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清华学堂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升起。汤用彤出生的年代正是新旧交替的年代，是中西交汇，新学、旧学并陈的年代。1895年，欧阳中鹄力主废除八股。1896年，张之洞奏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清廷下令各地书院改为高等、中级和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1898年，梁启超上书都察院，请明诏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制六科，同年八股废，学校兴。处在这个时代潮流中尚且幼小的汤用彤，尽管随其父的教馆自兰州迁往北京，但绝不可能再固守读经入仕的传统，也不可能固守晚清新学家以经术求治术、变法维新的传统。辛亥革命前，未及弱冠的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学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自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思想上开启了面向新世界的窗口。民国元年，汤氏考入清华学堂，此时正是汤氏意气风发的弱冠之年，清华无疑成为其新思想和其他文化观念孕育的温床。
清华学堂是清廷利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于辛亥年四月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它是西学东渐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革新的产物。清华学堂基于培养赴美留学人才的思想招考学生，日常教学时侧重外国语言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授与训练，并在此基础上，选派留学深造的学生。汤用彤在清华受学时，正是周诒春任校长的时期，也是清华初创的关键时期。周诒春不仅热情传播西方文化，而且以耶鲁大学的精神，确立了清华的校风——认真读书，工作负责，处事有条理，决不懈怠草率。汤氏自1912年入学至1916年毕业，在清华攻读五年，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训练，并濡染了美国耶鲁大学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校风。这不仅为其留学美国、获哲学硕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学和科学的基础，而且为其日后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清华时期，汤用彤与同学吴宓、柳诒徵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他们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又正在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民族主义和建设世界性新文化的朦胧意识，更增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吴宓曾有一首《示锡予》的七言律诗，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友谊：
风霜廿载感时迁，憔悴三郎发白先。
心冷不为尘世热，泪多思向古人涟。
茫茫苦海尝忧乐，滚滚横流笑蚁膻。
醉舞哀歌咸底事，沧桑砥柱励他年。
三郎指汤用彤。由这首诗可以想见，汤用彤及其清华学友，在青年时期，虽负笈求学，却先天下之忧，无时不关注着醉生梦死的社会，无时不以古圣先贤相互砥砺，致使鬓发先白而生沧桑之叹！
1916年，汤用彤以优异成绩完成清华学业，同时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疗眼疾未能成行，而留校教授国文，并担任校刊《清华周刊》总编之职。考取官费留美并留校任教国文，足见汤氏是一个契符清华精神的佼佼者，也足见其深厚的国学基础。这些都可以从他在清华期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资证。
然而，清华毕竟不是耶鲁，更不是哈佛，汤用彤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并铸就其文化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虽然不可能固守科举入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维模式，但也绝不可能改变民族文化在他心里深层的积淀。此时，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只能是对国学缺憾的补充和修正。换句话说，此时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即使以后，他也始终没有像自由派胡适、激进派的陈序经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传统决裂，而是把他那实现传统文化转化的思想变得更加完整绵密。
从汤氏就读清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中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和阐发，诸如哲学、生物学，以及为当时知识界津津乐道的社会进化观念，但更为显著的是阐述其理学救国的学术思想。在“幼承庭训”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他开始形成“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当然，这也同当时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国民道德的时代思潮相吻合。
清初诸儒，有鉴于亡国之失，痛感理学之兴，使儒者浸淫其说。他们指出：理学家徐言缓步，吮毫嚼笔，致虚守寂，论性谈天，以致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于外夷之骄兵悍将。于是他们抛弃明心见性之空谈，专讲经世致用之实务，兴起一股复古求是的学风。至乾嘉之际，汉学终于压倒宋学，相继有常州学派崛起，以公羊经说为标帜，力图在考证学的基础上，重建“经世致用”之学。百余年来，宋儒的心性之学，虽有统治阶级倡导，仍然湮没于清儒崇尚的实学风气之中。偶尔一二治心性之学者，也不过是乾嘉诸老茶余饭后讪笑的资料而已。洪杨起事前后，虽有湖湘曾国藩、罗罗山以宋学相砥砺，与汉学分庭抗礼，然而由于新学兴起，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和乾嘉汉学求是的治学方式重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宋学也不过不绝如缕而已。总而言之，清末民初，宋学二字实为学界大雅所不道。诚如汤用彤所言：
自海禁大开，群言尨杂，学者沦于圆滑之习，风俗遂陷于嚣躁之域。于是，见不合时宜者恶之，见不同流俗者恶之，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自入京师即遇某理学先生，亦与同侪××大斥之者屡。
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汤氏在初入京时，对宋明理学同样怀着轻蔑的态度。对理学先生，尤有不愿与之为伍的敌意。即使翻阅理学书籍，也“格格不相入”。他说对理学先生“斥之者屡”，表现了与梁启超骂那些“道貌岩岩”、“却专以殖财为事”、“眼睛常常盯在两庑的几块冷猪肉上”的理学先生，所流露的是同样的感情。
然而，他很快就把“自强自胜”、“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鞭辟近里”之学即理学之中。由是“而溺于理学之渊矣”，他首先写出了《理学谵言》的长篇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之上，阐王、进朱，表现了振兴国学的坚定精神，以救中国危亡之本——精神之弱的社会观念。另外，他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理论之功用》、《新不朽论》、《植物之心理》、《快乐与痛苦》、《谈助》、《说衣食》等论文多篇，以及类似小说体裁的事实报道——《孤嫠泣》，还有外国文学著作评论四则，尽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展开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无不直抒其崇尚程朱理学之胸臆，表现了重视东方精神文明，重视内在道理修养，以清心寡欲涵养坚忍不拔精神的保守主义倾向，标志其文化观念发展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汤氏这一阶段的思想内容。
一、重视传统，崇尚理学
汤氏进京前后，正值清王朝处在由衰而亡的重大历史变迁之中。新的政体虽已建立，时局却在不断的动荡之中。思想界在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之争及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尤为显著，也尤为复杂了。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一味批判中学，追求西化的单向演进趋势，在重新审视传统价值、反复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多元选择并向传统回归的新的价值导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再尽呼“尽变西法”、“唯泰西是效”了，有的甚至明显折向传统，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基于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经济实体，而且从根本上看是一个文化实体的观念，认为文化危机是比民族危机更加本质、更加深刻的危机，翼护传统才是求富求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国粹派的中坚章太炎在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同时，又以“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为标帜，正反映了当时国粹派的文化心理。曾经倡导新学、讴歌维多利亚式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此时更未超出国粹派的范畴。他的东西互补、儒佛结合的东方人生观，不过是借西方文化屏障传统的文化运思而已。就连批判旧文化最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鲁迅，也认定19世纪的西方文明重物质、轻精神而难免偏伪，20世纪新文化无须对之顶礼膜拜，无意中表示了他对传统的眷恋。
上述文化思潮的嬗变，正与汤氏自幼在严格的家教传统中所滋长起来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吻合。《理学谵言》可以说是汤氏这一时期文化心理的集中表述。
文章开宗明义，断然指出：
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
理学何以为良药、为针砭？何以为真文化真精神？汤氏是立足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从精神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的。像当时的国粹派一样，他认为道德危机、文化衰象是比国家民族危机更为严重，且具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国家民族危亡只是文化侵衰的结果。所以他强调：“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也就是说，只有发扬民族的精神，翼护文化伦理体系，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并且有所作为，才能够由弱而强，使外人不敢有觊觎之意。
他的话，他的用意显然是对于时弊有感而发。他说：
时至今日，上无礼，下无学，朝无鲠直之臣，野无守正之士，加以西风东渐，数千年之藩篱几破坏于一旦，而自由平等之说哄动天下之人心，旧学既衰，新学不明……潮流荡漾水生黑海之波，风云变幻雨洒西方之粟。名世者不出，苍生益陷于涂炭。于是乃风俗猖披，人情诡诡，奸伪阴险书尽南山之竹，暴戾恣睢洗秽东海之波。
上无礼下无学，亦即文化侵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沦丧。道德沦丧又加重了文化侵衰，结果是时无英雄，苍生涂炭。人心不古，朝野尽是奸诈谗佞之徒；世风日下，国家唯有积贫积弱之实。究其原因，实在是由于“道德之不修”、“学问之不讲”，中国自孔子以来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湮灭。所谓旧学既衰，实在于此。
然而，汤用彤又把旧学衰颓的直接原因归诸西学东渐、自由平等之说兴起，则未免有些偏颇。但是他强调当时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有志之士饥不择食，尽取西法以救败亡之世，致使新学不明却是切中时弊的。他形象地说明，当时“以薄弱之心胸随嚣张之乱风，加以新风之潮流，于是人心如水然，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青年学子“虚浮之习尤不能免”，“物质之文明，日日回旋于其脑中”，耳濡目染皆“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只知发达心智，健壮体魄，而关于“人身之源”，所谓“心性之学者，乃无暇入其心中”。在汤用彤看来，如此“取毛取皮”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结果是使人心薄弱，而趋于嚣张、虚浮，“骛于技巧之途，而人心趋于诡诈，驰于精美之域，而人心流于侈靡”。因此“欲救轻浮之弊，必先去其机械侈靡之心，而使之及于真正之心理文明，则物质文明相得益彰，可大可久矣”。
这里，他没有指明真正的心理文明到底为何物，但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显然与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仅仅将其看作是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发达心智、长育体格的物质文明。因此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理学视为补偏救弊的良药，针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心学理学因以朱王为巨擘，盍试以求之欤？”
旧学既衰，自然应当使之重新振兴。新学不明，又须以理学补偏救弊。汤氏重视传统，向古代民族文化折向的理由大体在此。
同时，他还基于民族文化的不同特征，从社会心理对异族文化的拒斥角度，说明发展新文化“求之于外国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观点，突出了传统文化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又着重指出“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推衍出理学即儒学即传统的逻辑结论，把理学提高到振兴中华根本精神的高度，并从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因果关系中，证明这一逻辑结论。他说：
吾国于世界上号称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而理学尤见吾国之特性。
他显然是强调中国文化之悠久，学术思想源远流长，强调它的超稳定结构，以及善于汲取外来文化之长，甚至使之同化的兼容能力。同时他又强调了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接着他又说：
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自胡文定之后，鹅湖白鹿风靡天下，如是天下之秀咸趋而进教于讲学者之门，于是乃无事。
同时他还指出：“程子沈潜，至晦庵而其学益密；陆子高明，至阳明而其学益精。”他们分别酿就了宋、明两代文化，形成持续几个世纪的时代思潮。这里他强调的则是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天下国家安危治乱，均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国家安定，人心思定，天下英才则又趋于文化兴盛之途。这是一个由文化决定的社会良性循环过程。其关键在于借讲学之力而使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所以他说“一代精神集乎讲学”。
诚然，他对历史的探讨尽管失之疏漏武断，鹅湖白鹿之风也并未使天下相安无事。但“一代精神”确系集于讲学者之手，理学宰割天下的局面历经宋元明清数代而无大改。汤氏不过借此作为他文化救国思想的历史佐证罢了。
二、阐王进朱，理学救国
《理学谵言》“申论”有几句慷慨流涕的话：“青年学子天性未凿人欲未滋，今日之书生后日之栋梁也。中国而亡则已，不亡则学生之赐必矣。”汤氏有鉴于“青年界之趋势日即于败”，故引申朱王之说，“明其得失，详其利害，以备最有希望之清华同人观览焉”。这里不仅同样表现了天下安危系于讲学者之手的文化决定论，而且表现了慷慨天下、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
民国五年，即1916年，汤用彤与吴宓均自清华毕业，吴也因故未得游美，留校任文案处翻译及文牍职事。其时因汤用彤南下探亲，吴氏有《送锡予归省》数首，在其不言的侘傺怅惘之意中，充分展示了他养心省克、励精图治以救时艰的思想感情。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毋为伤短别，已有岁寒盟。
远举图鹏奋，深心耻鹜争。
结庐云水好，砺志箪瓢清。
沧海行暌隔，悬怜怅望情。
诗中尽管难免伤别之情，但重心还在高飞远举的岁寒之盟。他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箪食瓢饮，洁身自好，与汤氏相砥砺。另一首诗中“斯文吾道尊，平生铅椠业”，进一步表现了他们承继传统、创造文化的热情。汤用彤重视传统，崇尚朱王，正因为它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根本保障。
汤用彤由民族危机看到了文化危机，并由文化危机感到了青年学子文化救国的历史重任。他说：“中国之危中国人之弱也。中国朝野上下无不犯一弱字，洪范六极之一曰弱，弱之不能存，于天然淘汰中久矣。恹恹暮气弥漫于国中，欲国之不亡不可得也。”他还指出，弱有体质之弱和精神之弱，前者虽与国力之弱有密切关系，为民族存续的无穷隐忧，而后者则“为吾国百事不整之原因”。他深有感触地说：“至于精神上之弱，尤可触目心寒。”然而士大夫以弱为文，遍于朝野，工商农“作辍无常，习于荒怠”。即使青年学子立志救国，平日所学，也不过发达心智，“未发助其任事才力”，“志行亦流于薄矣”。他概括精神之弱为荒惰无恒，志行薄弱即“无定主无精神”而趋于虚浮。结果是“国中所谓能力者，百不得一焉，求所谓才士者，千不得一焉。求柱石栋梁能一身任国家之重者，遍国而可数也”。他痛心疾首地感慨“是则学人之多而有用者之少也”，指出当今社会“无人不可以有为也，而无人可有为者”，实在是诸如无恒之心、荒惰之风、虚浮之习此类的精神衰弱之症造成的可悲局面。在汤氏看来，精神衰弱又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衰象，于是文化——精神——民族——国家、社会本质、社会心理、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构成了一个由文化制约，并与文化同步发展的统一社会结构。文化救国的理论由是成立，宋明理学则成为其与众不同的价值选择。他说：
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严谨，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如此之学术舍理学外罕见其他，故理学者医弱症之良方也。
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
同时他又指出，朱子之学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功夫，正是反弱而强的药剂。王阳明之学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不行不知，坚确专一，实为荒惰无恒者的绝好针砭。这就是汤氏为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开写的长期医嘱。
然而，对于朱王之学，汤氏并非等量齐观的。简单地说，他以晦庵格物穷理、固天理退人欲的道德修养振奋精神，以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功夫增长任事之才干，而且重在苦其心志的道德涵养，借以疗治积重难返的国民道德颓丧之疾。所以他特别强调：“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也就是说他所崇尚的国民精神，尤其偏重于晚清以来被非议最多的程朱理学。还是在《理学谵言》中，他以绝大的篇幅，一则阐王，一则进朱，表现了明显崇朱抑王的情感。这与前此以往的新学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及当时自由派一流绝不相同。他们虽认为王学空疏，却崇奉其自贵其心能与“泰山压卵”的满洲相抗，多少表现了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而道貌岩岩、依草附木的程朱之盛，实在是学术界的大不幸。汤用彤虽首肯阳明，却将其置于朱子之下。他说：
王门之每不如宋儒之循循规矩者，抑亦不为时时为克己工夫耳。晚近学子辄谓日本强于王学，欣然欲振之祖国，而岂知王学不宜于今日中国之薄俗也耶。
晚近学子显然指章太炎、梁启超一流。这里，汤用彤鲜明地标出了与新学家甚至国粹派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表面看，他似乎认为，整个国家民族久病积弱，不宜以王学痛下针砭，而宜于以朱学滋补强壮。事实上，他强调的在于增强道德，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以坚定精神救国图强。他说：“世人惟其不知在良知上之必须作功夫，故不知谨独而放僻邪侈，不知戒惧而流连荒忘，无所谓信义，更无所谓礼仪。且也自以为风雅倜傥，而自笑人之守礼者为迂阔，远于事情，其亦知阳明即天理之说乎？”意思就是说朱王相通，并行不悖，不在王学致良知上下工夫，也就不可能知礼义廉耻，而趋于嚣张虚浮，反以理学家为迂阔，这显然是对理学批判的批判。他还说，阳明之学，“胸襟洒落即身广也，即坦荡荡也，而非谓逾闲破矩不加检束也”，重在说明“阳明亦存朱子根本之说”。然而，“阳明之学救世人支离，眩骛华而绝根之病”，“今日之救药在乎收放心，不能用阳明之精微”，“此犹不加病躯以药石，而先投以甘旨；不援溺者登岸，而先投以衣食也”。可见，他还是把朱子精神作为当时社会起衰救弊的最佳方案。但也不能否认他陈述的理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后面他又说“至如朱王之异同优劣，记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使释一端之争执而同进于大道……莫虚勘三教异同，且先辨人禽两路”，正反映了他崇朱而不愿抑王、矛盾遽惶的心情和增进道德、文化救国的真旨。这篇文章最后的几句话，和盘托出了汤氏这一真旨：
固不必朱子，不必阳明，而要以道德为指归，以正确之目光坚强之心胸为准的，树德务滋，除恶务尽，自强自胜，则虽未学晦庵阳明之学，亦实晦庵阳明之所许也。记者之作《理学谵言》亦非欲人人从二人之学，实仅欲明道德之要……
“明道德之要”，清华时期汤用彤的学术思想，即以此为圆心而展开。长篇说理文章自不必重复，短篇评论亦如是。哲学如是，文学亦如是。即使是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以发明道德之要为中心。
学术界无人不知，作为一个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令人望而生畏的佛教史领域的史学家、思想家，汤用彤的论著以史料考证确凿、思想深邃明睿见长，文章古朴典雅，读其书有如聆孤磬梵音之感。但很少有人知道，青年时期的汤用彤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不仅对文学理论和中外文学著作有相当高的造诣，而且还擅长形象思维，曾经创作出催人泪下的文学作品——《孤嫠泣》。它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借深挚不易的母子之情，揭示道德沦丧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青年人英年早逝，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以明文化救国势在必行的道理。
《孤嫠泣》是一短篇纪实小说，它描写了母子形影相吊的一家。金儿为子不肖，夜间席卷家中所剩的衣物，与杀父仇人聚赌。老母倚闾而呼，望穿泪眼。子入夜复归，取仅有的聊可蔽体的冬衣而去，“儿之歌声起，而母之哭声纵矣”，把儿之不肖及母之肝肠寸断描摹得深刻入微。金儿于赌场中被杀父者打得体无完肤，“声息亦几不可闻”，母亲坐于榻侧竟夕，虽百计以求减其痛苦，然而家徒四壁，无可求医，唯有以泪洗面，看着他在痛苦中溘然毙命。金儿死前于母亲的抚慰中，似乎复其天性，但为时已晚。几日后在其新坟侧又添一新冢。
汤用彤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他说：“金儿之失以性相近习相远，无足怪，其事亦平平无足述，顾我不能已于言者，则持戒为人子者也。”金儿之戒者何？道德沦丧不仅害己、败家，而且足以丧国家，误天下。他还指出“金儿近墨而黑之速”，说明孟子性善之说乃“言”也，它掩盖了人性变恶的可能性。其在慈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幡然知悟，又否定荀子性恶的偏见。总之，汤氏意在证明，环境熏染，后天教育，即文化对道德的决定作用。“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说的已非佛法“万物皆有佛性”的本意，而在于文化的潜移默化、塑造人性的功能了。
在谈到文学创作时，汤用彤以为“诗穷而后工”或“多懊恼则诗工”，东西说法虽异，但“其大意不过谓工诗不可无真情性，情性之真者，不必识字，不必读书，不必繁征博引，即可以为诗”，“是所谓天籁也”。天籁不是直抒胸臆，更不是信口雌黄，它是由内在道德修养所制约的真情纯性。所以他首先说明，“无道德者不能工文章，无道德之文章，或可期于典雅，而终为靡靡之音”。视道德文章为一路，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即使在评述外国文学作品时也以此为准绳，他说法国文豪嚣俄（现译雨果Victor Hugo）《九十三年》（有《九三年》译本）“大意在表彰人道”，“以伸天理，而其末章言私义公理人道革命之位置，甚有分寸”。同时还指出：“研究一时之历史，不如研究其时之文学较易得真相。”不仅说明道德在文学中的社会作用，并突出了道德对社会发展的直接影响。所有这些，不仅反映了汤氏以道德律文章的文学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了汤用彤青年时期，甚至终生的超越追求。
如前所述，汤用彤自幼就有一种悲歌兴亡的忧患意识，《理学谵言》中鲜明地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上“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感。因此，青年时期的汤用彤即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而滋生“苦其心志”的壮志，他说中国不亡，必学生之赐，因而呼吁清华同人“不当以衣食粗恶为耻，尤不当以衣食精美为的”。一则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涵育坚忍不拔、勇往直前之精神；二则借以摆脱个人苦乐观念的束缚，献身于救国、新民——“救中国之民德”艰苦卓绝的事业而造福于社会。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快乐与痛苦》的哲学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0、31期，以与清华同学共勉。文章从心性问题上谈养心省克、淡泊宁静与报国救民的内在联系，并从心理学上分析苦乐观之源及其与道德才智的关系。此文虽未能终篇，同样反映了汤氏思想上理学的烙印及理学救国社会观念。当然这篇文稿充盈着更多的佛学气息。他首先立论道明：
古今中外恒无宁日也，生存竞争之事烈也，图谋欲望之愿烈也，人心之火烈也，世运之推移磨转而生之热尤烈也。
简捷地说，由于人的欲望导致生存竞争，由生存竞争导致社会动乱，“庄严华之世界”充满杀机，即所谓“对于世界有世界之事业为世界之图谋，而世界不得宁；对于人类有人类之生存为人类之图谋，而人类不得宁”。所以他的结论是：
是故苦乐者乃善之动机也，亦万恶之所出也。
由此他认为，要想使天下至公至平，至静至安，必须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如“孔孟之教以苦乐为警钟”，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圣贤遗训，如佛说超越苦乐之尘俗。否则，只知谋生自顾个人之忧乐，自私自利于一己之祸福，“则不暇谋及社会也”。他还说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腐败贫弱，由于遍国门户墙壁之所大书，童孺妇女之所咸识之福字，其也语妙天下耐人寻味矣”，即把中国之落后归于中国人追求安乐的文化观念。此语虽失之偏颇，却更突出了文化救国、道德救国，也即理学救国的思想，所以他更进一步指明：
故欲救中国，欲救中国之民德，无他，即破除快乐与痛苦之观念是也。
吾辈不欲效武侯之报国则已，如欲之则养心省克即在今日矣。
这是关于心性问题的探讨，显见他受佛教影响甚深。其中既有人生皆苦的思想认同，又有无明观念的种种阐释。此时，汤氏对佛教偏重于信仰，而非以后学术研究时侧重于理性分析与评判。但这同样是他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的理论基石。此是后语，原不属本章讨论范围。
三、绍介西方科学知识，贬抑西方物质文明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的强盛和民族的危亡，有志于救国的仁人志士逐渐把视觉的焦点转向西方。其时办洋务，废科举，兴学校；旧学与新学结合，中体西用，群体变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诸如此类的中西文化杂糅的口号风起云涌，集中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学习，介绍西方文化蔚成时代之风尚，而且几乎到了饥不择食，凡是西方东西不管什么都学的地步。从学习坚船利炮的器物层次到仿效西法的制度层次以及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以至于德先生、赛先生等诸多的思想文化层次。但正如梁启超所言，这些知识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加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受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因此，不能否认，他们对西学的了解是肤浅和片面的。尤其是19世纪末叶，连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也“还不知新学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学”。只会大声疾呼向西方学习，对西方的东西，无论草根树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如此非但不能裨补国事，反而加重了民族文化的危机。因此，辛亥革命前后，一部分像汤用彤这样直接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青年学子和欧游归来的学者，一方面更深入更全面地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另一方面力主以分析的态度，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优劣异同。当时“中体西用”的口号虽然日趋消歇，但中体西用的流风遗韵在思想学术界一直居于上风。国粹派在主张尽可能学习外国，并以较高的新学素养介绍外国文化的同时，更以“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为标帜。维新派的思想家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性的“新民”理论。他们同时都抓住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如梁启超所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换句话说，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收和整合西方文化，“化合”而成一种新的文明。他们都不再醉心欧化，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抑西方文化的倾向。
自幼传统的家庭教育，深深植根于圣贤经传中的同情默应，不可避免地使汤用彤也带有这样的时代烙印。他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文化知识，借西方文化屏障传统的文化伦理秩序，另一方面无情抨击西方文明的没落，表现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汤氏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介绍可以直接从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中看出。其大者如法国学者麦支尼哥的新不朽论，推许长生不死之说；小则由植物细胞运动而猜想植物有思想感情的心理活动。汤氏介绍更多的当然还是西方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诸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达尔文、斯宾塞、德国诗人苟特（即歌德）、法国文学家嚣俄等人的学术观点。其间尽管不乏惊世骇俗的观点，然而今天看来，即使同汤氏以后的思想相比较，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时人同样不甚了了，仅止于表面而已。但其重视理论，思路开阔，显然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他在《理论之功用》这篇短文中引经据典，反复说明“理论者实事之母”的道理。然而可惜的是，世人往往与此背离，“戚戚然觅一手段以对付现状”，重于实际，短于理论。即使在人才济济的美国，求一哲学家则几不可得。接着他指出，现在推重西方科学，只是利用其服务于现实的功用，如泛舟渡海，火车行陆，机械制物，无视科学之发明，乃理论上突破的结果，“哲学理论不惟可定实际之效果，能使或阻一方法之进行已也，且可于人当困难之境，解决各端”。有理论，人群才得以进化，才显现人畜之分野，文野之界限。所以他说：“欲推长久之实际，莫若先深究理论之为得也。”汤以后转向哲学史、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莫不得力于此。
关于思路开阔，在其文中可见其好发奇想，如由麦支尼哥的新不朽论和开罗博士细胞生长之实验，遽以为“如能发明药品，能去人身自发之毒，则人必可不死”，由植物细胞刺激运动，推测“以后之发明，或可证明植物有思想有感情有意思，亦未可定”。这与汤氏“寄心于玄远之学”相得益彰，为他以后的佛教思想、玄学等形而上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基础。
然而，清华时期的汤用彤，更多地表现了对西方文明为害的批判。他在《理学谵言》中阐王时谆谆告诫：
自西方各国以物质文明致富强，物质后进之中国，乃遂欲急起直追，救国于积溺之中，而所谓理化算数日灌输于全国人之脑中，行之四十年，而其弱如故，且又甚焉。则因理化算数者，无坚固之良知盾其后，适足为亡国之利器也。
汤氏何以说出这样的耸人听闻之言，当然是基于道德救国、文化救国的立场。他确信“国之强系于民德，而不系于民智。人心不良，理化者适助其日日制杀人之具，算数适增其机械计谋之毒”，“世以理化算数相轩轾，则巧诈之心日缘以生，久之天性洎没，遂为狠戾险嫉之人”。这些既表现了他崇尚道德、视文化危机为民族危机之由的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同时流露出他对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导致世界性灾难的深恶痛绝之情。
总的来看，对西方文化持批判的态度，是清末民初中西文化观念转化的重要标志。它一方面说明处在时代浪头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民族危机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对传统文化发展前景和民族复兴所充盈、燃烧着的坚定信念和热情。汤用彤也不外于此。
像当时许多先觉的知识分子一样，汤用彤对西方文化弊端的认识，首先是由感性触发的。当然也同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样，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发的。他看到，西学输入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不仅没有从灾难深重的茫茫苦海中超脱，而且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由物质文明而起的“千万人之战争屠杀”使中华民族深受其害，致使中国金瓯不圆，陆沉有日。坐而思之，对咄咄逼人的欧风美雨，难免不发生怀疑：西学既然可以救亡致强，“而国何犹至于此极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前面所述，西学若无坚固的良知为后盾，只能滋长机械侈靡之心。“泰西各国物质文明达于极点，而道德遂不免缺乏”，人心险吝，日日以杀人为事，“适足为亡国之利器”。汤氏这里所说良知，实际上是传统思想的代名词，也就是说西学若离开中学的导引，势必走入歧途，充其量也不过是逾淮之橘，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苦涩而已。
当时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是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撰写的《欧游心影录》。他说，美国著名记者赛蒙氏听说他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则不无感慨地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还有更多的先觉之士“着急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这是1920年的事，而汤用彤在1914年就开始撰文抨击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难。他说，当世物质文明之弊在于：“文化徒重机械，宗教只重形式演说，学会只重声华外观，精神上之组织俱受物质所影响，而失其义。”他还借西人之口说：“今日美国汽车之发达，不仅有妨人民之生命，且有关人民之脑力。”力陈西方文明之害。
汤氏对西方文明批判最力的还是自由、民主观念的浸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不仅指出理化算数相轩轾则导致人的机械侈靡之心，而且强调自由平等之说兴起，遂成放荡不加检束的嚣张之习。“不法律之自由”，“不道德之平等”，“使人人失其天真，而流于放纵”。“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他把西方这种重视物质文明及由此而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学说称之为“神经过敏之症”，指明在矫治中国“神经衰弱之病”的同时，切勿重蹈“西人过敏之途”。
在批判西学弊害的同时，他还揭示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盲目性。他认为当时人学习西方既有饮鸩止渴的危险，亦有浮光掠影之浅薄。时人学习西方“无深入之理想，取毛取皮而不究其根源，即如国学之不振，亦未尝非由于此病”。他还指出自西学东渐，国土因此而“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对于醉心欧化，却又对西方文化表里精粗不甚了了的人骂得也实在够可以的了。梁启超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新民说》，其中有这样几句很带感情的话：“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他们的话乃至对西学的批判不在于拒斥西方文化，而在于明西方之利害，起国人的信心，翼护传统，益以西学，并以之疗治社会的膏肓之疾而已。所以汤氏又说：“吾人或将为此新潮之重要人物，自不可不明其利害。”
需要说明的是，汤用彤当时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对现代科学发展在一些具体事例的认识上是落后于时代的，甚至与时代精神是相牴牾的，这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对西方文化了解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的情绪，其言词之激烈、思想之偏颇也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清华时期的汤用彤，他那国家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救亡图存的伟大抱负，已经开始由单纯的政治实体的存亡绝续，转向了文化层面上来。他不仅看到了亡国灭种的政治危机，更多、更深刻感到的是“我国如亡，则东方将随之消灭”的文化危机，因此强调救国必须从文化入手，从国民道德入手，即所谓“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他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风，提出了“理学救国”口号，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后思想学术界传统祈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汤氏重视传统，崇尚理学，引介西学而又批判西学，实为其以后的思想，即学衡派“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之滥觞。不过，这时的汤用彤，较之哈佛归来的汤用彤，其对传统更执着，显示出信仰过于理性、承继重于批判的色彩，而对于西方文化则是审慎的、批判的和理性的。他虽然没有标出“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却以文化救国的思想，复归传统，从根本上沿袭了“中体西用”的精神。
清华学堂是清廷利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于辛亥年四月建立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它是西学东渐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革新的产物。清华学堂基于培养赴美留学人才的思想招考学生，日常教学时侧重外国语言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授与训练，并在此基础上，选派留学深造的学生。汤用彤在清华受学时，正是周诒春任校长的时期，也是清华初创的关键时期。周诒春不仅热情传播西方文化，而且以耶鲁大学的精神，确立了清华的校风——认真读书，工作负责，处事有条理，决不懈怠草率。汤氏自1912年入学至1916年毕业，在清华攻读五年，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训练，并濡染了美国耶鲁大学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校风。这不仅为其留学美国、获哲学硕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学和科学的基础，而且为其日后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清华时期，汤用彤与同学吴宓、柳诒徵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他们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又正在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因此民族主义和建设世界性新文化的朦胧意识，更增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吴宓曾有一首《示锡予》的七言律诗，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友谊：
风霜廿载感时迁，憔悴三郎发白先。
心冷不为尘世热，泪多思向古人涟。
茫茫苦海尝忧乐，滚滚横流笑蚁膻。
醉舞哀歌咸底事，沧桑砥柱励他年。
三郎指汤用彤。由这首诗可以想见，汤用彤及其清华学友，在青年时期，虽负笈求学，却先天下之忧，无时不关注着醉生梦死的社会，无时不以古圣先贤相互砥砺，致使鬓发先白而生沧桑之叹！
1916年，汤用彤以优异成绩完成清华学业，同时考取官费留美，但因治疗眼疾未能成行，而留校教授国文，并担任校刊《清华周刊》总编之职。考取官费留美并留校任教国文，足见汤氏是一个契符清华精神的佼佼者，也足见其深厚的国学基础。这些都可以从他在清华期间发表于《清华周刊》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资证。
然而，清华毕竟不是耶鲁，更不是哈佛，汤用彤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并铸就其文化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虽然不可能固守科举入仕、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维模式，但也绝不可能改变民族文化在他心里深层的积淀。此时，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识，也只能是对国学缺憾的补充和修正。换句话说，此时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即使以后，他也始终没有像自由派胡适、激进派的陈序经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传统决裂，而是把他那实现传统文化转化的思想变得更加完整绵密。
从汤氏就读清华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中有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和阐发，诸如哲学、生物学，以及为当时知识界津津乐道的社会进化观念，但更为显著的是阐述其理学救国的学术思想。在“幼承庭训”的传统教育的基础上，他开始形成“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当然，这也同当时用国粹激励种性、增强国民道德的时代思潮相吻合。
清初诸儒，有鉴于亡国之失，痛感理学之兴，使儒者浸淫其说。他们指出：理学家徐言缓步，吮毫嚼笔，致虚守寂，论性谈天，以致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于外夷之骄兵悍将。于是他们抛弃明心见性之空谈，专讲经世致用之实务，兴起一股复古求是的学风。至乾嘉之际，汉学终于压倒宋学，相继有常州学派崛起，以公羊经说为标帜，力图在考证学的基础上，重建“经世致用”之学。百余年来，宋儒的心性之学，虽有统治阶级倡导，仍然湮没于清儒崇尚的实学风气之中。偶尔一二治心性之学者，也不过是乾嘉诸老茶余饭后讪笑的资料而已。洪杨起事前后，虽有湖湘曾国藩、罗罗山以宋学相砥砺，与汉学分庭抗礼，然而由于新学兴起，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和乾嘉汉学求是的治学方式重现欣欣向荣的气象，宋学也不过不绝如缕而已。总而言之，清末民初，宋学二字实为学界大雅所不道。诚如汤用彤所言：
自海禁大开，群言尨杂，学者沦于圆滑之习，风俗遂陷于嚣躁之域。于是，见不合时宜者恶之，见不同流俗者恶之，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自入京师即遇某理学先生，亦与同侪××大斥之者屡。
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汤氏在初入京时，对宋明理学同样怀着轻蔑的态度。对理学先生，尤有不愿与之为伍的敌意。即使翻阅理学书籍，也“格格不相入”。他说对理学先生“斥之者屡”，表现了与梁启超骂那些“道貌岩岩”、“却专以殖财为事”、“眼睛常常盯在两庑的几块冷猪肉上”的理学先生，所流露的是同样的感情。
然而，他很快就把“自强自胜”、“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的“鞭辟近里”之学即理学之中。由是“而溺于理学之渊矣”，他首先写出了《理学谵言》的长篇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之上，阐王、进朱，表现了振兴国学的坚定精神，以救中国危亡之本——精神之弱的社会观念。另外，他还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理论之功用》、《新不朽论》、《植物之心理》、《快乐与痛苦》、《谈助》、《说衣食》等论文多篇，以及类似小说体裁的事实报道——《孤嫠泣》，还有外国文学著作评论四则，尽其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展开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文中无不直抒其崇尚程朱理学之胸臆，表现了重视东方精神文明，重视内在道理修养，以清心寡欲涵养坚忍不拔精神的保守主义倾向，标志其文化观念发展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汤氏这一阶段的思想内容。
一、重视传统，崇尚理学
汤氏进京前后，正值清王朝处在由衰而亡的重大历史变迁之中。新的政体虽已建立，时局却在不断的动荡之中。思想界在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中西文化之争及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尤为显著，也尤为复杂了。中国社会文化心理一味批判中学，追求西化的单向演进趋势，在重新审视传统价值、反复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呈现多元选择并向传统回归的新的价值导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再尽呼“尽变西法”、“唯泰西是效”了，有的甚至明显折向传统，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们基于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经济实体，而且从根本上看是一个文化实体的观念，认为文化危机是比民族危机更加本质、更加深刻的危机，翼护传统才是求富求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国粹派的中坚章太炎在提出“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的同时，又以“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为标帜，正反映了当时国粹派的文化心理。曾经倡导新学、讴歌维多利亚式的西方文明的梁启超，此时更未超出国粹派的范畴。他的东西互补、儒佛结合的东方人生观，不过是借西方文化屏障传统的文化运思而已。就连批判旧文化最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鲁迅，也认定19世纪的西方文明重物质、轻精神而难免偏伪，20世纪新文化无须对之顶礼膜拜，无意中表示了他对传统的眷恋。
上述文化思潮的嬗变，正与汤氏自幼在严格的家教传统中所滋长起来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吻合。《理学谵言》可以说是汤氏这一时期文化心理的集中表述。
文章开宗明义，断然指出：
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
理学何以为良药、为针砭？何以为真文化真精神？汤氏是立足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从精神的层面看待这个问题的。像当时的国粹派一样，他认为道德危机、文化衰象是比国家民族危机更为严重，且具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国家民族危亡只是文化侵衰的结果。所以他强调：“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也就是说，只有发扬民族的精神，翼护文化伦理体系，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并且有所作为，才能够由弱而强，使外人不敢有觊觎之意。
他的话，他的用意显然是对于时弊有感而发。他说：
时至今日，上无礼，下无学，朝无鲠直之臣，野无守正之士，加以西风东渐，数千年之藩篱几破坏于一旦，而自由平等之说哄动天下之人心，旧学既衰，新学不明……潮流荡漾水生黑海之波，风云变幻雨洒西方之粟。名世者不出，苍生益陷于涂炭。于是乃风俗猖披，人情诡诡，奸伪阴险书尽南山之竹，暴戾恣睢洗秽东海之波。
上无礼下无学，亦即文化侵衰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沦丧。道德沦丧又加重了文化侵衰，结果是时无英雄，苍生涂炭。人心不古，朝野尽是奸诈谗佞之徒；世风日下，国家唯有积贫积弱之实。究其原因，实在是由于“道德之不修”、“学问之不讲”，中国自孔子以来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湮灭。所谓旧学既衰，实在于此。
然而，汤用彤又把旧学衰颓的直接原因归诸西学东渐、自由平等之说兴起，则未免有些偏颇。但是他强调当时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有志之士饥不择食，尽取西法以救败亡之世，致使新学不明却是切中时弊的。他形象地说明，当时“以薄弱之心胸随嚣张之乱风，加以新风之潮流，于是人心如水然，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青年学子“虚浮之习尤不能免”，“物质之文明，日日回旋于其脑中”，耳濡目染皆“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只知发达心智，健壮体魄，而关于“人身之源”，所谓“心性之学者，乃无暇入其心中”。在汤用彤看来，如此“取毛取皮”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结果是使人心薄弱，而趋于嚣张、虚浮，“骛于技巧之途，而人心趋于诡诈，驰于精美之域，而人心流于侈靡”。因此“欲救轻浮之弊，必先去其机械侈靡之心，而使之及于真正之心理文明，则物质文明相得益彰，可大可久矣”。
这里，他没有指明真正的心理文明到底为何物，但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显然与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仅仅将其看作是机械之巧、器物之精、发达心智、长育体格的物质文明。因此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理学视为补偏救弊的良药，针砭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心学理学因以朱王为巨擘，盍试以求之欤？”
旧学既衰，自然应当使之重新振兴。新学不明，又须以理学补偏救弊。汤氏重视传统，向古代民族文化折向的理由大体在此。
同时，他还基于民族文化的不同特征，从社会心理对异族文化的拒斥角度，说明发展新文化“求之于外国不合国性，毋宁求之本国”，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观点，突出了传统文化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又着重指出“本国之学术实在孔子。孔德之言心性者，实曰理学”，推衍出理学即儒学即传统的逻辑结论，把理学提高到振兴中华根本精神的高度，并从历史上兴衰治乱的因果关系中，证明这一逻辑结论。他说：
吾国于世界上号称开化最早，文化学术均为本国之产，毫不假外求，即或外力内渐，吾国民亦常以本国之精神使之同化，而理学尤见吾国之特性。
他显然是强调中国文化之悠久，学术思想源远流长，强调它的超稳定结构，以及善于汲取外来文化之长，甚至使之同化的兼容能力。同时他又强调了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接着他又说：
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自胡文定之后，鹅湖白鹿风靡天下，如是天下之秀咸趋而进教于讲学者之门，于是乃无事。
同时他还指出：“程子沈潜，至晦庵而其学益密；陆子高明，至阳明而其学益精。”他们分别酿就了宋、明两代文化，形成持续几个世纪的时代思潮。这里他强调的则是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天下国家安危治乱，均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国家安定，人心思定，天下英才则又趋于文化兴盛之途。这是一个由文化决定的社会良性循环过程。其关键在于借讲学之力而使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所以他说“一代精神集乎讲学”。
诚然，他对历史的探讨尽管失之疏漏武断，鹅湖白鹿之风也并未使天下相安无事。但“一代精神”确系集于讲学者之手，理学宰割天下的局面历经宋元明清数代而无大改。汤氏不过借此作为他文化救国思想的历史佐证罢了。
二、阐王进朱，理学救国
《理学谵言》“申论”有几句慷慨流涕的话：“青年学子天性未凿人欲未滋，今日之书生后日之栋梁也。中国而亡则已，不亡则学生之赐必矣。”汤氏有鉴于“青年界之趋势日即于败”，故引申朱王之说，“明其得失，详其利害，以备最有希望之清华同人观览焉”。这里不仅同样表现了天下安危系于讲学者之手的文化决定论，而且表现了慷慨天下、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
民国五年，即1916年，汤用彤与吴宓均自清华毕业，吴也因故未得游美，留校任文案处翻译及文牍职事。其时因汤用彤南下探亲，吴氏有《送锡予归省》数首，在其不言的侘傺怅惘之意中，充分展示了他养心省克、励精图治以救时艰的思想感情。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毋为伤短别，已有岁寒盟。
远举图鹏奋，深心耻鹜争。
结庐云水好，砺志箪瓢清。
沧海行暌隔，悬怜怅望情。
诗中尽管难免伤别之情，但重心还在高飞远举的岁寒之盟。他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箪食瓢饮，洁身自好，与汤氏相砥砺。另一首诗中“斯文吾道尊，平生铅椠业”，进一步表现了他们承继传统、创造文化的热情。汤用彤重视传统，崇尚朱王，正因为它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根本保障。
汤用彤由民族危机看到了文化危机，并由文化危机感到了青年学子文化救国的历史重任。他说：“中国之危中国人之弱也。中国朝野上下无不犯一弱字，洪范六极之一曰弱，弱之不能存，于天然淘汰中久矣。恹恹暮气弥漫于国中，欲国之不亡不可得也。”他还指出，弱有体质之弱和精神之弱，前者虽与国力之弱有密切关系，为民族存续的无穷隐忧，而后者则“为吾国百事不整之原因”。他深有感触地说：“至于精神上之弱，尤可触目心寒。”然而士大夫以弱为文，遍于朝野，工商农“作辍无常，习于荒怠”。即使青年学子立志救国，平日所学，也不过发达心智，“未发助其任事才力”，“志行亦流于薄矣”。他概括精神之弱为荒惰无恒，志行薄弱即“无定主无精神”而趋于虚浮。结果是“国中所谓能力者，百不得一焉，求所谓才士者，千不得一焉。求柱石栋梁能一身任国家之重者，遍国而可数也”。他痛心疾首地感慨“是则学人之多而有用者之少也”，指出当今社会“无人不可以有为也，而无人可有为者”，实在是诸如无恒之心、荒惰之风、虚浮之习此类的精神衰弱之症造成的可悲局面。在汤氏看来，精神衰弱又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衰象，于是文化——精神——民族——国家、社会本质、社会心理、社会内容和社会形式，构成了一个由文化制约，并与文化同步发展的统一社会结构。文化救国的理论由是成立，宋明理学则成为其与众不同的价值选择。他说：
况治弱病，必择学术中之最严谨，行动言语之间丝毫不使放松，无可推诿无可怠惰，日日慎独，时时省身则可。如此之学术舍理学外罕见其他，故理学者医弱症之良方也。
欲求实学，欲求毅力首在道德，求之本国，舍朱王何以哉！
同时他又指出，朱子之学反躬实践，无时无地不用功夫，正是反弱而强的药剂。王阳明之学知行合一，即知即行，不行不知，坚确专一，实为荒惰无恒者的绝好针砭。这就是汤氏为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开写的长期医嘱。
然而，对于朱王之学，汤氏并非等量齐观的。简单地说，他以晦庵格物穷理、固天理退人欲的道德修养振奋精神，以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功夫增长任事之才干，而且重在苦其心志的道德涵养，借以疗治积重难返的国民道德颓丧之疾。所以他特别强调：“故欲救吾国精神上之弱，吾愿乞灵于朱子之学。”也就是说他所崇尚的国民精神，尤其偏重于晚清以来被非议最多的程朱理学。还是在《理学谵言》中，他以绝大的篇幅，一则阐王，一则进朱，表现了明显崇朱抑王的情感。这与前此以往的新学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及当时自由派一流绝不相同。他们虽认为王学空疏，却崇奉其自贵其心能与“泰山压卵”的满洲相抗，多少表现了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而道貌岩岩、依草附木的程朱之盛，实在是学术界的大不幸。汤用彤虽首肯阳明，却将其置于朱子之下。他说：
王门之每不如宋儒之循循规矩者，抑亦不为时时为克己工夫耳。晚近学子辄谓日本强于王学，欣然欲振之祖国，而岂知王学不宜于今日中国之薄俗也耶。
晚近学子显然指章太炎、梁启超一流。这里，汤用彤鲜明地标出了与新学家甚至国粹派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表面看，他似乎认为，整个国家民族久病积弱，不宜以王学痛下针砭，而宜于以朱学滋补强壮。事实上，他强调的在于增强道德，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以坚定精神救国图强。他说：“世人惟其不知在良知上之必须作功夫，故不知谨独而放僻邪侈，不知戒惧而流连荒忘，无所谓信义，更无所谓礼仪。且也自以为风雅倜傥，而自笑人之守礼者为迂阔，远于事情，其亦知阳明即天理之说乎？”意思就是说朱王相通，并行不悖，不在王学致良知上下工夫，也就不可能知礼义廉耻，而趋于嚣张虚浮，反以理学家为迂阔，这显然是对理学批判的批判。他还说，阳明之学，“胸襟洒落即身广也，即坦荡荡也，而非谓逾闲破矩不加检束也”，重在说明“阳明亦存朱子根本之说”。然而，“阳明之学救世人支离，眩骛华而绝根之病”，“今日之救药在乎收放心，不能用阳明之精微”，“此犹不加病躯以药石，而先投以甘旨；不援溺者登岸，而先投以衣食也”。可见，他还是把朱子精神作为当时社会起衰救弊的最佳方案。但也不能否认他陈述的理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后面他又说“至如朱王之异同优劣，记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使释一端之争执而同进于大道……莫虚勘三教异同，且先辨人禽两路”，正反映了他崇朱而不愿抑王、矛盾遽惶的心情和增进道德、文化救国的真旨。这篇文章最后的几句话，和盘托出了汤氏这一真旨：
固不必朱子，不必阳明，而要以道德为指归，以正确之目光坚强之心胸为准的，树德务滋，除恶务尽，自强自胜，则虽未学晦庵阳明之学，亦实晦庵阳明之所许也。记者之作《理学谵言》亦非欲人人从二人之学，实仅欲明道德之要……
“明道德之要”，清华时期汤用彤的学术思想，即以此为圆心而展开。长篇说理文章自不必重复，短篇评论亦如是。哲学如是，文学亦如是。即使是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也以发明道德之要为中心。
学术界无人不知，作为一个史学家，尤其是研究令人望而生畏的佛教史领域的史学家、思想家，汤用彤的论著以史料考证确凿、思想深邃明睿见长，文章古朴典雅，读其书有如聆孤磬梵音之感。但很少有人知道，青年时期的汤用彤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不仅对文学理论和中外文学著作有相当高的造诣，而且还擅长形象思维，曾经创作出催人泪下的文学作品——《孤嫠泣》。它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借深挚不易的母子之情，揭示道德沦丧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青年人英年早逝，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以明文化救国势在必行的道理。
《孤嫠泣》是一短篇纪实小说，它描写了母子形影相吊的一家。金儿为子不肖，夜间席卷家中所剩的衣物，与杀父仇人聚赌。老母倚闾而呼，望穿泪眼。子入夜复归，取仅有的聊可蔽体的冬衣而去，“儿之歌声起，而母之哭声纵矣”，把儿之不肖及母之肝肠寸断描摹得深刻入微。金儿于赌场中被杀父者打得体无完肤，“声息亦几不可闻”，母亲坐于榻侧竟夕，虽百计以求减其痛苦，然而家徒四壁，无可求医，唯有以泪洗面，看着他在痛苦中溘然毙命。金儿死前于母亲的抚慰中，似乎复其天性，但为时已晚。几日后在其新坟侧又添一新冢。
汤用彤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他说：“金儿之失以性相近习相远，无足怪，其事亦平平无足述，顾我不能已于言者，则持戒为人子者也。”金儿之戒者何？道德沦丧不仅害己、败家，而且足以丧国家，误天下。他还指出“金儿近墨而黑之速”，说明孟子性善之说乃“言”也，它掩盖了人性变恶的可能性。其在慈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幡然知悟，又否定荀子性恶的偏见。总之，汤氏意在证明，环境熏染，后天教育，即文化对道德的决定作用。“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说的已非佛法“万物皆有佛性”的本意，而在于文化的潜移默化、塑造人性的功能了。
在谈到文学创作时，汤用彤以为“诗穷而后工”或“多懊恼则诗工”，东西说法虽异，但“其大意不过谓工诗不可无真情性，情性之真者，不必识字，不必读书，不必繁征博引，即可以为诗”，“是所谓天籁也”。天籁不是直抒胸臆，更不是信口雌黄，它是由内在道德修养所制约的真情纯性。所以他首先说明，“无道德者不能工文章，无道德之文章，或可期于典雅，而终为靡靡之音”。视道德文章为一路，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即使在评述外国文学作品时也以此为准绳，他说法国文豪嚣俄（现译雨果Victor Hugo）《九十三年》（有《九三年》译本）“大意在表彰人道”，“以伸天理，而其末章言私义公理人道革命之位置，甚有分寸”。同时还指出：“研究一时之历史，不如研究其时之文学较易得真相。”不仅说明道德在文学中的社会作用，并突出了道德对社会发展的直接影响。所有这些，不仅反映了汤氏以道德律文章的文学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了汤用彤青年时期，甚至终生的超越追求。
如前所述，汤用彤自幼就有一种悲歌兴亡的忧患意识，《理学谵言》中鲜明地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上“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感。因此，青年时期的汤用彤即怀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而滋生“苦其心志”的壮志，他说中国不亡，必学生之赐，因而呼吁清华同人“不当以衣食粗恶为耻，尤不当以衣食精美为的”。一则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涵育坚忍不拔、勇往直前之精神；二则借以摆脱个人苦乐观念的束缚，献身于救国、新民——“救中国之民德”艰苦卓绝的事业而造福于社会。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快乐与痛苦》的哲学论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0、31期，以与清华同学共勉。文章从心性问题上谈养心省克、淡泊宁静与报国救民的内在联系，并从心理学上分析苦乐观之源及其与道德才智的关系。此文虽未能终篇，同样反映了汤氏思想上理学的烙印及理学救国社会观念。当然这篇文稿充盈着更多的佛学气息。他首先立论道明：
古今中外恒无宁日也，生存竞争之事烈也，图谋欲望之愿烈也，人心之火烈也，世运之推移磨转而生之热尤烈也。
简捷地说，由于人的欲望导致生存竞争，由生存竞争导致社会动乱，“庄严华之世界”充满杀机，即所谓“对于世界有世界之事业为世界之图谋，而世界不得宁；对于人类有人类之生存为人类之图谋，而人类不得宁”。所以他的结论是：
是故苦乐者乃善之动机也，亦万恶之所出也。
由此他认为，要想使天下至公至平，至静至安，必须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如“孔孟之教以苦乐为警钟”，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圣贤遗训，如佛说超越苦乐之尘俗。否则，只知谋生自顾个人之忧乐，自私自利于一己之祸福，“则不暇谋及社会也”。他还说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腐败贫弱，由于遍国门户墙壁之所大书，童孺妇女之所咸识之福字，其也语妙天下耐人寻味矣”，即把中国之落后归于中国人追求安乐的文化观念。此语虽失之偏颇，却更突出了文化救国、道德救国，也即理学救国的思想，所以他更进一步指明：
故欲救中国，欲救中国之民德，无他，即破除快乐与痛苦之观念是也。
吾辈不欲效武侯之报国则已，如欲之则养心省克即在今日矣。
这是关于心性问题的探讨，显见他受佛教影响甚深。其中既有人生皆苦的思想认同，又有无明观念的种种阐释。此时，汤氏对佛教偏重于信仰，而非以后学术研究时侧重于理性分析与评判。但这同样是他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的理论基石。此是后语，原不属本章讨论范围。
三、绍介西方科学知识，贬抑西方物质文明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的强盛和民族的危亡，有志于救国的仁人志士逐渐把视觉的焦点转向西方。其时办洋务，废科举，兴学校；旧学与新学结合，中体西用，群体变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诸如此类的中西文化杂糅的口号风起云涌，集中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与学习，介绍西方文化蔚成时代之风尚，而且几乎到了饥不择食，凡是西方东西不管什么都学的地步。从学习坚船利炮的器物层次到仿效西法的制度层次以及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以至于德先生、赛先生等诸多的思想文化层次。但正如梁启超所言，这些知识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加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受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因此，不能否认，他们对西学的了解是肤浅和片面的。尤其是19世纪末叶，连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也“还不知新学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学”。只会大声疾呼向西方学习，对西方的东西，无论草根树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如此非但不能裨补国事，反而加重了民族文化的危机。因此，辛亥革命前后，一部分像汤用彤这样直接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青年学子和欧游归来的学者，一方面更深入更全面地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另一方面力主以分析的态度，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优劣异同。当时“中体西用”的口号虽然日趋消歇，但中体西用的流风遗韵在思想学术界一直居于上风。国粹派在主张尽可能学习外国，并以较高的新学素养介绍外国文化的同时，更以“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为标帜。维新派的思想家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性的“新民”理论。他们同时都抓住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如梁启超所言“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换句话说，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吸收和整合西方文化，“化合”而成一种新的文明。他们都不再醉心欧化，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抑西方文化的倾向。
自幼传统的家庭教育，深深植根于圣贤经传中的同情默应，不可避免地使汤用彤也带有这样的时代烙印。他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文化知识，借西方文化屏障传统的文化伦理秩序，另一方面无情抨击西方文明的没落，表现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汤氏对西方文化知识的介绍可以直接从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中看出。其大者如法国学者麦支尼哥的新不朽论，推许长生不死之说；小则由植物细胞运动而猜想植物有思想感情的心理活动。汤氏介绍更多的当然还是西方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诸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达尔文、斯宾塞、德国诗人苟特（即歌德）、法国文学家嚣俄等人的学术观点。其间尽管不乏惊世骇俗的观点，然而今天看来，即使同汤氏以后的思想相比较，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时人同样不甚了了，仅止于表面而已。但其重视理论，思路开阔，显然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他在《理论之功用》这篇短文中引经据典，反复说明“理论者实事之母”的道理。然而可惜的是，世人往往与此背离，“戚戚然觅一手段以对付现状”，重于实际，短于理论。即使在人才济济的美国，求一哲学家则几不可得。接着他指出，现在推重西方科学，只是利用其服务于现实的功用，如泛舟渡海，火车行陆，机械制物，无视科学之发明，乃理论上突破的结果，“哲学理论不惟可定实际之效果，能使或阻一方法之进行已也，且可于人当困难之境，解决各端”。有理论，人群才得以进化，才显现人畜之分野，文野之界限。所以他说：“欲推长久之实际，莫若先深究理论之为得也。”汤以后转向哲学史、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莫不得力于此。
关于思路开阔，在其文中可见其好发奇想，如由麦支尼哥的新不朽论和开罗博士细胞生长之实验，遽以为“如能发明药品，能去人身自发之毒，则人必可不死”，由植物细胞刺激运动，推测“以后之发明，或可证明植物有思想有感情有意思，亦未可定”。这与汤氏“寄心于玄远之学”相得益彰，为他以后的佛教思想、玄学等形而上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基础。
然而，清华时期的汤用彤，更多地表现了对西方文明为害的批判。他在《理学谵言》中阐王时谆谆告诫：
自西方各国以物质文明致富强，物质后进之中国，乃遂欲急起直追，救国于积溺之中，而所谓理化算数日灌输于全国人之脑中，行之四十年，而其弱如故，且又甚焉。则因理化算数者，无坚固之良知盾其后，适足为亡国之利器也。
汤氏何以说出这样的耸人听闻之言，当然是基于道德救国、文化救国的立场。他确信“国之强系于民德，而不系于民智。人心不良，理化者适助其日日制杀人之具，算数适增其机械计谋之毒”，“世以理化算数相轩轾，则巧诈之心日缘以生，久之天性洎没，遂为狠戾险嫉之人”。这些既表现了他崇尚道德、视文化危机为民族危机之由的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同时流露出他对西方物质文明发展导致世界性灾难的深恶痛绝之情。
总的来看，对西方文化持批判的态度，是清末民初中西文化观念转化的重要标志。它一方面说明处在时代浪头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民族危机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对传统文化发展前景和民族复兴所充盈、燃烧着的坚定信念和热情。汤用彤也不外于此。
像当时许多先觉的知识分子一样，汤用彤对西方文化弊端的认识，首先是由感性触发的。当然也同绝大多数保守主义者一样，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发的。他看到，西学输入历经半个多世纪，中国不仅没有从灾难深重的茫茫苦海中超脱，而且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由物质文明而起的“千万人之战争屠杀”使中华民族深受其害，致使中国金瓯不圆，陆沉有日。坐而思之，对咄咄逼人的欧风美雨，难免不发生怀疑：西学既然可以救亡致强，“而国何犹至于此极也？”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前面所述，西学若无坚固的良知为后盾，只能滋长机械侈靡之心。“泰西各国物质文明达于极点，而道德遂不免缺乏”，人心险吝，日日以杀人为事，“适足为亡国之利器”。汤氏这里所说良知，实际上是传统思想的代名词，也就是说西学若离开中学的导引，势必走入歧途，充其量也不过是逾淮之橘，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苦涩而已。
当时对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还是梁启超欧游归来后撰写的《欧游心影录》。他说，美国著名记者赛蒙氏听说他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则不无感慨地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还有更多的先觉之士“着急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这是1920年的事，而汤用彤在1914年就开始撰文抨击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难。他说，当世物质文明之弊在于：“文化徒重机械，宗教只重形式演说，学会只重声华外观，精神上之组织俱受物质所影响，而失其义。”他还借西人之口说：“今日美国汽车之发达，不仅有妨人民之生命，且有关人民之脑力。”力陈西方文明之害。
汤氏对西方文明批判最力的还是自由、民主观念的浸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不仅指出理化算数相轩轾则导致人的机械侈靡之心，而且强调自由平等之说兴起，遂成放荡不加检束的嚣张之习。“不法律之自由”，“不道德之平等”，“使人人失其天真，而流于放纵”。“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他把西方这种重视物质文明及由此而生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学说称之为“神经过敏之症”，指明在矫治中国“神经衰弱之病”的同时，切勿重蹈“西人过敏之途”。
在批判西学弊害的同时，他还揭示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盲目性。他认为当时人学习西方既有饮鸩止渴的危险，亦有浮光掠影之浅薄。时人学习西方“无深入之理想，取毛取皮而不究其根源，即如国学之不振，亦未尝非由于此病”。他还指出自西学东渐，国土因此而“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对于醉心欧化，却又对西方文化表里精粗不甚了了的人骂得也实在够可以的了。梁启超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新民说》，其中有这样几句很带感情的话：“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他们的话乃至对西学的批判不在于拒斥西方文化，而在于明西方之利害，起国人的信心，翼护传统，益以西学，并以之疗治社会的膏肓之疾而已。所以汤氏又说：“吾人或将为此新潮之重要人物，自不可不明其利害。”
需要说明的是，汤用彤当时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对现代科学发展在一些具体事例的认识上是落后于时代的，甚至与时代精神是相牴牾的，这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对西方文化了解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的情绪，其言词之激烈、思想之偏颇也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清华时期的汤用彤，他那国家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救亡图存的伟大抱负，已经开始由单纯的政治实体的存亡绝续，转向了文化层面上来。他不仅看到了亡国灭种的政治危机，更多、更深刻感到的是“我国如亡，则东方将随之消灭”的文化危机，因此强调救国必须从文化入手，从国民道德入手，即所谓“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他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风，提出了“理学救国”口号，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后思想学术界传统祈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汤氏重视传统，崇尚理学，引介西学而又批判西学，实为其以后的思想，即学衡派“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之滥觞。不过，这时的汤用彤，较之哈佛归来的汤用彤，其对传统更执着，显示出信仰过于理性、承继重于批判的色彩，而对于西方文化则是审慎的、批判的和理性的。他虽然没有标出“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却以文化救国的思想，复归传统，从根本上沿袭了“中体西用”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