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清末民初，即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近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历史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化的重要历史阶段。道咸以降，清朝统治者内政不修，八旗子弟顽劣骄惰，初创时期奋发图强的英姿和康乾盛世的风流年华，已经丧失殆尽。资本主义列强乘虚而入，用战舰、大炮，冲开了以闭关锁国名世的东方帝国的大门。在政治上，在社会生活中，那是一个悲风骤至、与梦为邻的凄苦岁月。但在学术思想领域，随着统治阶级的没落，其尊奉并赖以钳制天下的固有的文化模式，以及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也逐渐在龟裂、崩溃和瓦解；同时，代表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和物质，大如哲学、宗教、制器，小至煤油、鸦片、火柴，由已经被冲决的堤岸，奔涌而至。受到冲击的传统在变异，也在调适和顺化，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改良派的维新运动，革命派的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便是传统文化在欧风美雨荡涤下，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文化转化的形式。其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均脱颖而出，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它们都在同一框架中运作，顽强地表现自己，试图以各自的思维模式重铸中国文化的未来。因此，在每一个阶段，都在同一层面上构成了不同内容的张力和冲突，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的局面，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不可否认，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争论，他们以不同的学术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在文化领域各逞才辩，打破了思想界千余年来万马齐喑、独尊儒术的局面。自由派、激进派联手，从经济史观入手，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强调西方的物质文明，无情地鞭笞传统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历史惰性，主张欧化或西化。保守主义独立支撑，以人文主义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提出类文化的观念，标明中西文化为独立平行的两大文化系统。他们基于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及因革损益的传续性，肯定儒家思想近代转化的科学价值，主张中西互补，以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外来文化；在新旧文化争论中，与西化派形成了表面上针锋相对的两极，共同促进了新文化的启蒙运动。
事实上，在这相续不断的、表面看起来是中西文化之争，实质却是新旧文化的讨论中，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他们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思考和力图解决的同样是如何评价传统、学习西方和建设新文化的根本问题。因此，他们的协同作用总是大于拮抗作用。这场讨论或争论的结果，也就逐步形成了近代文化的统一格局：以西方文明发展经济，以儒家文化保障传统，用佛教思想补充理性思维的缺憾。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杂糅是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近代学术界古今中西之争的意义并不在于如何提供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而在于打破了尊儒重道的文化典范，促进了绵延千余年经学时代的终结，形成了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
还应当看到，由于争论使双方相互攻讦，各执其偏，自由派、激进派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发展的内在承续性，因而“拼命走极端”，采取了民族虚无主义，企图用西方文化全盘取代民族传统；保守主义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缺乏批判旧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视觉焦点主要在用国粹激励种性，措词未免与前两派格格不入。争议双方似乎越走越远。黄梅汤用彤，20世纪20年代初保守主义重要流派——学衡派主要人物之一，自始至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但却没有参加这场互相攻讦的文字之争，而是从另一条道路揳入。他以稳健、中庸、谦和的态度，确凿雄辩的历史事实，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典雅厚重的文辞，以及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阐明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文化转化观念，在印度哲学、玄学，尤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追溯文化发展的内在契机，中外文化冲突调和不可惑疑的史实，展望新文化建设的未来，充分表现了保守主义承担“昌明国故”的历史使命和在文化史上的科学前瞻性。汤用彤不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创造了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他的佛教史研究虽成为传世佳作，但他的文化观却未引起人们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九十余年，人们重提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课题，显然还要重新估价当时的是非功过。因此认真总结汤用彤的思想和学术成果，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必要的。
汤用彤先生通今博古，学贯中西，于中国、印度、欧美文化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其研究所涉及者遍于哲学、文学、美学，尤以史学为专长。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专门从事印度哲学、魏晋玄学研究，特别以中国佛教史研究饮誉海内外。今人盛称“国人研究佛教史而卓然成家者，舍汤用彤先生之外，当难再觅第二人”，“欲觅一能与汤先生比肩之我国学者，恐尚难得其人”，实在非纯粹溢美之词。
他的印度哲学研究是国人系统整理外来文化的伟大尝试，魏晋玄学研究尽发前人所未发。他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探索，启迪后学者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些都与他的佛教史研究有直接的关系。仅以后者而言，晚清以来，国内外研究者虽屡见不鲜，诸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欧阳渐、太虚、胡适一流，俱以乾嘉遗风，考订佛教史上佚事或一经一典的真伪，间或探寻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其中，除梁氏成果尚可资参考外，余皆散漫零落，在史学研究上大多无可取之处。至于对佛教史的系统整理，除汤氏之外，仅黄忏华、蒋维乔等二三人而已。然而黄氏《中国佛教史》多取旧传佛教史籍，无甚创见，实在是“著书不如抄书”的实践。蒋氏《中国佛教史》则是依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改撰增补而成，同样缺乏独立研究的学术价值。梁启超虽有志于此道，但其传世的仅个别章节，留给后人的却是望梅之叹。其他如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作为近代一种新的研究范型，虽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重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信口道来，往往失去了历史的真面目，不能使人折服。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则不然，他博采古今，关涉中西，在浩如烟海、芜杂晦涩的三藏经典中，如剥茧抽丝，慎思明辨，清理出中国佛教变迁兴衰之迹，且以“同情默应”的“心性体会”，“综合全史，而有所陈述”，实在是划时代的精品。他的平生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享誉海内外半个多世纪，国外学者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当然，这仅仅是对其在佛教史领域重要地位的肯定，而他“有所陈述”的“深弘”之“道”，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于以后的同类著作，也只是在其原来的间架上有所增益，不仅没有重大突破，反而尽失其人文主义的立场，因革推移的总体文化观尤其变得面目全非，以买椟还珠讽谕，也可以说大体无差了。当然，从根本上反对汤氏人文主义立场的，则另当别论。
汤用彤本不是宗教徒，他尽洗僧人远离尘嚣的出世之姿。他也不是奉持菩萨戒的居士，对佛祖自然无顶礼膜拜的虔诚信仰。他又不是以佛理作为经世武器的政治活动家，没有康、梁诸君意气风发的参政意识。当然，他更不是饱食终日、斗鸡走马的纨绔子弟，借佛门圣洁的气氛附庸风雅。然而，他却在浩瀚的学海中，选择了冷僻的佛教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不说这反映了他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他的著述，无论说理，或者述史，即使一则小小的插曲，也都显示其“同情默应”之心态，而无曲意回护之托词。其中既有娓娓道来、如聆梵音的历史事实，又有知识分子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兴亡继绝、创造民族乃至全人类最佳生活方式的超越追求。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保守主义以“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为历史使命的立场，却没有当时争论双方“拼命走极端”的偏激情绪。汤用彤是以其平和的心性、深刻的理论素养、高尚的道德修养，努力用无可置疑的事实，阐明他那文化转化的思想。钱穆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汤氏的人品，这一评价同样也体现了汤氏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然而可惜的是，他的佛教史研究虽饮誉海内外半个多世纪，令治斯学者无不叹服，而他的总体文化观却湮没在这灿烂的史学研究成绩之中，在那场表面上以自由派、激进派胜利告终的中西文化之争后的数十年中，早已被人遗忘了。经过前一阶段文化热潮的熏蒸，我们在全方位思索中西文化差异优劣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时，不能不认真反思文化在近代史上历史转化的得失，不能不重新评价各个流派的思想价值。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尤其应当在各个维度上展开并予以深化。
§§第一章 生平及思想发展的路向
不可否认，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争论，他们以不同的学术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在文化领域各逞才辩，打破了思想界千余年来万马齐喑、独尊儒术的局面。自由派、激进派联手，从经济史观入手，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强调西方的物质文明，无情地鞭笞传统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历史惰性，主张欧化或西化。保守主义独立支撑，以人文主义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提出类文化的观念，标明中西文化为独立平行的两大文化系统。他们基于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及因革损益的传续性，肯定儒家思想近代转化的科学价值，主张中西互补，以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外来文化；在新旧文化争论中，与西化派形成了表面上针锋相对的两极，共同促进了新文化的启蒙运动。
事实上，在这相续不断的、表面看起来是中西文化之争，实质却是新旧文化的讨论中，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的社会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他们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思考和力图解决的同样是如何评价传统、学习西方和建设新文化的根本问题。因此，他们的协同作用总是大于拮抗作用。这场讨论或争论的结果，也就逐步形成了近代文化的统一格局：以西方文明发展经济，以儒家文化保障传统，用佛教思想补充理性思维的缺憾。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杂糅是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近代学术界古今中西之争的意义并不在于如何提供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而在于打破了尊儒重道的文化典范，促进了绵延千余年经学时代的终结，形成了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
还应当看到，由于争论使双方相互攻讦，各执其偏，自由派、激进派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发展的内在承续性，因而“拼命走极端”，采取了民族虚无主义，企图用西方文化全盘取代民族传统；保守主义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缺乏批判旧文化所必需的心理承受力，视觉焦点主要在用国粹激励种性，措词未免与前两派格格不入。争议双方似乎越走越远。黄梅汤用彤，20世纪20年代初保守主义重要流派——学衡派主要人物之一，自始至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但却没有参加这场互相攻讦的文字之争，而是从另一条道路揳入。他以稳健、中庸、谦和的态度，确凿雄辩的历史事实，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典雅厚重的文辞，以及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阐明文化因革推移，悉由渐进的文化转化观念，在印度哲学、玄学，尤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中，追溯文化发展的内在契机，中外文化冲突调和不可惑疑的史实，展望新文化建设的未来，充分表现了保守主义承担“昌明国故”的历史使命和在文化史上的科学前瞻性。汤用彤不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创造了超越时代的历史价值。他的佛教史研究虽成为传世佳作，但他的文化观却未引起人们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九十余年，人们重提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课题，显然还要重新估价当时的是非功过。因此认真总结汤用彤的思想和学术成果，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必要的。
汤用彤先生通今博古，学贯中西，于中国、印度、欧美文化都有相当高的造诣，其研究所涉及者遍于哲学、文学、美学，尤以史学为专长。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专门从事印度哲学、魏晋玄学研究，特别以中国佛教史研究饮誉海内外。今人盛称“国人研究佛教史而卓然成家者，舍汤用彤先生之外，当难再觅第二人”，“欲觅一能与汤先生比肩之我国学者，恐尚难得其人”，实在非纯粹溢美之词。
他的印度哲学研究是国人系统整理外来文化的伟大尝试，魏晋玄学研究尽发前人所未发。他对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探索，启迪后学者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些都与他的佛教史研究有直接的关系。仅以后者而言，晚清以来，国内外研究者虽屡见不鲜，诸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欧阳渐、太虚、胡适一流，俱以乾嘉遗风，考订佛教史上佚事或一经一典的真伪，间或探寻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其中，除梁氏成果尚可资参考外，余皆散漫零落，在史学研究上大多无可取之处。至于对佛教史的系统整理，除汤氏之外，仅黄忏华、蒋维乔等二三人而已。然而黄氏《中国佛教史》多取旧传佛教史籍，无甚创见，实在是“著书不如抄书”的实践。蒋氏《中国佛教史》则是依日本境野哲《支那佛教史纲》改撰增补而成，同样缺乏独立研究的学术价值。梁启超虽有志于此道，但其传世的仅个别章节，留给后人的却是望梅之叹。其他如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作为近代一种新的研究范型，虽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重在“大胆假设”的基础上信口道来，往往失去了历史的真面目，不能使人折服。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则不然，他博采古今，关涉中西，在浩如烟海、芜杂晦涩的三藏经典中，如剥茧抽丝，慎思明辨，清理出中国佛教变迁兴衰之迹，且以“同情默应”的“心性体会”，“综合全史，而有所陈述”，实在是划时代的精品。他的平生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享誉海内外半个多世纪，国外学者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当然，这仅仅是对其在佛教史领域重要地位的肯定，而他“有所陈述”的“深弘”之“道”，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于以后的同类著作，也只是在其原来的间架上有所增益，不仅没有重大突破，反而尽失其人文主义的立场，因革推移的总体文化观尤其变得面目全非，以买椟还珠讽谕，也可以说大体无差了。当然，从根本上反对汤氏人文主义立场的，则另当别论。
汤用彤本不是宗教徒，他尽洗僧人远离尘嚣的出世之姿。他也不是奉持菩萨戒的居士，对佛祖自然无顶礼膜拜的虔诚信仰。他又不是以佛理作为经世武器的政治活动家，没有康、梁诸君意气风发的参政意识。当然，他更不是饱食终日、斗鸡走马的纨绔子弟，借佛门圣洁的气氛附庸风雅。然而，他却在浩瀚的学海中，选择了冷僻的佛教史作为研究对象，不能不说这反映了他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他的著述，无论说理，或者述史，即使一则小小的插曲，也都显示其“同情默应”之心态，而无曲意回护之托词。其中既有娓娓道来、如聆梵音的历史事实，又有知识分子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兴亡继绝、创造民族乃至全人类最佳生活方式的超越追求。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保守主义以“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为历史使命的立场，却没有当时争论双方“拼命走极端”的偏激情绪。汤用彤是以其平和的心性、深刻的理论素养、高尚的道德修养，努力用无可置疑的事实，阐明他那文化转化的思想。钱穆用“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汤氏的人品，这一评价同样也体现了汤氏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然而可惜的是，他的佛教史研究虽饮誉海内外半个多世纪，令治斯学者无不叹服，而他的总体文化观却湮没在这灿烂的史学研究成绩之中，在那场表面上以自由派、激进派胜利告终的中西文化之争后的数十年中，早已被人遗忘了。经过前一阶段文化热潮的熏蒸，我们在全方位思索中西文化差异优劣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时，不能不认真反思文化在近代史上历史转化的得失，不能不重新评价各个流派的思想价值。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尤其应当在各个维度上展开并予以深化。
§§第一章 生平及思想发展的路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