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年少之作历经多家电子书商盗版之后，就要由原纸质出版社重印，我因为深受盗版之苦，加上时间关系，无意修改；谨记下四写钱玄同的渊源，向读者致歉。
第一次写钱玄同是1993年。当时我还在读博士学位，策划“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找到我，说别的国学大师都找到人写了，单单钱玄同没有合适人选。我感到很悲哀。中国只闻有造原子弹的钱三强先生，未闻钱三强先生有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父亲。因为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古史辨学派，就答应下来。钱先生性情之激烈、立场之坚定、为文之幽默、生活之严谨，在他的同代人中，都是罕见的。林纾笔下的金心异，鲁迅笔下的金立因、肥头，矛头对准的无不是这位惊世骇俗的钱先生。从“孔夫子的便壶”到复古派的“放屁”，再到“洋大人的卵脬”，无不在钱先生猛烈的批判火力之下。不少人认为此等俗字，颇与钱先生名门正派的出身、名牌大学教授的身份不合，他则我行我素。特别是钱先生力主废汉文，被认为简直是成心挖中国人的祖坟。可恨我没有生花妙笔，将钱先生独特的个性展现出来。笔者历史学出身，总感觉一句话没有出处即违反职业道德，因此书中罗列的材料颇多，可读性差。加之编辑删除太甚，更加上气不接下气，久欲写成《吴兴学案》专书弥补。
1994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同时给杨向奎先生当助手，与刘起釪先生、王煦华先生游，我才深入理解到古史辨。杨先生出生于辛亥革命前一年，经历了20世纪大部分时段。杨先生1929年入北大预科，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教过他的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都是20世纪重要的学者。杨先生还听过钱玄同、胡适、熊十力的课。1999年4月，杨先生对我说，他打算写一部“当代名家学案”，从他熟悉的或接触过的开始，比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蒙文通诸先生做起，命我写钱玄同。等我写好之后，研究所审查没有通过。因为钱先生号“疑古”，恰巧学术界有人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我当然要分析一下。古史辨运动是在论辩中产生的，所以1926年论辩文章结集时，顾颉刚先生有意选择了一个中性的书名—《古史辨》。不过历史所的某些同志认为我书中的观点与当时的“研究主调”相悖。所里派了一位副所长找我谈稿子的问题，称我的稿子不宜出版。“当代名家学案”向历史所申请出版补助，也未获通过。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刘中平先生的帮助，“当代名家学案”于2003年以《百年学案》之名出版，《钱玄同学案》未能同时出版。我第二次写钱玄同归于失败。
2003年是古史辨运动80周年，在湖北民族学院的支持下，我们合编了《古史考》九卷，第一至四卷纪念胡适先生，第五卷纪念钱玄同先生，第六卷纪念顾颉刚先生（后因顾先生家属反对，改为纪念王献唐），第七卷纪念陈独秀先生，第八卷纪念杨向奎先生，第九卷为刘起釪先生祝寿。我写了一篇《论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地位并原廖名春先生的“难言之隐”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二》，收入《古史考》第五卷，34000字。这是我第三次写钱玄同。《古史考》是学术界第一次正面回应“走出疑古时代”口号，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都不予出版，最后海南出版社接下了。在此向海南出版社致以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在编辑《古史考》的过程中，我结识了钱玄同的孙子钱端伟先生。他倾其所有，提供了本来就不多的钱玄同照片。我深感钱氏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族，决心将《钱玄同学案》增补为一本书。这是2006年底的事。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得知我写的书和我编的书被北京世纪超星家族连锁公司盗版一空，无一幸免。由于全国性的扩大招生，三本以及专科、职业学院遍地开花，几乎都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只好买些电子书充数。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对高校实施本科教学评估检查，很多学校由于历史原因纸介质图书存在严重不足，难以达到本科教学评估对藏书量的具体要求，为了在短期内花费较少资金解决这一难题，电子图书成了救命草，带动了我国网络盗版狂潮。电子书无论厚薄和质量好坏，一律按几块钱一本销售，有的低至两块钱一本。以本书为例，明明是初出茅庐之作，却有好几家公司盗版。
超星盗版受害者遍布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遂推举本人为召集人，于2007年开始状告超星、读秀等盗版公司，在北京、山东、贵州立案近百起，《人民日报》、《方圆法治》、《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济周刊》、《北京晨报》、《新京报》、《法制早报》、《中国消费者报》、《IT时代周刊》、《中华工商时报》、《南方都市报》等二十多家媒体跟踪报道，新闻界把这次大规模群众性维权活动称之为“400专家诉超星”，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八大出版热点之一，但遭到一系列荒唐的判决：法院判决超星盗版成立，赔偿金额却不足以负担受害者的调查费、公证费、律师费、交通费等。也就是说，盗版无风险，维权反而要赔本。
2012年，有一位记者要采访我，先提了62个问题。等我回答完62个问题，记者从此杳无音信，写作也无从谈起。也许纪念钱先生，时机尚未成熟。
钱先生因为激进的“疑古”，因而也感到“国中老年、中年、少年欲食我者甚众”。其实疑古的天性并不是后脑壳长有反骨的少数派，而是人类普遍的本能。我在《古史考》第五卷扉页转载了一幅画，画面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到狡猾的蛇“游说”时的情形。下面有一行字：“进化心理学（一门研究人类起源与本质的学科）的研究结果表明，识破骗局、避免被愚弄是人类最强烈的心理情感之一。”这说明怀疑是人类的本能。既然“疑而后考”，疑古必然辨伪。现在很多人对“伪”字的反感，一如对“批判”一词的反感。所谓“辨伪”，有意假造的当然要辨，不自觉的先入之见也要辨。“辨伪”之“伪”，应当多从“人为”上理解。
顾颉刚先生的助手王煦华先生指出，有人认为疑古思想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王先生指出这个评价是似是而非的。前人把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视作真实的历史，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人们对古代的历史文化有丰富而深入的认识；可是一旦剔除了这些神话传说，剩下的真实的古史知识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在用实物材料建设真实的古史以前，人们对它的认识，实际上是个空白。因此这种认识的空白，不是疑古思想造成的，而是疑古思想揭穿了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而显现出来的真相。所以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恰恰就是它改变人们古史观的进步意义。
实际上古史辨派的“疑古”是剔除伪史、显现真古史的稀少，是对中国上古史的伟大贡献，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古史辨派“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他们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古史’的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感到中国上古史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关于古史辨派和近代考古学的关系，夏先生指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第一个来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其中一个特别有关的科学是地质学；另一门学科是狭义的历史学，古史辨派便是当时这种史学的代表。可见古史辨派对中国的考古学起的是推动作用，而非阻碍作用。
吴锐
2014年10月
第一次写钱玄同是1993年。当时我还在读博士学位，策划“国学大师丛书”的编辑找到我，说别的国学大师都找到人写了，单单钱玄同没有合适人选。我感到很悲哀。中国只闻有造原子弹的钱三强先生，未闻钱三强先生有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父亲。因为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古史辨学派，就答应下来。钱先生性情之激烈、立场之坚定、为文之幽默、生活之严谨，在他的同代人中，都是罕见的。林纾笔下的金心异，鲁迅笔下的金立因、肥头，矛头对准的无不是这位惊世骇俗的钱先生。从“孔夫子的便壶”到复古派的“放屁”，再到“洋大人的卵脬”，无不在钱先生猛烈的批判火力之下。不少人认为此等俗字，颇与钱先生名门正派的出身、名牌大学教授的身份不合，他则我行我素。特别是钱先生力主废汉文，被认为简直是成心挖中国人的祖坟。可恨我没有生花妙笔，将钱先生独特的个性展现出来。笔者历史学出身，总感觉一句话没有出处即违反职业道德，因此书中罗列的材料颇多，可读性差。加之编辑删除太甚，更加上气不接下气，久欲写成《吴兴学案》专书弥补。
1994年，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同时给杨向奎先生当助手，与刘起釪先生、王煦华先生游，我才深入理解到古史辨。杨先生出生于辛亥革命前一年，经历了20世纪大部分时段。杨先生1929年入北大预科，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教过他的如顾颉刚、傅斯年、钱穆，都是20世纪重要的学者。杨先生还听过钱玄同、胡适、熊十力的课。1999年4月，杨先生对我说，他打算写一部“当代名家学案”，从他熟悉的或接触过的开始，比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钱穆、蒙文通诸先生做起，命我写钱玄同。等我写好之后，研究所审查没有通过。因为钱先生号“疑古”，恰巧学术界有人在1992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我当然要分析一下。古史辨运动是在论辩中产生的，所以1926年论辩文章结集时，顾颉刚先生有意选择了一个中性的书名—《古史辨》。不过历史所的某些同志认为我书中的观点与当时的“研究主调”相悖。所里派了一位副所长找我谈稿子的问题，称我的稿子不宜出版。“当代名家学案”向历史所申请出版补助，也未获通过。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刘中平先生的帮助，“当代名家学案”于2003年以《百年学案》之名出版，《钱玄同学案》未能同时出版。我第二次写钱玄同归于失败。
2003年是古史辨运动80周年，在湖北民族学院的支持下，我们合编了《古史考》九卷，第一至四卷纪念胡适先生，第五卷纪念钱玄同先生，第六卷纪念顾颉刚先生（后因顾先生家属反对，改为纪念王献唐），第七卷纪念陈独秀先生，第八卷纪念杨向奎先生，第九卷为刘起釪先生祝寿。我写了一篇《论钱玄同先生在古史辨运动中的地位并原廖名春先生的“难言之隐”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二》，收入《古史考》第五卷，34000字。这是我第三次写钱玄同。《古史考》是学术界第一次正面回应“走出疑古时代”口号，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都不予出版，最后海南出版社接下了。在此向海南出版社致以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在编辑《古史考》的过程中，我结识了钱玄同的孙子钱端伟先生。他倾其所有，提供了本来就不多的钱玄同照片。我深感钱氏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族，决心将《钱玄同学案》增补为一本书。这是2006年底的事。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得知我写的书和我编的书被北京世纪超星家族连锁公司盗版一空，无一幸免。由于全国性的扩大招生，三本以及专科、职业学院遍地开花，几乎都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只好买些电子书充数。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对高校实施本科教学评估检查，很多学校由于历史原因纸介质图书存在严重不足，难以达到本科教学评估对藏书量的具体要求，为了在短期内花费较少资金解决这一难题，电子图书成了救命草，带动了我国网络盗版狂潮。电子书无论厚薄和质量好坏，一律按几块钱一本销售，有的低至两块钱一本。以本书为例，明明是初出茅庐之作，却有好几家公司盗版。
超星盗版受害者遍布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国，遂推举本人为召集人，于2007年开始状告超星、读秀等盗版公司，在北京、山东、贵州立案近百起，《人民日报》、《方圆法治》、《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济周刊》、《北京晨报》、《新京报》、《法制早报》、《中国消费者报》、《IT时代周刊》、《中华工商时报》、《南方都市报》等二十多家媒体跟踪报道，新闻界把这次大规模群众性维权活动称之为“400专家诉超星”，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八大出版热点之一，但遭到一系列荒唐的判决：法院判决超星盗版成立，赔偿金额却不足以负担受害者的调查费、公证费、律师费、交通费等。也就是说，盗版无风险，维权反而要赔本。
2012年，有一位记者要采访我，先提了62个问题。等我回答完62个问题，记者从此杳无音信，写作也无从谈起。也许纪念钱先生，时机尚未成熟。
钱先生因为激进的“疑古”，因而也感到“国中老年、中年、少年欲食我者甚众”。其实疑古的天性并不是后脑壳长有反骨的少数派，而是人类普遍的本能。我在《古史考》第五卷扉页转载了一幅画，画面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受到狡猾的蛇“游说”时的情形。下面有一行字：“进化心理学（一门研究人类起源与本质的学科）的研究结果表明，识破骗局、避免被愚弄是人类最强烈的心理情感之一。”这说明怀疑是人类的本能。既然“疑而后考”，疑古必然辨伪。现在很多人对“伪”字的反感，一如对“批判”一词的反感。所谓“辨伪”，有意假造的当然要辨，不自觉的先入之见也要辨。“辨伪”之“伪”，应当多从“人为”上理解。
顾颉刚先生的助手王煦华先生指出，有人认为疑古思想改变了人们的古史观，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王先生指出这个评价是似是而非的。前人把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视作真实的历史，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人们对古代的历史文化有丰富而深入的认识；可是一旦剔除了这些神话传说，剩下的真实的古史知识就寥寥无几了，可以说在用实物材料建设真实的古史以前，人们对它的认识，实际上是个空白。因此这种认识的空白，不是疑古思想造成的，而是疑古思想揭穿了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而显现出来的真相。所以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恰恰就是它改变人们古史观的进步意义。
实际上古史辨派的“疑古”是剔除伪史、显现真古史的稀少，是对中国上古史的伟大贡献，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也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古史辨派“对于封建主义的旧史学的摧陷廓清的功绩仍是不可抹杀的。他们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古史’的道路上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感到中国上古史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关于古史辨派和近代考古学的关系，夏先生指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第一个来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其中一个特别有关的科学是地质学；另一门学科是狭义的历史学，古史辨派便是当时这种史学的代表。可见古史辨派对中国的考古学起的是推动作用，而非阻碍作用。
吴锐
201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