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八节 汤显祖的散文理论与创作

　　明末著名学者沈际飞、钱谦益一再提醒世人注意，汤显祖除戏曲外，同时还是一位颇具成就的散文大家。沈际飞《玉茗堂文集题词》说：“若士积精焦志于韵语（指其戏曲创作），而竟不自知其古文之到家。”钱谦益《玉茗堂文集序》说：“世但赏其词曲而已”，“嗟乎！义仍诗赋与词曲，世或阳浮慕之，能知其古文者或寡矣”。显然，汤显祖戏曲创作的成就，掩盖了他散文创作的成就。

　　汤显祖为文坚持走自己的路。他在《与陆景邺》中曾回忆过自己习文的经历：“仆少读西山《正宗》，因好为古文诗，未知其法。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步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十矣。前以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乃求为南署郎，得稍读二氏之书，从方外游。因取六大家文更读之，宋文则汉文也。气骨代降，而精气满劲，行其法而通其机，一也。则益好而规模步趋之，思路益若有通焉，亦已五十矣。学道无成，而学为文；学文无成，而学诗赋；学诗赋无成，而学小词；学小词无成，且转而学道，犹未能忘情于所习也。”可见，六朝文和宋代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等“六家”的古文对汤显祖的深刻影响；而他认为“宋文则汉文”，为宋文正名，与“前后七子”等复古派“大历以后书勿读”的主张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自然，汤显祖读六朝文和宋文，并非真的“规模步趋”，否则，其文也仅仅是增减六朝、宋文字面处，同样会掉进拟古主义的窠臼。事实上，汤显祖才情卓绝，其文于前人多所吸收，不在“字面”，而在通其“思路”，最终要超越前人。正如沈际飞在《玉茗堂文集题词》中所说：“何必汉、宋，亦何必不汉、宋。”“临川无所不足，故一篇之中，写理入微，援情穷变，涕泗歌舞，有并时而集，异时而擅者焉。真也，有余也，非汉、宋字句之谓也。”沈际飞嘲笑那些“后生学人，优孟于汉、宋字句，而是汉非宋，或易宋难汉，且不知有宋龙门（濂），亦何知临川之所以临川哉！知临川真与有余之解，可以言文，可以言临川之文”。

　　但汤显祖的文学主张，是偏重于才的，说“灵性”，讲“才士”。他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论述才士之文与灵性时曾说：“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盖十余年间，而天下始好为才士之文，然恒为世所疑异。曰：乌用是决裂为，文故有体。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

　　汤显祖论文，有时又讲“生气”，讲“心灵”。他在《序丘毛伯稿》一文中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

　　汤显祖有时又讲“自然灵气”。他在《合奇序》中说：“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象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

　　以上所论，都兼制义而言，至于古文诗赋，汤显祖也曾一再言及。他在《孙鹏初遂初堂集序》、《答王澹生》和《复费文孙》等文中对于当代诸家之文，多所评论，也曾激烈地批判“前后七子”的复古之弊。他在《答王澹生》中说：“弟少年无识，尝与友人论文，以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者，非可易而学也。学宋文不成，不失类鹜；学汉文不成，不止不成虎也。因于敝乡帅膳郎舍论李献吉，于历城赵仪郎舍论李于鳞，于金坛邓孺孝馆中论元美，各标其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见此道神情声色，已尽于昔人，今人更无可雄，妙者称能而已。然此其大致，未能深论文心之一二。而已有传于司寇公之座者，公微笑曰：‘随之。汤生标涂吾文，他日有涂汤生文者。’弟闻之，怃然曰：‘王公达人，吾愧之矣。’”王澹生，名士骐，王世贞长子。汤显祖对他讲出这一段故事，再一次表达了他对于当代“学汉文”、“学宋文”的看法。汤显祖认为宋代文章比秦汉文章更适于作为学习对象，这种观点与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无二，也正反映了明代文人学习古文的实际情况。他对于李梦阳、李攀龙都有批评，对于王世贞不肯依附，此皆缘于个性，并非宗派之争。后来他任南京太常寺博士时，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也在南京，王世贞任刑部侍郎，王世懋任太常寺少卿，但汤显祖就是不肯与之交往。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前后七子”的势力仍然很大，“后七子”正继“前七子”而为文坛霸主。“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死，另一首领王世贞“独操柄二十年”，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诗文理论。一时间，“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得其“片言褒赏”，即可“声价骤起”。汤显祖却在《答费学卿》中公开声称，“无与北地诸君（李梦阳、何景明）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表现出独立的人品和文品。钱谦益在《汤遂昌显祖小传》中说：“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駮。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肯定了汤显祖在明代反对复古主义文学运动中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清人查继佐《汤显祖传》说：“海若为文，大率工于纤丽，无关实务。然其遣思入神，往往破古。”这是对于其文学创作的总评价，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千古流芳，“玉茗堂文”成就虽不如其戏曲，但也可称别具一格。《汤显祖集》中的散文分为“玉茗堂文”与“玉茗堂尺牍”两部分。在“玉茗堂文”中，最具有价值的是其序、记之文和题词。

　　序文中，《合奇序》、《耳伯麻姑游诗序》、《王季重小题文字序》等，都堪称名篇佳作。汤显祖的序、记之文，多为有感而发，有为而作。如沈际飞在《玉茗堂集叙》中所说：“殆怀诚慕义，强执孤行，而踯躅不进，思穷力蹙，故大放厥词。欢欣悲叹，法戒作止，莫不假是以托情，缘情而著体。非瞭然于中者勿言，非诚有于已者勿述。”其中写真我、叙真情的篇目，让人们读其文，如见其人。如《遂昌县灭虎祠记》，从百姓灭虎之事，可见他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之情。《喜奇赋序》、《哀伟朋赋序》、《赴帅生梦作序》、《哭丁元礼十二绝序》，可见他与朋友间的款款深情。至于《续栖贤莲社求友文》、《诀世语七首序》等，则更可见晚年汤显祖的真实心情。

　　汤显祖序、记之文中那些记人叙事的篇目，也多有以己之“真情语”写他人之“真情事”的杰作，穷态极妍，委曲生动。如《张氏纪略序》，是作者在闻张大复去世后“悱恻慨叹，一月而神弗怡”的心境下，和泪写成的，动人心魄，催人泪下。《蕲水朱康侯行义记》，对朱康侯侠义行世事迹的生动描写，如在目前，惟妙惟肖。《宣城令姜公去思记》、《芜湖张令公给由北上序》、《滕赵仲一生祠记序》、《赵仲一乡行录序》等，更是以满腔热情，歌颂了那些爱民如子、两袖清风的清官。这些文字，无不是现实中真人、真事、真语、真情的真实写照，无不明快畅达、真实感人。

　　汤显祖题词中比较出色的是一批关于戏剧作品的题词，如《旗亭记题词》、《玉合记题词》、《紫钗记题词》、《邯郸梦记题词》、《南柯梦记题词》等等，叙缘起，阐义理，揭情思，均直抒胸臆，快人耳目。著名的《牡丹亭记题词》，阐明了他的创作动机和作品思想，在当时有惊天动地的意义：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剧作家的重情言情，导致作品人物杜丽娘为情而生，为情而死，这与“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对摧毁传统礼教对人的愚弄，起到石破天惊的作用。《牡丹亭记题词》和传奇《牡丹亭还魂记》都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都闪耀着“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对于人的价值重新认识的思想光辉，和西方莎士比亚的剧作的人文主义思想，东西互为映衬，不约而同，堪称奇迹。

　　汤显祖最为后人看重的是锋芒犀利、掷地有声、震撼朝野的《论辅臣科臣疏》。《论辅臣科臣疏》先引邸报所载“圣谕”，而后说“南都诸臣，捧读之余，不知所以”，于是列举辅臣科臣罪状，最后结论说：

　　失此不治，臣谓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禄者，皇上之雨露也，今乃为私门蔓桃李耳，其实公家之荆棘也。皇上之爵禄可惜，一也。若群臣风靡，皆知受辅臣恩，不知受皇上恩，岂复有人品在其中乎？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辅臣不破法与人富贵，不见为恩。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四也。臣为四可惜，钦承圣谕，少效愚忧。

　　此疏作于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居然敢于把皇帝经营的二十年一笔抹杀，结果受到贬谪广东徐闻任典史的严厉惩罚。这篇政论文指责时政，历数弊端，有理有据，可谓痛快淋漓，大胆尖锐，不啻是一声春雷，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为历代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名篇。清人修《明史》，于汤显祖不入“文苑”，而于传中专载此疏要点，可见其为世人所重。

　　汤显祖之文，除了为世称道的《论辅臣科臣疏》和《牡丹亭记题词》等文之外，最富个性特色的文章，就是那些“随人酬答，独摅素心”的尺牍了。

　　明人沈际飞于汤显祖之文独推其尺牍。其《玉茗堂尺牍题词》说：“汤临川才无不可，尺牍数卷尤压倒流辈。盖其随人酬答，独摅素心，而颂不忘规，辞文旨远。于国家利病处，纚纚详言，使人读未卒篇，辄憬然于忠孝廉节。不则惝怳泬漻，泊然于白衣苍狗之故，而形神欲换也。又若隽泠欲绝，方驾晋、魏，然无其简率。而六朝以还，议论滋多，不复明短长之致，则又非临川氏之所与也。”今人石衣《校注玉茗堂尺牍·小引》也说：“汤临川以其‘四梦’见大才情，真气飒然。四百余年来，令人倾折不已。发为小函，亦笼盖流辈。或从容千言，笔酣墨饱，时见波浪，或寂寥数字，隽冷欲绝，直驾晋人。乃是其个人交游、政治生涯、艺术活动的实录。其文之髓，则由吮啜《文选》而致。”

　　的确，“玉茗堂尺牍”展现了汤显祖的胸襟和个性，是我们认识汤显祖的最直接的资料。汤显祖之子汤开远《玉茗堂尺牍序》云，这些尺牍，“或微语而见天心，或极言而尽人事，或仁贤之进退于是乎关，或文章之真伪于是乎辨……至其与朝言朝，与野言野，则又周行之示，而正直之好也”。朱廷诲《玉茗堂尺牍序》亦云，“每爱人以德，而自写其真”，故在当时被看成“压倒流辈”之作。

　　汤显祖《答余中宇先生》云：“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此数语确是汤显祖品格的真实写照。“真气”是汤显祖性格最为可贵之处，为了保持“真气”，他一再触忤时相，弹劾大臣，屡屡吃尽苦头。万历十三年（1585），他的座师司汝霖写信劝他与执政搞好关系，可调回北京任吏部主事。他写了《与司吏部》一信婉拒，信中叙述五条不想去北京的原因，如家庭、费用、身体、气候、水土等，其实都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于官场尤其像北京这种权势中心的厌恶，他说“长安道上，大有其人，无假于仆，此直可为知者道也”，他的愿望是“依秣陵佳气，与通人秀生，相与徵酒课诗，满俸而出，岂失坐啸画诺耶？”。表现出对于利禄的鄙视和个性自由的追求。

　　汤显祖的尺牍一般都是篇幅很小的短简，三言两语，潇洒自如，而其中大有意趣。汤显祖在《与刘君东》一信中提到：“屠长卿曾以数千言投弟，弟以八行报之，渠颇为怪。弟云，古人书上云‘长相思’，下云‘加餐饭’足矣。”“八行”，原泛指尺牍，但在此文中之意，“八行”应是指短简。他认为短简足以表达深挚的感情。汤显祖的《答陆学博》一信，全文只有四句：“文字谀死佞生，须昏夜为之。方命（按意为”违命“奈何？”沈际飞在《玉茗堂尺牍评语》里评前二句说：“数字银钩铁画。”历来碑志墓铭之类，不少是奉承死者，以达到讨好生者的目的，而富有“真气”的汤显祖对此是无法接受的。他说，这些文字，只能黑夜里写，昧着良心去作，而他则是万万难以从命的。文章虽然委婉，意思却是截铁斩钉。而此尺牍如此之短，其实也表示了无须多言的轻蔑态度。

　　汤显祖的尺牍，尤其是晚年的尺牍写得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而颇有意趣。如他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十岁家居时写的《与丁长孺》一札：

　　弟传奇多梦语，那堪与兄醒眼人着目。兄今知命，天下事知之而已，命之而已。弟今耳顺，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吾辈得白头为佳，无须过量。长兴饶山水，盘阿寤言，绰有余思。视今闭门作阁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

　　全文老笔颓放，诙谐而又无所顾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真是大家手笔。信中对于“梦语”和“醒眼”的对称，诙谐而不失风度；对于“知命”与“耳顺”的近乎文字游戏的解释，巧妙又有深意。丁长孺曾任中书舍人，后以言事忤首辅王锡爵而落职，而此时汤显祖也辞职家居。大概丁长孺仍想再涉仕途，故汤显祖信末以回归大自然的舒适生活与那种“不得去，不得死”的官场生活作对比，言外似有规劝丁长孺之意。丁长孺与汤显祖志同道合，多共同言语，故书札之间多情语，沈演《玉茗堂尺牍原序》云不仅“率意之中，乃见名语”而已。

　　汤显祖晚年远离官场，仍关心时局。他虽研禅学庄，但对于现实还是相当关切的。他曾在《答牛春宇中丞》信中说：“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汤显祖的尺牍对于当时社会亦有深刻批判，如《答马心易》：“三惠良书，阙然不报。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行俯立，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方称盛德。想自古如斯，非今独抚膺矣。”自古以来，在专制社会里，那些“立于时”或“称威德”的人，往往是那些奴颜婢膝、唯唯诺诺的奴才；或者是那些毫无独立见解，随人浮沉的庸才。“男子多化妇人”，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象！汤显祖的揭露太深刻了，他把官场之人比喻为“妇人”，借指那种向权贵献媚，以作为进身之阶的官吏或士人。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男子多化为妇人”是一种相当可悲而且难以医治的病态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封建集权政治所造成的不治之症。

　　汤显祖的尺牍，清丽雅致，隽永飘逸，文采飞扬，在语言形式上非常讲究，作者尤其喜欢简洁高雅的表达方式，如下数则：

　　门下竟尔高蹈耶？莼鲈适口，采吴江于季鹰；花鸟关心，写辋川于摩诘。进退维谷，屈伸有时。倘门下重兴四岳之云，在不佞庶借三江之水。芳讯时通，惟益深隆养，以重苍生。

　　弟受性疏梗，户外都无长者车来。而丈俨然临之，信宿之间，三顾白屋。日月过而幽草回，风雷至而慵鱼动矣。两受良书，优渥满纸。承谕榷事已定，有仁人长者覆露在上，纵不尽鹰化为鸠，或可日损以月耶。弟书生，何足仰赞万一。

　　目中如门下，零露蔓草，未足拟其清扬，秋水霜蒹，差以慰其游溯。鸣琴山水，太冲深招隐之情；迟暮佳人，惠休拟碧云之咏。倏焉别去，渺矣伊人。再觏无从，怅伫何及。

　　从以上作品看来，汤显祖尺牍吸收了六朝骈文小品之精华，而达到颇高的艺术水平。他的高妙之处在于用骈文句式把复杂的人事和感情表达得如此生动流畅，这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字功夫。沈际飞评其尺牍“隽泠欲绝，方驾晋魏”并非虚语。汤显祖的尺牍虽以文雅为主，当然有时也写得相当通俗，如《与宜伶罗章二》：

　　章二等安否，近来生理何如？《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时只为认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庙记》可觅好手镌之。

　　信是写给当时普通的宜黄腔戏曲艺人，故汤显祖用日常口语来写，把自己的主张表述得通俗晓畅，明白无误。不过这种风格在玉茗堂尺牍之中，所占的比例是较少的。

　　汤显祖的一些尺牍小品，多闲适之作，显示了他的小品世界的另一种色彩，如《与岳石梁》：

　　石梁过我，风雨黯然。酒频温而易寒，烛累明而似暗。二十余年昆弟道义骨肉之爱，半宵倾尽。明日送之郡西章渡，险而汔济，两岸相看，三顾而别。知九月当更尽龙沙之概，见石梁如见石帆，终不能了我见石帆之愿也。

　　与之相关的《答岳石帆》、《答王宇泰》、《青莲阁记》等篇，或叙情谊，或道人情，均富有特色。

　　读汤显祖的小品文所能深刻感觉到的，是有一股“灵气”充溢其间。沈际飞在《玉茗堂文集题词》中这样评价汤文：“秾纤修短，都有矩矱。机以神行，法随力满。言一事，极一事之意趣神色而止；言一人，极一人之意趣神色而止。”的确，汤显祖正是以其“至灵”、“飞动”之笔，写出了作为至“灵”之物的人的真情。试举《赴帅生梦作序》一例：

　　丁亥十二月，予以太常上计过家。先一日，帅惟审梦予来，相喜慰曰：“帅生微瘦乎？”则止。予以冠带就饮，帅生别取山巾着予，甚适予首。叹曰：“人言我两人同心，止各一头，然也。”嗟乎！梦生于情，情生于适。郡中人适予者，帅生无如矣。乃即留酌，果取巾相易，不差分寸，旁客骇叹。记之。

　　如此灵动洒脱的短文仅百字，却已将挚友间的深情表露无遗。

　　小品文与那些长篇大论、高头文章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有“灵气”、有“生气”，“灵活”、“灵便”、“屈伸长短、生灭如意”；或简明生动地叙事记人，或深入浅出地讲一些道理，真有点“随心所欲”的意味。当时“前后七子”的拟古之作，缺少的就是“灵气”、“灵性”。当然，“随心所欲”并不是没有“矩矱”。上文也提及，汤显祖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曾说：“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汤显祖看来，有“灵性”者才是“大”文，小品文只要有“灵气”，自然能成为文中之“龙”。

　　汤显祖在《答张梦泽》中谈到自己的文章时说：“弟平生学为古人文字，不满百首，要不足行于世。”自谓“长行文字不足行”，“小文”亦不足行，只有“韵语”，“自谓积精焦志”，但行否也“未可知”。

　　汤显祖的散文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当友人想把他的文章结集刊行时，他在《答张梦泽》中说，自己的文章少“馆阁典制著记”，而多为“小文”，“用以自嬉”，每有所作，“辄不自惜，多随手散去”。

　　的确，在汤显祖现存文章中，除了那篇曾经引来麻烦的《论辅臣科臣疏》外，没有“馆阁典制”之类的御用文字，有的是叙事记人、抒情写性、说艺论文的文艺性散文，有的是如沈际飞《玉茗堂尺牍题词》所云亲友间“裁书叙心，舂容千言，寂寥数字，挥毫辄就，开函如谭”的尺牍。正是这些所谓的“小文”，却胜过“馆阁典制”多矣。

　　世人对汤显祖之文，早有评论。钱谦益在《汤遂昌显祖小传》中说：“义仍少熟《文选》，中攻声律。四十以后，诗变而之香山（白居易）、眉山（苏轼），文变而之南丰（曾巩）、临川（王安石）。”又在《玉茗堂文集序》中说：“义仍少刻画为六朝，长而湛思道术，熟于人世之情伪，与夫文章之流别。凡序记志传之文，出于曾、王者为多。”陆云龙《皇明十六家小品》为汤显祖小品所作的弁言中赞道：“其思玄，其学富，其才宏，似欲翻高深峻洁之窠臼，另以博大瑰丽名。彭蠡之涛，风雷奋而天在浮；匡庐之瀑，珠玑喷而瑶玫落。句饶蕖艳，字带兰芬，不又舍欧阳、曾、王，别树一帜哉？”

　　综上所述，汤显祖虽然以“四梦”名天下，但文章无疑属于大手笔。其文识高而思奇，情深而趣永，潇洒中见嵚崎之象，藻丽中显遒劲之骨，在明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在中晚明散文发展史上，汤显祖是从徐渭、李贽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的创作实践不仅拓展了小品文的艺术空间，而且他那无所拘束地表现自我的创作主张，无疑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的反映，并对公安派倡导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之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透露了晚明新文艺和小品文勃兴的曦微之光。

　　（本文为2010年8月福建武夷山“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刊陈庆元主编《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