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于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了《科学与经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对吴稚晖把胡适主张“整理国故”说为“祸国殃民”的事,而认为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是探讨科学精神与国学关系的“第一著作”,“可以说是新学界的一个新纪元”。同时,他也认为胡适并没有完全解决整理国故的诸多问题。因而,他提出:
我们可以毅然无疑说“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此去治学的目标,是我们此去努力的趋向。因为科学的知识与方法都能帮助我们把旧有的学问整理起来做有系统的研究。
他这里所说的“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是指“用西洋学术的眼光、见识、方法、手段,及应凭的西洋书籍来重新整理我们的国学材料”。
那么,怎样使国学研究具有科学性呢?他以为一要有科学的考证,二要有科学的研究,使“一字一句常因科学的知识(即比较参考的材料)而愈明白”,“拿定国学新的目的,搜集新的材料,拟定新的问题,立定新的标准,整理新的系统”。此外,他强调国学研究不能拘泥或停留于注释或校勘工作,而应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研究,才会使“国学得了一大新运命新魄力,犹如久旱将干的溪壑忽得秋霖大雨,沛然而下莫之能御,此内容的革新与元气的勃发不能不谢科学直接激动之力”。
林语堂提出的这些有关国学研究的意见,不仅表明他重视国学研究,而且对于我国国学研究工作也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