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二节 《红楼梦》非政治历史小说论

　　自《红楼梦》问世时起，就有关于是否“政治历史小说”的论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此论从新角度加以认定的更不乏其人。笔者经过对原著的认真梳理、归纳，认为持论者的主要依据，如云小说描写四大家族势焰熏天，政治上残害人民，经济上盘剥人民；小说透露了清中叶农民奋起反抗的真实情况，反映了奴婢与主子的阶级对立与斗争，隐晦曲折地表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等；均属夸大其词、言过其实之论，并不符合小说的客观实际。笔者认为，书中描写的四大家族的罪恶以及农民与地主、奴婢与主子的矛盾不过是小说描写的历史背景，而如果抽掉了宝黛爱情这一主线，这部小说也就不成其为《红楼梦》了；而抽掉那些隐晦曲折的历史背景的描绘，虽然会减弱《红楼梦》的深刻性与全面性；但基本面貌还会保留。因此，撇开小说的主要情节、人物和场景，抓住次要的章节加以发挥，便判定它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事实上是脱离了《红楼梦》艺术形象的主要特征与规律。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自问世以来，几乎争论了两个半世纪。说它是“政治历史小说”者，自古有之。旧红学的许多名家根据他们的主观猜测，曾认定它是一部写政事的小说，作出了种种令人发笑的判断。

　　清人徐兆玮有《游戏报馆杂咏》：“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是蜗庐考索多？”其后又有小注曰：“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新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徐氏所著之红学作品叫作《黄车掌录》，看来像是一些有关国事或朝中人物的掌故。什么事情“考索多”呢？揣想可能就是有关政治的一些影射。从旧红学时期索隐派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开始阶段有些趣味的意思，但早期索隐多旨在反官场腐败，后期则旨在民族主义，都是离不开政治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的“政治历史小说”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出发，运用革命的政治分析方法来研究红学，又似乎形成了当代红学的新观点。曾被毛泽东高度评价过，并将它作为唯一能够让中国人有点骄傲资本的小说《红楼梦》，被正式加上了“政治历史小说”的头衔。

　　文化大革命中，一篇大批判文章给《红楼梦》下定义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总崩溃前夕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它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描写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塑造了封建时代不同阶级、阶层的典型人物，创造了很好的文学语言。它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部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爱情只不过是掩盖。读《红楼梦》，可以从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中认识中国的过去，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反动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规律。”

　　如果说，上述的“评红”还带有随意的性质，不足以论证“政治历史小说”的内涵，那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小说史》则以专章的篇幅给予了详尽的阐释。书中以命题的方式写道：“红楼梦》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过程的描写，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广泛地触及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宗教、婚姻、妇女等各方面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

　　判断一部长篇小说的思想性质，有时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不是一小段文字或专章专节就能解释清楚的。由于长篇小说结构庞大，人物众多，情节丰富，反映社会面广阔，作品的思想往往是多层次的。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研究文学的基本方法应从文学的实际出发，按照文艺形象的客观规律，从其主导的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任何离开了作品的主要方面，抓住片言只语，以及个别的、次要的情节与人物，进行以偏概全的推论，都必然陷进主观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迷途中去，不可能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红楼梦》的情况正是如此。在这部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光辉名著中，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极其广泛的。它以宝、黛、钗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主线，展开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过程的描写，揭露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虚伪和罪恶，并触及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现实与弊端，可以称得上是一面时代的镜子。但是，能不能就此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呢？

　　综合大多数论者在论证“政治历史小说”时，列举的论据不外是：一、《红楼梦》描写了四大家族势焰熏天，政治上残害人民，经济上盘剥人民；二、作品透露了清代中叶农民奋起反抗的真实情况；三、小说反映了奴婢与主子的阶级对立与斗争；四、全书隐晦曲折地表现了清代中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笔者通过对原著的认真梳理、归纳，认为以上观点大可商榷。现逐条作点简单的质疑。

　　第一，《红楼梦》描写了四大家族对人民的欺压与剥削，这是事实。整部小说既真实地表现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阶级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和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租和高利贷等封建经济制度；又清醒地揭示了这个贵族之家难以克服的内外矛盾，以及最后无可奈何地走向破败衰亡的趋势，从而预告了中国封建制度即将总崩溃的历史命运。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这方面的实例也是很多的，如黑山村的地租单子、刘姥姥目睹的螃蟹宴、王熙凤放债受贿、贾琏偷娶尤二姐、贾赦的霸扇、贾蓉的捐官、秦可卿的丧事、贾元春的省亲等等，最典型的就是被称为“全书总纲”的第四回中那个“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然而，这些描写仅仅是整部《红楼梦》主要情节故事中的一些背景和侧景，是构成小说描写的典型环境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红楼梦》的主景与中心。就拿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来说，那张“护官符”虽然揭露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互相勾结、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狰狞面目，也抨击了封建政权机构的黑幕和封建法制的虚伪，但它的实际思想蕴藏仅此而已。全书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容，这个“总纲”是统不起来的。当然，这些描写和情节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和全书的爱情婚姻悲剧的主线是水乳交融的，和作者精心描绘的一大群少女的不幸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这些对封建统治阶级和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增强了《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力量，揭示了整个悲剧的社会根源，再现了产生这种悲剧的典型环境，使我们从中能透视到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的状况。《红楼梦》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也正因此得到表现。它跟文学史上其他描写爱情为主的小说与戏剧迥然不同，而独具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但是，我们却不应该过分地夸大这些章节的作用，把它们视为整部小说所描写的主景，因此而推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删去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这一主要内容，《红楼梦》还能成其为《红楼梦》吗？而如果删去上述那些揭露四大家族的章节，虽然势必减弱《红楼梦》极其深刻的批判内容，但基本面貌还会保留，仍不失为一部反封建的爱情小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广大读者中，绝大多数人总是把《红楼梦》作为描写爱情为主的小说来阅读的，人们最熟悉的仍是宝、黛的爱情故事。所以，撇开《红楼梦》的主要情节、人物和场景，抓住次要的章节加以发挥，便判定它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实际上是脱离了《红楼梦》艺术形象的主要特征与规律，成了评论者夸大其词的推断。

　　第二，主张“政治历史小说”论者，常常从百万言的《红楼梦》中寻找出几笔侧面描写，来渲染它反映了农民与地主的激烈的斗争。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小说史》在列举了第一回甄士隐因农民“抢田夺地”而在田庄上难以安身，以及后四十回写到“越寇猖獗”之后，就认为这些描写“说明清中叶农民的反抗已经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且由自发和分散的经济斗争，逐渐转变为有组织的武装起义”。这实在有些言过其实。

　　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明末清初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刚刚结束，清统治者入关不久。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和促使人民安居乐业的让步政策，因而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力有所上升。但尽管是康乾“盛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乾隆后期，已经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孕育着“殆将有变”的衰败趋势。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来看，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是阶级斗争处于低潮的阶段。直到曹雪芹死后十多年，农民起义才相继兴起，规模渐大。

　　因此，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正面去反映农民的自发斗争。以这样一鳞半爪的文字，大谈《红楼梦》如何描写农民的反抗斗争，证明其为“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既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红楼梦》对清代中叶的奴婢制度作了大量的真实描写，这是不容置疑的。曹雪芹以深切的同情心，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贾府底层的奴婢形象，她们心灵善良，品性纯洁，但毫无人身自由，遭受着任意的蹂躏和侮辱。贾府的主子对她们可以随便打骂，或者胡乱配人，乃至迫害致死。然而她们中也不乏像晴雯、鸳鸯、司棋那样的反抗者，表现了她们不屈的斗争精神。《红楼梦》还通过奴婢的不同待遇和命运，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勾勒出封建主子残酷压迫奴婢的狰狞面目。这些少女的遭遇，是《红楼梦》描写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贾府中主子与奴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是算得上激烈的阶级斗争呢？是不是像上述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奴婢并不甘心忍受统治者的践踏，而是用各种方式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大观园内外许多被压迫的妇女，都具有强烈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因此她们的斗争，“经常使封建主子感到惶惶不安”呢？

　　显然这些论述都不符合《红楼梦》的客观形象。从作品的实际描写看，贾府中的奴婢对阶级压迫有所不满，她们中的少数人开始觉醒、挣扎、反抗，但这种斗争往往是自发的、个人的斗争，还不是普遍的反抗，更没有形成一种阶级的对抗。即如鸳鸯、金钏儿、紫鹃、晴雯、司棋等倔强婢女的斗争方式，也不外乎是上吊、跳井、抹脖子、出家为尼姑等软弱无力的消极方法。曹雪芹笔下的丫鬟只是一幅幅红颜薄命图，决不是一个个动摇封建统治的造反者。曹雪芹不可能认识到贾府中奴婢的反抗是一种政治斗争。作品是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主子与奴婢的矛盾，既没有强化斗争的性质，也没有拔高晴雯等人的斗争形象，所以十分真实动人。

　　不错，《红楼梦》里常常提到贾府撵丫鬟的事，可是我们看到，当每次撵丫鬟的时候，被撵的丫鬟都是宁愿挨打受罚也不愿被扫地出门。王夫人要把金钏撵走，金钏忙跪下哭求：“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第三十回）抄检大观园时，司棋的箱子连情书都搜出来了，却“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她向迎春乞求留下，谁知迎春怯懦，作不了主。司棋对迎春说：“姑娘好狠心！哄了我这两日，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第七十七回）宝玉和晴雯偶尔一次吵架，宝玉戏称要将晴雯撵走，晴雯十分伤心，含泪说到：“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又说：“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第三十一回）心高气盛的晴雯虽然嘴没有服软，但怕被撵走是真。以上这些描写，哪有一丁点的“英勇反抗”和“战斗精神”呢？

　　第四，《红楼梦》是否隐晦曲折地表现了清代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呢？清初皇室、贵族、官僚的各个集团派系之间的斗争，确实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斗争的方式也颇残酷。所以，曹雪芹的《红楼梦》虽然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许多上层建筑，唯独回避了当代的政治斗争，特别如当时广为流传的雍正朝的权力斗争。曹雪芹详写了贾府大小主子的种种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而唯独不写他们参与当朝的政治生活。这是与曹雪芹的身世遭遇和他生活的特定时代有关的，所以他郑重表明已将“真事隐去”，用的是“假语村言”。他着重强调这部小说写的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不外是“悼金悲玉”之作。我们认为，作者确实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写的。

　　有些论者认为作者是以谈情说爱一类的“假语村言”作掩护，运用略写、暗写、侧写等手法，把政治斗争的真事隐晦曲折地表现出来。虽然小说叙写了秦可卿托梦将来要犯罪抄家，贾政被皇帝召见前的惊恐情绪，宫中太监向贾府索取银子，以及御史参本抄了贾家等情节。但是，究竟隐去了哪些“真事”，略写、暗写、侧写了哪些政治斗争，作者并没有说明白，也是说不明白的，除非重复旧红学中政治索隐派的胡言乱语。可见，以《红楼梦》中隐去的“真事”来论证这部小说是“政治历史小说”，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未必非要为它加上“政治历史小说”的桂冠，非要突出它如何写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强调贾府害死几十条人命。诸如此类，恰恰并不是《红楼梦》真正的伟大之处。

　　鲁迅先生不是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家，但他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分类和艺术鉴别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红楼梦》列为“人情小说”，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科学论断，他解释这类“人情小说”，主要是描写悲欢离合、人间世态、才子佳人。尽管鲁迅也指出《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但从作品的题材、主题和人物描写来看，《红楼梦》并没有超出“人情小说”的范围。

　　总之，《红楼梦》不是写政治的，也不是写历史的，切莫再把它当“政治历史小说”来阅读。

　　（本文为2003年10月“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 贵州·铜仁·红楼梦研讨会”论文，刊《红楼》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