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四节 《红楼梦》的四对艺术辩证法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文学作品，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像泥沙一样沉淀下去了，而那些流传下来的至今依然熠熠闪光的优秀篇章，相比较来看毕竟是极少数。文学，自有它自身优胜劣败、生存竞争的规律，一部分古典作品能流传到今天，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红楼梦》是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一部书，在《红楼梦》所写的四百多个人物中，给读者留有鲜明印象，甚至像熟人似的“活”在眼前的，就有好几十人。一部小说，能一下子提供这么多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十分少见的。二百多年来，对这部书的研究经久不衰，人们从思想、艺术、考证等方面反复进行探讨，取得很多成果。只有那些塑造了鲜明深刻的艺术形象的作品，才有久远的将来。《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座高峰，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许多优良传统。研究小说创作规律，总结艺术经验，这部书不能不称之为典范性的作品。本文试从正面和反面，对立和相似，反应和抉择，独特和异常四对艺术辩证法论证之。

　　一、正面和反面

　　清人邹弢的《三借庐笔谭》中，记着这么一件事：邹弢和老友许伯谦论《红楼梦》，一个尊林抑薛，一个尊薛抑林，甚至“一言不合”，“几挥老拳”。这有趣的现象正好说明，《红楼梦》的作者并没有在书中直接提供对人物定性的现成答案。它不像一些现代小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面目清晰，泾渭分明。《红楼梦》所提供的只是一幅幅现实生活的图画，而把对人物现象的理解和认识留给读者。今天，对林、薛二人，可以说是已有定评了，不过在一般读者中，尊薛抑林的仍然大有人在。固然，对人物的评价，有的不免掺杂个人的好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但这种误解，恰恰反映出《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从读者看是误解，从作者看却是匠心。

　　在《红楼梦》中，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普遍的现象：正面人物身上，几乎都有一些令人讨厌的地方；而“反面”人物身上，又几乎都有一些令人喜爱的地方。按照今天对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理解，这似乎是不能容忍的。林黛玉是个封建叛逆者，可是生性孤癖多疑，尖酸刻薄；反过来，封建意识浓厚，“心怀叵测”的薛宝钗，却又温柔敦厚，体恤下人。如果让林黛玉具有薛宝钗的优点，让薛宝钗具有林黛玉的缺点，那么这两个人物就成了“标准”的好人和“坏人”了。谁为正面，谁为“反面”，就一目了然，也用不着邹弢和许伯谦“几挥老拳”了。但作者偏偏不这样做，偏偏要留下一点不完满、不舒服。而且，对这些和人物的基本倾向不相统一的性格特点，作者往往又加以强化和渲染，以至这些非本质的特征甚至把人物的真实面目掩盖起来。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袭人对宝玉的温柔体贴和精心照顾，可这主要是奴性；而在贾母保护鸳鸯、保护小和尚的行为后面，却隐藏着对黛玉的“冷酷无情”的态度。这就是使一部分不善于深入分析的读者产生误解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故弄玄虚，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作者纯粹主观的理性的安排。从生活出发去塑造人物，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去塑造人物，这才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具有艺术魅力，能让人反复揣摩、体味的根本原因。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如正面和“反面”这样抽象的概括和分类，自然就取消了现实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们不能否认对人物必须有基本的认识，必须抓住本质方面，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生活是如此复杂多变，这就不容许对人物的性格作简单的分类和定性：正面人物一定要性格完美，“反面人物”只能丑陋不堪。

　　在《红楼梦》中，那些似乎和人物的基本倾向有矛盾的性格特征，实际上非常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黛玉的孤癖多疑、争强好胜，和她失去父母和财产，既自命清高又自惭形秽，同整个生活环境格格不入显然是密切联系着的。所以，当凤姐说有个戏子的扮相像黛玉，别人也都附和时，黛玉就大生其气，认为“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对诸如宝玉、黛玉、晴雯这些人身上的弱点和缺陷，不能表面地片面地加以理解，要把它放在形成这些弱点和缺陷的具体环境、人物基本的思想性格中加以考察。一旦我们这样做了，那些似乎不相统一的性格特点，往往会表现出新的意义。“反面人物”也是如此。薛宝钗在书中一直是以知书识礼、温柔可亲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只要把这些优点和她在滴翠亭旁使金蝉脱壳之计，以及逗引宝玉看她的金锁这些行为联系起来，她的那些优点，就成了夺取宝二奶奶位置所采用的笼络人心的手段了。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那些似乎和基本倾向相矛盾的性格特点，实际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属性和内在的必然性。认识到这一点，正面人物身上那些令人讨厌的地方就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寄予同情了，而“反面人物”身上本来令人喜爱的地方，却更使人对之产生憎恨和厌恶的感情。表面上的矛盾，本质上的统一，形象就更加丰满，更加深刻了。

　　这种创作手法所包含的艺术上的道理，很值得探讨。它通过反向推理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是符合艺术辩证法的。当然，这完全得力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全面把握和深入理解。作者对人物不满足于、不局限于表面的认识，而是放在整个历史背景上，尽可能深入地了解生活的本质，从而使他对所谓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有不同凡响的创造，能看出那些似乎矛盾的性格特征的内在的统一关系。我们不能肯定作者是通过自觉的明确的意识来把握这些人物的，但是他分明从现实生活中，敏感地闻到了新时代新人物的新鲜气息，以及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物身上发出的尸臭味道。宝玉不读书，爱在内帏厮混，这使他在表面上类似于薛蟠这样的花花公子，但在两个人类似的行为后面，却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思想出发点。宝玉偷看《西厢》，在他不读书的行为中注入了新的因素，他对受迫害的女子寄予的深切同情，也在他爱在内帏厮混的行为中注入了新的因素。他不像薛蟠那样，只把女人当做玩弄的对象，而是在“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这样难能可贵的思想支配下采取行动。一个在传统观念看来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却包含着追求理想、追求进步的合理内核。如果不是对人物形象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宝玉身上那些似乎令人讨厌的地方，就不会给人另外一种体会了。反过来，像贾政这样恪守圣人遗训，循规蹈矩的标准的“好人”，在作者笔下又是这般的无能。为官不能治政，为父不能理家，处处碰壁。他那种所谓正派，更充分表明这个阶级已经衰败，已经没有前途。

　　二、对立和相似

　　读者的思维被书中的人物所左右，这是好现象。当谈论黛玉时，宝钗就不召自来，顽强地迫使我们谈论她。而说到袭人，又自然地会想到晴雯。这是很奇妙的。在《红楼梦》中，像这样在人的头脑中自己结成对子的，还有迎春和探春，凤姐和李纨，贾赦和贾政，尤二姐和尤三姐……更使人惊异的是，联想的纽带，竟然主要不是建立在人物的相似上，反而是建立在人物的对立上。能把人物写得自己去结成对子，说明形象活起来了。这些对立的人物形成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的群体，可见它决不是作者的“无心插柳”之作。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运用得如此自觉、如此有效，是曹雪芹的过人之处。

　　对立就是区别，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区别，它带着一种相对的性质，具有一般的区别所没有的特殊联系。而被这种相对立的联系着的，恰恰是这两个人物最突出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当然，人物的对立不是依靠对其抽象的本质的认识，不是从他们属于什么阵营、什么阶级而分析出来的。他们在读者头脑中不是变为概念存在，而是像两个真实的人那样活着。宝钗和黛玉的对立，不能仅仅看作卫道者和叛逆者的对立，不仅仅是思想的对立。这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各有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写薛宝钗偷听了丫头的谈话，不赖别人，偏偏赖在黛玉身上，当然并不是因为黛玉是叛逆者；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写黛玉行酒令讲了《西厢记》和《牡丹亭》；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写宝钗在谈话时，“审问”并善意地批评了她，也不仅仅因为她把黛玉看作情敌。

　　但是，《红楼梦》在这方面的特点，更重要的并不表现在直接通过人物的矛盾纠葛来写对立。凤姐和李纨、迎春和探春，就不存在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性格冲突。她们各有自己活动的天地，平时也互不干涉，却仍然不失为对立的形象。这究竟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

　　相对立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有十分相似的身份，或者同是兄弟，或者同是妯娌，或者同是表亲，或者同是丫鬟，或者同是小姐。这个特点就是使他们之间产生特殊联系的重要原因。相似的身份说明相似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这就为我们认识这些对立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参照物”，为比较提供了基础。有这个相似和没有这个相似，是大不一样的。尤氏和尤二姐、尤三姐尽管是姐妹，但因为她早已嫁给贾珍为妻，身份和生活环境与“二尤”相差很大，就较少把她和两个妹妹联系起来。而尤二姐和尤三姐，同样寄人篱下，社会地位很低，又同样面临悲惨的命运，才更使我们认识到尤二姐的懦弱糊涂、随遇而安和尤三姐的洁身自好、嫉恶如仇。没有这种相似，“红楼二尤”性格上的对立就不会表现得这么明显、这么突出了。

　　《红楼梦》中的人物，之所以不会像某些现代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产生类型化的倾向，不会有了粗暴急躁的队长就有循循善诱的书记，有了泼辣能干的老婆就有黏黏糊糊的丈夫，那是因为作者并不把对立绝对化，不把在对立中塑造人物当做唯一的手段。在《红楼梦》中，有对立的人物，还有相似的人物；和一个人对立，又和另一个人相似。黛玉和宝钗对立，又和晴雯相似；晴雯和袭人对立，又和芳官相似；贾珍和贾敬对立，又和贾琏相似。这种复杂的现象和生活本身一样，也让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更准确、更细致地把握人物性格的特点。相似并不是相同，相似的人物彼此不会相混，就在于作者揭示人物性格上细微的差别。因其相似，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也就特别显眼。这方面，《红楼梦》和《水浒传》有共同之处。鲁智深不同于李逵，正是在拳打镇关西时，想到进监牢没人送饭而偷偷溜走这一点上让人区别开来的。对相似的人物来说，这种差别是极其重要的，它确定了这个人物区别于相似人物的本质特点，把握住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也就把握住两个人物的性格。宝玉被打之后，有一次支开袭人，叫晴雯送两条旧手帕给黛玉，黛玉马上领悟了宝玉的用意，晴雯却自始至终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身为下贱”的丫头，尽管“风流灵巧”，终究是难以理解公子小姐之间卿卿我我、带点病态的情趣的。抄检大观园时，晴雯明知处境不利，仍旧“豁出去”进行斗争；潇湘馆同样被抄，黛玉却能默默忍受。尽管两个人一向都不甘心屈服于人，可是在和贾府的主子斗争方面，晴雯却比黛玉勇敢得多。袭人历来被当作宝钗的影子，两个人同样老成持重、心机颇深。在金钏自杀之后，袭人“想起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却笑着安慰王夫人，甚至反诬金钏“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这一哭一笑之中，怎么可能不带着生活的鲜明烙印呢？我们不能不赞叹作者对人物性格的精神分析之准确。这些细微的差别之所以令人久久难忘，就因为它们不是随便贴上去的个性标签。差别是细微的，却都有促使人物产生不同行为的性格上的充足根据。

　　有相似中的对立，又有差别中的相似；在相似中写对立，又在差别中写相似。曹雪芹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运用，人物就产生了性格上的不同侧面。每个人物都是一面三棱镜，在它里面同时反映出好几个生活的侧面来。几十面三棱镜互相映照，就组成《红楼梦》光彩夺目、绚丽多姿的人物画廊。

　　三、反应和抉择

　　《红楼梦》的开头，可以比为电影的“推镜头”，这个镜头最早对准的是姑苏城的葫芦庙。然后通过贾雨村做林黛玉的老师，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黛玉、宝钗先后进入贾府，逐渐向贾府推近。从深入贾府内部生活这一方面看，不少人注意到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全书结构中的作用。但是，真正初步展示贾府生活面的，却应该是紧接着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如果说前面用的是“推镜头”的话，那么周瑞家的送宫花可以称为“摇镜头”。通过送宫花的情节，这个镜头从薛家母女“摇”起，经过迎春、探春、惜春、凤姐，最后到宝玉、黛玉。可以说，把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一干人的日常生活都“拍摄”进去了。在这个“摇镜头”里，不仅展示了各人不同的生活面，而且通过人物对宫花的不同反应，显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

　　薛姨妈把宫花交给周瑞家的，特意对王夫人说：“姨娘不知道，宝丫头怪着呢，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这是爱吃“冷香丸”的宝钗对宫花所抱的态度。宫花送到迎春和探春手里，两个人都“欠身道谢”。无论是生性懦弱的迎春还是清明志高的探春，这样的反应都符合她们各自的性格。惜春见到宫花，却引出她要去当尼姑的一番半真半假的笑话。凤姐则把宫花分出两只送给小蓉大奶奶，暗示了她和秦可卿，甚至还有贾蓉亲密微妙的关系。自幼爱红成癖的宝玉一听说是花儿，马上伸手接过匣子来看，黛玉却只就宝玉手里看了一下，先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当知道别的姑娘都有的时候，又冷笑说：“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送宫花，这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琐事，却碰撞出人物性格的火花。各种不同的反应，都不同程度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性格。尤其是黛玉，这是她进入贾府之后，第一次让我们认识她的自爱自尊，又心胸狭窄。几枝小小的宫花，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并不是宫花本身有什么奥妙。作者设计的这些不同反应，没有什么主观随意的东西，每个反应都是深入、精细、准确地分析人物性格的结果。离开对性格的分析，人物的反应就只能是一般的反应而已。无论是惜春，还是宝玉、黛玉，在不注意分析性格的作者手里，大概也只能“欠身道谢”了。

　　任何一种写作技巧，说到底都是来自生活的。人们在生活中怎样认识一个人，便可以在小说中怎样去表现一个人。通过人物的反应来刻画性格，正是因为人在生活中总是从性格出发对事物作出不同反应的。对生活中的事物或现象，有内心的反应，往往紧跟着就有外在行为的选择。反应和抉择，情况不同却紧密联系，它同样产生于人的思想性格、产生于性格和环境的矛盾。亚里斯多德说：“如果明白表示某种抉择，人物就有性格。”通过人物的行为动作来刻画性格，这是我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甚至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采用这种手法表现历史人物。让一系列人物围绕同一件事，显示各自不同的反应和抉择，最大的优点便是通过比较来认识人物。和周瑞家的送宫花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逼嫁鸳鸯、抄检大观园等。发生在贾府的这些大事件，迫使每个主要人物作出反应和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动机，反应和抉择也就彼此不会相混。而读者通过这些只属于一个特定人物的反应和抉择，就不难根据作者所提供的具体情境，揣测其内心，认识其性格。在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中，同是小姐，惜春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搜出丫鬟入画的一大包银子，就对凤姐说：“嫂子别饶她……”而探春却“秉烛而待”，不许搜她房中任何一个丫头的东西，甚至打了王善保家的一个耳光。同是开箱子，袭人是自动打开，晴雯却将箱子扳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同是搜出的东西，入画跪下来哭诉求情，司棋却“并无畏惧惭愧之意”。种种反应和抉择，同样符合人物性格，彼此不会相混，显得十分自然，似乎信手拈来，可又煞费苦心。

　　贾蓉在《红楼梦》中是着墨不太多的人物。但是有个地方，作者通过写他的反应和抉择，一下子把笔力透入他的内心。第六十三回《死金丹独艳理亲丧》写贾敬去世，贾蓉和父亲贾珍赶到铁槛寺，就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起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哭哑了方住”。紧接着贾珍打发他先回家看看，一踏进家门，贾蓉又马上和尤二姐调笑，抱着丫头亲嘴。写悲伤，写得痛彻肺腑；写欢喜，又是那样忘乎形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发生在紧相连接的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这里，难道还需要作者作什么评价吗？贾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行为，剥去了他的伪装，活画出这个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对他的反应，作者并不是和别的人物进行比较，而是通过自身行为的比较来达到目的的。从一个行为过渡到另一个行为，每个人活动的进程，都必然会沿着自己思想性格发展的轨迹。这种表现手法的生活依据就在这里。所以贾政在对宝玉大加笞挞时，刚刚气得泪流满脸，贾母一来，又赔起了笑脸。贾雨村判断葫芦案，暗中袒护贾府亲戚，又修书表功；一旦贾府出了事，却狠狠踹了一脚。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都很鲜明，和作者在处理反应和抉择时采用的方法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并非任何一种内心的微妙的活动，特别是情感的活动，都能通过行为动作反映出来，这种手段并不是万能的。同样是表现思想的矛盾和无法解脱的内心痛苦，《安娜·卡列尼娜》就直接对安娜的心理活动作直接的细致的剖析，而《红楼梦》写宝玉，却只给他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的外表，通过生活的异常作间接的反映。《红楼梦》写人物的反应，很少直接揭示内心微妙的活动，只有第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写宝黛二人的内心独白；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写黛玉的所喜、所惊、所叹、所悲等处，是个例外。

　　四、独特和异常

　　《红楼梦》中几十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相当一部分在书中的地位是次要的，甚至是十分次要的。他们大都少有机会来表现自己的种种反应和抉择，可是仍不失为性格鲜明的形象。作者一定掌握一种十分经济而有效的表现手法，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对对矛盾，《红楼梦》要比一般的小说解决得好。

　　在十二个从苏州买来的女戏子中，除了怡红院的芳官着墨较多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要算龄官了。龄官忧郁的性格、心事重重的内心状态，是从第三十回《龄官画蔷痴及局外》中，她在地上一气写下的几十个“蔷”字中流露出来的。作者因为给她设计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为，竟使她的形象超越了其他的女戏子，在读者心目中占据了一个虽然不大却十分明显的位置。焦大的性格，则表现在他身为奴才，居然破口大骂主子“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而贾芸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呈给贾宝玉一张“不肖男芸恭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的帖子。这三个并不重要的人物，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作者都给他们设计了一个违反生活逻辑的异常行为。

　　正因为次要人物往往少有机会来表现自己，所以对他们来说，寻常的行为是起不了大作用的。寻常的行为只能产生一般的印象，而异常的行为，因其违反常理，出人意料之外，就往往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异常，就是矛盾；有矛盾，才启发人思考。它常使人去探究产生这种异常行为的内外因素，从而有所发现。异常当然绝不是异想天开，从生活的逻辑看是异常了，从人物的性格逻辑看却是正常的。焦大骂主人，表面上看违背奴才的本分，实际上正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奴才性，以及曾经救过主人命的这点资本。这两个方面，形成了焦大独特的性格逻辑。如果让焦大写“不肖男……”的帖子，反过来要让贾芸破口大骂主子而被塞一嘴马粪，异常是异常，可是违反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对形象的塑造不仅没有丝毫帮助，反而弄巧成拙。一般地说，从异常的行为中，都可以看到性格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得不到正常的解决，就产生异常的行为。

　　当然，这并不说，异常的行为只能属于那些次要人物，只不过对次要人物更有意义罢了。事实上，《红楼梦》的一些主要人物，也有过异常的行为。黛玉临死前的微笑、探春不认赵姨娘、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这些异常的行为对刻画人物性格，同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红楼梦》中，只露一面就消失的人物也是不少的，其中之一，就是宝玉在去铁槛寺的路上，邂逅的那个庄户人家的姑娘二丫头。这个瞬息即逝的人物，之所以让人难忘，就是在村姑野妇们发愁无处回避的时候，她却阻止宝玉动纺车；在主动摇给他看的大胆行动中显露其天真、单纯的性格。在对人物性格作出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给予她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独特行为。这样的行为虽然并未违反生活逻辑，但因其独特，同样使形象鲜明突出。假如选择的不是只有这个人才会有，而是许多人都可能有的行为，那么涂上几笔就要让这些次要人物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很困难的。表现次要人物，那是所有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行为，可以置之不理，但那些唯独他自己才会有的行为，一定要抓住不放。这就是《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一条成功的经验。

　　没有一般，便显不出独特。通过对这种独特行为，进而对人物的认识，往往是在和其他人的一般行为相比较之后才获得的。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究竟独特不独特，要从一般的行为中看出来，行为的独特，离不开那些一般行为的陪衬。还是那个龄官，当宝玉来到梨香院，别的小戏子都“笑迎让坐”的时候，只有她“独自躺在枕上，见他进来，动也不动”。贾蔷买了雀儿来玩，众女戏子都笑了，“独龄官冷笑两声，赌气仍睡着去了”。刻画主要人物，也是这样。秦可卿死后，贾珍到荣府请凤姐，一声通报，“唬得众婆娘‘唿’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在这里，没有众婆娘往后藏之不迭的行为，是显示不出凤姐款款站起来那种独特的风姿。

　　独特和异常，虽然表现手法有所不同，但都涉及人物行为，是人物行为描写的特殊方法。正因为不是一般和寻常的，就要求比一般和寻常的行为描写更严格，更讲究推敲。只有深入剖析人物性格，把握不同的性格逻辑，考虑性格和环境的矛盾关系，才有可能产生出符合人物性格，符合特定环境条件的独特或异常的行为。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