采用罗马字作为汉语拼音文字，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林语堂又于1923年《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和1924年《晨报副刊》第56号，分别发表了《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和《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两文，与汪荣宝和章太炎商榷有关歌戈鱼虞模等字的古读音问题。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古音学知识功底。而他提出的好些看法，如“我们处此西洋学术输入时代，应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我们以后研究古音，切不要只管‘考古’，而不顾‘审音’，才能够有实在的进步及发明，才能够把我们固有的古音学变成了西欧所承认的一种科学”，则对于古音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林语堂这时用力最多的是提倡方言研究。他于1923年12月9日应北大歌谣研究会约请，撰写了《关于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观察点》一文，刊载于1924年《歌谣增刊号》。他认为，方言研究“乃是语言学中极重要，并且极有趣味的事”。至于怎样从事方言研究，他提出了十点意见：（一）应考求声音递变的真相，及观察方言畛域现象。（二）应以广韵二百、六部为研究起发点。（三）应使发音学详密的方法理清音声的现象。（四）应注重俗话而略于字音。（五）应力求规则的条理，或者说，应承认语言为有科学整理的可能性。（六）对于词字应寻求文化的痕迹。（七）应博求古语之存于俗语中的。（八）对于文法关系应做独立的语言学上的研究。（九）应考求句法的异同。（十）应寻求俗语中最新的文法倾向。这些看法，可以说既系统全面，又切实可行。
在林语堂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于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调查会。“这个方言调查会的目的，概括起来，可以说有两种。一是横的方面，作现代方言语法的调查。二为纵的方面，做各方言历史的研究。这是近代研究文字学的人受了西洋语言学的影响，觉悟研究中国文字必不能放掉语言，而要研究语言必不能放掉方音。因此要把中国的文字语言整理好，非根本从搜集及整理方言材料着手不可。”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希祖、林语堂、黎锦辉、魏建功、夏曾佑、容庚等三十二人，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今西龙。
会上，先由沈兼士报告该会成立的经过，说明方言研究的范围，接着推举林语堂为该会主席。然后，林语堂发表了重要讲话，其要旨是：
中国方言经教会中外牧师之搜集，成书颇多，有方言的字典，有方言的圣经。我们中国人不能长在其后。语言学为近百年来之产物，语言地理为二三十年来之产物。此项学问最有研究者推法国，德国也不弱。研究方言有两个办法：（1）分发传单，列出问题，寄至各小学校，问其如何说法，用音标注出，再为比较。（2）一句话画出一个地图，看各地如何说法，比较其异同。唯分发传单填写，终易隔膜，我意最好有若干人到各地搜集去。至于应行研究之方面有三：（1）方音；（2）方言（即词类）；（3）语法。我们应看所有的声音到底有多少？中国声音的变化到底如何变法？其中有定律没有？如福建之客家，我们更可从声音方面为人种之研究……
从这当中可以看出，他对方言研究是抱有巨大的设想和期望的。
方言调查会成立后，林语堂不负众望，做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
其一，拟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并发表在1924年3月17日《北大日刊》、3月25日《晨报副刊》和《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等报刊上。这表明林语堂等人把方言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来向社会宣传，以使社会人士对它有所认识并予以支持。在这《宣言书》中，强调了方言调查的重要性，认为“由学术与实用两方面观看，中国方言有详细透彻调查的必要”。同时，规定了方言调查的范围，即“按方言调查，除去研究词汇同异之外，还有种姓迁移的历史，苗蛮异种的语性，古今音变的系统，方言语法的进化等连带问题，都是方言研究分内的事”。此外，提出了方言调查会及方言调查必须做的七项事情：一、制成方音地图——此为语言调查的根本事业；二、考定方言音声，及规定标音字母；三、调查殖民历史——近日语言学界的一个重要调查结果，即方言与本地历史的密切关系；四、考定苗夷异种的语言——此为本会所愿特别鼓励注意事件；五、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六、扬雄式的词汇调查；七、方言语法研究。
可以认为，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方言调查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我国现代方言调查和方言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举办《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训练班，林语堂亲自授课。前者“以发音学的条理治方言”，“以研究中国各地方音”为目的，后者则“以国际音标注国语及方言的方法，专使非要精研发音学的人也可以粗得标音的规模及认识国际音标的字母”。从1924年3月4日起开讲，每周讲授两次。但一星期后即合班上课，只讲授方言字母和国际音标，一学期毕业。
其三，制定《北大方言调查会方言字母草案》。共拟有47个字母，其中声母35个，元音12个。对字母的读音和分类、变通方音字母的通则、标音调等问题，均有详细说明。
其四，征求方言调查的文章。林语堂曾发表《征求关于方言的文章》一文，认为“方言材料的贡献就以生长各处的居民对于本地方言的叙述为最重要”，因而表示“我们所要的是实地经验的靠得住的材料，凡有此种材料的贡献无论多少详略，或单说一省语言的概略或详述各县语言的情形本会都极欢迎”。这实际上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做方言调查工作，以期把“国中方言的事实大概调查清楚”，然后“再请专家加以系统的精细的研究”。后来，《歌谣周刊》果然发表过《广西语言概论》（刘笔君）等文。
仅从这些来看，林语堂为我国现代方言调查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是我国现代方言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实际上，林语堂这时已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1925年9月，钱玄同、赵元任成立“七人会”，而林语堂便是该会的成员之一，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精英。此后，他继续在研究古音、探索文字改革的途径和推广国语罗马字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他于1923年9月1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针对庄泽宣在《解决中国言文问题的几条途径》一文中反对采用罗马字制，另创拼音文字的意见，列举了十二个理由来说明26个罗马字母是最理想的汉语拼音字母，并表示赞同蔡孑民主张同时改用罗马字又改革汉字的意见。他所列举的十二个理由是：
一、罗马字母是今日中国无论什么人本来要懂的字母。
二、罗马字母是实际上的世界字母。
三、罗马字母是科学应用的字母。
四、罗马字母是商务上应用的字母。
五、罗马字母是历史上经过几番演化试验的结果。
六、罗马字能使译名问题自然解决。
七、罗马字便于行文中引用西文，采用西语。
八、罗马字能帮助中外知识界相接近。
九、罗马字能在国际上增高中国文的位置。
十、罗马字有在世界各国印刷的便利。
十一、罗马字有现成的大写，小写，印体，写体，花体，斜体，不用重新演化出来。
十二、罗马字有现成的电报字母，旗语，哑盲字母，打字机不须另制。
这些看法，曾得到钱玄同的充分肯定，认为是“极精当的议论”。可见，林语堂对于采用罗马字作为汉语拼音文字，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林语堂又于1923年《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和1924年《晨报副刊》第56号，分别发表了《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和《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两文，与汪荣宝和章太炎商榷有关歌戈鱼虞模等字的古读音问题。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古音学知识功底。而他提出的好些看法，如“我们处此西洋学术输入时代，应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我们以后研究古音，切不要只管‘考古’，而不顾‘审音’，才能够有实在的进步及发明，才能够把我们固有的古音学变成了西欧所承认的一种科学”，则对于古音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林语堂这时用力最多的是提倡方言研究。他于1923年12月9日应北大歌谣研究会约请，撰写了《关于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观察点》一文，刊载于1924年《歌谣增刊号》。他认为，方言研究“乃是语言学中极重要，并且极有趣味的事”。至于怎样从事方言研究，他提出了十点意见：（一）应考求声音递变的真相，及观察方言畛域现象。（二）应以广韵二百、六部为研究起发点。（三）应使发音学详密的方法理清音声的现象。（四）应注重俗话而略于字音。（五）应力求规则的条理，或者说，应承认语言为有科学整理的可能性。（六）对于词字应寻求文化的痕迹。（七）应博求古语之存于俗语中的。（八）对于文法关系应做独立的语言学上的研究。（九）应考求句法的异同。（十）应寻求俗语中最新的文法倾向。这些看法，可以说既系统全面，又切实可行。
在林语堂等人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于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方言调查会。“这个方言调查会的目的，概括起来，可以说有两种。一是横的方面，作现代方言语法的调查。二为纵的方面，做各方言历史的研究。这是近代研究文字学的人受了西洋语言学的影响，觉悟研究中国文字必不能放掉语言，而要研究语言必不能放掉方音。因此要把中国的文字语言整理好，非根本从搜集及整理方言材料着手不可。”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希祖、林语堂、黎锦辉、魏建功、夏曾佑、容庚等三十二人，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今西龙。
会上，先由沈兼士报告该会成立的经过，说明方言研究的范围，接着推举林语堂为该会主席。然后，林语堂发表了重要讲话，其要旨是：
中国方言经教会中外牧师之搜集，成书颇多，有方言的字典，有方言的圣经。我们中国人不能长在其后。语言学为近百年来之产物，语言地理为二三十年来之产物。此项学问最有研究者推法国，德国也不弱。研究方言有两个办法：（1）分发传单，列出问题，寄至各小学校，问其如何说法，用音标注出，再为比较。（2）一句话画出一个地图，看各地如何说法，比较其异同。唯分发传单填写，终易隔膜，我意最好有若干人到各地搜集去。至于应行研究之方面有三：（1）方音；（2）方言（即词类）；（3）语法。我们应看所有的声音到底有多少？中国声音的变化到底如何变法？其中有定律没有？如福建之客家，我们更可从声音方面为人种之研究……
从这当中可以看出，他对方言研究是抱有巨大的设想和期望的。
方言调查会成立后，林语堂不负众望，做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
其一，拟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并发表在1924年3月17日《北大日刊》、3月25日《晨报副刊》和《东方杂志》第21卷第7号等报刊上。这表明林语堂等人把方言研究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来向社会宣传，以使社会人士对它有所认识并予以支持。在这《宣言书》中，强调了方言调查的重要性，认为“由学术与实用两方面观看，中国方言有详细透彻调查的必要”。同时，规定了方言调查的范围，即“按方言调查，除去研究词汇同异之外，还有种姓迁移的历史，苗蛮异种的语性，古今音变的系统，方言语法的进化等连带问题，都是方言研究分内的事”。此外，提出了方言调查会及方言调查必须做的七项事情：一、制成方音地图——此为语言调查的根本事业；二、考定方言音声，及规定标音字母；三、调查殖民历史——近日语言学界的一个重要调查结果，即方言与本地历史的密切关系；四、考定苗夷异种的语言——此为本会所愿特别鼓励注意事件；五、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六、扬雄式的词汇调查；七、方言语法研究。
可以认为，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方言调查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我国现代方言调查和方言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举办《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训练班，林语堂亲自授课。前者“以发音学的条理治方言”，“以研究中国各地方音”为目的，后者则“以国际音标注国语及方言的方法，专使非要精研发音学的人也可以粗得标音的规模及认识国际音标的字母”。从1924年3月4日起开讲，每周讲授两次。但一星期后即合班上课，只讲授方言字母和国际音标，一学期毕业。
其三，制定《北大方言调查会方言字母草案》。共拟有47个字母，其中声母35个，元音12个。对字母的读音和分类、变通方音字母的通则、标音调等问题，均有详细说明。
其四，征求方言调查的文章。林语堂曾发表《征求关于方言的文章》一文，认为“方言材料的贡献就以生长各处的居民对于本地方言的叙述为最重要”，因而表示“我们所要的是实地经验的靠得住的材料，凡有此种材料的贡献无论多少详略，或单说一省语言的概略或详述各县语言的情形本会都极欢迎”。这实际上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做方言调查工作，以期把“国中方言的事实大概调查清楚”，然后“再请专家加以系统的精细的研究”。后来，《歌谣周刊》果然发表过《广西语言概论》（刘笔君）等文。
仅从这些来看，林语堂为我国现代方言调查做了不少有意义的工作，是我国现代方言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实际上，林语堂这时已是国内知名的语言学家。1925年9月，钱玄同、赵元任成立“七人会”，而林语堂便是该会的成员之一，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的精英。此后，他继续在研究古音、探索文字改革的途径和推广国语罗马字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