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汤用彤、梁启超佛教史研究及佛学观念之比较
梁启超于青年时代，即1891年当他19岁的时候，因得康有为的指导而闻“精奥博大”的佛教义理。后又受夏曾佑、宋恕以及禅学大师吴雁舟的影响，与谭嗣同诸君更涉猎佛教经论，在空旷的禅学领域纵横驰骋。即使在那剑拔弩张、无一刻暇的变法运动中，仍然坚持读经“以重起善心”。变法失败后，他流寓海外，其后虽然在政治上偶然再露头角，但已决非此前人海奔走的情状了，原来政治上参与的热情化作文化创造的动力了。所以他一方面向林宰平、欧阳渐学习并深究佛理，另一方面，于原始资料信手拈来，假其常带感情的笔锋，直抒其胸臆，陆续写成佛学研究二十余篇。在此基础上他便萌发了撰著中国佛教史的构想，同时把以前的单篇论文纳入其拟想中的佛教史的某些篇章之中。梁氏这一构想虽然未能付诸实现，但这些文章后来均收入其《饮冰室合集》之中。后人又曾以《佛学研究十八篇》为书名，将其论文多次发行，近人在台湾以《中国佛教研究史》出版。汤用彤则与之不同，在美国因受白璧德思想之影响，即有意于佛教史研究，归国后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同时在刊物上陆续发表研究文章。1938年“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他的隋唐佛教史讲义及其他，也由其家人整理成书出版。可见梁、汤二氏佛教史研究的起始不同。梁因信手拈来的单篇论文之积累，兴之所至而生《中国佛教史》的构想，成果也只是零散的典籍考证及进退佛理的说理文章。真正能称得上史作的仅有《佛教之初输入》和《佛教兴衰沿革说略》二篇。汤用彤于此蓄志甚久，十余年的中国佛教史教学为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系统的佛学史观早已形成。而作为他的佛教史研究成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隋唐佛教史稿》——虽然也由不少考证、比较、诠释性文章汇集而成，但却是系统完整、条理清晰的断代史研究。阅读梁氏所有关于佛学研究的文章，只能概见其佛学的观念及其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从中无从发现中国佛教兴衰之迹、嬗变之由，对整个的历史面貌百不窥一。因此，严格地说，梁氏之作只可概称为学，而不可谓之史。所以梁氏与汤氏尽管在思想上有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比如重视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特征以及中西互补且向传统折返的文化观念，但真正可资比较的却屈指可数。这里仅就佛教初输入的考证，比较他们认识上的差异。
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了“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也就是说，梁氏探求历史并非本意，其史实考证目的在于揭示佛教输入及其为中国传统同化的原因。这实质上是在于探讨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实现自身转化的机制。从文化的总体观念上讲，汤氏更重视文化接触的问题，他曾经提出“应不应该接受外来文化”的“价值评论”和“能不能接受外来文化”的“事实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了不同文化在接触中冲突调和的现象。但具体就治佛教史而言，他特别强调“尤当致意于其变迁兴衰之迹”。所以他不仅注意到佛教入华时的文化背景，而且详征博引，精考事实，理清了佛教入华的端绪。正因为如此，梁文多带感情色彩，汤文则更显示出客观性价值。
关于佛教初传，梁启超主要依据《后汉书·西域传》及学识渊博、最富批评精神的王充所著《论衡》，从正反两方面“足证两汉时人鲜知有佛”，“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汤用彤首先摒弃伪说，继而对印度和西域历史、地理，汉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有关典籍的真伪、宗旨、性质等进行了一系列考证，据此提出：“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影响所及，仍以江淮以北为盛”。可见二氏对佛教初传的时间地点各执异说。但是他们的见解也非绝不相同，即使在这明显的差异后面，也包含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梁氏说，佛教入华虽以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我青年学子对月氏使臣“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中国人之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于此，二氏在佛教初传入时间上也就没有什么异议了。
上述比较虽然不能说是以斑窥豹，但毕竟不是全部内容，更有一些语焉不详之处也不便引证。但这一比较足可以看出二氏对佛教初传研究的状况及其学术思想的特点。他们的研究取材大致相同，在佛教传入的地点问题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在佛教初传时间问题上并无二议，尽管他们考证具体问题时的具体结论常相抵牾。可以这样说，关于佛教初传的研究，二氏是同途异说，最终化归为一。另外的一些考证论说，大多具有此种特点，如求法运动与西域文化地理，佛法递嬗与传统因革等。其实他们对佛教史研究的更大差异则在于：
梁氏力图从宏观上把握佛理及佛教的发展规律，重铸其知不可而为、尽性主义的东方人生哲学，充实完善其尺进寸退、循环发展的唯心史观和学术思想；汤氏则是通过系统的佛教往史研究，印证并实践其中西互补、古今因革的文化转化观念及建设证体达本、去妄归真，求人生之本真的人文主义。
这些均不在本书论述之列。
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了“外来之佛教，曷为而能输入中国且为中国所大欢迎耶？输入以后，曷为能自成中国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于历史焉不可也”。也就是说，梁氏探求历史并非本意，其史实考证目的在于揭示佛教输入及其为中国传统同化的原因。这实质上是在于探讨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实现自身转化的机制。从文化的总体观念上讲，汤氏更重视文化接触的问题，他曾经提出“应不应该接受外来文化”的“价值评论”和“能不能接受外来文化”的“事实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了不同文化在接触中冲突调和的现象。但具体就治佛教史而言，他特别强调“尤当致意于其变迁兴衰之迹”。所以他不仅注意到佛教入华时的文化背景，而且详征博引，精考事实，理清了佛教入华的端绪。正因为如此，梁文多带感情色彩，汤文则更显示出客观性价值。
关于佛教初传，梁启超主要依据《后汉书·西域传》及学识渊博、最富批评精神的王充所著《论衡》，从正反两方面“足证两汉时人鲜知有佛”，“故语佛教之初纪元，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汤用彤首先摒弃伪说，继而对印度和西域历史、地理，汉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有关典籍的真伪、宗旨、性质等进行了一系列考证，据此提出：“译经并非始于《四十二章》，传法之始当上推至西汉末叶。”“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影响所及，仍以江淮以北为盛”。可见二氏对佛教初传的时间地点各执异说。但是他们的见解也非绝不相同，即使在这明显的差异后面，也包含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梁氏说，佛教入华虽以桓灵以后为断，“但前此史迹，于此间消息，固亦有可窥一二者”，“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国者。其事非不可能”，我青年学子对月氏使臣“从而问业，亦意中事”，“中国人之信仰佛教见于载籍者，自当以英为首”，“故教义输入，不得不溯源于西汉之季也”。于此，二氏在佛教初传入时间上也就没有什么异议了。
上述比较虽然不能说是以斑窥豹，但毕竟不是全部内容，更有一些语焉不详之处也不便引证。但这一比较足可以看出二氏对佛教初传研究的状况及其学术思想的特点。他们的研究取材大致相同，在佛教传入的地点问题上虽然各有侧重。但在佛教初传时间问题上并无二议，尽管他们考证具体问题时的具体结论常相抵牾。可以这样说，关于佛教初传的研究，二氏是同途异说，最终化归为一。另外的一些考证论说，大多具有此种特点，如求法运动与西域文化地理，佛法递嬗与传统因革等。其实他们对佛教史研究的更大差异则在于：
梁氏力图从宏观上把握佛理及佛教的发展规律，重铸其知不可而为、尽性主义的东方人生哲学，充实完善其尺进寸退、循环发展的唯心史观和学术思想；汤氏则是通过系统的佛教往史研究，印证并实践其中西互补、古今因革的文化转化观念及建设证体达本、去妄归真，求人生之本真的人文主义。
这些均不在本书论述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