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拨除最厚最黑的云雾
钱玄同4岁开始读《尔雅》，5岁开始读《诗经》，他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考中举人，光宗耀祖，所以督责甚严，他13岁时读了《春秋左传》，也读了《春秋公羊传》。前者属古文经学，后者属今文经学。从这时候起，他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后来读了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今文学家研究《春秋》的著作，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愿为卖饼家，不作太官厨”，他后来有一个常用的别号叫“饼斋”，还曾让周作人等人写有关“饼”的文章，周作人说把陆机的《饼赋》翻了几道，始终没有交卷。1911年他在故乡拜见崔适“请安”，读其《史记探源》稿本，又从那里借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此专宗今文，后尊崔适为师，自称弟子。1917年后，他开始打破古文、今文的家法，这一年也是他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赞成“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一年，标志着他的思想完全成熟。1921年他与胡适、顾颉刚通信，讨论编集辨伪丛刊，当时顾颉刚还不注意辨别经书的真伪，钱玄同多次对他说起对今、古文经学都不满意，这才引起顾颉刚的重视，对他一生的学术生涯起了直接的影响。1921年11月5日，钱玄同与顾颉刚通信专门讨论了编纂经部辨伪文字的问题，认为此事刻不容缓，认为辨经书与辨子书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因为“经”是自来学者所尊崇的。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轰动一时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钱玄同在回信中极口称赞，对六经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说：
我很喜欢研究所谓“经”也者，但也很“惑经”的。我在12年前看了康有为底《伪经考》和崔觯甫师底《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底《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底“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近来看叶适底《习学记言》，万斯同底《群书疑辨》，姚际恒底《诗经通论》和《礼记通论》（在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中），崔述底《考信录》等书，和其他书籍中关于“惑经”底种种议论，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底儒者“托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都是孔丘底“托古”），“六经”底大部分固无信史底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底价值。
钱玄同强调，治古史要敢于“疑古”，打破治古史“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主张“离经畔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他又强调，治古学，实治社会学，再不能像以前的学者那样，单纯搞考据。如果要研究中国的经史，除了掌握科学方法外，还要懂得历史学。1923年，他在《汉字革命》一文中写道：
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它类推）。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的不应该再讲那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废话了。
因此，不但经学家的“家法”要破，进一步，就连“经”的本身，也一律要“重新估定价值”。他认为一向被奉为神明的十三经不过是“不伦不类，杂七杂八的13部古书而已”。北师大国文系的科目有“经学史略”一门，他每年总要自己担任，说怕人家把它弄得乌烟瘴气的。他的同门吴承仕，与黄侃一样走的完全是传统小学家的路子，他在师大向来教的是一门“三礼名物”，1933年，作为国文系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废掉这门课，别人以为是两人当时宗旨不合，其实钱玄同不过是不满意吴承仕专据《三礼经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吴承仕常说此门科目，可改称为“封建时代的衣食住行”。钱玄同说还要加上几个字叫做“封建时代‘郑孔贾所说’的衣食住行”。至于纯旧式的浅陋经谈，什么“唐虞三代之隆”，“经明行修”，“读经救国”等等，他听见了一定要大骂的。总之，要以“史眼”穷经，钱玄同只承认都是“国故”，“国故”就是史料。他不赞成“国学”“经学”这些名词，所以他也极留心于古今的“文献”资料，他自从到北平，每年阴历岁首半个月大逛厂甸，每天都有他，朋友们戏呼他为“厂甸巡阅使”。他当然是找旧版书，但却不是讲究古董式的版本之学，他是有目标的，除留心那些常见的文字音韵等书外，就是搜“文献”。有几年是专搜戊戌到辛亥间出版的杂书和残本杂志之类。逝世前几年，他搜集整理刘师培遗书，除《国粹学报》，《左庵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之外，大部分都是钱玄同旧时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所编全书的目次，体例精严，并编有《左庵年表》。为了印刘师培讲《三礼》的遗稿，钱玄同翻阅《三礼》一类的书来校订原稿上的错误，这位时常患高血压的钱玄同，在情绪极端恶劣之下，还如此孜孜不倦！刘师培是四代家传治《春秋左氏传》的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党，又转变为清臣端方的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在北大教书时死去；是章太炎“道不同”的旧交，是黄侃“年相若”的老师，而钱玄同在病中还如此出力给这位有世谊的故交编校遗书，可见他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了。
要将经书的神圣外衣剥掉，还原为可用可信的文献，则非疑古不可，非疑经不可，钱玄同说：
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我们要发现了一部书的可疑之点，便不该再去轻信它，尤其不应该替它设法弥缝……弥缝的缘故，便是不敢疑古，他们总觉得较后的书可疑，而高文典册（尤其是经）不可疑；殊不知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家里，尤非用极炽热的怀疑精神打扫一番不可。
但以前的学者，无论如何大胆的疑古，总不免被成见所囿，先生说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目的手段，所以他们总要留下一团最厚最黑的云雾，不肯使青天全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将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尽力拨除。
而要拨除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就不能不面对中国经学史上一大公案—今、古文经学。今文经是由战国时学者师徒父子口头相传，至汉代使用当时流行的文字即隶书写定。古文经系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字”写成，与今文经的隶书写法迥异，故名。古文学家宣称，秦始皇焚书，使孔子所编“六经”残缺不全。几种重要典籍被藏于宅壁，或散佚民间，得以幸存，至汉代才陆续重新发现，主要有《古文尚书》、《周礼》、《春秋左传》等。今、古文经在字体、字句、篇章、解释等方面各有不同，对古代制度的记载也有差异。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师，从此今文学大兴。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集今文学之大成。面对今文学的一统天下，古文学家不甘示弱，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大兴复古之风，采用刘歆的建议，立古文经学博士，以排斥今文经学，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家法”森严。东汉郑玄等人注经，兼采古、今文说，混淆了家法。今文经学在汉末式微，1000年后，在清朝乾嘉年间，今文学开始复兴。在钱玄同的时代，就有康有为、廖平、崔适等今文学大师，并且崔适还是钱玄同的老师。钱玄同认为，近世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两个极端莫过于康有为和章太炎，他说：
过去学者凡研究经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所谓家法师说。犯此病的，尤以汉人为甚。汉以后学者比较好一点，但依然不免也会有这种意味。虽以清儒之“实事求是”，亦有所不免。在清末有两位学者，可以说集2000年来经学派别之大成，一是康有为，一是章太炎。他们两位都是经学大师，但他们的见解是极端相反的。康偏于微言大义，而太炎先生则特别偏重于训诂名物……
我曾经说过，刘逢禄、龚定庵是新今文学派。其实他们不过是康有为的先驱，而真正足以称为新学派的，则唯康有为一人而已。他第一步不过阐明了经学的微言大义，但在第二步他借着微言大义，以发挥自己的理想。至于太炎先生，他恰与康相反，他特别尊信古文。在过去学者，只不过偏于古文，或偏于今文，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而认古文为全非；同时也决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而认今文为全非者。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太炎先是极端推许刘歆的，竟至刻一图章为“刘歆私淑弟子”，他之所以如此，也因为他的立场与康氏不同，康氏是想借微言大义，以抒发自己的政见。至于太炎先生是排满的，所以特别看重自己的历史。同时呢，刘歆是历史的保存者，所以他就极端地佩服刘歆。关于章、康两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由他们的两句话中看出来，康氏在他的《孔子改制考》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至于太炎先生，在他的《原经》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史”，这也就是章先生的口号。章先生最看重历史，他认为印度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太不看重历史了。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假如历史不亡，则中国还有复兴之望。
他最后阐述了他自己对于经学的态度，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所以尽管章太炎是极端反对“今文”经学的，钱玄同还是接受了今文学派的不少观点。他曾举《春秋繁露》中的说法问章老师，章太炎说：“你这是从姓崔的那里听来，不值得一驳的！”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撰《制言》杂志，《岁刊辞》开宗明义还是反对三样东西，头两样就是今文家言；而钱玄同则正在作重印《新学伪经考》的序，后来改题为《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洋洋洒洒数万言，当时日本人也就有人翻译成日文去了。有人把他专拉作今文学家，说他可以“谢本师”，这是错误的，因为他并没有偏袒今文经学，而是说它与古文经学一样是一丘之貉。不过，他确实提请学术界注意今文学家已有的辨伪成绩。他批评对今文学家的误解：
近人或谓今文家言“微言大义”，古文家言“训故名物”，这是两家最不同之点。此实大谬不然。今文家何尝不言训故名物？《汉书·艺文志》于《诗》有《鲁故》、《齐孙氏故》、《韩故》诸书，于《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诸书，都是言训故名物的。（汉师说经，“解故”以外尚有“章句”。《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传》，《艺文志》皆著录有章句之书。章句虽非专言训故名物，然亦非绝不言训故名物也）至于“微言”“大义”，本是两词，近人合为一词，谓凡今文经说，专务发挥微言大义，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发挥微言大义之责自承。其实此两词绝不见于西汉今文家的书中。最早用此两词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刘歆。他的《太常让博士书》中有云：“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汉书·艺文志》为刘歆《七略》之要删，其篇首即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是当以此两词归之古文家，方为适当耳。若云微言大义即指《公羊传》，《史记》、《春秋繁露》中言及《春秋》大义，皆无微言大义之称。且古文家之刘歆亦曾造有伪《左》的“《春秋》之义”，即所谓“五十凡”等等是也。古文家何尝不言微言大义乎？微言、大义两词既为古文家所创，则称“五十凡”等等为微言大义，更为切合，大概刘歆亦正指此耳。
或又谓古文家言“六经皆史”，今文家言“六经皆孔子所作”。此则尤与事实不合。按此两说，汉之今文家与古文家皆无之。对于经的来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及《儒林传》所言为今文说，《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言为古文说。两说固不甚相同，然亦不甚相违，而皆与“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不同。考“六经皆史”之说，始于宋之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其后明之王守仁（《传习录》），清之袁枚（《史学例议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及章太炎师（《国故论衡》的《原经》）皆主此说。陈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经学家；龚氏则为经学家；惟章君为古文家耳。然则云“六经皆史”之说为古文家言者，非也。至于“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始于廖平（《知圣篇》），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皮锡瑞（《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皆从之，三氏固为近代之今文家（廖氏议论数变，实不能称为今文家，惟作《古学考》及《知圣篇》之时代尚可归入今文家耳）。但前于三氏之今文家龚自珍即主“六经皆史”之说，后于三氏之崔觯甫师又反对康氏之说（《五经释要》的《孔子述作五经之大纲》）。然则云“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为今文家言者，又非也。
钱玄同认为，今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其次是文字之差异。至于经学，则古文家与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汉代的今文家与古文家，或墨守师说，或苟应异说，既无系统，又无见解，现在看来，可取者殊少。近代今文家如庄述祖、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诸人，古文家如章太炎师（从郑玄以下至章君以前，没有一个古文家）。或目郑学者与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诸氏为古文家，则大误。虽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实则他们并非仅述旧说，很多自创的新解，其精神与唐之啖助、赵匡至清之姚际恒、崔适诸氏相类；所异者，啖、赵至姚、崔诸氏不宗一家，实事求是，其见解较之刘、庄诸氏及章君更进步而已。我们今后对于过去一切的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作我们的参考或采取。例如《诗》说，不但汉刘歆之伪毛公《诗传》可以采取，即使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与伪申培《诗说》也可以采取。又如《书》说，伏生之《大传》，王肃之伪《孔安国传》，蔡沈之《书集传》，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之《书古微》等等都可以采取，不必存歧视之见。钱玄同称赞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嫉家法违实录者”（章太炎语）的治学精神，并举例说明，认为俞氏这种解经的态度，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
鉴于学界对今文学的成见，钱玄同热情地赞扬100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二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我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断不可无条件地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宁可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所以咱们对于朱晦庵、崔东壁诸人的考辨，不可因为他们是宋学者而不去理会它；对于刘申叔、康长素诸人的考辨，不可因为他们是今文学者而不去理会它。就是对于古文学者考辨今文的话，咱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研究。岂独宋学者、今文学者、古文学者等考辨古书之说应该研究，不可不理会，即使说部笔记之中，考辨古书，时有善言，同样应该研究，不可不理会。善疑方可得真，轻信必至上当。
接着，钱玄同开始讨论：近代的今文学者将古文经根本推翻，则他们自己解经是否一宗今文学说呢？这却不尽然，他们对于《春秋》都是以公羊之说为宗（唯邵懿辰不言《春秋》），对于其它各经，独崔觯甫师一人笃守汉之今文说，他人即不如此。他们对于古文经，但揭破其作伪之根源并删削其伪造之部分而已；至于汉之古文说，则并非全不采用。他们对于今文经，但因其本子可靠，故依据之而已；至于他们自己解经，则并非专宗汉之今文说。所以他的解经的精神实在是“超今文”的，因此，近代今文学者的解经，其价值和汉唐宋明以来各派的解经是同等的。近代今文学者之中，有几位都是有政治思想的，他们喜用“托古改制”的手段来说《春秋》，名为诠释《公羊》古义，实则发挥自己政见。因为何休说《春秋》中有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他们就利用这句话，往往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同时有宋衡、夏曾佑、谭嗣同、蔡元培诸人，虽无说《春秋》之专书，而亦喜引《春秋》“三世”之义以言社会进化。像他们这样利用《春秋》与王安石利用《周礼》是一样的，与朱熹利用《大学》作《格物补传》，王阳明利用《大学》作《大学问》，其性质也是一样的，总之，是“托古改制”而已。龚、康等人这种“托古改制”的《春秋》说，在晚清的思想变迁史上有很高的价值，但与《公羊》及董仲舒、何休之原义并不相同。那些“托古改制”的经说，应该和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噩梦》、颜习斋的《四存编》、唐铸万的《潜书》、冯林一的《校邠庐抗议》等书同样看待，其价值也是同等的。至于他们考辨古文经的著作，规模宏大，论证精确，比得上它的唯有崔东壁的《考信录》而已。关于几部经的论解，将来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之学发达以后，一定有大变动的；近代今文学者所解与汉唐以来之旧解总不免要推翻许多，甚至根本推翻也说不定（他们“托古改制”的经说本与解经无关，当在思想史上占得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考辨伪经的成绩，将来决不会完全推翻的（部分的修正，当然会有）；岂独不全推翻，一定还会更进一步，再推翻许多伪史料。
钱玄同强调，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要不是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可供采用，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的伪书和伪史实在太多，所以辨伪的书籍和定论也不少，自宋以来，辨伪之学尤为发达。如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的专书；清代官书《四库提要》中辨伪的议论也很多，这些固然都是治国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辨明一首伪诗，一篇伪文，一部伪笔记，一部伪杂史，虽然警告治学的人们对于那些伪材料不可信任，很有益处，究竟关系还小。若辨明几部伪先秦子书，如《管子》、《商君书》、《尹文子》、《鹖冠子》、《列子》之类，自然较为重要了，但关系也还不算大。因为那些伪诗或伪笔记之流，大家本没有怎样看重它。有时候随便采用了，你先警告他们：“那是伪的，采用不得！”他们也满不在乎：“你既说采用不得，那就不采用好了。”讲到伪先秦子书，就稍微有点问题了。因为若不采用《管子》或《列子》等书，岂非要抛弃一部分政治史料或思想史料吗？他们自然觉得太可惜了。但这还不打紧，因为先秦子书，他们看起来究竟不过是可爱的古书罢了。子书是自来被认为“异端”的，只有《孟子》例外，连《荀子》也不能幸免，所以你说这是假的，他们还不至于怎样生气；稍微明白一点的人，也还肯说“某部子书是伪造的”这类话的。胡应麟、姚际恒之书和《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都是属于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惟姚书略涉于伪经，很简略，但仅此已经使妄庸人顾实大大地生气了！所以钱玄同觉得虽然也很有用，但还不是最重要的辨伪著作。最重要的应当是辨经。
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这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可以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因为信任“经”的缘故，于是认为“经”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学的，对于《尚书》之《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认为真是虞代文学了；对于《五子之歌》，认为真是夏代文学了。又如治历史的，什么伏羲八卦，什么尧舜禅让，什么禹治洪水，认为是古代的真历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对于《周礼》，认为真是周代的官制；对于井田，认为古代真有那样的田制。其他如风俗、礼仪、神话、圣迹，凡“经”中所有的，或解经的先生们所说过的，一一皆看作最可能的真史料，任意寻找，尽力采用。钱玄同说，这种情形，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现代新邮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的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钱玄同赞扬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更进一步，他认为“六经皆史料”，需加辨别才能据为信史。
直到现在，钱玄同所说的对今文学的两种误解仍未消除。其实，并非每个今文家都借经学议政，而今文家议政是一回事，他们的辨伪又是一回事。就像今文学在近代的复兴者庄存与，就纯粹是一个经师，此后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无不受其影响。庄存与除讲公羊学外，也有关于《周礼》、《毛诗》等古文经传的著述。章太炎一贯以反对今文著称，对于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称赞它“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释”，不管今文学也好，古文学也好，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孔子与六经的问题。古文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所载尧、舜、禹等圣人的事迹都是真实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李大钊所说的“退化的历史观”；今文家也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但若按康有为的说法，孔子作六经与诸子托古改制用意无别，这实际上贬低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提高了诸子学的历史价值。公羊学的核心“大一统”，“张三世”，阐述的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详细论证了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六经中本无《乐经》，其它五经也各不相干，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到了刘歆等古文家出来，又在那五部书外加上一部《周礼》，至于《春秋三传》、《小戴礼记》，以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书，自来皆认为“传记”，故流俗所谓“七经”“九经”“十经”“十三经”，都可用“六经”之名概括。钱玄同论证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这是正确的。围绕着《春秋》，形成了今古文经学派最明显的分歧。钱玄同极为推重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他们揭发了刘歆造作伪经的事实，功不可没。
所谓古文经，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
（一）整部全是古文经，在它本身没有今文、古文之分，如《左传》、《周礼》。
（二）一部经书中有一部分是古文经，如《逸书》16篇、《逸礼》39篇等。
（三）传授上的今古文之别，如《诗经》，齐、鲁、韩三家是今文，毛诗则是古文；又如《论语》，《鲁论》是今文，《古论》是古文。
第二类古文经现在已不可见，也就谈不上真伪了，第三类古文经与今文经不过大同小异，只有第一类是异常突出的两部，也是今古文学家争论的焦点。为什么在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这两部分量很大的书没有经师传授？而它偏偏又在今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受人表彰并要与今文学争立博士？这样的疑团最后都聚集在刘歆身上。王莽上台后，立古文经博士，刘歆也当上了“国师”，加深了他造作古文经以媚莽的嫌疑，龚自珍曾诗云“姬周史统太销沉，况复炎刘古学喑。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总刘歆。”矛头直指刘歆。到了康有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钱玄同认为，六经中最不成东西的便是《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账簿”，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之《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愈加愈多了。到了刘歆，也要割裂《国语》，加以改编，加上什么“五十凡”这类鬼话，算作《春秋》的传。其实《春秋》是一部“托古改制”好书，它对于当时的诸侯各国，称某某为公，某某为侯，某某为伯，某某为子，某某为男，用所谓“五等封爵”把他们都限定了，不能随便乱叫。今取钟鼎款识考察，知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王、公、侯、伯、子、男”六个字都是国君的名称，可以随便使用。然则《春秋》中那样一成不变的称谓，一定是儒家的“托古改制”，特地改了来表示“大一统”和“正名”的理想的。又如“公子庆父如齐，齐仲孙来”、“六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阳”、“孟子卒”等等，都是用特殊的“书法”以明“义”，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所以《春秋》的原本虽是鲁国的真历史，但既经“笔削”，则事实的真相一定改变了许多，断不能全认定为史料。钱玄同极为佩服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常称道不置。他认为刘氏的贡献是：今之《春秋左氏传》系刘歆将其原本增窜书法凡例及比年依经缘饰而成者，《汉书·刘歆传》中所云“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者，即是他作伪的明证。康有为更指出《左传》系刘歆割裂《国语》而成，崔适进而考明《左传》中，“分野”、“少皞”、“刘累”、“刘氏”等等都是刘歆增窜的，非原本《国语》所有。崔适盛赞《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钱玄同25岁时（1911年）拜见崔适，读其所著《史记探源》稿本，又从崔氏借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此深信“孔壁古文经”确是刘歆伪造的。他晚年又取殷之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了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之“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所伪造，他认为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伪古文经这个大骗局把人家蒙了1800年，从刘申叔开始侦查，经了100年之久，到崔觯甫师，才把它完全破案。这一种推翻许多伪史料的工作，对于咱们的古代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是有永远不朽的大功劳的！
钱玄同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这部极精审极重要的“辨伪”专著，于1891年刻成木板，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但不久即遭禁毁。它虽然风行过两三年，但那时读书的人虽多，然懂得它的真价值的一定极少极少。最下的，大概是因为自翁（同龢）潘（祖荫）当国以来，“公羊”之学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这书中的材料和议论可以作他们干禄幸进的取资罢了。稍高的，大概是看了这书力翻2000年来的成案，觉得新奇可喜罢了。最上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国势危殆，对于这位俊伟卓荦的康氏欲行变法维新之巨业，敬其人，并敬其书罢了。至于这书在考证上的价值，他们是不理会的；岂独不理会，恐怕虽在政治主张上极佩服康氏的人，对于这书也许还要说它是凭意武断呢。以皮锡瑞做个例子，皮氏是当时一位经学家，而且是一位经今文学家，而且在1897年（丁酉）到1898年（戊戌）的时候，人皆目之为“康党”而大遭湖南的顽固党叶德辉等所排斥反对的。他的经学著作如《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王制笺》等，虽有些地方也略采康氏之说，但他对于康氏“壁中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这个断案，始终是抱着将信将疑不敢质言的态度。皮氏且然，何况他人！钱玄同认为，《新学伪经考》的重大贡献有两点：第一，证明秦焚《六经》未尝亡缺；第二，河间献王及鲁恭王无得古文经之事。钱玄同补充了一些证据。他强调汉初经师所传本也就是周末所受之本。我们可以说经中有战国时增加的部分，然决无秦汉间亡缺的部分；汉初的今文经固然未必与原始的经相同，但是一定与周末的经相同。这也就是说，经本来没有亡缺，何待汉初经师来献？而河间献王及鲁恭王无得古文经，那么刘歆宣称的《左传》、《周礼》等书为伪经无疑。《左传》瓜分《国语》的证据，钱玄同认为当然须有专书考证，他略举了一些漏洞：
一、《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国语·周语》所存春秋时的周事尚详（但同于《左传》的已有好几条）。
二、《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薄薄的两卷中，关于公文伯的记载竟有8条之多。
三、《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绩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
四、《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编，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
五、《郑语》皆春秋以前事。
六、《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
七、《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亡国，《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公霸业相同。
八、《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
钱玄同认为，《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枝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近来瑞典高本汉著《左传真伪考》一书，从文法上研究，证明《左传》的文法不是“鲁语”（他假定《论语》、《孟子》的语言为“鲁语”），所以《史记》中“鲁君子左丘明”这个称谓是不对的。他的结论是：“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钱玄同认为这也是《左传》和《国语》本是一部书的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
钱玄同认为《左传》为刘歆伪造，当代学者大多不持这种观点，因为摆在上古史研究者面前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离开了《左传》，简直无法做研究。但也有个别学者，如顾颉刚、徐仁甫，坚持《左传》为刘歆伪窜的看法，对于《左传》的史料价值，他们从不否认。顾颉刚是研究上古史成绩最大者，他的观点表明《左传》的真伪值得人们注意。钱玄同当时就指出，有人说，既认今文学者推翻古文经为是，则几部古文经当然不应该引用了；但古文经中含有古代典礼制度的材料甚多，不引用它，岂非要损失大部分的史料呢？现在有这种恐慌的人很多，我以为这是非常谬误的见解。推翻古文经的理由，就因为它是伪书伪史；伪史中的伪典礼伪制度岂可认为史料而去引用它！因真史料太少而始取伪史料来补充，岂有此理！说到史料，不但古文经靠不住，即今文经中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为其中掺杂了些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最先发之。古文经传虽为刘歆所伪造，但《春秋左氏传》这部书，却是靠左丘明的《国语》来窜改而成，所以它在伪古文中是比较可信的书，虽然它像《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一样，小说成分多于历史的成分，但汉以前的历史著作，莫过于它了。
关于《穀梁传》，崔适考证《穀梁传》为古文经，《史记·儒林传》末“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一书，为刘歆所窜入，张西堂谓《穀梁》之义自相乖戾，文词前后重累，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详于琐节，略于大义，必出《公羊》之后。钱玄同认为，《穀梁》为汉人所作之伪传，得崔、张二君之考证，殆可成为定谳了。他推测《穀梁传》乃是汉武帝、汉宣帝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或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公羊传》这个书名和“穀梁”这个姓，都是极可疑的。董仲舒以前称《公羊传》即谓之《春秋》，董仲舒始称为《春秋传》，从刘歆《七略》起乃改称为《公羊传》，其实只是传中两引“子公羊子曰”而已，怎么可以说是一位公羊子做的呢？至于公羊氏之名曰高，及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这五代传经的世系，更是东汉人所臆造，刘歆《七略》尚且没有，与徐整、陆机二人所言《毛诗》传授源流同样是无稽之谈，决不足信。“穀梁”这个姓更古怪，“穀”与“公”是群纽双声而韵部又是屋、钟对转，“梁”与“羊”是阳部叠韵而声纽又是来、定同纽，照假定的古音读法，“公羊”是[gudo]，“穀梁”是[guklo]，他疑心“穀梁”这个姓就是从“公羊”两字之音幻化出来的。
关于《周礼》，康有为说：“《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鉴’，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和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钱玄同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他说，现在除墨守古文家言者，对于郑玄要“头面礼足”者，以及认“一切古籍皆是真书”之浅人外，凡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周礼》，皆不信其为周公之书。又有以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钱穆与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说。钱氏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谓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之说为近情。郭氏撰《周官质疑》（见其所作《金文丛考》中），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钱玄同认为从制度上看，云出于晚周，并无实据；云刘歆所作，则《王莽传》恰是极有力之凭证，故乃认康氏之论为最确。即使让一步说，承认《周礼》出于晚周，然刘歆利用此书以佐王莽，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既利用矣，则大加窜改，或本无此书而为刘歆所创作，总之只能认为刘歆的理想政制而不能认为晚周某一学者的理想政制。若考周代之政制而引用周礼为史料，则尤为荒谬矣。（按：钱玄同认为《周礼》为刘歆伪造，这还不能视为定论。但《周礼》的成书一定不会很早，至少有部分篇章是汉代的产物）这种现象，大部分研究者将它解释为编纂非一时，成书非一人，其实他们所持的理由与刘歆伪窜说一样，并不充分。用金文材料来对比《周礼》中的官制等，多有不合，足证此书之晚出。
关于《诗经》，钱玄同肯定它是一部很可信据的史料，因为这三百零五篇确是西周的后半至东周的春秋前半时代的文学作品，是一部真古书。它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子全不相干，不过他曾经读过罢了。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来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他甚至欣赏一位朋友用苏州口语意译《野有死麕》之卒章。《古史辨》第三册下编全部是讨论《诗经》的，弄清了不少真相。钱玄同称赞康有为辨《诗经》的伪古文，以辨《毛诗》为最好。康氏不相信徐整和陆机说的两种传授源流，他不相信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笙诗”；他不相信《商颂》是商代的诗；他不相信有毛亨和毛苌两个“毛公”，并且根本怀疑“毛公”之有无其人；他不相信河间献王有得《毛诗》立博士这回事；他确认《毛诗序》为卫宏所作，钱玄同认为这些都是极精当的见解。
关于《尚书》，钱玄同认为《周书》19篇大多是可信据的史料。《商书》5篇就难说了，看《盘庚》诸篇的思想那样野蛮，似乎是真史料，但文章恐已经周人润色，商朝的文章似乎还未必能做到那样的畅达，虽然很“佶屈聱牙”。至于《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则绝非真史料，《尧典》的政治思想与《孟子》、《大学》全同。此外如“置国之法”，如“三年之丧”，如云“蛮夷猾夏”等等，都是非真古史的铁证。《皋陶谟》中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这更明明是儒家的思想，比《盘庚》中那些专说鬼神降罚来恐吓百姓的文告高明过了百倍，这当然不是真古史了。《禹贡》的版图已及于荆州、扬州，贡物已有了铁、钢（镂即钢），断不是夏代的书。《虞夏书》中尚有一篇《甘誓》，似非伪史，但文中有“五行”“三正”两词，则也被儒家改窜了。所以《书经》中有史料，有非史料，钱玄同还指出，《史记》载入《书序》，决非司马迁原文所有，实为妄人所窜入，未必就是刘歆。我们看商代最真实的史料甲骨刻辞中的文句和社会状况，可以断定那时绝不会有《书序》所说的那一篇一篇的文章。刘歆伪造的《逸书》，共16篇，又把《九共》9篇分开，称为24篇，其篇名、篇次及分合各点，列之如下（用一，二……记16篇，用1，2……记24篇）：
《舜典》一1
《汩作》二2
《九共》（9篇）三3，4，5，6，7，8，9，10，11
《大禹谟》四12
《弃稷》五13
《五子之歌》六14
《胤征》七15
《汤诰》八16
《咸有一德》九17
《典宅》十18
《伊训》十一19
《肆命》十二20
《原命》十三21
《武成》十四22
《旅獒》十五23
《冏命》十六24
按：钱玄同所指出的《书序》、《逸书》系伪作，经学者证明，毫无疑义，他对《尚书》中的《虞夏书》、《商书》、《周书》各篇的分析是审慎而正确的。
关于《三礼》，《周礼》已叙于前，《仪礼》，钱氏则认为当作于晚周，《五经》之中，当以《仪礼》为最晚出之书，批评康有为孔子制六经之说，但又指出“仪礼”本是孔门的主张，一部《仪礼》便是儒者们把古今南北种种习惯的仪文礼和节裳冠履，斟酌取舍，制成的“杂拌儿”。制成之后，常常扮演，如《史记·孔子世家》“诸儒亦讲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又《儒林传》“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又，“汉兴，然后诸儒始得终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又“鲁徐生善为客”，皆是《仪礼》所记载的礼仪制度，决非“大周通礼”，因而不能认作是周代的史料，钱玄同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近人根据书中的丧葬制度，结合其它器物考证，认为《仪礼》成书于战国，经汉儒编定。我们只要翻一翻它那繁琐不堪的礼仪制度，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宗法等级社会，儒家扮演了什么角色。《礼记》的性质与《仪礼》差不多，它是东汉人编定的，来源十分驳杂。
关于《易经》，钱玄同认为这是一部很可信据的史料。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又作《卦辞》《爻辞》”之说虽不足信，但它确是西周时代的真古书。它所写的生活是渔猎和牧畜时代的生活，所引的史事是商朝及周初之际的史事，可以证明它是作于西周的卜筮之官。但未必是西周的卜筮之官预先创作了这样一部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易经》，而到卜筮之时检用的，似乎是卜筮之时撰成的爻辞，所以有些句子都好像指一件事实而言，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的人收集了这许多彼此不相干的繇辞编纂为此书，又自己特撰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卦的六爻之意是一贯的，有些卦是各爻之意彼此没有关系的。大概前者是编纂此书的人所特撰的，后者是他将旧繇卦杂凑而成的。解释《易经》的《易传》则不能认为真史料，它是儒家发挥其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文章，与《易经》无关，只是“托古”而已。关于《周易》经传的篇数，钱玄同认为经过了这样的变迁：在汉元帝京氏立学官以前，只有《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各传，在此以后，则是《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传，这七篇传分成10篇，后来称为《十翼》，经传合作，共12篇，《系辞传》那一大段讲古史的，说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等圣人的发明都是“观象制器”，顾颉刚认为这一段系京氏易学者所窜入，钱玄同十分赞赏这一论断。熹平石经为京氏易，除“刽”二字以外，当有一字更重要者，他认为即“坎”字作“欿”。《经典释文》说京氏作“欿”，而石经正与京氏易符合，它为京氏易更无疑义。钱玄同批驳了康有为“孔子作《易经》”之说，他指出，孔子时代的生活断不是那样简单，孔子自己的思想决不会那样野蛮，说孔子作卦爻辞，未免太看低他了。以此尊孔，适得其反。《论语·述而》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今本出郑玄，郑玄于此节从《古论》读，而《鲁论》则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即从《鲁论》。钱玄同认为《论语》原文实是“亦”字，因秦汉以来有“孔子赞《易》”的话，故汉人改“亦”为“易”以图附会。
关于《乐记》，钱玄同指出，“乐本无经”，邵懿辰《礼经通论》已持有这种观点。那位13岁就瞎了眼（《汉书·艺文志》颜注引桓谭《新论》）而能活到二百五六十岁的窦老头子来献什么“《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这件奇事，当然是造谎，不值得一驳。但古文家不但不以此事为可疑，且有更进一步，认“《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即是《乐经》，他的同门黄侃就笃信不疑，说“乐本有经，盖《周官》大司乐‘二十职’，《汉书·艺文志》说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钱玄同认为，这都不能看作是《乐经》。他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关于《论语》，钱玄同认为，刘歆伪造的《古论语》，没有多出什么逸篇来，只是分《鲁论》之20篇为21篇而已。但又分得不很高明，只把末了的一篇《尧曰》分成《尧曰》和《子张》两篇，《鲁论》的《尧曰》篇篇幅最少，本就只有《尧曰》和《子张》两章，《古论》把《尧曰》一章就算一篇，在《子张》章后加“不知命”一章，把这两章算成了《子张》篇，没有想到篇名又与第19篇之《子张》篇重复。在内容的增窜上，自必有之，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五十以学《易》”，“凤鸟不至”之类。《论语》之出，后于《五经》，至汉宣帝时始有鲁、齐二家之传授。《鲁论》只有20篇，《齐论》则有22篇，而《齐论》之20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大概此书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经过战国以至秦汉，诸儒各记所闻，时有增益。其来源不一，故醇驳杂陈；本无一定之篇章，故写定时齐多于鲁，像《尧曰》等篇，是很可疑的。
关于《孝经》，钱玄同指出，它是汉代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修身教科书”，为汉代人所作。虽然《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曾引用《孝经》，但高诱注《孝行览》也引用过《孝经》，则《察微》篇所引《孝经》，也有可能注文误入正文。不满2000字的《孝经》分为18章，正与不满2000字的《急就篇》而分为31章相同。《孝经》是一整篇文章而被切断为18章，正与《急就篇》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30章相同，这不但与《乐记》分篇之性质不同，也与《论语》分章之性质不同。
关于《尔雅》，康有为因汉平帝时征通知《逸礼》、《公羊》、《毛诗》、《周官》等等者诣京师，其中有《尔雅》一项，又《尔雅》有与《毛诗》、《周礼》相合处，谓《尔雅》亦刘歆所伪作。钱玄同认为，据此两点，可证《尔雅》之中必有刘歆之流增益的部分，但康谓其书全为刘歆所作，则未必然。此书当是秦汉人编的一部“名物杂记”。《四库提要》评此书曰：“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钱玄同认为，这种评论是正确的，并说《释亲》至《释畜》16篇，或是原书所固有（也许有刘歆之流窜入的字句）；而《释诂》、《释言》、《释训》之篇，就大体上看，可称为“《毛诗》训诂杂抄”，这是刘歆之流所增益的。
钱玄同上述对经学及群经的看法，大部分体现在《重论今古文学问题》，原名《〈新学伪经考〉序》，改动后发表在《北大国学周刊》，改为现在的题目。后来他觉得这个题目不太确切，应改为《重印〈新学伪经考〉序》或者《继续刘申受康长素崔觯甫诸先生而辨伪经》，因为他觉得比较今文与古文之真伪，经学者考定，成为定案，已成过去，无须“重论”；至于“经今古文”这个词的下面加上一个“学”，很不适合。因为不仅今文与古文有别，即使同为今文，同为古文，也各有各的说法，现在都应平等看待，不问今古，不问汉宋，择善而从，无须是丹非素，出主入奴；今文与古文是一定要考证明白的，因为有真伪之别，在史料上关系甚大，但并无所谓两家之“学”。
钱玄同在晚年时说，他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所反对的是遗老、遗少、读经等，20年如一日，今后也还是如此。可见，经学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去世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同人在祭文中表彰他“用历史的眼光，结算2000年来的‘经今古文’的糊涂账”，“用考辨方法，厘定古书的真伪”。的确，经学是国故的大宗，在封建社会更是神圣不容置疑的圣经，汉朝时就有人拿《春秋》来断案，宋朝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原始的五经在南朝一变为七经，到唐朝增加为九经，宋朝则增加到十三经。单是《四库全书》收集的经部书就有1773部、20420卷。汉朝的经师就曾将《尚书》中的“曰若稽古”四个字训诂成洋洋洒洒数万字的长文，近世的例子，我们只要随便翻一下正续《清经解》，就可知道经学的烦琐，解经的荒唐，实在是一团“又厚又黑的云雾”，一笔“糊涂账”。即使到了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复古的时代，而开这种风气的急先锋仍然是那些“经”。据统计，1992年全国各地办的各种节，有580多种，有案可查的1600种，大概还不包括那些层出不穷的慎终追远的盛典。黄帝更不用说要大祭特祭，就是一向不吃香的炎帝，就有陕西、湖北、湖南等地拉他作当地的闻人，争之唯恐不及，不仅有中央领导支持，而且也有地方政府的慷慨解囊，更有大批文人学士为本地出力，极尽考证之能事。他们所依据的无非是古史辨运动审查过的不可靠的传说，大多出自经书本身或经书的注疏之中。又如《周易》，历代解《易》之书，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穿凿附会，胡言乱语，现在的解《易》者不仅在《周易》中找到了算命、看相、测阴阳的方法，更发现现代科学思想就蕴含在其中。再如孔子，只要形势稍有变动，善于揣摩的人就会发表与之相适应的孔子评论，像这样的人至今活跃在大学讲坛，许多人早已成为指导研究生、博士生的导师。至于需要作实证研究的经学，则由于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窘迫，则很少有人问津，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并没有彻底拨除，这笔糊涂账也没有彻底清算，只能有待于将来了。
我很喜欢研究所谓“经”也者，但也很“惑经”的。我在12年前看了康有为底《伪经考》和崔觯甫师底《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底《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底“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近来看叶适底《习学记言》，万斯同底《群书疑辨》，姚际恒底《诗经通论》和《礼记通论》（在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中），崔述底《考信录》等书，和其他书籍中关于“惑经”底种种议论，乃恍然大悟：知道“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丘底“托古”的著作（但其中有后来底儒者“托古”的部分；《论语》中道及尧、舜，文王、周公，这都是孔丘底“托古”），“六经”底大部分固无信史底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底价值。
钱玄同强调，治古史要敢于“疑古”，打破治古史“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主张“离经畔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他又强调，治古学，实治社会学，再不能像以前的学者那样，单纯搞考据。如果要研究中国的经史，除了掌握科学方法外，还要懂得历史学。1923年，他在《汉字革命》一文中写道：
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实在是现代的世界文化，并非西洋人的私产，不过西洋人作了先知先觉罢了。中国人要是不甘于“自外生成”，则应该急起直追，研究现代的科学、哲学等等。若要研究“国学”，尤其非懂得科学方法不行（这还是说“起码”的话。其实不懂得现代的新文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旧文学；不懂得历史学，决不配整理中国的经、史，其它类推）。我们今后对于“国学”，只应该做“整理国故”的事业，绝对的不应该再讲那什么“保存国粹”、“宣扬国光”这类废话了。
因此，不但经学家的“家法”要破，进一步，就连“经”的本身，也一律要“重新估定价值”。他认为一向被奉为神明的十三经不过是“不伦不类，杂七杂八的13部古书而已”。北师大国文系的科目有“经学史略”一门，他每年总要自己担任，说怕人家把它弄得乌烟瘴气的。他的同门吴承仕，与黄侃一样走的完全是传统小学家的路子，他在师大向来教的是一门“三礼名物”，1933年，作为国文系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废掉这门课，别人以为是两人当时宗旨不合，其实钱玄同不过是不满意吴承仕专据《三礼经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吴承仕常说此门科目，可改称为“封建时代的衣食住行”。钱玄同说还要加上几个字叫做“封建时代‘郑孔贾所说’的衣食住行”。至于纯旧式的浅陋经谈，什么“唐虞三代之隆”，“经明行修”，“读经救国”等等，他听见了一定要大骂的。总之，要以“史眼”穷经，钱玄同只承认都是“国故”，“国故”就是史料。他不赞成“国学”“经学”这些名词，所以他也极留心于古今的“文献”资料，他自从到北平，每年阴历岁首半个月大逛厂甸，每天都有他，朋友们戏呼他为“厂甸巡阅使”。他当然是找旧版书，但却不是讲究古董式的版本之学，他是有目标的，除留心那些常见的文字音韵等书外，就是搜“文献”。有几年是专搜戊戌到辛亥间出版的杂书和残本杂志之类。逝世前几年，他搜集整理刘师培遗书，除《国粹学报》，《左庵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之外，大部分都是钱玄同旧时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所编全书的目次，体例精严，并编有《左庵年表》。为了印刘师培讲《三礼》的遗稿，钱玄同翻阅《三礼》一类的书来校订原稿上的错误，这位时常患高血压的钱玄同，在情绪极端恶劣之下，还如此孜孜不倦！刘师培是四代家传治《春秋左氏传》的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党，又转变为清臣端方的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在北大教书时死去；是章太炎“道不同”的旧交，是黄侃“年相若”的老师，而钱玄同在病中还如此出力给这位有世谊的故交编校遗书，可见他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了。
要将经书的神圣外衣剥掉，还原为可用可信的文献，则非疑古不可，非疑经不可，钱玄同说：
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我们要发现了一部书的可疑之点，便不该再去轻信它，尤其不应该替它设法弥缝……弥缝的缘故，便是不敢疑古，他们总觉得较后的书可疑，而高文典册（尤其是经）不可疑；殊不知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家里，尤非用极炽热的怀疑精神打扫一番不可。
但以前的学者，无论如何大胆的疑古，总不免被成见所囿，先生说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目的手段，所以他们总要留下一团最厚最黑的云雾，不肯使青天全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将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尽力拨除。
而要拨除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就不能不面对中国经学史上一大公案—今、古文经学。今文经是由战国时学者师徒父子口头相传，至汉代使用当时流行的文字即隶书写定。古文经系用秦以前的“古籀文字”写成，与今文经的隶书写法迥异，故名。古文学家宣称，秦始皇焚书，使孔子所编“六经”残缺不全。几种重要典籍被藏于宅壁，或散佚民间，得以幸存，至汉代才陆续重新发现，主要有《古文尚书》、《周礼》、《春秋左传》等。今、古文经在字体、字句、篇章、解释等方面各有不同，对古代制度的记载也有差异。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师，从此今文学大兴。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集今文学之大成。面对今文学的一统天下，古文学家不甘示弱，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大兴复古之风，采用刘歆的建议，立古文经学博士，以排斥今文经学，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家法”森严。东汉郑玄等人注经，兼采古、今文说，混淆了家法。今文经学在汉末式微，1000年后，在清朝乾嘉年间，今文学开始复兴。在钱玄同的时代，就有康有为、廖平、崔适等今文学大师，并且崔适还是钱玄同的老师。钱玄同认为，近世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两个极端莫过于康有为和章太炎，他说：
过去学者凡研究经学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所谓家法师说。犯此病的，尤以汉人为甚。汉以后学者比较好一点，但依然不免也会有这种意味。虽以清儒之“实事求是”，亦有所不免。在清末有两位学者，可以说集2000年来经学派别之大成，一是康有为，一是章太炎。他们两位都是经学大师，但他们的见解是极端相反的。康偏于微言大义，而太炎先生则特别偏重于训诂名物……
我曾经说过，刘逢禄、龚定庵是新今文学派。其实他们不过是康有为的先驱，而真正足以称为新学派的，则唯康有为一人而已。他第一步不过阐明了经学的微言大义，但在第二步他借着微言大义，以发挥自己的理想。至于太炎先生，他恰与康相反，他特别尊信古文。在过去学者，只不过偏于古文，或偏于今文，决没有如康有为之专信今文，而认古文为全非；同时也决没有如太炎先生之专信古文，而认今文为全非者。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太炎先是极端推许刘歆的，竟至刻一图章为“刘歆私淑弟子”，他之所以如此，也因为他的立场与康氏不同，康氏是想借微言大义，以抒发自己的政见。至于太炎先生是排满的，所以特别看重自己的历史。同时呢，刘歆是历史的保存者，所以他就极端地佩服刘歆。关于章、康两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们可以由他们的两句话中看出来，康氏在他的《孔子改制考》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这差不多是康氏的口号。至于太炎先生，在他的《原经》中有句话，即“六经皆史”，这也就是章先生的口号。章先生最看重历史，他认为印度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他们太不看重历史了。中国有3000年的历史，假如历史不亡，则中国还有复兴之望。
他最后阐述了他自己对于经学的态度，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所以尽管章太炎是极端反对“今文”经学的，钱玄同还是接受了今文学派的不少观点。他曾举《春秋繁露》中的说法问章老师，章太炎说：“你这是从姓崔的那里听来，不值得一驳的！”章太炎晚年在苏州撰《制言》杂志，《岁刊辞》开宗明义还是反对三样东西，头两样就是今文家言；而钱玄同则正在作重印《新学伪经考》的序，后来改题为《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洋洋洒洒数万言，当时日本人也就有人翻译成日文去了。有人把他专拉作今文学家，说他可以“谢本师”，这是错误的，因为他并没有偏袒今文经学，而是说它与古文经学一样是一丘之貉。不过，他确实提请学术界注意今文学家已有的辨伪成绩。他批评对今文学家的误解：
近人或谓今文家言“微言大义”，古文家言“训故名物”，这是两家最不同之点。此实大谬不然。今文家何尝不言训故名物？《汉书·艺文志》于《诗》有《鲁故》、《齐孙氏故》、《韩故》诸书，于《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诸书，都是言训故名物的。（汉师说经，“解故”以外尚有“章句”。《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传》，《艺文志》皆著录有章句之书。章句虽非专言训故名物，然亦非绝不言训故名物也）至于“微言”“大义”，本是两词，近人合为一词，谓凡今文经说，专务发挥微言大义，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发挥微言大义之责自承。其实此两词绝不见于西汉今文家的书中。最早用此两词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刘歆。他的《太常让博士书》中有云：“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汉书·艺文志》为刘歆《七略》之要删，其篇首即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是当以此两词归之古文家，方为适当耳。若云微言大义即指《公羊传》，《史记》、《春秋繁露》中言及《春秋》大义，皆无微言大义之称。且古文家之刘歆亦曾造有伪《左》的“《春秋》之义”，即所谓“五十凡”等等是也。古文家何尝不言微言大义乎？微言、大义两词既为古文家所创，则称“五十凡”等等为微言大义，更为切合，大概刘歆亦正指此耳。
或又谓古文家言“六经皆史”，今文家言“六经皆孔子所作”。此则尤与事实不合。按此两说，汉之今文家与古文家皆无之。对于经的来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及《儒林传》所言为今文说，《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言为古文说。两说固不甚相同，然亦不甚相违，而皆与“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不同。考“六经皆史”之说，始于宋之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其后明之王守仁（《传习录》），清之袁枚（《史学例议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及章太炎师（《国故论衡》的《原经》）皆主此说。陈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经学家；龚氏则为经学家；惟章君为古文家耳。然则云“六经皆史”之说为古文家言者，非也。至于“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始于廖平（《知圣篇》），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皮锡瑞（《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皆从之，三氏固为近代之今文家（廖氏议论数变，实不能称为今文家，惟作《古学考》及《知圣篇》之时代尚可归入今文家耳）。但前于三氏之今文家龚自珍即主“六经皆史”之说，后于三氏之崔觯甫师又反对康氏之说（《五经释要》的《孔子述作五经之大纲》）。然则云“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为今文家言者，又非也。
钱玄同认为，今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其次是文字之差异。至于经学，则古文家与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汉代的今文家与古文家，或墨守师说，或苟应异说，既无系统，又无见解，现在看来，可取者殊少。近代今文家如庄述祖、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诸人，古文家如章太炎师（从郑玄以下至章君以前，没有一个古文家）。或目郑学者与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诸氏为古文家，则大误。虽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实则他们并非仅述旧说，很多自创的新解，其精神与唐之啖助、赵匡至清之姚际恒、崔适诸氏相类；所异者，啖、赵至姚、崔诸氏不宗一家，实事求是，其见解较之刘、庄诸氏及章君更进步而已。我们今后对于过去一切的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作我们的参考或采取。例如《诗》说，不但汉刘歆之伪毛公《诗传》可以采取，即使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与伪申培《诗说》也可以采取。又如《书》说，伏生之《大传》，王肃之伪《孔安国传》，蔡沈之《书集传》，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之《书古微》等等都可以采取，不必存歧视之见。钱玄同称赞俞樾“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嫉家法违实录者”（章太炎语）的治学精神，并举例说明，认为俞氏这种解经的态度，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
鉴于学界对今文学的成见，钱玄同热情地赞扬100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二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我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断不可无条件地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宁可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所以咱们对于朱晦庵、崔东壁诸人的考辨，不可因为他们是宋学者而不去理会它；对于刘申叔、康长素诸人的考辨，不可因为他们是今文学者而不去理会它。就是对于古文学者考辨今文的话，咱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来研究。岂独宋学者、今文学者、古文学者等考辨古书之说应该研究，不可不理会，即使说部笔记之中，考辨古书，时有善言，同样应该研究，不可不理会。善疑方可得真，轻信必至上当。
接着，钱玄同开始讨论：近代的今文学者将古文经根本推翻，则他们自己解经是否一宗今文学说呢？这却不尽然，他们对于《春秋》都是以公羊之说为宗（唯邵懿辰不言《春秋》），对于其它各经，独崔觯甫师一人笃守汉之今文说，他人即不如此。他们对于古文经，但揭破其作伪之根源并删削其伪造之部分而已；至于汉之古文说，则并非全不采用。他们对于今文经，但因其本子可靠，故依据之而已；至于他们自己解经，则并非专宗汉之今文说。所以他的解经的精神实在是“超今文”的，因此，近代今文学者的解经，其价值和汉唐宋明以来各派的解经是同等的。近代今文学者之中，有几位都是有政治思想的，他们喜用“托古改制”的手段来说《春秋》，名为诠释《公羊》古义，实则发挥自己政见。因为何休说《春秋》中有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他们就利用这句话，往往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同时有宋衡、夏曾佑、谭嗣同、蔡元培诸人，虽无说《春秋》之专书，而亦喜引《春秋》“三世”之义以言社会进化。像他们这样利用《春秋》与王安石利用《周礼》是一样的，与朱熹利用《大学》作《格物补传》，王阳明利用《大学》作《大学问》，其性质也是一样的，总之，是“托古改制”而已。龚、康等人这种“托古改制”的《春秋》说，在晚清的思想变迁史上有很高的价值，但与《公羊》及董仲舒、何休之原义并不相同。那些“托古改制”的经说，应该和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噩梦》、颜习斋的《四存编》、唐铸万的《潜书》、冯林一的《校邠庐抗议》等书同样看待，其价值也是同等的。至于他们考辨古文经的著作，规模宏大，论证精确，比得上它的唯有崔东壁的《考信录》而已。关于几部经的论解，将来甲骨刻辞及钟鼎款识之学发达以后，一定有大变动的；近代今文学者所解与汉唐以来之旧解总不免要推翻许多，甚至根本推翻也说不定（他们“托古改制”的经说本与解经无关，当在思想史上占得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考辨伪经的成绩，将来决不会完全推翻的（部分的修正，当然会有）；岂独不全推翻，一定还会更进一步，再推翻许多伪史料。
钱玄同强调，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要不是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可供采用，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的伪书和伪史实在太多，所以辨伪的书籍和定论也不少，自宋以来，辨伪之学尤为发达。如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的专书；清代官书《四库提要》中辨伪的议论也很多，这些固然都是治国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辨明一首伪诗，一篇伪文，一部伪笔记，一部伪杂史，虽然警告治学的人们对于那些伪材料不可信任，很有益处，究竟关系还小。若辨明几部伪先秦子书，如《管子》、《商君书》、《尹文子》、《鹖冠子》、《列子》之类，自然较为重要了，但关系也还不算大。因为那些伪诗或伪笔记之流，大家本没有怎样看重它。有时候随便采用了，你先警告他们：“那是伪的，采用不得！”他们也满不在乎：“你既说采用不得，那就不采用好了。”讲到伪先秦子书，就稍微有点问题了。因为若不采用《管子》或《列子》等书，岂非要抛弃一部分政治史料或思想史料吗？他们自然觉得太可惜了。但这还不打紧，因为先秦子书，他们看起来究竟不过是可爱的古书罢了。子书是自来被认为“异端”的，只有《孟子》例外，连《荀子》也不能幸免，所以你说这是假的，他们还不至于怎样生气；稍微明白一点的人，也还肯说“某部子书是伪造的”这类话的。胡应麟、姚际恒之书和《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都是属于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惟姚书略涉于伪经，很简略，但仅此已经使妄庸人顾实大大地生气了！所以钱玄同觉得虽然也很有用，但还不是最重要的辨伪著作。最重要的应当是辨经。
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这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可以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因为信任“经”的缘故，于是认为“经”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学的，对于《尚书》之《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认为真是虞代文学了；对于《五子之歌》，认为真是夏代文学了。又如治历史的，什么伏羲八卦，什么尧舜禅让，什么禹治洪水，认为是古代的真历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对于《周礼》，认为真是周代的官制；对于井田，认为古代真有那样的田制。其他如风俗、礼仪、神话、圣迹，凡“经”中所有的，或解经的先生们所说过的，一一皆看作最可能的真史料，任意寻找，尽力采用。钱玄同说，这种情形，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现代新邮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的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钱玄同赞扬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更进一步，他认为“六经皆史料”，需加辨别才能据为信史。
直到现在，钱玄同所说的对今文学的两种误解仍未消除。其实，并非每个今文家都借经学议政，而今文家议政是一回事，他们的辨伪又是一回事。就像今文学在近代的复兴者庄存与，就纯粹是一个经师，此后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无不受其影响。庄存与除讲公羊学外，也有关于《周礼》、《毛诗》等古文经传的著述。章太炎一贯以反对今文著称，对于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称赞它“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释”，不管今文学也好，古文学也好，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孔子与六经的问题。古文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所载尧、舜、禹等圣人的事迹都是真实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李大钊所说的“退化的历史观”；今文家也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但若按康有为的说法，孔子作六经与诸子托古改制用意无别，这实际上贬低了儒学独尊的地位，提高了诸子学的历史价值。公羊学的核心“大一统”，“张三世”，阐述的是一种进化的历史观。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详细论证了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六经中本无《乐经》，其它五经也各不相干，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到了刘歆等古文家出来，又在那五部书外加上一部《周礼》，至于《春秋三传》、《小戴礼记》，以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书，自来皆认为“传记”，故流俗所谓“七经”“九经”“十经”“十三经”，都可用“六经”之名概括。钱玄同论证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这是正确的。围绕着《春秋》，形成了今古文经学派最明显的分歧。钱玄同极为推重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他们揭发了刘歆造作伪经的事实，功不可没。
所谓古文经，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
（一）整部全是古文经，在它本身没有今文、古文之分，如《左传》、《周礼》。
（二）一部经书中有一部分是古文经，如《逸书》16篇、《逸礼》39篇等。
（三）传授上的今古文之别，如《诗经》，齐、鲁、韩三家是今文，毛诗则是古文；又如《论语》，《鲁论》是今文，《古论》是古文。
第二类古文经现在已不可见，也就谈不上真伪了，第三类古文经与今文经不过大同小异，只有第一类是异常突出的两部，也是今古文学家争论的焦点。为什么在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这两部分量很大的书没有经师传授？而它偏偏又在今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受人表彰并要与今文学争立博士？这样的疑团最后都聚集在刘歆身上。王莽上台后，立古文经博士，刘歆也当上了“国师”，加深了他造作古文经以媚莽的嫌疑，龚自珍曾诗云“姬周史统太销沉，况复炎刘古学喑。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总刘歆。”矛头直指刘歆。到了康有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钱玄同认为，六经中最不成东西的便是《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像“流水账簿”，都是极确当的批语。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就这部断烂朝报，硬说它有“义”，硬说它是“天子之事”。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之《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愈加愈多了。到了刘歆，也要割裂《国语》，加以改编，加上什么“五十凡”这类鬼话，算作《春秋》的传。其实《春秋》是一部“托古改制”好书，它对于当时的诸侯各国，称某某为公，某某为侯，某某为伯，某某为子，某某为男，用所谓“五等封爵”把他们都限定了，不能随便乱叫。今取钟鼎款识考察，知道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王、公、侯、伯、子、男”六个字都是国君的名称，可以随便使用。然则《春秋》中那样一成不变的称谓，一定是儒家的“托古改制”，特地改了来表示“大一统”和“正名”的理想的。又如“公子庆父如齐，齐仲孙来”、“六朝于王所，天王狩于河阳”、“孟子卒”等等，都是用特殊的“书法”以明“义”，不是普通记载事实的态度。所以《春秋》的原本虽是鲁国的真历史，但既经“笔削”，则事实的真相一定改变了许多，断不能全认定为史料。钱玄同极为佩服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常称道不置。他认为刘氏的贡献是：今之《春秋左氏传》系刘歆将其原本增窜书法凡例及比年依经缘饰而成者，《汉书·刘歆传》中所云“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者，即是他作伪的明证。康有为更指出《左传》系刘歆割裂《国语》而成，崔适进而考明《左传》中，“分野”、“少皞”、“刘累”、“刘氏”等等都是刘歆增窜的，非原本《国语》所有。崔适盛赞《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钱玄同25岁时（1911年）拜见崔适，读其所著《史记探源》稿本，又从崔氏借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此深信“孔壁古文经”确是刘歆伪造的。他晚年又取殷之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了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之“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所伪造，他认为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伪古文经这个大骗局把人家蒙了1800年，从刘申叔开始侦查，经了100年之久，到崔觯甫师，才把它完全破案。这一种推翻许多伪史料的工作，对于咱们的古代学术史、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是有永远不朽的大功劳的！
钱玄同说，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这部极精审极重要的“辨伪”专著，于1891年刻成木板，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但不久即遭禁毁。它虽然风行过两三年，但那时读书的人虽多，然懂得它的真价值的一定极少极少。最下的，大概是因为自翁（同龢）潘（祖荫）当国以来，“公羊”之学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这书中的材料和议论可以作他们干禄幸进的取资罢了。稍高的，大概是看了这书力翻2000年来的成案，觉得新奇可喜罢了。最上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国势危殆，对于这位俊伟卓荦的康氏欲行变法维新之巨业，敬其人，并敬其书罢了。至于这书在考证上的价值，他们是不理会的；岂独不理会，恐怕虽在政治主张上极佩服康氏的人，对于这书也许还要说它是凭意武断呢。以皮锡瑞做个例子，皮氏是当时一位经学家，而且是一位经今文学家，而且在1897年（丁酉）到1898年（戊戌）的时候，人皆目之为“康党”而大遭湖南的顽固党叶德辉等所排斥反对的。他的经学著作如《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王制笺》等，虽有些地方也略采康氏之说，但他对于康氏“壁中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这个断案，始终是抱着将信将疑不敢质言的态度。皮氏且然，何况他人！钱玄同认为，《新学伪经考》的重大贡献有两点：第一，证明秦焚《六经》未尝亡缺；第二，河间献王及鲁恭王无得古文经之事。钱玄同补充了一些证据。他强调汉初经师所传本也就是周末所受之本。我们可以说经中有战国时增加的部分，然决无秦汉间亡缺的部分；汉初的今文经固然未必与原始的经相同，但是一定与周末的经相同。这也就是说，经本来没有亡缺，何待汉初经师来献？而河间献王及鲁恭王无得古文经，那么刘歆宣称的《左传》、《周礼》等书为伪经无疑。《左传》瓜分《国语》的证据，钱玄同认为当然须有专书考证，他略举了一些漏洞：
一、《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国语·周语》所存春秋时的周事尚详（但同于《左传》的已有好几条）。
二、《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薄薄的两卷中，关于公文伯的记载竟有8条之多。
三、《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绩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
四、《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编，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
五、《郑语》皆春秋以前事。
六、《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
七、《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亡国，《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公霸业相同。
八、《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
钱玄同认为，《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枝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近来瑞典高本汉著《左传真伪考》一书，从文法上研究，证明《左传》的文法不是“鲁语”（他假定《论语》、《孟子》的语言为“鲁语”），所以《史记》中“鲁君子左丘明”这个称谓是不对的。他的结论是：“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钱玄同认为这也是《左传》和《国语》本是一部书的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
钱玄同认为《左传》为刘歆伪造，当代学者大多不持这种观点，因为摆在上古史研究者面前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离开了《左传》，简直无法做研究。但也有个别学者，如顾颉刚、徐仁甫，坚持《左传》为刘歆伪窜的看法，对于《左传》的史料价值，他们从不否认。顾颉刚是研究上古史成绩最大者，他的观点表明《左传》的真伪值得人们注意。钱玄同当时就指出，有人说，既认今文学者推翻古文经为是，则几部古文经当然不应该引用了；但古文经中含有古代典礼制度的材料甚多，不引用它，岂非要损失大部分的史料呢？现在有这种恐慌的人很多，我以为这是非常谬误的见解。推翻古文经的理由，就因为它是伪书伪史；伪史中的伪典礼伪制度岂可认为史料而去引用它！因真史料太少而始取伪史料来补充，岂有此理！说到史料，不但古文经靠不住，即今文经中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为其中掺杂了些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关于这一点，康有为最先发之。古文经传虽为刘歆所伪造，但《春秋左氏传》这部书，却是靠左丘明的《国语》来窜改而成，所以它在伪古文中是比较可信的书，虽然它像《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一样，小说成分多于历史的成分，但汉以前的历史著作，莫过于它了。
关于《穀梁传》，崔适考证《穀梁传》为古文经，《史记·儒林传》末“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一书，为刘歆所窜入，张西堂谓《穀梁》之义自相乖戾，文词前后重累，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详于琐节，略于大义，必出《公羊》之后。钱玄同认为，《穀梁》为汉人所作之伪传，得崔、张二君之考证，殆可成为定谳了。他推测《穀梁传》乃是汉武帝、汉宣帝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或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公羊传》这个书名和“穀梁”这个姓，都是极可疑的。董仲舒以前称《公羊传》即谓之《春秋》，董仲舒始称为《春秋传》，从刘歆《七略》起乃改称为《公羊传》，其实只是传中两引“子公羊子曰”而已，怎么可以说是一位公羊子做的呢？至于公羊氏之名曰高，及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这五代传经的世系，更是东汉人所臆造，刘歆《七略》尚且没有，与徐整、陆机二人所言《毛诗》传授源流同样是无稽之谈，决不足信。“穀梁”这个姓更古怪，“穀”与“公”是群纽双声而韵部又是屋、钟对转，“梁”与“羊”是阳部叠韵而声纽又是来、定同纽，照假定的古音读法，“公羊”是[gudo]，“穀梁”是[guklo]，他疑心“穀梁”这个姓就是从“公羊”两字之音幻化出来的。
关于《周礼》，康有为说：“《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鉴’，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和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钱玄同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他说，现在除墨守古文家言者，对于郑玄要“头面礼足”者，以及认“一切古籍皆是真书”之浅人外，凡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周礼》，皆不信其为周公之书。又有以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钱穆与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说。钱氏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谓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之说为近情。郭氏撰《周官质疑》（见其所作《金文丛考》中），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钱玄同认为从制度上看，云出于晚周，并无实据；云刘歆所作，则《王莽传》恰是极有力之凭证，故乃认康氏之论为最确。即使让一步说，承认《周礼》出于晚周，然刘歆利用此书以佐王莽，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既利用矣，则大加窜改，或本无此书而为刘歆所创作，总之只能认为刘歆的理想政制而不能认为晚周某一学者的理想政制。若考周代之政制而引用周礼为史料，则尤为荒谬矣。（按：钱玄同认为《周礼》为刘歆伪造，这还不能视为定论。但《周礼》的成书一定不会很早，至少有部分篇章是汉代的产物）这种现象，大部分研究者将它解释为编纂非一时，成书非一人，其实他们所持的理由与刘歆伪窜说一样，并不充分。用金文材料来对比《周礼》中的官制等，多有不合，足证此书之晚出。
关于《诗经》，钱玄同肯定它是一部很可信据的史料，因为这三百零五篇确是西周的后半至东周的春秋前半时代的文学作品，是一部真古书。它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子全不相干，不过他曾经读过罢了。研究《诗经》，只应该从文章上去体会出来某诗是讲的什么。至于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话头，即使让一百步，说作诗者确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曾明明白白地告诉咱们，咱们也只好阙而不讲，况且这些言外之意，和艺术本身无关，尽可不去理会它。他甚至欣赏一位朋友用苏州口语意译《野有死麕》之卒章。《古史辨》第三册下编全部是讨论《诗经》的，弄清了不少真相。钱玄同称赞康有为辨《诗经》的伪古文，以辨《毛诗》为最好。康氏不相信徐整和陆机说的两种传授源流，他不相信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笙诗”；他不相信《商颂》是商代的诗；他不相信有毛亨和毛苌两个“毛公”，并且根本怀疑“毛公”之有无其人；他不相信河间献王有得《毛诗》立博士这回事；他确认《毛诗序》为卫宏所作，钱玄同认为这些都是极精当的见解。
关于《尚书》，钱玄同认为《周书》19篇大多是可信据的史料。《商书》5篇就难说了，看《盘庚》诸篇的思想那样野蛮，似乎是真史料，但文章恐已经周人润色，商朝的文章似乎还未必能做到那样的畅达，虽然很“佶屈聱牙”。至于《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则绝非真史料，《尧典》的政治思想与《孟子》、《大学》全同。此外如“置国之法”，如“三年之丧”，如云“蛮夷猾夏”等等，都是非真古史的铁证。《皋陶谟》中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这更明明是儒家的思想，比《盘庚》中那些专说鬼神降罚来恐吓百姓的文告高明过了百倍，这当然不是真古史了。《禹贡》的版图已及于荆州、扬州，贡物已有了铁、钢（镂即钢），断不是夏代的书。《虞夏书》中尚有一篇《甘誓》，似非伪史，但文中有“五行”“三正”两词，则也被儒家改窜了。所以《书经》中有史料，有非史料，钱玄同还指出，《史记》载入《书序》，决非司马迁原文所有，实为妄人所窜入，未必就是刘歆。我们看商代最真实的史料甲骨刻辞中的文句和社会状况，可以断定那时绝不会有《书序》所说的那一篇一篇的文章。刘歆伪造的《逸书》，共16篇，又把《九共》9篇分开，称为24篇，其篇名、篇次及分合各点，列之如下（用一，二……记16篇，用1，2……记24篇）：
《舜典》一1
《汩作》二2
《九共》（9篇）三3，4，5，6，7，8，9，10，11
《大禹谟》四12
《弃稷》五13
《五子之歌》六14
《胤征》七15
《汤诰》八16
《咸有一德》九17
《典宅》十18
《伊训》十一19
《肆命》十二20
《原命》十三21
《武成》十四22
《旅獒》十五23
《冏命》十六24
按：钱玄同所指出的《书序》、《逸书》系伪作，经学者证明，毫无疑义，他对《尚书》中的《虞夏书》、《商书》、《周书》各篇的分析是审慎而正确的。
关于《三礼》，《周礼》已叙于前，《仪礼》，钱氏则认为当作于晚周，《五经》之中，当以《仪礼》为最晚出之书，批评康有为孔子制六经之说，但又指出“仪礼”本是孔门的主张，一部《仪礼》便是儒者们把古今南北种种习惯的仪文礼和节裳冠履，斟酌取舍，制成的“杂拌儿”。制成之后，常常扮演，如《史记·孔子世家》“诸儒亦讲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又《儒林传》“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又，“汉兴，然后诸儒始得终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又“鲁徐生善为客”，皆是《仪礼》所记载的礼仪制度，决非“大周通礼”，因而不能认作是周代的史料，钱玄同这一看法是正确的。近人根据书中的丧葬制度，结合其它器物考证，认为《仪礼》成书于战国，经汉儒编定。我们只要翻一翻它那繁琐不堪的礼仪制度，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宗法等级社会，儒家扮演了什么角色。《礼记》的性质与《仪礼》差不多，它是东汉人编定的，来源十分驳杂。
关于《易经》，钱玄同认为这是一部很可信据的史料。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又作《卦辞》《爻辞》”之说虽不足信，但它确是西周时代的真古书。它所写的生活是渔猎和牧畜时代的生活，所引的史事是商朝及周初之际的史事，可以证明它是作于西周的卜筮之官。但未必是西周的卜筮之官预先创作了这样一部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易经》，而到卜筮之时检用的，似乎是卜筮之时撰成的爻辞，所以有些句子都好像指一件事实而言，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后来的人收集了这许多彼此不相干的繇辞编纂为此书，又自己特撰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卦的六爻之意是一贯的，有些卦是各爻之意彼此没有关系的。大概前者是编纂此书的人所特撰的，后者是他将旧繇卦杂凑而成的。解释《易经》的《易传》则不能认为真史料，它是儒家发挥其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文章，与《易经》无关，只是“托古”而已。关于《周易》经传的篇数，钱玄同认为经过了这样的变迁：在汉元帝京氏立学官以前，只有《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各传，在此以后，则是《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传，这七篇传分成10篇，后来称为《十翼》，经传合作，共12篇，《系辞传》那一大段讲古史的，说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等圣人的发明都是“观象制器”，顾颉刚认为这一段系京氏易学者所窜入，钱玄同十分赞赏这一论断。熹平石经为京氏易，除“刽”二字以外，当有一字更重要者，他认为即“坎”字作“欿”。《经典释文》说京氏作“欿”，而石经正与京氏易符合，它为京氏易更无疑义。钱玄同批驳了康有为“孔子作《易经》”之说，他指出，孔子时代的生活断不是那样简单，孔子自己的思想决不会那样野蛮，说孔子作卦爻辞，未免太看低他了。以此尊孔，适得其反。《论语·述而》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今本出郑玄，郑玄于此节从《古论》读，而《鲁论》则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即从《鲁论》。钱玄同认为《论语》原文实是“亦”字，因秦汉以来有“孔子赞《易》”的话，故汉人改“亦”为“易”以图附会。
关于《乐记》，钱玄同指出，“乐本无经”，邵懿辰《礼经通论》已持有这种观点。那位13岁就瞎了眼（《汉书·艺文志》颜注引桓谭《新论》）而能活到二百五六十岁的窦老头子来献什么“《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这件奇事，当然是造谎，不值得一驳。但古文家不但不以此事为可疑，且有更进一步，认“《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即是《乐经》，他的同门黄侃就笃信不疑，说“乐本有经，盖《周官》大司乐‘二十职’，《汉书·艺文志》说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钱玄同认为，这都不能看作是《乐经》。他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关于《论语》，钱玄同认为，刘歆伪造的《古论语》，没有多出什么逸篇来，只是分《鲁论》之20篇为21篇而已。但又分得不很高明，只把末了的一篇《尧曰》分成《尧曰》和《子张》两篇，《鲁论》的《尧曰》篇篇幅最少，本就只有《尧曰》和《子张》两章，《古论》把《尧曰》一章就算一篇，在《子张》章后加“不知命”一章，把这两章算成了《子张》篇，没有想到篇名又与第19篇之《子张》篇重复。在内容的增窜上，自必有之，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五十以学《易》”，“凤鸟不至”之类。《论语》之出，后于《五经》，至汉宣帝时始有鲁、齐二家之传授。《鲁论》只有20篇，《齐论》则有22篇，而《齐论》之20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大概此书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经过战国以至秦汉，诸儒各记所闻，时有增益。其来源不一，故醇驳杂陈；本无一定之篇章，故写定时齐多于鲁，像《尧曰》等篇，是很可疑的。
关于《孝经》，钱玄同指出，它是汉代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修身教科书”，为汉代人所作。虽然《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曾引用《孝经》，但高诱注《孝行览》也引用过《孝经》，则《察微》篇所引《孝经》，也有可能注文误入正文。不满2000字的《孝经》分为18章，正与不满2000字的《急就篇》而分为31章相同。《孝经》是一整篇文章而被切断为18章，正与《急就篇》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30章相同，这不但与《乐记》分篇之性质不同，也与《论语》分章之性质不同。
关于《尔雅》，康有为因汉平帝时征通知《逸礼》、《公羊》、《毛诗》、《周官》等等者诣京师，其中有《尔雅》一项，又《尔雅》有与《毛诗》、《周礼》相合处，谓《尔雅》亦刘歆所伪作。钱玄同认为，据此两点，可证《尔雅》之中必有刘歆之流增益的部分，但康谓其书全为刘歆所作，则未必然。此书当是秦汉人编的一部“名物杂记”。《四库提要》评此书曰：“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钱玄同认为，这种评论是正确的，并说《释亲》至《释畜》16篇，或是原书所固有（也许有刘歆之流窜入的字句）；而《释诂》、《释言》、《释训》之篇，就大体上看，可称为“《毛诗》训诂杂抄”，这是刘歆之流所增益的。
钱玄同上述对经学及群经的看法，大部分体现在《重论今古文学问题》，原名《〈新学伪经考〉序》，改动后发表在《北大国学周刊》，改为现在的题目。后来他觉得这个题目不太确切，应改为《重印〈新学伪经考〉序》或者《继续刘申受康长素崔觯甫诸先生而辨伪经》，因为他觉得比较今文与古文之真伪，经学者考定，成为定案，已成过去，无须“重论”；至于“经今古文”这个词的下面加上一个“学”，很不适合。因为不仅今文与古文有别，即使同为今文，同为古文，也各有各的说法，现在都应平等看待，不问今古，不问汉宋，择善而从，无须是丹非素，出主入奴；今文与古文是一定要考证明白的，因为有真伪之别，在史料上关系甚大，但并无所谓两家之“学”。
钱玄同在晚年时说，他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与国音的，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所反对的是遗老、遗少、读经等，20年如一日，今后也还是如此。可见，经学是他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去世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同人在祭文中表彰他“用历史的眼光，结算2000年来的‘经今古文’的糊涂账”，“用考辨方法，厘定古书的真伪”。的确，经学是国故的大宗，在封建社会更是神圣不容置疑的圣经，汉朝时就有人拿《春秋》来断案，宋朝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原始的五经在南朝一变为七经，到唐朝增加为九经，宋朝则增加到十三经。单是《四库全书》收集的经部书就有1773部、20420卷。汉朝的经师就曾将《尚书》中的“曰若稽古”四个字训诂成洋洋洒洒数万字的长文，近世的例子，我们只要随便翻一下正续《清经解》，就可知道经学的烦琐，解经的荒唐，实在是一团“又厚又黑的云雾”，一笔“糊涂账”。即使到了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复古的时代，而开这种风气的急先锋仍然是那些“经”。据统计，1992年全国各地办的各种节，有580多种，有案可查的1600种，大概还不包括那些层出不穷的慎终追远的盛典。黄帝更不用说要大祭特祭，就是一向不吃香的炎帝，就有陕西、湖北、湖南等地拉他作当地的闻人，争之唯恐不及，不仅有中央领导支持，而且也有地方政府的慷慨解囊，更有大批文人学士为本地出力，极尽考证之能事。他们所依据的无非是古史辨运动审查过的不可靠的传说，大多出自经书本身或经书的注疏之中。又如《周易》，历代解《易》之书，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穿凿附会，胡言乱语，现在的解《易》者不仅在《周易》中找到了算命、看相、测阴阳的方法，更发现现代科学思想就蕴含在其中。再如孔子，只要形势稍有变动，善于揣摩的人就会发表与之相适应的孔子评论，像这样的人至今活跃在大学讲坛，许多人早已成为指导研究生、博士生的导师。至于需要作实证研究的经学，则由于知识分子生活环境的窘迫，则很少有人问津，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并没有彻底拨除，这笔糊涂账也没有彻底清算，只能有待于将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