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奠基与初创——理学救国的现代保守主义
根据汤用彤思想发展的路向，不难追溯其文化观念形成的轨迹。他的汉唐佛教史研究，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及欧洲哲学著述无不表现了中西互补、以古论今、因革损益的文化整合思想，并受其催化与导引。
汤氏文化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明显分为三个时期。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一观念的形成，无疑是内、外文化，即中、西文化两支潮流交汇的结果。
这三个时期是：
一、基于传统的开始阶段——昌明国故，理学救国。
二、并览今古的完成阶段——博采中西，融化新知。
三、文化整合系统的实践与完善阶段——中西互补，因革推移，悉由渐进。
国内文化，即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包括：
一、家庭教育形成的心理素质。
二、生死存亡的国家民族危机与羼和在思想深处的忧患意识的认同。
三、民族精神衰颓的切肤之痛加深了对文化衰象的认识，引生了文化救国的思想。
四、佛教文化的勃兴与中国化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冲击和丰富，决定了他那异质文化互补的观念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取向。
国外文化，即西方文化的摄取吸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新人文主义。
二、博厄斯（Franz Boas）批评派的文化人类学。
三、蔡勒尔（Zeller）、文德尔班（Windel bomd）西方哲学史研究。
四、印度哲学重视本体、实现人生、追求解脱的观念。
当然，还有乾嘉学派的流风余泽，不过那主要还是对其治学方法的影响，拟在其他章节中分别说明，本章不再赘述。
清代学术界鉴于亡明的教训，认为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把锦绣河山拱手相让外族，致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对理学流弊痛加针砭，使清代学术舍空谈而趋于实践。先是乾嘉汉学考据之风大兴，继之今文经学经世之说迭起。有清一代，宋学二字为大雅所不道。虽然曾国藩、罗罗山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然而毕竟是不能抗拒时代思潮的偏锋支流。至帝制倾覆，封建赖以存亡续绝的经学，也由变异、调适而日趋终结。曾经宰制天下、为世人共同奉守的伦理观念的理学，尤为学者们所厌弃。清初有“以理杀人”之说，近人有礼教“吃人”的呐喊。就连“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的居士杨仁山也以理学不符孔子之说而操觚笔伐。正如汤用彤所说，时人“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可见，理学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更不是昔日光景了。然而，汤用彤学术思想的初创却是建立在理学救国的基础上，这不能不重视汤氏文化观念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
汤氏文化观念的形成应当追溯到20世纪初叶，也就是开始于宣统逊位，即帝制灭亡前后。除其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外，国家民族危机、社会道德沦丧、西方文明冲击，势必与其文化观念的初步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剧烈的民族冲突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民族文化的复兴自然也不再以排满相标帜。然而国家、民族的一切病象并未因帝制的崩溃而缓解。所以文化向传统折返的内容和背景也与清末大体相同。汤用彤理学救国的文化观念的提出，也是基于他对民族危机的独特认识和对传统文化的甄别和选择。
首先，西学东渐的冲击波在清末有增无减，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在光绪年间已演成西化的趋势。然而，如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同时又受到守旧派的顽强抵制，因而始终不能得到传统文化的能动整合，中西文化的这一冲突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19世纪末中国文化走向表现为对“唯泰西是效”的单向选择，至20世纪初，代之而起的已是同时向传统回归的双向选择了。维新派的主将，力主引介西方政治制度的梁启超这时已经不怕外国学术不能输入，“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了。国粹派高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一时之间，国粹二字被视为“大善”，也像西学一样风靡起来。辛亥革命后，排满虽不再是保存国粹的目的，但抵拒西方文化的进袭同样需要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汤用彤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选择传统的。他说：
试问今日之精械利兵足以救国乎？则奥塞战争，六强国悉受其病；试问今日之学堂学校足以救国乎？则行之数十年未收效果也。盖俗弊国衰之秋，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
此话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这段话很显然表明了汤氏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有意昌明国故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西学不仅不能救国，反而使人们“骛于技巧之途”，“驰于精美之域”，使人心趋于诡诈，流于侈靡。科学也不过是“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所以，西学东渐的结果，不仅未能使国家求富致强，反而是四夷交侵、割地求和。思想界既“昧于西学之真谛”，又“忽于国学之精神”，神圣欧美，顶礼西学，整个社会每况愈下，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之症”，这便是汤氏向传统折返的社会背景。
晚清以降，除少数醉心欧化的学者外，进步的思想家无不以为中国之患首在人才匮乏，人才的突出问题是人心昏昧，因此，魏源早已喊出“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的警世之言。严复也在批判西学“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的同时说：“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弱，人才之乏为最重。”另外，梁启超有“新民”之说，章太炎有“用宗教发起信心”之论；近代佛学勃兴用以对治妄心，都是基于对近代社会道德衰亡、民智不开的思想认识而展开的。汤用彤把这种现象谓之神经衰弱，指明它的具体表现是“荒惰无恒”、“志行薄弱”、“虚浮圆滑”等种种恶习劣点，这些才是国家民族“百事不整”的根本原因。正如钱穆所言：“一切病象皆由文化所引生。”汤用彤及其他近代思想家对人心、道德的重视，正反映了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倾向。显而易见，汤用彤也把道德危机看成人才匮乏的根本，而民族危机则是文化危机的必然结果。因此，解决国家民族危机的从入之途，即对治神经衰弱，首要的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汤氏所谓“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之弱在于道德颓丧，民族之危机在于文化侵衰。因此，弘扬文化、增强道德是挽救国家民族危机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汤氏文化救国的逻辑推论！他还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这是主张重新评价传统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共识。所以，寻求救国的文化与其求之于国外而不合国情，毋宁求之于本民族“自身递转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血培壅”的民族文化之花，这实际上也是汤氏折向传统的思想基础。汤氏还强调：“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宋明学术实在是形而上的儒家之言，它长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日日慎独，时时省身”，既是道德实践，又是伦理哲学，更能体现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文化救国，舍理学别无他求，文化救国就是理学救国。他进一步论证说：
晦庵之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工夫，斯非正弱之反而耶；而阳明之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为荒惰无恒者之绝好针砭。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学。
总之，汤用彤文化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已经明显地开始向传统折返，表现出昌明国故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以典型的传统教育奠基，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趋向于以传统整合西学的思想。也就是说，清华时期的汤用彤的思想，已经初具了文化整合系统的雏形。他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危弱，关键在于国民精神的衰颓，精神衰弱尤植根于国学之不振。另一方面认为民族精神丧失殆尽是人们对西学盲目崇拜、取毛取皮、食积不化的结果。他强调，凡事“今”不一定长于古，“西”也不一定胜于中；既不要顶礼欧西之学，更不要数典忘祖。救亡图存还是求之于数千年血肉浇灌的传统文化学术，以文化启蒙为振奋国民精神、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汤氏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了执著于文化学术的纯学者的态度。这又是和稍前的维新派、国粹派热衷政治的社会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很不相同的。
然而也必须承认，初创时期的理学救国思想，虽然已具整合系统的雏形，但它毕竟还是幼稚的、不完善的。它向传统的复归和对西学的批判，是清末民初文化观念由单向选择到双向选择、重新审视传统的重要标志，但这种复归和批判表现得都较以后执著且偏激。它执著于传统的继承，仍不脱圣贤经传的樊篱。他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虽然是理性的、审慎的，但毕竟由于西方历史、科学知识的欠缺及过分强调精神作用，也不脱当时士大夫的浅隘。可是，这时的汤用彤已经凭借自幼孕育起来的忧患意识，透过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把视觉焦点放注在文化危机上，力图通过文化启蒙运动，重铸内圣外王的民族英魂，并以之改造社会，强盛国家。这一文化救国的思想不仅为其文化整合系统奠定了基础，而且使汤氏选择了同样注重传统和道德自我完善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为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探索到一条足以向前开拓的道路以及借以翼护传统的新学理论。
汤氏文化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明显分为三个时期。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一观念的形成，无疑是内、外文化，即中、西文化两支潮流交汇的结果。
这三个时期是：
一、基于传统的开始阶段——昌明国故，理学救国。
二、并览今古的完成阶段——博采中西，融化新知。
三、文化整合系统的实践与完善阶段——中西互补，因革推移，悉由渐进。
国内文化，即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包括：
一、家庭教育形成的心理素质。
二、生死存亡的国家民族危机与羼和在思想深处的忧患意识的认同。
三、民族精神衰颓的切肤之痛加深了对文化衰象的认识，引生了文化救国的思想。
四、佛教文化的勃兴与中国化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冲击和丰富，决定了他那异质文化互补的观念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取向。
国外文化，即西方文化的摄取吸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白璧德“同情加选择”的新人文主义。
二、博厄斯（Franz Boas）批评派的文化人类学。
三、蔡勒尔（Zeller）、文德尔班（Windel bomd）西方哲学史研究。
四、印度哲学重视本体、实现人生、追求解脱的观念。
当然，还有乾嘉学派的流风余泽，不过那主要还是对其治学方法的影响，拟在其他章节中分别说明，本章不再赘述。
清代学术界鉴于亡明的教训，认为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把锦绣河山拱手相让外族，致使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因此对理学流弊痛加针砭，使清代学术舍空谈而趋于实践。先是乾嘉汉学考据之风大兴，继之今文经学经世之说迭起。有清一代，宋学二字为大雅所不道。虽然曾国藩、罗罗山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然而毕竟是不能抗拒时代思潮的偏锋支流。至帝制倾覆，封建赖以存亡续绝的经学，也由变异、调适而日趋终结。曾经宰制天下、为世人共同奉守的伦理观念的理学，尤为学者们所厌弃。清初有“以理杀人”之说，近人有礼教“吃人”的呐喊。就连“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的居士杨仁山也以理学不符孔子之说而操觚笔伐。正如汤用彤所说，时人“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可见，理学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更不是昔日光景了。然而，汤用彤学术思想的初创却是建立在理学救国的基础上，这不能不重视汤氏文化观念的形成从一开始就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
汤氏文化观念的形成应当追溯到20世纪初叶，也就是开始于宣统逊位，即帝制灭亡前后。除其自幼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外，国家民族危机、社会道德沦丧、西方文明冲击，势必与其文化观念的初步形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国内剧烈的民族冲突已不再是主要矛盾，民族文化的复兴自然也不再以排满相标帜。然而国家、民族的一切病象并未因帝制的崩溃而缓解。所以文化向传统折返的内容和背景也与清末大体相同。汤用彤理学救国的文化观念的提出，也是基于他对民族危机的独特认识和对传统文化的甄别和选择。
首先，西学东渐的冲击波在清末有增无减，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在光绪年间已演成西化的趋势。然而，如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同时又受到守旧派的顽强抵制，因而始终不能得到传统文化的能动整合，中西文化的这一冲突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重新审视。19世纪末中国文化走向表现为对“唯泰西是效”的单向选择，至20世纪初，代之而起的已是同时向传统回归的双向选择了。维新派的主将，力主引介西方政治制度的梁启超这时已经不怕外国学术不能输入，“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了。国粹派高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一时之间，国粹二字被视为“大善”，也像西学一样风靡起来。辛亥革命后，排满虽不再是保存国粹的目的，但抵拒西方文化的进袭同样需要对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汤用彤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选择传统的。他说：
试问今日之精械利兵足以救国乎？则奥塞战争，六强国悉受其病；试问今日之学堂学校足以救国乎？则行之数十年未收效果也。盖俗弊国衰之秋，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
此话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这段话很显然表明了汤氏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有意昌明国故的价值取向。在他看来，西学不仅不能救国，反而使人们“骛于技巧之途”，“驰于精美之域”，使人心趋于诡诈，流于侈靡。科学也不过是“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所以，西学东渐的结果，不仅未能使国家求富致强，反而是四夷交侵、割地求和。思想界既“昧于西学之真谛”，又“忽于国学之精神”，神圣欧美，顶礼西学，整个社会每况愈下，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之症”，这便是汤氏向传统折返的社会背景。
晚清以降，除少数醉心欧化的学者外，进步的思想家无不以为中国之患首在人才匮乏，人才的突出问题是人心昏昧，因此，魏源早已喊出“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的警世之言。严复也在批判西学“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的同时说：“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国人之弱，人才之乏为最重。”另外，梁启超有“新民”之说，章太炎有“用宗教发起信心”之论；近代佛学勃兴用以对治妄心，都是基于对近代社会道德衰亡、民智不开的思想认识而展开的。汤用彤把这种现象谓之神经衰弱，指明它的具体表现是“荒惰无恒”、“志行薄弱”、“虚浮圆滑”等种种恶习劣点，这些才是国家民族“百事不整”的根本原因。正如钱穆所言：“一切病象皆由文化所引生。”汤用彤及其他近代思想家对人心、道德的重视，正反映了这种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倾向。显而易见，汤用彤也把道德危机看成人才匮乏的根本，而民族危机则是文化危机的必然结果。因此，解决国家民族危机的从入之途，即对治神经衰弱，首要的是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汤氏所谓“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之弱在于道德颓丧，民族之危机在于文化侵衰。因此，弘扬文化、增强道德是挽救国家民族危机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汤氏文化救国的逻辑推论！他还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这是主张重新评价传统的现代保守主义的共识。所以，寻求救国的文化与其求之于国外而不合国情，毋宁求之于本民族“自身递转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血培壅”的民族文化之花，这实际上也是汤氏折向传统的思想基础。汤氏还强调：“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宋明学术实在是形而上的儒家之言，它长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日日慎独，时时省身”，既是道德实践，又是伦理哲学，更能体现民族文化的精髓。因此，文化救国，舍理学别无他求，文化救国就是理学救国。他进一步论证说：
晦庵之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工夫，斯非正弱之反而耶；而阳明之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为荒惰无恒者之绝好针砭。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学。
总之，汤用彤文化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已经明显地开始向传统折返，表现出昌明国故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以典型的传统教育奠基，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潮中，趋向于以传统整合西学的思想。也就是说，清华时期的汤用彤的思想，已经初具了文化整合系统的雏形。他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危弱，关键在于国民精神的衰颓，精神衰弱尤植根于国学之不振。另一方面认为民族精神丧失殆尽是人们对西学盲目崇拜、取毛取皮、食积不化的结果。他强调，凡事“今”不一定长于古，“西”也不一定胜于中；既不要顶礼欧西之学，更不要数典忘祖。救亡图存还是求之于数千年血肉浇灌的传统文化学术，以文化启蒙为振奋国民精神、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汤氏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表现了执著于文化学术的纯学者的态度。这又是和稍前的维新派、国粹派热衷政治的社会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很不相同的。
然而也必须承认，初创时期的理学救国思想，虽然已具整合系统的雏形，但它毕竟还是幼稚的、不完善的。它向传统的复归和对西学的批判，是清末民初文化观念由单向选择到双向选择、重新审视传统的重要标志，但这种复归和批判表现得都较以后执著且偏激。它执著于传统的继承，仍不脱圣贤经传的樊篱。他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虽然是理性的、审慎的，但毕竟由于西方历史、科学知识的欠缺及过分强调精神作用，也不脱当时士大夫的浅隘。可是，这时的汤用彤已经凭借自幼孕育起来的忧患意识，透过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把视觉焦点放注在文化危机上，力图通过文化启蒙运动，重铸内圣外王的民族英魂，并以之改造社会，强盛国家。这一文化救国的思想不仅为其文化整合系统奠定了基础，而且使汤氏选择了同样注重传统和道德自我完善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为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探索到一条足以向前开拓的道路以及借以翼护传统的新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