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清华学校
1916年，林语堂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应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周治春之聘，任该校英语教员。
林语堂到清华学校之初，还没有完全摆脱基督教的羁绊。他虽然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已抛弃了基督教义中的好些荒谬说法，但他的宗教意识毕竟根深蒂固，未能从根本上打破神的观念。他往往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彻底崩溃，人类的生命自然也就不会存在。因而，他在校内自动兼带一个星期日圣经班，并任圣经班的恭祝圣诞会主席。
这自然是很不适宜的，不免大受同事们的非议。正当他十分苦恼之时，他问同事刘大钧：“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得到的答复却是：“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这一答语，体现了儒家人类尊严和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莫大的说服力，终于把他与基督教的精神联系冲塌了。他从此认识到，如果我们之所以爱人是要依赖与在天上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那么，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而真爱人的应该是看见人的面孔才会真心爱他。于是，他感慨自己为什么一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
林语堂这时还有一个颇为苦恼的事情，就是缺乏扎实的国学知识。他一直在不重视中文学习的教会学校念书，尽管自学过一些国学书籍，但毕竟有限得很，更是缺少系统，因而不仅“学问差”，连中文基础也是“很浮泛不深”，“仅仅是半通”。而现在置身于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且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学校执教，他便深深感到自己缺乏国学知识和中文基础，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心态常常处于窘迫之中。
于是，他下决心“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博览国学书籍，以充实自己，“洗雪耻辱”。他最先是从看《红楼梦》着手的。他认为，这不仅可以帮助他学习标准的北京话，而且可以提高文学语言的修养。他感到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实在是太美了。同时，他经常跑去以卖旧书著名的琉璃厂翻看和选购国学书籍。诸如《人间词话》、《四库集录》、《说文》、《玉篇》、《广韵》、《韵府群玉》、《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等。久而久之，他的国学修养不再那么空疏了，不仅可以跟书商谈论书籍，而且可以谈论古本了。可见，在清华学校任教期间，他进一步打好了自己的国学基础。他后来回忆说：“盖自任清华教席之后，我即努力于中国文学，今日之能用中文写文章者，皆得力于此时之功也。”
1917年1月2日，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文，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主张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林语堂对于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热情关注，并持支持态度。他于1918年3月2日撰写了《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他在文中，明确表示赞同文学革命，并提出了颇为重要的看法：
我们文学革命的大宗旨，实在还只是个形式的改革（用白话代替文言之谓也）。……
我们既然以文学革命提倡，而吾人尚未曾看见西文的好处到底是怎样，自然该负那做个榜样、唤醒国人心目中的责任。应该以此为我们的大义务。对于此点，应该下全力着手。虽是现在新青年所刊的自然皆重老实有理的话。其趋向自然对的。但弟的意思，是要为白话文学（白话当文用，后来自有白话文学）设一个像西方论理细密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人家读一次这种的文字，要教他不要崇拜新文学也做不到了。这才尽我们改革新国文的义务。
白话为吾人平日所说的话，所以其性质，最易泛滥，最易说一大场无关着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话。我们须要戒用白话的人，不要胡思乱写，没有去取。虽是形式上，正如胡适君所说，“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记不清是胡适君说的不是），而意义上，决不容有此毛病也。
这些看法表明，林语堂早在文学革命之初，就认为文学革命不能只是语言形式的改革，而应借鉴西方文学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新文学来，而且使用口语写作时也应注意有所去取。这对于文学革命是不无裨益的。因而，钱玄同特地给林语堂文加了按语：“西人文章之佳处，我们中国人当然要效法他的。我们提倡新文学，自然不单是改文言为白话，便算了事。”这说明了林语堂的看法，受到了钱玄同的重视。
在文学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林语堂这时开始致力于语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检字法，即“首笔”检字法，“对康熙字典首发第一炮攻击”。他曾撰写《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刊登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研制新的检字法，是有感于二百多年来，一直沿用着的康熙字典，“检法迂缓，隶部纷如，不适今用”。而他研制的检字法，却只须记住字的“横”、“直”、“撇”、“点”、“勾”位次，便可查出要寻找的字来，颇为“简便捷速”。
蔡元培曾为他编撰的《汉字索引》写序，对他创造的检字法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林君玉堂有鉴于是，乃以西文字母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划，而有《汉字索引》之创制：立十九“母笔”以为华文最小之分子；其两分子或三分子之接触，则更以“交笔”“离笔”别之；而接笔之中，又别为“外笔”“内笔”二类。以此为部，则无论何字，弟取其最初三笔之异同，而准之以为先后，其明白简易，遂与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事实上，林语堂所创制的检字法，后来成为汉语字典的检字方法，并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辞书。所谓“后来诸新索引法，皆不出此范围”，是合符实际情形的说法。
除了创制新的检字法外，林语堂还研究了成语辞书编辑法。他曾将自己的有关想法写成《分类成语辞书编纂》一文，发表于1918年的《清华季刊》。他指出，历来辞书的编制方法，“陈陈相因，至今日已不适于一般学生之用”，应有一种更科学的方法。而他提出的编纂方法，则是将意思相近的成语编排在一起，按第一个字的“首笔”编排次序。这一编纂方法，具有集中、简明和易检的优点。
林语堂研究字典检字法和成语辞书编纂法，看似简单平凡的事情，但其实是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极为有益的。
林语堂到清华学校之初，还没有完全摆脱基督教的羁绊。他虽然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已抛弃了基督教义中的好些荒谬说法，但他的宗教意识毕竟根深蒂固，未能从根本上打破神的观念。他往往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彻底崩溃，人类的生命自然也就不会存在。因而，他在校内自动兼带一个星期日圣经班，并任圣经班的恭祝圣诞会主席。
这自然是很不适宜的，不免大受同事们的非议。正当他十分苦恼之时，他问同事刘大钧：“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得到的答复却是：“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这一答语，体现了儒家人类尊严和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具有莫大的说服力，终于把他与基督教的精神联系冲塌了。他从此认识到，如果我们之所以爱人是要依赖与在天上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那么，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而真爱人的应该是看见人的面孔才会真心爱他。于是，他感慨自己为什么一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
林语堂这时还有一个颇为苦恼的事情，就是缺乏扎实的国学知识。他一直在不重视中文学习的教会学校念书，尽管自学过一些国学书籍，但毕竟有限得很，更是缺少系统，因而不仅“学问差”，连中文基础也是“很浮泛不深”，“仅仅是半通”。而现在置身于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且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学校执教，他便深深感到自己缺乏国学知识和中文基础，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心态常常处于窘迫之中。
于是，他下决心“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博览国学书籍，以充实自己，“洗雪耻辱”。他最先是从看《红楼梦》着手的。他认为，这不仅可以帮助他学习标准的北京话，而且可以提高文学语言的修养。他感到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实在是太美了。同时，他经常跑去以卖旧书著名的琉璃厂翻看和选购国学书籍。诸如《人间词话》、《四库集录》、《说文》、《玉篇》、《广韵》、《韵府群玉》、《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等。久而久之，他的国学修养不再那么空疏了，不仅可以跟书商谈论书籍，而且可以谈论古本了。可见，在清华学校任教期间，他进一步打好了自己的国学基础。他后来回忆说：“盖自任清华教席之后，我即努力于中国文学，今日之能用中文写文章者，皆得力于此时之功也。”
1917年1月2日，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等文，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主张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林语堂对于这场文学革命运动，热情关注，并持支持态度。他于1918年3月2日撰写了《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他在文中，明确表示赞同文学革命，并提出了颇为重要的看法：
我们文学革命的大宗旨，实在还只是个形式的改革（用白话代替文言之谓也）。……
我们既然以文学革命提倡，而吾人尚未曾看见西文的好处到底是怎样，自然该负那做个榜样、唤醒国人心目中的责任。应该以此为我们的大义务。对于此点，应该下全力着手。虽是现在新青年所刊的自然皆重老实有理的话。其趋向自然对的。但弟的意思，是要为白话文学（白话当文用，后来自有白话文学）设一个像西方论理细密精深，长段推究，高格的标准。人家读一次这种的文字，要教他不要崇拜新文学也做不到了。这才尽我们改革新国文的义务。
白话为吾人平日所说的话，所以其性质，最易泛滥，最易说一大场无关着落似是而非的老婆话。我们须要戒用白话的人，不要胡思乱写，没有去取。虽是形式上，正如胡适君所说，“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记不清是胡适君说的不是），而意义上，决不容有此毛病也。
这些看法表明，林语堂早在文学革命之初，就认为文学革命不能只是语言形式的改革，而应借鉴西方文学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新文学来，而且使用口语写作时也应注意有所去取。这对于文学革命是不无裨益的。因而，钱玄同特地给林语堂文加了按语：“西人文章之佳处，我们中国人当然要效法他的。我们提倡新文学，自然不单是改文言为白话，便算了事。”这说明了林语堂的看法，受到了钱玄同的重视。
在文学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林语堂这时开始致力于语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检字法，即“首笔”检字法，“对康熙字典首发第一炮攻击”。他曾撰写《汉字索引制说明》一文，刊登在《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上。从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研制新的检字法，是有感于二百多年来，一直沿用着的康熙字典，“检法迂缓，隶部纷如，不适今用”。而他研制的检字法，却只须记住字的“横”、“直”、“撇”、“点”、“勾”位次，便可查出要寻找的字来，颇为“简便捷速”。
蔡元培曾为他编撰的《汉字索引》写序，对他创造的检字法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林君玉堂有鉴于是，乃以西文字母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划，而有《汉字索引》之创制：立十九“母笔”以为华文最小之分子；其两分子或三分子之接触，则更以“交笔”“离笔”别之；而接笔之中，又别为“外笔”“内笔”二类。以此为部，则无论何字，弟取其最初三笔之异同，而准之以为先后，其明白简易，遂与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苟以之应用于字典，辞书，及图书名姓之记录，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其功效何可量耶！
事实上，林语堂所创制的检字法，后来成为汉语字典的检字方法，并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辞书。所谓“后来诸新索引法，皆不出此范围”，是合符实际情形的说法。
除了创制新的检字法外，林语堂还研究了成语辞书编辑法。他曾将自己的有关想法写成《分类成语辞书编纂》一文，发表于1918年的《清华季刊》。他指出，历来辞书的编制方法，“陈陈相因，至今日已不适于一般学生之用”，应有一种更科学的方法。而他提出的编纂方法，则是将意思相近的成语编排在一起，按第一个字的“首笔”编排次序。这一编纂方法，具有集中、简明和易检的优点。
林语堂研究字典检字法和成语辞书编纂法，看似简单平凡的事情，但其实是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极为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