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七节 《聊斋志异》品析四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诸体兼备，各具特色。其多数篇章，是一个与实际生活相迥异的幻想世界，文中所描绘的虚幻世界，乃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投影。本篇选取唐人传奇式的《鸦头》、《狐谐》，六朝志怪式的《雨钱》、《小猎犬》加以品析，以见全书思想、艺术之一斑。

　　《鸦头》

　　《鸦头》是《聊斋志异》的名篇之一。鸦头，是蒲松龄笔下众多妇女形象中独具异彩的艺术典型。作者在这位感情深沉、刚强不屈的美丽少女身上，不仅倾注了他的全部同情，而且以他独特的生花妙笔多方面地刻画塑造了她矢志不二、刚毅决断的斗争性格，以使鸦头的形象，可称为《聊斋志异》全书描写妓女形象中最生动感人的典型人物之一。

　　《鸦头》写的是狐的世界、人和狐的瓜葛，但实为人世间的写照，是世俗情态的逼真再现。狐女鸦头为争取婚姻自由而受尽欺凌、污辱、虐待的情节，正是现实生活中下层妇女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作品描写了鸦头的被压迫和她对鸨母的反抗，从而揭露了作为旧社会畸形产物的妓院和娼妓制度的黑暗与残忍。使人们看到妓女的悲惨生活和她们对自由的渴望与抗争，这是小说的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鸦头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过程中，在具体的表现上，也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作者准确地把握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鸦头性格的复杂性——叛逆性与妥协性，从而把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真实而有深度，令人久久难忘。

　　鸦头对于鸨母强加于她的卖身命运做了拼死的反抗，宁受挞楚，决不屈服。鸦头不齿于作“钱树子”，她以自己年岁尚小为由，对嫖客一律加以拒绝，给人的印象是“女性激烈”、“女性拗执”，这“激烈”与“拗执”，正反映着她反抗的坚决性。同时，鸦头又是一个向往真诚爱情和自由生活的女子，当她一旦有了“诚笃可托”的意中人，便大胆追求，甚至主动与之私奔，这在当时是被世人视为大逆不道的，但在作品中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如果说，不顾横暴坚决不娼是鸦头叛逆性格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她决心与王文结成终身伴侣并毅然星夜出走，就更充分地表现了她的叛逆性，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鸦头对恶势力的反叛和抗争是与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结合在一起的。当她的阿姊妮子追到汉江口来兴师问罪时，她理直气壮道：“从一者得何罪？”表示坚决不愿做妓女，而要和王文长期共同生活下去，她对自己的爱情追求和反叛的正义性，有着明确的认识。

　　鸦头的叛逆性格，在被狐鸨抓回拘禁之后，则表现为她的不屈不挠，“幽室之中，暗无天日，鞭创裂肤，饥火煎心，易一晨昏，如历年岁”，但是无论什么磨难也不能改变她对爱情的执着和专一。在这里，她的叛逆性格发展到了高湖，放射出熠熠光彩。

　　正是在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情节中，小说具体生动地展现了鸦头性格中聪慧、果敢、坚韧等各个侧面，使她的叛逆性格凸现出丰富的内容。但生活本身是个处在不停运动状态中的多面体，它投射到人物性格上来的色彩，自然也不会是单调的。善于艺术地反映现实人生的蒲松龄，他用动人的笔墨，把鸦头的叛逆性格放在生活的长河中来刻画，随着长河的奔腾运动，益见丰满，益见神韵。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在桀骜不驯的鸦头身上也存在着妥协因素。但这并不奇怪，它同样是现实生活投射到人物性格上的一种色彩。鸦头性格深处的这种内在矛盾，是社会关系中新旧矛盾的折光反映。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物，身上交织着各种矛盾的影响，呈现着复杂状态，是必然的。作品真实地描写出鸦头性格中的对立因素，展示出她的复杂性，从而赋予了这个形象深刻的社会内涵。

　　当妮子前来抓鸦头的时候，鸦头并不惧怕，还笑脸相迎，据理力辩，但是鸨母一到，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女迎跪哀啼”，被“揪发提去”。并不是因为狐鸨有什么特别的法术和本领，完全是鸦头自身精神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其实，就是在当初，鸦头拒绝接客时，她在鸨母面前的反抗方式也就是苦求而已：“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媪，女执不愿，致母鞑楚；女以齿稚哀免。”不仅如此，在遭到“鞭创裂肤，饥火煎心”之苦之后，在拘禁中她致书王文时，除了要求丈夫“与儿谋”，以求脱身而外，她还是不忘告诫他，母姊毕竟是“骨肉”，要他嘱咐儿子“勿致伤残，是所愿耳”。当她的儿子王孜杀死了狐鸨，而且“剥其皮而藏之”时，鸦头却不能容忍，大骂王孜为“忤逆儿”，甚至悲恸欲绝。而且她的这种“怒”与“啼”是发自内心的——唯其如此，才是生活的高度真实。当然，人们是并不会因为鸦头性格中有这种妥协性的一面，而消除对老鸨贪狠本性的痛恨，对鸦头“百折千磨，之死靡他”精神的赞扬的！

　　《鸦头》的人物描写，虽假狐写人，在写人的社会性中多少蕴含着某些精怪的神灵性，但通篇而论，正如鲁迅所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作者所写，确是由当时日常生活中提炼而出，人物丰满生动，细节真实可信。狐女鸦头，不仅王文“略无疑贰”，我们读后也差点儿要“忘为异类”。

　　《狐谐》

　　《狐谐》中的“狐娘子”，伶牙利齿“出语便谐”。孙得言要求见到她的容貌，引她说出第一句谐语：“贤哉孙子！欲为高曾母作行乐图耶？”只此一句，人物便从纸上直立起来，呼之欲出。这种诙谐、幽默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常常使读者忍俊不禁。文中写到狐娘子想同坐在她左右两边的客人开玩笑，便说有位国王问人“狐”字如何写法，那人便比画着告诉国王：“右边是一大瓜，左边是一小犬。”这巧妙的戏谑之言引得哄堂大笑，自然也会引起读者的欢笑。

　　妇女在封建社会里地位低下，深受儒家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的孙得言辈自以为比妇女高一筹，趁机拿狐娘子开玩笑。狐娘子面对戏弄，并不示弱。她笑谑成趣，妙语解颐，在笑语中巧妙地予以反击，随机应变，智高谋深，使“善俳谑”的孙得言和陈所见、陈所闻两兄弟，丑态百出，狼狈不堪。拿别人的姓名编故事，开玩笑，本来毫无意义；但狐娘子对孙得言等开的玩笑，却使人感到快意。狐娘子对受官役迫害、逃亡济南的万福，表示深切同情，与他结为夫妇，老实地承认自己是狐女，从来没有嘲弄过他；而对于那些敢于捉弄她的轻薄文人，却决不让他们讨得半点便宜。在这诙谐故事的后面，有一个严肃的主题：向来被歧视的妇女并非智能低下，在她们当中，不乏大胆、泼辣、机敏、聪颖的女子；应该受到嘲笑的，倒是那些喜爱嘲弄妇女的封建文人。

　　《狐谐》主要内容是文雅、工巧的联对、谑语联缀而成。狐娘子的谈笑尽是“狐典”，不仅从狐生出，而且对狐有利，只适于狐说，不适于人讲，分明是作者为他所偏爱的狐主人公特地精心制作的。我们从现存的蒲松龄的手稿本可以看出，原来有一狐典不很精采，文字也长，后被全部涂去，换成“马生骡，是臣所见，骡生驹驹，乃臣所闻”这一“想入非非”（但明伦《狐谐》夹批）的笑谈。后者是作者定稿时想出来的，陈氏兄弟两个人名（陈所见、陈所闻）也是临时安上的。可见蒲松龄很喜欢这篇谐趣横生的杰作，所以他在这些细节的构造上煞费苦心，非要狐娘子出语便谐，“颠倒宾客”不肯罢休。显然，这位狐娘子是口齿伶俐、性格诙谐的女性的化身，那些精致的狐典则是同类生活情趣的艺术升华了。

　　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云：“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的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来极巧，恰在人人意愿之中。”

　　《雨钱》

　　《聊斋志异》将一些充满无稽虚幻仙人道术的宗教故事经过改造后，往往具有象征性和寓言性。名篇《劳山道士》是个突出的例子，本篇《雨钱》也是如此。滨州秀才和《劳山道士》里的王生一样，都想投机取巧发横财，结果王生碰得鼻青眼肿，滨州秀才则遭到狐仙的辛辣嘲笑：“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有力地鞭挞了那些钱迷心窍的读书人，说明了不下苦心、浅尝辄止的人必然是要碰壁的。文章虽短，笔锋却相当犀利。

　　寓言是思想哲理的艺术化，一切形象的造设都是为了表意喻理。把志怪小说寓言化，正是注重思想因素的结果和表现。《雨钱》告诫人们，不论是做学问，还是成就一切功业，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不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否则就难免成为可笑的滨州秀才，这便是作者全力要喻示的人生哲理，也是其艺术价值的思想基石。为此，全篇的整个形象结构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全然脱去了志怪小说徒陈灵异的胎痕和自然状态，达到了充分寓言化。

　　《聊斋》虽然是一部搜奇志怪的书，但是，它所写的所有怪异事物和人物，都是来自生活，其现实性是非常明显的。作者蒲松龄将明清时代的社会生活，将自己的生活感受和爱憎感情，熔铸到神话故事中去，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时代感。诸如讽刺时弊或丑恶的世俗风尚、道德人情等。所以《聊斋》所写的并非全是虚无缥缈与人事完全无关或毫不相类的离奇的怪物和情节，只不过是时真时幻、似幻似真而已。《雨钱》故事的主人公滨州秀才便是个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普通人，是明清科举制度下造成的畸形儿。

　　《雨钱》显然是“设幻为文”、“寓言为本”之作。它的情节的感性的设想，只是借以让人们易于接受其道德真理的手段而已，最后必须正面揭示和阐述其道德真理。正如莱辛在《论寓言的本质》中所说的那样：“寓言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创作寓言的目的，就是一句道德教训。”

　　《小猎犬》

　　《聊斋》中的许多篇章都写了虚幻的事物、虚幻的景象，但作者并不是离开生活随意设幻，而是从生活出发展开想象。《小猎犬》便是“山右卫中堂为诸生时”的见闻。

　　小说在艺术上作了细致加工和合理铺陈。开头加进了“山右卫中堂为诸生时……苦室中蜰虫、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寝”；中间满带感情地描述蚊蝇尽被杀，虱蚤全被搜噬；结尾则加上“然自是壁虫无噍类矣”的感叹。前前后后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其中的寓意：这是一篇讽刺社会上害人虫之作。蒲松龄在仕宦之途上，一直困顿失意，经历坎坷，遭尽揶揄，内心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愤怒之情，然而，在文网严密、文字狱层出不穷的时代，他不便于选取现实化的题材来直接加以表现，于是便把自己的激愤寄于曲笔，借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来渲泄胸中的块垒，来表达他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贪官的切齿憎恨。当时一些论者也窥见了《小猎犬》的寓意：“此当是先生为蚊蝇所扰怒，将按剑时作也。”（何垠注本）果真是蚊蝇，怎须按剑？还不是要刺向社会的蟊虫！这里的“蚊蝇”，当然包括了自然界的蚊蝇，但更包括了人类社会的一切害人虫！因此，有人赞叹说：“此篇奇在化大为小，以小见妙。”（何镇峦评本）

　　《小猎犬》把大千世界微缩到方寸之间，写法虽然夸张，但却“历历在目”，充满生活的实感。文章有分有合，开头铺写畋猎场面，后面集中刻画一只善良可爱、意态万方，“有人情味”的小猎犬，正如聂石樵先生所云，小说特别突出了它“对人的驯顺和对害虫的疾恶如仇的精神”。全文点面结合，疏密相间，读来趣味盎然，足见作者技巧之纯熟，艺术表现力之高超。

　　（原刊卢润祥、沈伟麟主编《历代志怪大观》，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