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三节 艾南英及其散文理论与创作

　　我国古代散文遗产是十分丰富的，然而各种文学史的叙述却显得贫乏，明末重要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艾南英即是一例。不用说《辞源》、《辞海》没有“艾南英”辞条，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也仅仅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略微带了一笔：“当时在文学主张上和复社、几社对立，反对前后七子，推崇唐宋派的有豫章社，其代表人物艾南英也是从事抗清的。”但艾氏何许人也？在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史（郭绍虞和复旦大学编著的两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主要是论述钱谦益和陈子龙而旁及艾南英的）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就无从知晓了。

　　一、从文学名士到民族志士：艾氏一生

　　艾南英（1583-1646），字千子，号天佣，江西抚州东乡人。其父艾夏臣官至兵部主事。南英从小天资聪悟，又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七岁就写过一篇《竹林七贤论》，受到人们的称赞。十一岁时有人曾用四道八股文题目考他，他不起草而挥笔立就。十七岁时参加县考，邑令李精白录取他为第三，认为他将以文名天下。此后，南英更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才名远播。但从进学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他参加过七次乡试都落榜。由此，艾南英对于科考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八股文的陈腐僵化，始有切身的感受。

　　万历四十七年（1619），艾南英在积愤难平之余，把历次被考官黜落的应试文编成一本《历试文》，并满怀怨悱地写了一篇《自叙》，倾诉应试的苦楚：

　　予七试七挫，改弦易辙，智尽能索。始则为秦汉子史之文，而闱中目之为野；改而从震泽、毗陵成弘先正之体，而闱中又目之为老；近则虽以《公》、《谷》、《孝经》、韩、欧、苏、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为何语。每一试已，则登贤书者虽空疏庸腐、稚拙鄙陋，犹得与郡县有司分庭抗礼，而予以积学二十余年，制艺自鹤滩、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无所不究；书自六籍、子、史、镰、洛、关、闽，百家众说，阴阳、兵、律，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无所不习，而顾不得与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为伍。每一念至，欲弃举业不事，杜门著书，考古今治乱兴衰之故，以自见于世，而又念不能为逸民以终老。磋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

　　在科举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往往被摈斥、埋没，而庸腐无能的人倒可以飞黄腾达。考试衡文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更何况撞在盲试官手里。只为一念之差，明明知道是苦酒，他偏要喝；自己喝够了，还引导别人喝，这才是真正的可悲之处。艾南英以曲尽形容之笔，揭露了考场的种种黑暗和考官的空疏鄙陋，表达了自己愤愤不平的感情，以暴露封建科举制度的真面目。

　　艾南英身处明末，社会政治的腐败、黑暗，使他愤世嫉俗。他才高一筹，却得不到登上仕途的机会。直到天启四年（1624）四十二岁时才得中举，考取乡试第四。因主考官检讨丁乾学、副主考给士中郝士膏出题中有攻击当时专断朝政的宦官魏忠贤的意思，艾南英在对策中也有讥讽魏的话；魏知道后大怒，丁乾学、郝士膏因此被罢官，艾南英也被停止参加会试资格三科（九年）。

　　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失败被杀，艾南英才被允许参加会试。但他连考几次，都未被录取，不过他的名却愈来愈大了。艾南英一生备尝科考之苦，结果还只是一个举人，终未能成进士。

　　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南明弘光王朝覆亡，接着又占领江西。在建昌（今江西南城县）的明宗室益王朱慈台约集四方义士抗拒，艾南英投笔从戎，与族人艾命新举家响应，募集刘琦等三十六人歃血盟誓，拉起了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组织抵抗，但均告失败。当时，已降清的江西将领金声桓曾写信招降他。南英在回信中说：“无文山之家，而浪思起义；有渊明之里，而不敢归耕。”表示坚决拒绝。后来南英逃到福建。在福州建立政权的唐王朱聿健召见了他，他见唐王部下诸臣仍然勾心斗角，士气不振，深感忧虑，特向唐王上了一份《十可忧疏》。唐王先任命他为兵部主事，后又提升他为广东道御史，擢兵部右侍郎。他对唐王的政事颇多建议。

　　顺治三年（1646）八月，唐王在汀州被执，南明隆武朝亡，由于时势危迫，艾南英忧愤成疾，同月病死（也有说是殉节自尽而死）于延平（今福建南平）兴福寺，终年六十四岁。因他留有“死后不葬清朝土地”的遗嘱，据说他的棺木吊在寺内树上二百多年，后才迁葬于城北官山上。

　　由于艾南英坚持民族气节，清统治者为“世道之防”不惜诛及九泉，把南英作为笔伐的靶子。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他的《天佣子集》便被列入禁书。

　　艾南英一生走的是从文学名士到民族志士的道路，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从艾南英的政治思想看，他早年“志在经世，留心故府典章，凡兵农、礼乐、弄政、河梁、屯田诸务，亹亹洞晰于胸而贯注于手口”。后来见经世无门，转而以言论救世；救世无成，已届暮年。归居故乡后，他便著书自遣，同时关心地方大事，上书郡县论城守，论马役。时明朝已将寿终正寝，南英虽然对明末的官场、文场都深感不满，但出于封建知识分子的本能，他对明王朝产生的是一种既怨恨又维护的情感。在清军南下，大兵压境之际，他又要维护民族利益，起兵抗清，这是不足为怪的。

　　二、唐宋派文论的系统总结：艾、陈之争

　　明代中叶开始，市民阶层的逐渐兴起，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形成各种文学流派，或主复古，或尚新变，或务折中，反复论争，相当激烈。

　　由于各文派标榜门户，互相角逐，谁也压不了谁，直到明末，仍在聚讼。于是在崇祯年间，艾南英重振唐宋派旗帜，陈子龙复燃前后七子余烬，艾、陈之间遂爆发了一场文学论争。

　　崇祯元年（1628），艾南英与陈子龙相会于江苏太仓的弇园。陈子龙《自撰年谱》载：“艾）与予晤于娄江之弇园，妄谓秦汉文不足学，而曹、刘、李、杜之诗皆无可取，其詈北地、济南诸公尤甚，众皆唯唯。予年少在末坐，摄衣与争，折其角。彝仲（即夏允彝）辈稍稍助之，艾子诎矣，然犹作书往返，辩难不休。”艾南英《天佣子集》中有《与陈人中论文书》、《与周介生论文书》、《答夏彝仲论文书》和《再答夏彝仲论文书》等，即是往返辩难的产物。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双方论争的内容，主要是各自重申唐宋派与前后七子的文论主张。

　　其实，作为论争双方的艾南英与陈子龙，目的都是要矫正明末文坛的弊端，分歧乃在于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走什么样的道路。他们论争的性质，是明中叶以来力主革新的唐宋派与力主复古的秦汉派（前后七子）之间争论的继续与深化、概括与总结。陈子龙在文学主张上基本还是学步前后七子；而艾南英则与陈尖锐对立，他主张以实学为衡量古文的标准，大力排诋前后七子，极力推崇唐宋派。

　　但无论怎么说，这时明朝的覆灭已迫在眉睫，朝政的极端黑暗紊乱，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民族斗争的狂风骤雨，使有识之士自然不再自囿于宗奉盛唐或秦汉的蜗牛角里竞优较劣了。艾南英回江西后，虽曾与南昌万时华，新建陈宏绪、徐世溥，清江杨迁麟及瑞金杨以任等人组成“豫章社”，与张溥、张采、陈子龙、夏允彝等人的复社、几社抗衡，但毕竟成不了大气候；复社后来成为政治性的爱国文学团体，东南各省名士大都汇集其麾下。而陈子龙虽人多势众，力主复古，早期作品也确多模拟之作；但明亡后，文风为之一变，抒写爱国襟怀，悲愤苍凉，批评政治时事，气魄雄伟，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从创作成就来说，陈子龙高于艾南英。艾南英继承和发展了唐宋派的主张，对后来的钱谦益、黄宗羲、侯方域、魏禧以至清代散文的主要流派桐城派等，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理论建树讲，艾南英又高于陈子龙。再从个人的品质和大节看，当隆武帝朱聿健在福建发动抗清战争的时候，子龙固然是大义凛然，成为抗清的英烈；南英也从江西前往福州，投奔抗清中心，以“生不作清人，死不作清鬼”的民族气节作结。他们的人生态度是如此一致，可在文学论争上却互不相让。

　　陈子龙主张取法秦汉反对法宋。艾南英则主张学宋才能取秦汉神气，学宋为学秦汉的“舟揖”：“夫秦、汉去今远矣。其名物、器数、职官、地理、方言、理俗，皆与今殊，存其文以见于吾文，独能存其神气耳。役秦、汉之神气而御之者，舍韩、欧奚由？”“夫韩、欧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汉之舟揖也。”

　　陈子龙认为“宋人好新而法亡”。艾南英则认为“文之法最严，孰过于欧、曾、苏、王者”，并指出宋人之文有的恰恰是由于法过于严以至风貌神情不及《史记》、《汉书》，能够做到法严又有风神的是欧阳修：“不佞极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过于尺寸铢两、毫厘不失乎法。视《史》、《汉》风神，如天衣无缝，为稍差者，以其法太严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于有迹而太严者，欧阳子也，故尝推为宋之第一人。”

　　陈子龙认为宋文“好易而失雅”。艾南英则认为作文以“辞达”、“体要”为主，指出古代经书也并不都是艰深古奥的，他说：“孔子、孟子可谓辞达矣”，“得无以辞达，遂为《论语》病耶？”陈子龙认为文学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推崇前后七子复古之功，贬低唐宋派。艾南英则认为“宋之诗诚不如唐者，若宋之文则唐人未及也”，并推崇唐宋派文人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的功绩：“古文至嘉（靖）、隆（庆）之间，坏乱极矣！三君子当其时，天下之言不归王（世贞）则归李（攀龙），而三君子寂寞著书，傲然不屑，受其极口丑诋，不少易志。古文一线得留天壤，使后生尚知读书者，三君子之力也。”

　　以上艾南英论述均录其《答陈人中论文书》。从古文理论上看，艾南英于汉代，钦仰司马迁；于唐宋，推崇八大家，尤推欧阳修；于明代，他最不满于“后七子”王世贞、李攀龙及其追随者而服膺归有光、唐顺之诸子。其《答夏彝仲论文书》云：

　　今之王、李，其文无法，其句甚鲜，其究也甚腐。吾尝取其稿观之，掩卷而观其题，辄能测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名，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弇州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花，绚烂夺目，细按之，一腐套耳。

　　这段话是明人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最强烈的声讨和最彻底的清算。连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后生小子”以下一段“其指陈时弊，可谓切矣”。

　　艾南英在逐一批驳了前后七子论文主张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唐宋派的文论，明确了学秦汉以唐宋为桥梁的道路，突出了从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到归有光的古文传统，肯定了平易通达的散文表现方法。

　　但是，艾南英的文学理论也有偏颇、过激之处。为了挖前后七子的祖坟，他矫枉过正地对两汉和盛唐的诗文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同时，艾南英也批判“公安派”，曾著《文戏》，指责公安派是“以文为戏”，又骂李资是“横议而非圣”。故《明史·文苑传》说艾南英“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

　　三、曲尽形容、笔触犀利：艾文特色

　　艾南英青年时代，曾受教于乡正汤显祖，颇得汤显祖器重。汤氏那种“宁为狂狷，勿为乡愿”、“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这位临川才子。艾南英二十四岁就抚州府试时，与同邑才子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并列榜首，这就是后来在文坛上享大名的“江西四家”（万历年间，临川出了一批声贯海内的古文名家，汤显祖、邱兆麟、帅机、祝徽被称为“前四大家”），他们同出汤显祖门下，均为明末饱学之士，虽然政治上不得志，社会地位低微，却心身相投，“相欢于大同，相喜于小异。”他们以振兴、改革八股文为己任，并把他们四人写的不合时俗的八股文编辑刊刻发行，得到不少人的热烈支持。

　　艾南英不仅是明末著名的八股文作家（其实，明清两代的古文名家，如归有光、唐顺之、汤显祖、方苞、袁枚之俦，无一不是八股高手），也是当时的散文名家。他认为时文（八股文）的败坏，根源在人们不读书（这是明代大多数文人的通病，故黄宗羲云：“三百年文士之精神，全注于场屋之业”），因此主张“通经学古”，又认为“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偶社序》）。为了革新时文，他号召振兴古文，他自己也以作古文、论古文蜚声。最能代表他文章特色的，还是前引的那篇《自叙》：

　　试之日、衙鼓三号，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绯坐堂上，灯烛辉煌，围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足，左手执笔砚，右手持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检军士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倮腹赤踝，为漏数刻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冻憟，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箑自如。诸生什佰为群，拥立尘坌中，法既不敢执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烝熏腥杂，汗淫浃背，勺浆不入口，虽设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饮，饮必朱铃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南英具体生动地叙述了明代秀才岁试的情况和考生所受的折磨，叙事明晰，文笔简练。既没有前后七子的那种空疏，也没有竟陵派的那种怪僻。这种文笔，正是后来桐城派所提倡的。但是艾南英的文风也正如归有光一样，常常带有时文八股气息。从这段描写看，艾文的叙述是客观的，语气也算平静，全没有明清小说那样的浪漫虚幻和嬉戏怒骂，可是毕竟掩饰不住言外的悯伤与愤慨，那穷形尽相的描写，把秀才的斯文外衣和科举考试的神圣面纱撕得干干净净。一边是乞丐、囚徒一样的相公，一边是堂皇而坐、怡然自得的老爷，两相比较，贱者愈见其贱，贵者愈见其贵。贵者忘其当年之残，全无恻隐之心，贱者垂涎于眼前之贵，全无羞耻之心。原来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竟是这样一群麻木不仁之人，我们仿佛又读到一部《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

　　《天佣子集》中的传世名文，除上述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与陈人中论文书》等外，还有《再与周介生文书》、《张龙生近刻诗集序》、《金正希稿序》、《重刻罗文肃公集序》和《三答夏彝仲论文书》等，都是直吐情愫，不事依傍，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之作。笔锋犀利，曲尽神工，体现了艾文雅洁明畅的特色。黄宗羲曾慨于明末文集之陋，独推许四部文集，其中一部就是《天佣子集》。

　　艾南英的著作，据说生前曾付之一炬（一说毁于战火）。留传下来，经后人搜集整理的编为《天佣子集》十卷，收散文一百八十四篇。另有一部地理学著作《禹贡图注》，被收入《四库全书》得以保存。

　　四、以古文为时文：“桐城”先声

　　豫章社成员之一，艾南英的朋友陈宏绪在为《天佣子集》撰写的序言中，就已直接把艾南英列入了古文家的“文统”：

　　道统与治统并峙于域中，赖文统以黼黻而维持之……夫文以阐明道统而匡治统所不逮，必其慎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旨而裨益于君、臣、父、子之纲常，然后以文字正统属之……韩、欧、曾、王而降，元之虞、刘、吴，明之景濂、希直、震川、伯安、荆川、遵岩、鹿门数君子而止……而今得之予友艾千子先生。当神宗垂拱五十年，学士大夫……句剽字掇，窃《史》、《汉》皮毛以自诧，一时靡然从风。千子起而忧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而归正途。

　　艾南英与陈子龙的论争，不仅维护、发展了唐宋派的古文理论，而且为改造日趋腐烂，但却攸关“治统”的时文，找到了“以古文为时文”的出路。

　　本文第三部分已经说到，艾南英“以古文为时文”的理论主张，是从改变文风，特别是改造时文的需要出发，从总结古文的写作规律上入手的。在中国古代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发展史上，在从明代的唐宋派向清代的桐城派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艾南英无疑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明史·艾南英传》称：“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读古文者悉宗之，后钟、谭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排诋王、李，不遗余力。”可见，明末清初文学泰斗钱谦益的主张是与艾南英一致的，只是与艾南英、陈子龙的弇园争辩，几挥老拳不同，钱与艾虽观点相同，但却一为朝臣，一为布衣，他们既未谋面，亦无文字交往。他们只是在排斥王、李，崇尚欧、曾，“准北宋之矩镬”，主张通今学古方面观点一致。但钱氏以论诗为主，兼论古文，很少论及时文；艾氏以论时文为主，兼论古文，却从不论诗。再者，艾南英并不是钱谦益的简单应和者。他在古文理论方面的现实作用和历史影响，都比钱氏要大得多。

　　艾南英切身体会到八股取士桎梏着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务实，而是醉心于通过八股制艺取得功名利禄，并且营造了士大夫腐朽的精神面貌，在文学上也起着支持保守派的复古主张、标榜和鼓吹形式主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艾南英拯救文风有一套完整的步骤，即时文与古文齐头并进，论文与选文双管齐下，论文有破有立，选文有塞有导，从正面和反面具体地加以揭示。作为正面的典范，他编过《历代诗文选》和《皇明古文定》。作为反面的鉴诫，他编了《文剿》、《文妖》、《文腐》、《文冤》和《文戏》五种选本：《文剿》收“生吞活剥”之文；《文妖》收“钩章棘句”之文；《文腐》收“生硬套用”之文；《文冤》收“益美饰非”之文；《文戏》收“游戏”之文。这些选本虽然没能传下来，但已为清代诸家以选辑作品标示一派宗旨，开了先河。

　　艾南英的“以古文为时文”的文学理论，是以“义法”为基础，取“神气”为途径，视“雅洁”为老境的。其主要观点，也是与清代桐城派古文理论相一致的。

　　艾南英也讲“法”：“制举业者……兼夫道与法。”（《四家合作摘谬序》）其《答陈人中论文书》亦云：“不佞极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过于尺寸铢两、毫厘不失乎法。”艾南英也讲“气”。其《陈兴公湖上草序》云：“古之至文未有不以气为主者。今吾将以浑朴之气救天下之为文者。”

　　艾南英还讲“雅”与“洁”。其《答夏彝仲论文书》中说：“每见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饰句字者，辄觉其理；读《史记》及昌黎、永叔古质典重之文，则辄觉其雅：然后知浮华与古质，则俚、雅之辨也。”《金正希稿序》又云：“文必洁，而后浮气敛，昏气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驰骤迭宕，呜咽悲慨，倏忽变化，皆洁而后至者也。”

　　艾南英还在《与周介生论文书》中提出了诸如“浮华补缀”、“生吞活剥”、“不顾义类”、“益美饰非”、“以文为戏”等为作文避忌（这也是他选《文剿》等五种选本作为反面教材的门类），反对艰深晦涩、诘屈聱牙、辞藻华丽的文章，强调语言要“简淡”，推崇思想和形式技巧相统一的文章。这些论述和主张，以及他的创作实践，都使古文的准则与门户更为谨严，成为挽救末世文运、绵延清代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的先声。

　　（本文为2008年11月武汉大学“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刊陈文新主编《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