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幼承庭训
光绪十九年，经历了两个半世纪草创、兴盛，转而衰落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在政治、哲学、宗教以及经济等欧风美雨的冲刷中，整个基础在陷落而开始坍塌，已经到了气息奄奄、朝不虑夕、非变不可的地步了。这正是19世纪最后十年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的8月、10月、12月，中国这块坚实的土地上，相继诞生了三个伟大人物，即汤用彤、梁漱溟和毛泽东。毛泽东用他那扭转乾坤的大手，把中国导向了一个西方列强再也不敢觊觎的历史时代。梁漱溟以南方文化重义理、追求学术自由讨论的精神特征，达观于世界之外，他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学术界。显然，汤用彤并非出生在时无英雄的年代，在那豪杰并起、英雄辈出之时，他既有南方人的聪明智慧，又有北方人的敦厚纯朴。他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用自己的思想去改造世界。他只是一个胸襟洒脱、嵚崎磊落的学者，以第一流的水平，做第二三流的事业，认真地反思过去，冷静地观察现实，精审地展望未来，忠实地记述历史，并在历史的兴衰变迁之迹中，充盈着创造文化的热情。
汤用彤，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其父汤霖，字雨三，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署甘肃渭源。任上颇有政绩。次年卸任，先后在兰州、北京设馆教授。渭源耆宿裴建雄、张锡鹏、翔九均系其及门弟子。张氏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是渭源县最后故世的晚清秀才。
汤用彤于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在父任上束发修学，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系统的传统教育。渭源硕儒杨筱霞既是汤氏总角之交，又是其同窗好友。据汤氏回忆：
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
据此，我们可以理出汤用彤幼年时期四条主要线索：
一、幼承庭训，启发愚蒙。说明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汤用彤，自幼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开始铸就其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
二、谆谆于立身行己，告诫以前言往行。着重于儒家诚心正意、修身齐家的内在道德修养以及圣贤经传的启蒙教育。这与其在清华就读时崇尚理学，视之为救国之良药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与其“昌明国故”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也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三、早览乙部，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说明他自幼接受史学教育，并受清儒“六经皆史”的影响，又“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据之风”，为其在近代复古主义的大潮中，投身史学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初创了学术基础。
四、爱读内典，寄心于玄远之学。吸引他把学术兴趣驰向佛学、玄学、印度哲学等形而上的空旷原野。汤氏以后之所以能够在冷僻艰深、微妙难知的佛学领域，创造出众口皆碑、无人超越的成就，无不得力于此。
汤用彤生前曾提及，其父汤霖虽无著作传世，却以“汉易”为其终生的学术兴趣。显而易见，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也已泽及汤氏家族。至于当时士林好佛之风炽盛，汤用彤佛学的造诣似乎也应有家学渊源。况且易、佛相通，汤霖既治幽深玄远的易学，自当与不可思议的佛学亦有不解之缘。贺麟说汤氏“承继他家传的佛学”，大概有相当的根据。
按理说，自汤用彤出生至1897年，正是汤霖金榜题名、加官晋爵、春风得意的日子。但是，屡经丧乱、内外交困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使他难免有楚囚相对、“举国有山河之异”的亡国殷忧。而且他在渭源知县任上不足一载，即卸职重操舌耕旧业，其中原委固不得其详，但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及其生平最爱咏吟《桃花扇》之《哀江南》一曲，大体可知其曲折的心境。这里既有忧世伤时之情，也有借悼念亡明之音，抒发其夷夏之防的民族情绪。其卸职似乎在百日维新之后，显然与康梁之新政有不少瓜葛。
《桃花扇》系清初孔尚任所作的传奇剧本，所谓：“白骨青灰长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作兴亡梦，儿女浓情一旦消。”该剧就是借离别之情，写兴亡之感，因而与《长生殿》齐名，有清代戏剧双璧之称。《哀江南》是描写南明倾覆之后，作者凭吊金陵、寄托兴亡的一套曲子。汤用彤自三岁起即随父背诵《哀江南》，日后也常吟此曲。这不仅反映了汤氏对词曲的爱好和较高的韵律素养，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见其家教的烙印和少年时期汤用彤思想发展的路向。为了说明这一点，兹摘录如下：
〔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沈醉东风〕
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离亭宴带歇指煞〕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整套曲子文辞典雅，读来却悲怆苍凉，铿锵激越，不见一点儿女情思，而充盈着“鹃血满胸”的兴亡之恨。曲中“残军”、“废垒”、“瘦马”、“空壕”、“乞儿饿殍”的萧瑟气象，以及“放悲声唱到老”的悲歌兴亡的忧患意识，都能寄托他忧国忧民的无限情思。
可以这样说，汤用彤虽出身于一个末代王朝下层官僚的家庭，就其自幼接受的教育来看，仍然是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范型。这里既有立德、立言、修己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又有生死感怀、超越时代的形而上的思索；既有个人道德和心性的修养，又有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严格训练。当然，原来基于政治上的忧患意识到后来的文化黄金时代，则变成了兴亡继绝、承担创造新文化重任的使命感了。
汤用彤，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其父汤霖，字雨三，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署甘肃渭源。任上颇有政绩。次年卸任，先后在兰州、北京设馆教授。渭源耆宿裴建雄、张锡鹏、翔九均系其及门弟子。张氏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是渭源县最后故世的晚清秀才。
汤用彤于1893年8月4日（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生于甘肃渭源，在父任上束发修学，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接受了严格系统的传统教育。渭源硕儒杨筱霞既是汤氏总角之交，又是其同窗好友。据汤氏回忆：
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
据此，我们可以理出汤用彤幼年时期四条主要线索：
一、幼承庭训，启发愚蒙。说明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汤用彤，自幼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开始铸就其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
二、谆谆于立身行己，告诫以前言往行。着重于儒家诚心正意、修身齐家的内在道德修养以及圣贤经传的启蒙教育。这与其在清华就读时崇尚理学，视之为救国之良药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与其“昌明国故”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也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三、早览乙部，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说明他自幼接受史学教育，并受清儒“六经皆史”的影响，又“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据之风”，为其在近代复古主义的大潮中，投身史学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初创了学术基础。
四、爱读内典，寄心于玄远之学。吸引他把学术兴趣驰向佛学、玄学、印度哲学等形而上的空旷原野。汤氏以后之所以能够在冷僻艰深、微妙难知的佛学领域，创造出众口皆碑、无人超越的成就，无不得力于此。
汤用彤生前曾提及，其父汤霖虽无著作传世，却以“汉易”为其终生的学术兴趣。显而易见，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也已泽及汤氏家族。至于当时士林好佛之风炽盛，汤用彤佛学的造诣似乎也应有家学渊源。况且易、佛相通，汤霖既治幽深玄远的易学，自当与不可思议的佛学亦有不解之缘。贺麟说汤氏“承继他家传的佛学”，大概有相当的根据。
按理说，自汤用彤出生至1897年，正是汤霖金榜题名、加官晋爵、春风得意的日子。但是，屡经丧乱、内外交困的清王朝风雨飘摇、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使他难免有楚囚相对、“举国有山河之异”的亡国殷忧。而且他在渭源知县任上不足一载，即卸职重操舌耕旧业，其中原委固不得其详，但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及其生平最爱咏吟《桃花扇》之《哀江南》一曲，大体可知其曲折的心境。这里既有忧世伤时之情，也有借悼念亡明之音，抒发其夷夏之防的民族情绪。其卸职似乎在百日维新之后，显然与康梁之新政有不少瓜葛。
《桃花扇》系清初孔尚任所作的传奇剧本，所谓：“白骨青灰长艾蒿，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作兴亡梦，儿女浓情一旦消。”该剧就是借离别之情，写兴亡之感，因而与《长生殿》齐名，有清代戏剧双璧之称。《哀江南》是描写南明倾覆之后，作者凭吊金陵、寄托兴亡的一套曲子。汤用彤自三岁起即随父背诵《哀江南》，日后也常吟此曲。这不仅反映了汤氏对词曲的爱好和较高的韵律素养，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见其家教的烙印和少年时期汤用彤思想发展的路向。为了说明这一点，兹摘录如下：
〔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沈醉东风〕
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离亭宴带歇指煞〕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整套曲子文辞典雅，读来却悲怆苍凉，铿锵激越，不见一点儿女情思，而充盈着“鹃血满胸”的兴亡之恨。曲中“残军”、“废垒”、“瘦马”、“空壕”、“乞儿饿殍”的萧瑟气象，以及“放悲声唱到老”的悲歌兴亡的忧患意识，都能寄托他忧国忧民的无限情思。
可以这样说，汤用彤虽出身于一个末代王朝下层官僚的家庭，就其自幼接受的教育来看，仍然是一个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范型。这里既有立德、立言、修己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又有生死感怀、超越时代的形而上的思索；既有个人道德和心性的修养，又有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严格训练。当然，原来基于政治上的忧患意识到后来的文化黄金时代，则变成了兴亡继绝、承担创造新文化重任的使命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