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误会
1949年11月，梁漱溟完成与出版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之后不久，重庆解放。这时，他致电毛泽东与周恩来，表示接受他们的邀请，同意到北京来。
但是，梁漱溟在1950年1月中旬到北京后，表现却有点与众不同。他拒绝入住中共安排的、一般民主人士住的北京饭店各招待所，对于中共统战部所送的生活零用钱，亦固辞不受。
3月12日，在迎接毛泽东等人从莫斯科返京后两天，梁漱溟应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家做客长谈。在交谈中，毛泽东问梁漱溟说：“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了吧？”对于毛泽东的提问，梁漱溟稍迟疑，然后回答道：“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对于梁漱溟的回答，毛泽东也许不会感到太意外，因为在1949年初，梁漱溟就拒绝过他的邀请，而没有出席“新政协”大会。但是，毛泽东还是感到很不高兴。据梁漱溟自己的解释，他当时拒绝参加政府，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还不相信中国能从此长期统一稳定，还担心，统一不过是过眼云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以为一旦参加了政府，就会落在共产党一边，而失去其中立不倚的立场，失去其对各方面说话的资格。
随后，梁漱溟向毛泽东提议，在政府的领导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因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先认识老中国；并表示，自己愿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梁漱溟的提议，毛泽东当时未置可否。毛泽东反而向梁漱溟提议，请他到山东、河南、东北各地去参观，以了解一下这些地方的发展变化。梁漱溟本来就想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对毛泽东的提议欣然接受，并立即商定各处参观计划。
4月初，梁漱溟离开北京前往河南、山东、东北等地考察，直到9月中旬才回到北京。这次考察对于梁漱溟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使他对中共的看法有了改变，同时也促使他对自己往年努力加以反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面对于中共所以领导国人者粗有体认；一面亦于自己过去认识问题之不足，憬然有悟。”
10月，梁漱溟移居到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一所房子，根据其在河南、山东、东北等地考察所得的见闻与感想，开始写作《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一书。从梁漱溟为这部书所拟的目录看，他打算在这部书里面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中共的三大贡献；二是比较自己与中共建国道路的异同，以寻出自己错误的由来；三是希望根据自己研究所得，为建国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梁漱溟的这部书并没有写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该书的第一部分，即“中共的三大贡献”。
梁漱溟认为，在中共的三大贡献中，第一个贡献就是，使数十年来分裂的中国得到初步的统一稳定，使国家权力得以树立。这是建国的基础与前提。
国家的统一，国权的树立，对于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们深知这一点，也积极地谋求统一，但是数十年来又始终统一不了。梁漱溟认为，数十年中国没能统一的原因就在于武力寻不到主体。如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的观点一样，梁漱溟认为，一切国家莫非阶级统治，而统治则少不了武力，有了武力自然不能没有操纵武力的主体，这个主体一般就是在经济上能剥削、在政治上能统治的阶级。但是，在中国，自秦汉以后，便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因为中国缺乏阶级。缺乏阶级，便难行统治，但又不能不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虽没有统治阶级可又不能没有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就是皇帝。中国就是以皇帝一姓一家作为武力主体的。这是极不相符的。因此，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不是积极统治之局。但是从近一百年以来，世界大交通后，中国被卷入国际竞争漩涡，要想保持消极相安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了。到1911年，清朝灭亡，数千年来相沿的皇帝亦废。这样连象征式的武力主体也失去了。自此之后四十年间，中国所有的便是分裂、割据局面，梁漱溟认为，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在寻到武力主体之前是难以消除的。
因此，中国要统一，武力主体的找寻与培养便成了关键。但是，自从1911年之后，中国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
以缺乏阶级为武力主体，而国家不能统一稳定；法律就无效，社会就无秩序；而因不统一，不稳定，无法律，无秩序，工商业得不到保障，一切经营无法遂顺发展，或且遭受摧残破坏，亦就培养不出资产阶级来。
在现代中国要培养出一个恰当其时的阶级，来充当合条件的武力主体，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亦即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
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这条路国民党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同样一条路，中共也尝试过，他走通了，成功了。梁漱溟认为，中共成功的原因就在于：
第一，他在党的阶级基础上标明无产阶级而不嫌其范围狭窄；虽事实上亦许他的党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居多，但总称得起立场分明，壁垒颇严。再加上其他许多优点，团结得确乎像一个党。党既成功，武力便当真掌握在党，而不致操于个人之手。第二，他努力的方向相当明确（这在今天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武力得其正用，自不致乱出毛病。
正因为中国在现代的统一是这样的艰难，而中共经过努力已经奠定了统一稳定的端绪，所以，梁漱溟把这看成是中共的第一个重要贡献。但是，当时的梁漱溟对于中共能否使中国从此统一稳定下去，还是有疑虑的。
中共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增进社会关系方面，引进了团体生活，使中国由散漫进入到了有组织。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社会的缺点若要加以罗列的话，可以罗列出许多，但是，最根本的只有两点，一是缺乏团体组织，一是缺乏科学技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造总是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能力与习惯，就在于缺乏新的政治习惯与能力。梁漱溟强调，他多年来致力于乡村运动，就是因为自己不甘心于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失败，而希望能从乡村下工夫去培养出中国人的新的政治习惯，培养出中国人的团体组织生活。梁漱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失败的，而中共在引进团体组织方面则是成功的。
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在引进团体生活方面能取得成功，首先在于其党组织自身的成功。而中共党组织自身的成功，如同西方的基督教组织一样，无非是血斗的结果。梁漱溟说道：
依我所了解，中国人反团体生活的习惯很深很强。中国共产党既都是中国人，我相信应不例外。然而他们大半生的血斗生涯，却足以把它对治了。倘非如此，怕未必行。在外有不容情的压迫封锁，在内又一切生活于团体供给制。两下合起来，而后所亲切的乃不再是家庭，所尊重的乃不再是父母。公共观念于是养成；纪律习惯于是养成；法治精神于是养成；组织能力于是养成。一个中国人到此才真的变了！
中共自身组织的成功，是其能够取得政权，发展一切其他组织，从而组织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
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或间接影响下，散漫的中国人正走向有组织。
中共的第三个贡献，是“透出了人心”。
梁漱溟在这里所说的人心，实际上就是他以往所说的理性。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人心与理智、本能是有联系的，但它又是与理智、本能不同的。对于人心及其与理智、本能的关系，梁漱溟有这样一种描述，他说：“人心……一时见，一时则不可得见；它不似一物确然恒在，此即常识中所知道的，人原有理性，却又很容易失掉理性；最显著的是在忿怒斗争中。盖人心之见，要在其清明、自觉、灵活、不机械；然而人却常常容易落于不清明、不自觉、不灵活，而机械起来。所以然者，一切本能和习惯莫不有其机械性，即莫不足以为人心之障；人心既不能离本能习惯以自见，则求其不为所障，便不容易了。‘透出了人心’这句话，正就其易受障蔽而说。”
但是，建国与人心何关？中共又是如何使人心得以透达的？
为了说明这两个问题，梁漱溟对人类文化问题作了简单的分析考察。梁漱溟认为，与动物生活不同，人类生活主要靠习惯，人类社会多有待后天安排，因时因地，其构造形式万千变化不止，而且自古及今颇有发展层次可见。“此变化万千的社会构造形式，亦即所谓文化。文化就是我们种种生活（政治经济等生活）习惯方式的总称。其中宗教、礼俗、道德、法律这一些，特与社会构造有关。”梁漱溟认为，宗教、礼俗、道德、法律等等就是一时一地给人心安排下的、其活动的轨迹路线。这就是说，人心是循乎文化的。梁漱溟认为，建国实际上就是改造文化。既然如此，建国问题可以说就是如何给中国人心理上改换路道的问题。因此，建国与人心是密切相关的。
至于中共是如何使得人心得以透达的，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一问题，还得先了解中共所引进的团体生活。梁漱溟指出，中共出于斗争的需要，引进了团体生活，而且他们所引进的团体生活并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而是有其理想的，是理想的团体生活。所谓理想的团体生活就是，“一面其团体既很能负责为分子解决问题，而一面其分子之自觉主动性又很高的那一种”。梁漱溟认为，根据他在东北考察时所见，人们前一面的问题，亦即生存问题，基本上都是交由团体去解决了，从而各个人的心得以从容地透达出来。
中共出于斗争的需要，有意引进理想的团体生活，无意中又透出了人心。心胸开，智慧亦随之而开；人心透出，一切力量随着全透出来。心开力出，事业自然有成。因此，透出了人心，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梁漱溟对中共的三大贡献的分析看，他主要还是用他以往的观点，尤其是《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观点来解释中共的成就的。这时的梁漱溟，思想还没有什么改变，既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接受中共的观点，依然拒绝以阶级眼光去看待中国。虽然在理论主张方面，梁漱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对中共的看法则有了很大的变化。
1951年5月，因去四川参加土改工作，《中国建国之路》一书，仅写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上篇”，就辍笔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梁漱溟从四川回来后，没有续完此书。这样，他在建国问题上到底有些什么建议，是怎样的建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他想在书中讨论的、他与中共在建国问题上的异同，以及他自己的反省，我们还可以从他随后写出的几篇文章中窥见一二。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
梁漱溟承认，自己过去虽然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在救国方面的成功，以及自己在河南、山东、东北、四川等地亲眼看到的中共在建国方面的成就，使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许多见解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
乃始生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
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成功，主要就在于他们一直坚持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这正好是自己过去一直反对的。梁漱溟认为，中共成功之处，正是自己失败之所在。因此，他表示，现在他愿意接受中共的这个观点与主张。这的确是梁漱溟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转变。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时的梁漱溟思想又是颇为矛盾的。就在他宣称接受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这个观点与主张的同时，他依然认为秦汉以来两千年间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仍然相信社会发展史可能有例外，肯定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道路，依然坚持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观点。梁漱溟之所以接受中共的阶级观点，主要是因为中共凭此取得了成功。
但是，不管怎么说，梁漱溟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有了变化，这变化还不止于接受了中共的阶级观点；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成功与自己的失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梁漱溟开始逐渐失去了自信。
我们有理由相信，梁漱溟在这里宣告的转变是真诚的，所进行的反省是自觉的，并不是应付式的官样文章。但是，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便招致了人们的批评。与以往不同，对于这些批评，梁漱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抓住批评者们的漏洞，进行了尖锐的反击。梁漱溟认为，所有这些批评，由于没有理解或者误解了他的观点，因而多数未能抓住要害，针对问题，难免无的放矢，都是白费笔墨。对于像何思源那样给他身上加政治罪名，梁漱溟简直是愤怒了，他认为何思源“凡叙及事实之处，全是把知道不清楚的，或记忆不清楚的，凭臆推测，顺口开合”。
1952年初，梁漱溟又写出了《我的努力与反省》（原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如果说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里面，梁漱溟主要偏重于说明自己是如何由反对以阶级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转为接受这种观点，那么，在《我的努力与反省》里面，梁漱溟则主要是反省自己过去为什么会反对以阶级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会导致自以为革命而最终难免落归于改良主义的结局。
梁漱溟认为，在理论认识上，自己深知革命就是经过暴动流血，武力斗争以夺取政权，使社会产生本质上的变革，“论起来是不致于把改良误为革命的”。但是在实践上，自己又不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并反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
梁漱溟认为，他之所以不走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反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原因就在于自己一直都认为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
（一）中国问题的历史背景特殊——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二）中国问题的文化背景特殊——秦汉后的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的，他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其所以没有革命正由于此）；（三）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后乃引发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
梁漱溟坚持，认识到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他自己错就错在过分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因此而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似是而非的判断与处理。
至于自己为什么会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由此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似是而非的判断与处理，梁漱溟认为，这与他自己的阶级立场有关，与他自己不懂辩证法有联系。这是梁漱溟第一次从阶级立场角度来反省与检讨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也许是担心像《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那样被人误解，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梁漱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自己是如何用心思的。梁漱溟自己也说，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自悔之念”。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写完之后，他曾托林伯渠转呈毛泽东阅读。8月7日，梁漱溟拜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不管怎么说，1950年回到北京后，梁漱溟便开始真诚地反省自己的过去，渐渐地改变自己的一些思想观念，接受中共的一些思想观念，尽量与中共保持一致。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自觉自愿的，是经过思考之后，自认为是正确的。这样，梁漱溟的思想转变与他对中共思想观念的接受都是有限度的。
同样，梁漱溟也希望中共能接受他的一些思想观念，至少也要听一听他的建议，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也许，这正是导致他与毛泽东在1953年冲突的原因之一。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会议先由周恩来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次日上午开小组讨论会，午后由各小组召集人汇报讨论情况。散会时，周总理征询梁漱溟的意见，希望他第二天作大会发言。梁漱溟答应了，当晚即开始为发言作准备。他觉得既然是领导党要自己发言，那么自己就“应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因此，他决定就建国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由于大会发言极为踊跃，会期延长一天，梁漱溟的发言改在11日下午。在发言中，梁漱溟说道，几十年来自己一直梦想计划建国，乡村建设就是计划建国的一个尝试。这些天开会听报告，得知国家要进入计划建国了，感到很兴奋。但是，在计划建国方面，自己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很了解，希望领导党能说一说。
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除了发展重工业与实行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外，其他方面是否也已经有了计划？二是在计划的同时，是否已经把完成计划所应有的群众工作安排好？三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
其中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是梁漱溟在他的发言中想着重提出的。与另外两个问题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对中共的批评是最多的也是最直接、最尖锐的。梁漱溟在发言中说道：
在这方面我还不知道计划如何。在此农业生产为主，而其相连的相因相待的事情太多了，必须有一整套计划，各方面配合好，才能推进农业进步。而所有一切都待农民或乡村居民积极起来。如何动员农民呢？是农会吗？当然应是农会，但农会现在是什么情形呢？除了土改中起作用外，今日已不然，今日只有党政干部（各民主党派不到农村），其次团、妇女会。这够不够呢？感觉着不够。（一）农村中党亦就是政，政亦就是党。一切事很能做得主。但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此从近几年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之严重即可说明。（二）而且量亦不够。有党有团之地方照顾面不够，党团所不到之处更不够。总之农民比较落空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无非是想对中共有所贡献，无非是希望中共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到，梁漱溟在发言中的坦率与直言不讳，对中共施政方针，尤其是乡村问题的批评，还有他在发言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希望中共接纳他的一些思想主张（如他在乡村建设期间于1933年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委托而起草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的强烈愿望，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无论是从建国所需要的统一思想角度来考虑，还是从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这一角度考虑，都是难以接纳的。
在梁漱溟的发言结束时，农业部长李书城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答复，周恩来总理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并没有对梁的发言提出批评，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还对梁漱溟的发言表示赞同。
但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却另有看法。
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列席会议。在听取彭德怀所作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在阐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及其意义之后，毛泽东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梁漱溟的姓名，但是梁漱溟很容易看出，这是针对他而说的。对于毛泽东说自己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受委屈。
当天晚上，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次日上午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并于晚上交谈了大概三十分钟。在交谈中，梁漱溟要求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知或不承认而已。言词间颇有冲突。梁漱溟的信与这次短暂的交谈，使事情更为复杂了。
若是梁漱溟就此罢休，不再吭声，也许事情就会到此为止。但是，梁漱溟却不肯罢休，而是再找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希望让公众评议。9月16日，梁漱溟获准在大会上发言。在发言中，梁漱溟复述了他在9月9日、11日发言的内容，目的是想说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并一再强调，自己的本意是想就如何发动农民提供一个具体建议。在发言中，梁漱溟又一次将“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这样不该说的话说了出来。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散会回家，梁漱溟自以为无事。
第二天下午，梁漱溟循例进入会场，发现会场印发有他在1949年写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与毛泽东在9月12日的讲话。梁漱溟明白，这是要批判他了。果然，一开会，章伯钧就起立发言，对梁漱溟大加指责。然后，周恩来总理以检讨梁漱溟的路线为题，发表长篇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追述往事，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成性，甚至说梁漱溟过去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
在周总理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言，对梁漱溟严加指责：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去指证出毛泽东在周总理的讲话中，有过几次插言，也没法完全指证出毛泽东所插的全部内容，但是，透过根据毛泽东在9月16日至18日的讲话整理而成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梁漱溟在9月11日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都进行了批判、指责，而且其言辞之严厉，语词之尖刻，脾气之暴躁，感情之激怒，似乎是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批判别人时从来没有过的。
这时梁漱溟才醒悟到由于自己发言不慎而引起的误会已经很深，因此，他立即请求发言，希望为自己辩解。主席台上同意他次日发言。
9月18日下午，梁漱溟登台发言，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刚说到这，会场上就有人轰他，不让他讲下去。于是，梁漱溟把话头转向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接着，便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唇枪舌剑的冲突：
梁：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生气地）：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这时，会场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漱溟是胡说八道，要他滚下台来。梁漱溟则坚持不下讲台，僵持了好一会。但最终还是被轰了下来。
对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世人评说不一，有赞有赏，有谴有责；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评说也有变化，对此，我们不想多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梁漱溟，他自己是怎么看待他与毛泽东的冲突的？
在与毛泽东冲突后不久，经由亲友、学生的规劝，尤其是其长子培宽的交心长谈，梁漱溟便醒悟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很快写出检讨文章送交毛泽东，“其后，又将旧著《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检送领导，并请求派人帮助我作思想检查，又表示愿意当众作自我检查”。至于梁漱溟自认为犯了什么错误，梁漱溟自己没有明确的说明，有时说是错在讲了不该讲的话，涉嫌破坏工农联盟；有时又说是错在不该与毛泽东顶撞，尤其是不该以那种态度与毛泽东争胜；或者又说是犯了思想错误、立场错误。但是，他坚决否认自己是犯了反对总路线的错误。他说：“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
由于梁漱溟的自我反省检查材料长期没有公开，除中共一些领导人、政协小组学习会成员以及他的亲友之外，外人多不知晓梁漱溟自己对这场冲突的态度。直到80年代，他认错的消息才广为人知。当然也有人不希望梁漱溟认错。1988年4月，美国《世界日报》就发表了翟志成的《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梁漱溟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于5月20日口授一短文，以读者投书方式，寄美国《世界日报》发表，对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梁漱溟在口述了这一短文后一个多月，便与世长辞，这一短文可谓他自己对这场冲突的态度之晚年定论。其文不长，不妨全录于此：
编辑先生：
近年海外报刊时有论及本人的文字发表，关心本人的亲友多剪寄于我。不久前，又收到居留旧金山的甥女寄来的贵报4月5、6两日剪报，刊有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一文，对本人多有指教。
翟先生在文中指出，若我对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一事有“认错”的表示，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失荣辱问题，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气运”的事。同时翟先生表示，他但愿《文汇月刊》文中所写我“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我能对此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的用意甚为可感，故敢借贵报一角，就此略作说明。
当年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我不点名批评之后，某日午后将再次开会，我准备在此会上就毛泽东认定我的发言为恶意一点予以辩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将一决胜负。”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的刺激下，我的发言亦因之较前更欠冷静。于激烈争执之后，我突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暧昧；据理辩明就是，何必言胜负？进而忆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话：“忽毫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明儒罗近溪语）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不当隐瞒，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1974年，所谓“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赞成批林，于孔子则不当全盘否定，以《当今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表达自己的见解，招致大小会议批判。对此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我只引一句古语回答会议主持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当今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两年前已传布海外，如翟先生亦尝寓目，不难明白，我于是非是不苟同的。
今年迈体衰，仅仅寥寥数语奉答，倘未符翟先生所望，尚祈见谅。
梁漱溟口述
培宽笔录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
综观梁漱溟在1953年与毛泽东的冲突及其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梁漱溟品格中的两个特征：一是为了辩明是非，而不惜犯颜直谏；一是能够反求诸己，自觉反省，一旦发现自己有错，即坦诚承认，而不自欺自瞒。这正好是儒家的风范。
虽然在1953年9月18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将梁漱溟的问题交政协全国委员会处理，并经大会举手表决通过，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梁漱溟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处分，也没有让他作过一次公众检讨，只是不断地有批判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其中以1955年为最多，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了几次对他的批判会。
从我们看到的批判文章论，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批判都是无理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大概谁也不会否认，这些批判文章都是带有政治偏见的，都是有成见的，多是先认定梁漱溟是错误的，是反动的，是唯心的，是依靠与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或帝国主义的，然后再去找证据来加以证明，这样难免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甚至于强词夺理。在这么多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几乎找寻不到一句是从正面肯定梁漱溟的思想价值的评论。这与辩证唯物论的一分为二原则是相违背的。这种全盘否定的观点，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批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是难以说服人的。
这些批判之难以说服人，我们可以从梁漱溟自己对这次批判运动的感受与反应中清楚地看出来。1955年，批判还在进行中，梁漱溟就对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潘梓年说：“现在看各篇的批判，有些地方不合事实，我不能承认（此多属于政治方面），有些地方我认识不到它的错误（此大抵在哲学方面）。”到1958年，梁漱溟“向党交心”时，依然认为，所有这许多批判给他启发不大，益处不多。这样，要使自己思想得改造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梁漱溟说道：
譬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而不能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
但是，梁漱溟又一直表示，他欢迎各方对他的批判，拥护这一次批判他的运动。梁漱溟承认，当他这样做时，内心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是有抗拒心理的，但是，这种矛盾心理或抗拒心理都被克服了。他自认为，他之表示拥护对自己的批判运动，是言由衷出的。
但是，梁漱溟在1950年1月中旬到北京后，表现却有点与众不同。他拒绝入住中共安排的、一般民主人士住的北京饭店各招待所，对于中共统战部所送的生活零用钱，亦固辞不受。
3月12日，在迎接毛泽东等人从莫斯科返京后两天，梁漱溟应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家做客长谈。在交谈中，毛泽东问梁漱溟说：“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了吧？”对于毛泽东的提问，梁漱溟稍迟疑，然后回答道：“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对于梁漱溟的回答，毛泽东也许不会感到太意外，因为在1949年初，梁漱溟就拒绝过他的邀请，而没有出席“新政协”大会。但是，毛泽东还是感到很不高兴。据梁漱溟自己的解释，他当时拒绝参加政府，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还不相信中国能从此长期统一稳定，还担心，统一不过是过眼云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以为一旦参加了政府，就会落在共产党一边，而失去其中立不倚的立场，失去其对各方面说话的资格。
随后，梁漱溟向毛泽东提议，在政府的领导下，设立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或称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因为要建设新中国，必须先认识老中国；并表示，自己愿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梁漱溟的提议，毛泽东当时未置可否。毛泽东反而向梁漱溟提议，请他到山东、河南、东北各地去参观，以了解一下这些地方的发展变化。梁漱溟本来就想了解中共在地方上的政策措施，对毛泽东的提议欣然接受，并立即商定各处参观计划。
4月初，梁漱溟离开北京前往河南、山东、东北等地考察，直到9月中旬才回到北京。这次考察对于梁漱溟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使他对中共的看法有了改变，同时也促使他对自己往年努力加以反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面对于中共所以领导国人者粗有体认；一面亦于自己过去认识问题之不足，憬然有悟。”
10月，梁漱溟移居到颐和园内石舫附近的一所房子，根据其在河南、山东、东北等地考察所得的见闻与感想，开始写作《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一书。从梁漱溟为这部书所拟的目录看，他打算在这部书里面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中共的三大贡献；二是比较自己与中共建国道路的异同，以寻出自己错误的由来；三是希望根据自己研究所得，为建国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梁漱溟的这部书并没有写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该书的第一部分，即“中共的三大贡献”。
梁漱溟认为，在中共的三大贡献中，第一个贡献就是，使数十年来分裂的中国得到初步的统一稳定，使国家权力得以树立。这是建国的基础与前提。
国家的统一，国权的树立，对于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人们深知这一点，也积极地谋求统一，但是数十年来又始终统一不了。梁漱溟认为，数十年中国没能统一的原因就在于武力寻不到主体。如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的观点一样，梁漱溟认为，一切国家莫非阶级统治，而统治则少不了武力，有了武力自然不能没有操纵武力的主体，这个主体一般就是在经济上能剥削、在政治上能统治的阶级。但是，在中国，自秦汉以后，便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因为中国缺乏阶级。缺乏阶级，便难行统治，但又不能不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虽没有统治阶级可又不能没有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就是皇帝。中国就是以皇帝一姓一家作为武力主体的。这是极不相符的。因此，两千年来的中国只能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不是积极统治之局。但是从近一百年以来，世界大交通后，中国被卷入国际竞争漩涡，要想保持消极相安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了。到1911年，清朝灭亡，数千年来相沿的皇帝亦废。这样连象征式的武力主体也失去了。自此之后四十年间，中国所有的便是分裂、割据局面，梁漱溟认为，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在寻到武力主体之前是难以消除的。
因此，中国要统一，武力主体的找寻与培养便成了关键。但是，自从1911年之后，中国便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
以缺乏阶级为武力主体，而国家不能统一稳定；法律就无效，社会就无秩序；而因不统一，不稳定，无法律，无秩序，工商业得不到保障，一切经营无法遂顺发展，或且遭受摧残破坏，亦就培养不出资产阶级来。
在现代中国要培养出一个恰当其时的阶级，来充当合条件的武力主体，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结合一个团体，以统治中国的武力主体自任”。亦即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
从建党入手，再以党来建军建国，这条路国民党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同样一条路，中共也尝试过，他走通了，成功了。梁漱溟认为，中共成功的原因就在于：
第一，他在党的阶级基础上标明无产阶级而不嫌其范围狭窄；虽事实上亦许他的党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居多，但总称得起立场分明，壁垒颇严。再加上其他许多优点，团结得确乎像一个党。党既成功，武力便当真掌握在党，而不致操于个人之手。第二，他努力的方向相当明确（这在今天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武力得其正用，自不致乱出毛病。
正因为中国在现代的统一是这样的艰难，而中共经过努力已经奠定了统一稳定的端绪，所以，梁漱溟把这看成是中共的第一个重要贡献。但是，当时的梁漱溟对于中共能否使中国从此统一稳定下去，还是有疑虑的。
中共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在增进社会关系方面，引进了团体生活，使中国由散漫进入到了有组织。
梁漱溟认为，与西方社会相比较，中国社会的缺点若要加以罗列的话，可以罗列出许多，但是，最根本的只有两点，一是缺乏团体组织，一是缺乏科学技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改造总是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缺乏团体生活的能力与习惯，就在于缺乏新的政治习惯与能力。梁漱溟强调，他多年来致力于乡村运动，就是因为自己不甘心于中国政治改造运动的失败，而希望能从乡村下工夫去培养出中国人的新的政治习惯，培养出中国人的团体组织生活。梁漱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失败的，而中共在引进团体组织方面则是成功的。
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在引进团体生活方面能取得成功，首先在于其党组织自身的成功。而中共党组织自身的成功，如同西方的基督教组织一样，无非是血斗的结果。梁漱溟说道：
依我所了解，中国人反团体生活的习惯很深很强。中国共产党既都是中国人，我相信应不例外。然而他们大半生的血斗生涯，却足以把它对治了。倘非如此，怕未必行。在外有不容情的压迫封锁，在内又一切生活于团体供给制。两下合起来，而后所亲切的乃不再是家庭，所尊重的乃不再是父母。公共观念于是养成；纪律习惯于是养成；法治精神于是养成；组织能力于是养成。一个中国人到此才真的变了！
中共自身组织的成功，是其能够取得政权，发展一切其他组织，从而组织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
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或间接影响下，散漫的中国人正走向有组织。
中共的第三个贡献，是“透出了人心”。
梁漱溟在这里所说的人心，实际上就是他以往所说的理性。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人心与理智、本能是有联系的，但它又是与理智、本能不同的。对于人心及其与理智、本能的关系，梁漱溟有这样一种描述，他说：“人心……一时见，一时则不可得见；它不似一物确然恒在，此即常识中所知道的，人原有理性，却又很容易失掉理性；最显著的是在忿怒斗争中。盖人心之见，要在其清明、自觉、灵活、不机械；然而人却常常容易落于不清明、不自觉、不灵活，而机械起来。所以然者，一切本能和习惯莫不有其机械性，即莫不足以为人心之障；人心既不能离本能习惯以自见，则求其不为所障，便不容易了。‘透出了人心’这句话，正就其易受障蔽而说。”
但是，建国与人心何关？中共又是如何使人心得以透达的？
为了说明这两个问题，梁漱溟对人类文化问题作了简单的分析考察。梁漱溟认为，与动物生活不同，人类生活主要靠习惯，人类社会多有待后天安排，因时因地，其构造形式万千变化不止，而且自古及今颇有发展层次可见。“此变化万千的社会构造形式，亦即所谓文化。文化就是我们种种生活（政治经济等生活）习惯方式的总称。其中宗教、礼俗、道德、法律这一些，特与社会构造有关。”梁漱溟认为，宗教、礼俗、道德、法律等等就是一时一地给人心安排下的、其活动的轨迹路线。这就是说，人心是循乎文化的。梁漱溟认为，建国实际上就是改造文化。既然如此，建国问题可以说就是如何给中国人心理上改换路道的问题。因此，建国与人心是密切相关的。
至于中共是如何使得人心得以透达的，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一问题，还得先了解中共所引进的团体生活。梁漱溟指出，中共出于斗争的需要，引进了团体生活，而且他们所引进的团体生活并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而是有其理想的，是理想的团体生活。所谓理想的团体生活就是，“一面其团体既很能负责为分子解决问题，而一面其分子之自觉主动性又很高的那一种”。梁漱溟认为，根据他在东北考察时所见，人们前一面的问题，亦即生存问题，基本上都是交由团体去解决了，从而各个人的心得以从容地透达出来。
中共出于斗争的需要，有意引进理想的团体生活，无意中又透出了人心。心胸开，智慧亦随之而开；人心透出，一切力量随着全透出来。心开力出，事业自然有成。因此，透出了人心，也是中共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梁漱溟对中共的三大贡献的分析看，他主要还是用他以往的观点，尤其是《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的观点来解释中共的成就的。这时的梁漱溟，思想还没有什么改变，既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接受中共的观点，依然拒绝以阶级眼光去看待中国。虽然在理论主张方面，梁漱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对中共的看法则有了很大的变化。
1951年5月，因去四川参加土改工作，《中国建国之路》一书，仅写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上篇”，就辍笔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梁漱溟从四川回来后，没有续完此书。这样，他在建国问题上到底有些什么建议，是怎样的建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他想在书中讨论的、他与中共在建国问题上的异同，以及他自己的反省，我们还可以从他随后写出的几篇文章中窥见一二。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
梁漱溟承认，自己过去虽然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在救国方面的成功，以及自己在河南、山东、东北、四川等地亲眼看到的中共在建国方面的成就，使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许多见解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
乃始生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共之所以对。
梁漱溟认为，中共之所以成功，主要就在于他们一直坚持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这正好是自己过去一直反对的。梁漱溟认为，中共成功之处，正是自己失败之所在。因此，他表示，现在他愿意接受中共的这个观点与主张。这的确是梁漱溟思想中的一个重大转变。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时的梁漱溟思想又是颇为矛盾的。就在他宣称接受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这个观点与主张的同时，他依然认为秦汉以来两千年间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仍然相信社会发展史可能有例外，肯定中国社会发展有其特殊道路，依然坚持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观点。梁漱溟之所以接受中共的阶级观点，主要是因为中共凭此取得了成功。
但是，不管怎么说，梁漱溟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已经有了变化，这变化还不止于接受了中共的阶级观点；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成功与自己的失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梁漱溟开始逐渐失去了自信。
我们有理由相信，梁漱溟在这里宣告的转变是真诚的，所进行的反省是自觉的，并不是应付式的官样文章。但是，出乎梁漱溟的意外，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便招致了人们的批评。与以往不同，对于这些批评，梁漱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抓住批评者们的漏洞，进行了尖锐的反击。梁漱溟认为，所有这些批评，由于没有理解或者误解了他的观点，因而多数未能抓住要害，针对问题，难免无的放矢，都是白费笔墨。对于像何思源那样给他身上加政治罪名，梁漱溟简直是愤怒了，他认为何思源“凡叙及事实之处，全是把知道不清楚的，或记忆不清楚的，凭臆推测，顺口开合”。
1952年初，梁漱溟又写出了《我的努力与反省》（原题《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如果说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里面，梁漱溟主要偏重于说明自己是如何由反对以阶级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转为接受这种观点，那么，在《我的努力与反省》里面，梁漱溟则主要是反省自己过去为什么会反对以阶级观点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会导致自以为革命而最终难免落归于改良主义的结局。
梁漱溟认为，在理论认识上，自己深知革命就是经过暴动流血，武力斗争以夺取政权，使社会产生本质上的变革，“论起来是不致于把改良误为革命的”。但是在实践上，自己又不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并反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
梁漱溟认为，他之所以不走武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反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原因就在于自己一直都认为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
（一）中国问题的历史背景特殊——秦汉以来两千余年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二）中国问题的文化背景特殊——秦汉后的中国，是融国家于社会的，他没有构成阶级统治，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其所以没有革命正由于此）；（三）近百年世界大交通后乃引发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而不是社会内部自发的。
梁漱溟坚持，认识到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这本身并没有什么过错，他自己错就错在过分地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因此而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似是而非的判断与处理。
至于自己为什么会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并由此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似是而非的判断与处理，梁漱溟认为，这与他自己的阶级立场有关，与他自己不懂辩证法有联系。这是梁漱溟第一次从阶级立场角度来反省与检讨自己的思想与行为。
也许是担心像《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那样被人误解，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梁漱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自己是如何用心思的。梁漱溟自己也说，他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自悔之念”。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在写完之后，他曾托林伯渠转呈毛泽东阅读。8月7日，梁漱溟拜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不管怎么说，1950年回到北京后，梁漱溟便开始真诚地反省自己的过去，渐渐地改变自己的一些思想观念，接受中共的一些思想观念，尽量与中共保持一致。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自觉自愿的，是经过思考之后，自认为是正确的。这样，梁漱溟的思想转变与他对中共思想观念的接受都是有限度的。
同样，梁漱溟也希望中共能接受他的一些思想观念，至少也要听一听他的建议，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也许，这正是导致他与毛泽东在1953年冲突的原因之一。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会议先由周恩来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次日上午开小组讨论会，午后由各小组召集人汇报讨论情况。散会时，周总理征询梁漱溟的意见，希望他第二天作大会发言。梁漱溟答应了，当晚即开始为发言作准备。他觉得既然是领导党要自己发言，那么自己就“应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因此，他决定就建国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由于大会发言极为踊跃，会期延长一天，梁漱溟的发言改在11日下午。在发言中，梁漱溟说道，几十年来自己一直梦想计划建国，乡村建设就是计划建国的一个尝试。这些天开会听报告，得知国家要进入计划建国了，感到很兴奋。但是，在计划建国方面，自己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还不是很了解，希望领导党能说一说。
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了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除了发展重工业与实行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外，其他方面是否也已经有了计划？二是在计划的同时，是否已经把完成计划所应有的群众工作安排好？三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
其中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是梁漱溟在他的发言中想着重提出的。与另外两个问题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对中共的批评是最多的也是最直接、最尖锐的。梁漱溟在发言中说道：
在这方面我还不知道计划如何。在此农业生产为主，而其相连的相因相待的事情太多了，必须有一整套计划，各方面配合好，才能推进农业进步。而所有一切都待农民或乡村居民积极起来。如何动员农民呢？是农会吗？当然应是农会，但农会现在是什么情形呢？除了土改中起作用外，今日已不然，今日只有党政干部（各民主党派不到农村），其次团、妇女会。这够不够呢？感觉着不够。（一）农村中党亦就是政，政亦就是党。一切事很能做得主。但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此从近几年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之严重即可说明。（二）而且量亦不够。有党有团之地方照顾面不够，党团所不到之处更不够。总之农民比较落空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无非是想对中共有所贡献，无非是希望中共在建国方面做得更好。但是，我们不能不留意到，梁漱溟在发言中的坦率与直言不讳，对中共施政方针，尤其是乡村问题的批评，还有他在发言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希望中共接纳他的一些思想主张（如他在乡村建设期间于1933年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委托而起草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的强烈愿望，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无论是从建国所需要的统一思想角度来考虑，还是从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这一角度考虑，都是难以接纳的。
在梁漱溟的发言结束时，农业部长李书城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答复，周恩来总理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补充说明，并没有对梁的发言提出批评，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还对梁漱溟的发言表示赞同。
但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发言却另有看法。
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列席会议。在听取彭德怀所作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后，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在阐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及其意义之后，毛泽东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梁漱溟的姓名，但是梁漱溟很容易看出，这是针对他而说的。对于毛泽东说自己反对总路线，梁漱溟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受委屈。
当天晚上，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次日上午梁漱溟将信面交毛泽东并于晚上交谈了大概三十分钟。在交谈中，梁漱溟要求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知或不承认而已。言词间颇有冲突。梁漱溟的信与这次短暂的交谈，使事情更为复杂了。
若是梁漱溟就此罢休，不再吭声，也许事情就会到此为止。但是，梁漱溟却不肯罢休，而是再找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希望让公众评议。9月16日，梁漱溟获准在大会上发言。在发言中，梁漱溟复述了他在9月9日、11日发言的内容，目的是想说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并一再强调，自己的本意是想就如何发动农民提供一个具体建议。在发言中，梁漱溟又一次将“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这样不该说的话说了出来。会上，没有人批评梁漱溟。散会回家，梁漱溟自以为无事。
第二天下午，梁漱溟循例进入会场，发现会场印发有他在1949年写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与毛泽东在9月12日的讲话。梁漱溟明白，这是要批判他了。果然，一开会，章伯钧就起立发言，对梁漱溟大加指责。然后，周恩来总理以检讨梁漱溟的路线为题，发表长篇讲话。周总理在讲话中，追述往事，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成性，甚至说梁漱溟过去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
在周总理讲话时，毛泽东频频插言，对梁漱溟严加指责：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去指证出毛泽东在周总理的讲话中，有过几次插言，也没法完全指证出毛泽东所插的全部内容，但是，透过根据毛泽东在9月16日至18日的讲话整理而成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梁漱溟在9月11日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都进行了批判、指责，而且其言辞之严厉，语词之尖刻，脾气之暴躁，感情之激怒，似乎是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批判别人时从来没有过的。
这时梁漱溟才醒悟到由于自己发言不慎而引起的误会已经很深，因此，他立即请求发言，希望为自己辩解。主席台上同意他次日发言。
9月18日下午，梁漱溟登台发言，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刚说到这，会场上就有人轰他，不让他讲下去。于是，梁漱溟把话头转向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接着，便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唇枪舌剑的冲突：
梁：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生气地）：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这时，会场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漱溟是胡说八道，要他滚下台来。梁漱溟则坚持不下讲台，僵持了好一会。但最终还是被轰了下来。
对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冲突，世人评说不一，有赞有赏，有谴有责；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评说也有变化，对此，我们不想多论。我们感兴趣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梁漱溟，他自己是怎么看待他与毛泽东的冲突的？
在与毛泽东冲突后不久，经由亲友、学生的规劝，尤其是其长子培宽的交心长谈，梁漱溟便醒悟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很快写出检讨文章送交毛泽东，“其后，又将旧著《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检送领导，并请求派人帮助我作思想检查，又表示愿意当众作自我检查”。至于梁漱溟自认为犯了什么错误，梁漱溟自己没有明确的说明，有时说是错在讲了不该讲的话，涉嫌破坏工农联盟；有时又说是错在不该与毛泽东顶撞，尤其是不该以那种态度与毛泽东争胜；或者又说是犯了思想错误、立场错误。但是，他坚决否认自己是犯了反对总路线的错误。他说：“一直到今天我没有向领导上承认我反对总路线，因反省的结果深知自己错误严重，而其错却不在此。我不能囫囵吞枣把什么错误都承认下来，这样是不解决问题的。”
由于梁漱溟的自我反省检查材料长期没有公开，除中共一些领导人、政协小组学习会成员以及他的亲友之外，外人多不知晓梁漱溟自己对这场冲突的态度。直到80年代，他认错的消息才广为人知。当然也有人不希望梁漱溟认错。1988年4月，美国《世界日报》就发表了翟志成的《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梁漱溟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于5月20日口授一短文，以读者投书方式，寄美国《世界日报》发表，对翟志成的文章作了回答。梁漱溟在口述了这一短文后一个多月，便与世长辞，这一短文可谓他自己对这场冲突的态度之晚年定论。其文不长，不妨全录于此：
编辑先生：
近年海外报刊时有论及本人的文字发表，关心本人的亲友多剪寄于我。不久前，又收到居留旧金山的甥女寄来的贵报4月5、6两日剪报，刊有翟志成先生所撰《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一文，对本人多有指教。
翟先生在文中指出，若我对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语言冲突一事有“认错”的表示，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得失荣辱问题，而“是关系着民族的良心与气运”的事。同时翟先生表示，他但愿《文汇月刊》文中所写我“认错”的一些话是访问者的笔误，并希望我能对此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的用意甚为可感，故敢借贵报一角，就此略作说明。
当年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我不点名批评之后，某日午后将再次开会，我准备在此会上就毛泽东认定我的发言为恶意一点予以辩明。是日上午，曾在家中言道：“今天将一决胜负。”会议进行时，在对方态度的刺激下，我的发言亦因之较前更欠冷静。于激烈争执之后，我突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暧昧；据理辩明就是，何必言胜负？进而忆及平日用以自勉的一句话：“忽毫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明儒罗近溪语）我既省察到自己有杂念，自不当隐瞒，虽事过多年，但每与人言及此事，总是承认自己亦有错。争执产生自双方。唯中国古人有“反求诸己”的教导，我的认错是不假外力的自省，并非向争执的对方认错。
1974年，所谓“文化大革命”，以群众运动方式“批林批孔”。我表示赞成批林，于孔子则不当全盘否定，以《当今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表达自己的见解，招致大小会议批判。对此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所谓批判，我只引一句古语回答会议主持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当今我们应如何评价孔子》一文，两年前已传布海外，如翟先生亦尝寓目，不难明白，我于是非是不苟同的。
今年迈体衰，仅仅寥寥数语奉答，倘未符翟先生所望，尚祈见谅。
梁漱溟口述
培宽笔录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日
综观梁漱溟在1953年与毛泽东的冲突及其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梁漱溟品格中的两个特征：一是为了辩明是非，而不惜犯颜直谏；一是能够反求诸己，自觉反省，一旦发现自己有错，即坦诚承认，而不自欺自瞒。这正好是儒家的风范。
虽然在1953年9月18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将梁漱溟的问题交政协全国委员会处理，并经大会举手表决通过，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梁漱溟一直没有受到过什么处分，也没有让他作过一次公众检讨，只是不断地有批判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其中以1955年为最多，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了几次对他的批判会。
从我们看到的批判文章论，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批判都是无理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大概谁也不会否认，这些批判文章都是带有政治偏见的，都是有成见的，多是先认定梁漱溟是错误的，是反动的，是唯心的，是依靠与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或帝国主义的，然后再去找证据来加以证明，这样难免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甚至于强词夺理。在这么多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几乎找寻不到一句是从正面肯定梁漱溟的思想价值的评论。这与辩证唯物论的一分为二原则是相违背的。这种全盘否定的观点，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批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是难以说服人的。
这些批判之难以说服人，我们可以从梁漱溟自己对这次批判运动的感受与反应中清楚地看出来。1955年，批判还在进行中，梁漱溟就对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潘梓年说：“现在看各篇的批判，有些地方不合事实，我不能承认（此多属于政治方面），有些地方我认识不到它的错误（此大抵在哲学方面）。”到1958年，梁漱溟“向党交心”时，依然认为，所有这许多批判给他启发不大，益处不多。这样，要使自己思想得改造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梁漱溟说道：
譬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而不能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
但是，梁漱溟又一直表示，他欢迎各方对他的批判，拥护这一次批判他的运动。梁漱溟承认，当他这样做时，内心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是有抗拒心理的，但是，这种矛盾心理或抗拒心理都被克服了。他自认为，他之表示拥护对自己的批判运动，是言由衷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