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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真情·卓识·性灵——汤显祖的诗歌创作

  汤显祖是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时人陈石麟认为他“所著古文词,直可与同叔(晏殊)、介甫(王安石)二公,并寿千古”;友人帅机云汤古近诸诗,“明兴以来所仅见者矣”。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云“名蔽天壤,海内之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在“临川四梦”问世之前,汤显祖早已是蜚声诗坛的诗人。“临川四梦”问世之后,他的诗名遂为自己的扛鼎之作《牡丹亭》所掩盖,以致诗歌的研究长期无人问津。

  沈际飞《玉茗堂诗集题词》称汤显祖“诗集独富”,散佚的不计,现存近二千二百六十余首。《红泉逸草》是他于万历三年(1575)二十六岁时,在临川知县李大晋的赞助下刊印的第一本诗集,收辑了他十二岁至二十五岁的诗作约八十首。他的第二本诗集《雍藻》当刊于次年(1576)在南京国子监游学期间,可能已佚。诗人二十八岁至三十岁的诗作五言七言诗一百四十二首和赋三篇、赞七篇,收集在由他的同乡学友谢廷谅编定并作序的《问棘邮草》中。

  徐渭读了《问棘邮草》后惊叹不已,欣然在卷首批道:“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五言诗大约三谢二陆作也。”“其用典故多不知,却自觉其奇。古妙而又浑融。又音调畅足。”并作《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以道此怀,诗曰:“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在“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诗文充斥文坛的时候,汤显祖的诗文却如钧天广元,不同凡响。徐渭随手批评的诗文很多,唯有《问棘堂集》与他的文学思想一拍即合,故而引为知己。汤显祖在《秣陵寄徐天池渭》中写道:“百渔咏罢首重会,小景西征次第开。更乞天池半坳水,将公无死或能来?”帅机也评汤诗:“可谓六朝之学术,四杰之俦亚,卓然一代之不朽者矣。”屠隆则曰:“低首掩面而泣也,世宁复有当义仍者耶?”

  《问棘邮草》的问世,标志着以抒写性灵为特色的汤显祖诗歌的成熟,在明代诗坛上独树一帜。钱谦益在《汤遂昌显祖传》中评价道:“自王(世贞)、李(攀龙)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駮。归太仆(有光)之后,一人而已。”

  天启元年(1621),韩敬刊行的《玉茗堂集》收入了汤显祖三十岁以后的诗文,保存比较完好。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汤显祖集》收入了已知存世的汤显祖的全部作品。1999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徐朔方先生笺校的《汤显祖全集》。目前看来,尚难称为完帙。

  关于汤显祖的戏曲理论,人们研究颇多。其实,与此相通的诗歌理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很值得我们探讨。

  汤显祖虽然赞成“诗言志”的传统说法,但他不像前人那样以情附志,而是以志附情,强调“万物之情各有其志”,“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在他看来,作家在情的驱使下进行创作,作品则在言情时表达出情中之志,并把白居易、苏轼看作为情而创作的代表。

  诗歌创作不仅应具有激越之情,而且还必须具备卓越之识。汤显祖指出,要写出好的作品,“必参极天人微窃,世故物情,变化无余,乃可精洞弘丽,成一家言”,达到“铺张摘抉,时物之精荧,人生之要妙”的地步,这些看法的实质,就是要求作品在强烈的感情中,包含对世界底蕴、人生真谛的精辟见解,实现强烈的感情与深刻思想的有机结合。

  如何才能创作出情识俱高的作品来呢?汤显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前后七子”所规定的模式、格套,做到自抒机轴,自写性灵,不失本来面目。“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这就是说,必须抓住创作灵感,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使创作充满活力,风格独具。

  强调真情、卓识、灵性的统一,这是汤显祖诗歌理论的核心,也是他创作了许多光辉的戏剧作品外,还写出不少优秀诗歌的主要原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在当时反对“前后七子”、“唐宋派”的浪潮中,积极活跃,反对摹拟抄袭与注重形式的态度甚为坚决(见其《点校虞初志序》、《合奇序》等)。因此他的诗歌学习古人而又不囿于古人。尤其是“情”的文学创作思想,无疑是汤氏的独见与创新。他的诗歌同剧作一样,以一“情”字可蔽之。他的所谓“情生诗歌”,究其实质乃是要摆脱束缚,反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以理制情的传统诗教。他认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又说“情来无竭笔”。这亦可说明,汤显祖的诗,是他爱好自然、热爱生活、憎厌现实、同情人民等各种各样真挚情感的倾泻与外现,是在“情”的驱遣下终生不能自休的啸歌。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汤显祖诗歌无论思想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是值得珍视的。

  汤显祖早期诗歌所反映的生活范围比较狭窄,语言典丽、晦涩。中年以后,经历了宦途的险恶,观察到政治的腐朽和黑暗,写出了不少关心民生疾苦和不满现实的诗篇。这些诗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或关心政事,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或揭露、鞭挞贪官污吏的种种罪行,或表达亲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或赞颂祖国的山水田园,或抒发家庭生活的乐趣与悲哀……这些诗歌反映面宽广,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

  万历十五、十六年(1587-1588),中原、江浙一带连续发生饥荒,灾情之重、地区之广,极为罕见,死者不计其数。汤显祖时在南京詹事府主簿任上。他先作《丁亥戊子大饥疫》诗记其事,后又修改、扩充成《疫》一诗:

  西河尸若鱼,东岳鬼全瘦。

  江淮西米绝,流饿死无覆。

  炎朔递烟煴,生死一气候。

  金陵佳丽门,轠席无夜昼。

  脑发寘渠薄,天地日熏臭。

  山陵余王气,户口入鬼宿。

  犹闻吴越间,叠骨与城厚。

  宿麦苦迟种,香秔未黄茂。

  长彗昔中天,气焰十年后。

  乘除在饥疫,发泄免兵寇。

  恩泽岂不洗,鼎鬲多旁漏。

  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

  君王坐终北,遍土分神溜。

  何惜饮余人,得沾香气寿。

  诗人不仅以无限凄凉的笔触,记叙惨不忍睹的尸积如山、人鬼同宿的天灾,更为大胆的是,还将义愤填膺的鞭笞,投向制造骇人听闻的人祸的民贼,发出了“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的沉痛呼号。诗的前半段,自北而南依次描写中原、江淮、金陵、吴越地区的灾后情景,以记实为主;后半段既附会天象示凶,又暗示人谋失聪,以议论为主。全诗结构谨严,一气呵成。如果说,在本诗中,入仕未久的汤显祖对明朝统治者仍寄托着某种幻想的话,那么,随着岁月的推移及认识的逐渐深入,他对于现实则是日益感到失望了。

  万历十七年(1589),江南发生了严重旱灾,诗人先作《六月苦旱渴,偶就弘济寺得江水饮》诗,后又有《己丑立秋作》,对此作了十分详尽而又充满忧虑的描写:

  水价日百钱,淮清江水阔。

  他生常苦饥,今生直愁渴。

  渴乌无转势,枯鱼自嘘沫。

  断想入梅雨,已觉露华歇。

  山川不出云,星雩尽兹月。

  始疑天意远,敢云地津竭。

  迎秋稍沾浥,木叶早枯脱。

  夏雨沥金珠,秋水灌毫末。

  诗人不仅以“今生直愁渴”惊叹旱象的持续甚久,而且发出了“安得取水龙,倾城此囊括”(见《六月苦旱渴,偶就弘济寺得江水饮》诗)的祈望,恨不能解救生民于倒悬之中。这一天灾在汤显祖的思想上投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所以他不仅以“始疑天意远,敢云地津竭”的诗句,表达了对天神地祗的诅咒,更在两年以后所上的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中,以如椽大笔,无情地揭露了杨文举之流借奉旨督理荒政之机,贪污国帑,中饱私囊的丑恶嘴脸,鞭挞了他们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罪恶灵魂。读罢此诗,我们就可以明白汤显祖后来任浙江遂昌县令五年,能够“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绝非偶然。

  汤显祖诗歌中,除大量的同情人民、关切人民,针砭时政、讥刺权贵的作品外,还有不少反映自己一生宦途生涯沉浮宠辱变化无常引起无限感慨的诗作。如《即事》一首:

  汉家七叶珥金貂,不见松阴叹绿苗。

  却叹江陵浪花蕊,一时开放等闲消。

  这首诗作于万历十二年(1584)。隆庆、万历间曾主持朝政十余年之久的相臣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六月去世。在不长的时间内,万历帝即接连下诏追夺居正官阶、抄家、榜罪天下,家属发配戍边。汤显祖亲眼目睹了这场大起大落的宦海风波,产生了无穷的感慨。诗中连用两个“叹”字,说明作者在心潮难平的同时,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又如《甲申见递北驿寺诗,多为故刘侍御台发愤者,附题其后》一诗:

  江陵罢事刘郎出,冠盖悲伤并一时。

  为问辽阳严谴日,几人曾作送行诗?

  汤显祖从北京南下赴南京就任太常博士职途中,就已故御史刘台的生平写下这首诗抒发懑愤。刘台,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初任御史。万历四年(1576),刘台上疏奏劾大学士张居正专擅威福。张居正以门生告座师(隆庆五年会试,张任主考官),视为大逆不道,将其逮捕下狱,削职为民,后又远戍广西。刘台于万历十年(1582),死于南下途中。张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1683)二月,诏复刘台原官,赠光禄少卿。刘台死后备享哀荣,使不少文纷纷命笔题诗。汤显祖则进一步将想象中的刘台遭受“严谴”时落泊、萧瑟的凄惨情景,融入诗中。这是他比一般扼腕“发愤”者高明的地方,也是他对权臣迫害正直之士的不满情绪的表露。末二句刻画的世态炎凉,尤富调侃意味。

  再如《萧台怀古》:

  木叶山烟海色移,旧家帘影扇开时。

  那知十段回心曲,并作千秋绝命词。

  本诗所吟咏的,是一桩发生在辽国宫闱深处的千古冤案。“木叶山烟”、“旧家帘影”,虽然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在壮志难酬的诗人汤显祖心目中,无不刻印着寡恩君王刚愎疑忌的妒性和朝秦暮楚的秽行。作者拈出《回心曲》与《绝命词》二诗,展现萧氏忠而见疏、冤恨难平的悲剧形象,虽着墨不多,却动人心弦。怀古咏史之作,往往融入作者自身的感慨在内,本诗或亦属此例。

  自古以来,黄金台便作为古代贤君对能臣重金礼聘、委以大事,用而不疑的一个象征,曾经成为无数诗人争相吟咏的题材。试读汤显祖的这首《黄金台》:

  昭王灵气久疏芜,今日登台吊望诸。

  一自蒯生流涕后,几人曾读报燕书。

  黄金台故址在今河北省易其东南、北易水南,相传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昭王为延请天下贤士,置千金于台上,故名。汤显祖以之与汉高祖鸟尽弓藏、屠戮功臣的惨毒行径对比写来,寓意尤其深刻。本诗同时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感的婉转流露。

  汤显祖的诗,除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作之外,还有许多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篇章,特别是山水诗写得清新自然、奇巧快畅,别有情致。这类诗大都在典雅中显出功力,时有独创的声调。如《秋发庾岭》:

  枫叶沾秋影,凉蝉隐夕晖。

  梧云初晻霭,花露欲霏微。

  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

  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

  万历十九年(1591)闰三月,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任上,因上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奏劾首辅申时行及其属下官员的弊政,而被诏切责,降调到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任典史。本诗即作于当年秋天自家乡临川前往岭南途中。作者紧扣住诗题的“发”字,细致入微地描写沿江景色(树、虫、云、露、山、水、月、鸟)的渐次变化,以及由夕阳余晖至月明夜深的时间推移,不着痕迹地衬托出舟中行人的缓缓前行,简朴晓畅,新巧自然,充满了诗情画意。

  同样是作于贬官路上的《广南闻雁》:

  传道衡阳有雁迥,炎州片影更飞来。

  似怜迁客思归苦,为带乡心过岭梅。

  千百年来,回雁峰以其具有象征性的名字,牵动了无数迁客骚人和失意仕宦的离愁别绪。遭受贬窜南国厄运的汤显祖路过这里,仰望飞越岭南的雁群,很自然地会假想它们或许是有意捎来一片乡心(梅岭以北正是作者的家乡),以慰藉思归心切的行人。诗中“怜”、“带”二字,赋予大雁以人情,委婉地传送出诗人内心的哀怨。

  诗人在南贬途中创作了大量的诗篇,大都饱含着诗人的爱国激情。如《黎女歌》、《当墟曲》、《河间主人店》、《岭南踏踏词》等诗,生动地记载了明代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些诗都是用白话写成。还有一些诗是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具有民歌的特点,如《粒粒歌》、《癸丑四月十九日分三子口占》等。这些诗歌,使人感受到从生活的各个角落扑面而来的生活热气和浓郁的南国风土民情,让人流连忘返。

  诗人总是把大自然之美、乡土人情之美,同秽污黑暗的官场现实对立起来,把自己的至情寄托到大自然中去,从大自然中找到乐趣。这些诗对自己的思想情志着墨不多,只是在结尾处点了一下:“不见南鸢坠,安知茂林乐?”(《迟江泊饮杨店草阁》)、“飘摇独笑长安日”(《旧宅》)、“直置堪长隐”(《题王逸人庄》),有些诗甚至更未着一字,但我们仍可以从字里行间窥见诗人欲归烟霞、伴云侣水的心情。正如前人所说:“意中有景,景中有意。”(《白石道人诗说》)这些诗充分表现了诗人爱好自然的志趣和高尚的情操。如《寒食过薛》一首:

  东来尘气雨初分,店树新烟河岳云。

  过尽三厨无一客,今朝寒食孟尝君。

  据《玉茗堂诗》的编次,此诗当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春作者赴京上计之后的归途中。当时,汤显祖已决定弃官回乡。因寒食日和途经薛地引起的对孟尝君、冯谖两位历史人物的思慕,与诗人去志渐坚的心情,构成了某种共鸣,这就使诗人笔下的潇潇春雨,更增添了几分寒意。

  至于《初归》,则是诗人弃官返故里的真实心境:

  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

  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夸玉已非。

  便觉风尘随老大,那堪烟景入清微?

  春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仿效陶渊明,挂冠去职,退隐还乡。诗人的志趣是高洁的,心情却是矛盾的。在本诗中,他把自己比作曾蒙污垢的“辱金”,以及用以“抵鹊”的白玉,尽管质地依旧,却已非莹洁上品;同时他又感到尽管世道险阻、风尘满途,退隐毕竟辜负了大好“烟景”,惊破了“残梦”,无法再大展鸿图。犹如一片“无尽”的“高云”,不得不低低飞入喧嚣不闻的田园之中。这种情绪从“徒夸”、“那堪”二词中,委婉地流露了出来。不过,诗人已将政治上的未竟之志,凝结在不朽剧作《牡丹亭》中,在这个意义上,却又不能不说是桑榆之获了。

  汤显祖曾借杜丽娘之口,说出“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情趣,这种审美趣味,使得他的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早期所作《许湾春泛至北津》:

  芳皋骀荡晓春时,暮雨晴添五色芝。

  玉马层峦高似掌,金鸡一水秀如眉。

  轻花蝶影飘前路,嫩柳苔阴绿半池。

  好去长林嬉落照,莫言尘路可栖迟。

  晓春暮雨,落霞晚照,山明水秀,在这一派充满生机的美好春光里,诗人踏着阴湿的小路,步随轻花蝶影,绕过柳遮苔蔽的池塘,去到长林欣赏晚照。心中情、目中景共相融和,爱好自然的情趣正隐于景中,诗的结尾水到渠成地点明“莫言尘路可栖迟”的主旨。

  上面我们列举了几首诗,分析了汤诗寓情于景、情和景妙合无痕,追求宁静、恬淡和动静辉映的境界以及渲染崇峻浩渺、深博阔大的山海气势,由此可以看出汤诗具有明快俊俏、清新娟瘦、潇然洒脱的笔势和风格。还须一提的是,不逐藻饰,俗语入诗,也是汤诗一个鲜明的特点。他的诗语言朴素,浅显明白,极少用典,屏绝纤秾,不作堆砌和雕镌。如《雁山迷路》:“借问采茶女,烟霞路几重。屏山遮不断,前面剪刀峰。”层岚叠翠的画面中有游人和一群正在摘茶的采茶女。前两句是游人的问话,后两句是采花女的答语。这首小诗畅然可诵,清迥自得,煞是可爱。

  再如《迟江泊饮杨店草阁》中,诗人描写了农村男耕女织,繁忙而欢乐的劳动以及丰收的喜悦。“林禽暗往来,山花递荣落。”“长老卧松盖,幼妇收林箨。虽当朝市途,自隐烟霞壑。”写出了花鸟顺乎自然,农人怡然自乐的情趣。写的是目中之景,却显出了象外的含意。

  又如晚年家居之作《题王逸人庄》:

  金盘河色外,石屋华峰西。

  日气草薰陌,花光云映溪。

  空岩人语迥,檐壑鸟飞低。

  直置堪长隐,东陂鱼稻肥。

  碧草盈陌,花云映溪,空谷微微人语,鸟儿款款低飞。这是一个幽静明丽的地方,更兼鱼稻之饶产,当然堪置“长隐”。这首诗颇有陶诗的韵味,堪称佳作。

  汤显祖诗歌中还有一些反映家庭生活喜怒哀乐的抒情作品,不乏冲率自然之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放纵性情,具有真情实感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如《哭女元祥元英》:

  徒言父母至恩亲,叹我曾无儿女仁。

  隔院啼声挥即住,连廊戏逐避还嗔。

  周星并是从人乳,四岁何曾傍我身。

  不道竟成无限恨,金环再觅在谁人?

  这首诗作于万历五年(1577),作者时年二十八岁。由于两个爱女接连夭折,诗人精神上遭受巨大的打击。他回忆往事,感到件件都是无法弥补的遗恨,故而笔触沉痛、悲从中来。中间两联追怀女儿的天真烂漫与对自己敬而畏之,避之唯恐不及的神态,充满悔意;首尾两联感叹人亡物在,恩义永绝,动人心弦。全诗以白描手法自谴自责,情恳意挚,催人泪下。

  《傅参戎朝鲜过家有作》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这一年汤显祖五十岁,已辞官家居一年。但是诗中洋溢着的豪兴,分明活现一位国事萦怀的志士形象:

  提戈万里到林胡,袍血初干写战图。

  雪意满空貂佛座,秋风入塞雁啣芦。

  扁舟小队趋怀玉,盃酒高台傍郁孤。

  忽忆书生旧投笔,与君搥碎碧珊瑚。

  傅参戎名良谏,临川人,汤显祖的友人,当时任平播军监军,驻守东川(今四川省东部)。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朝征调各地军队援朝征倭。明年,倭平。诗当作于战事平息后傅良谏自朝鲜回国时。诗中汤显祖赞美自卫性质的正义战争,他要为凯旋归来的友人置酒欢会、擂鼓庆功。全诗浓笔重彩,勾勒出铁马金戈的沙场征战场面与投笔从戎的书生意气,节奏明快,格调昂扬。

  汤显祖自弃官回临川直到逝世的十八年中,都居住在他的寓所玉茗堂,他的大多传奇剧作及别的著述,都是在这里撰写、定稿、刊印的。当万历二十六年(1598)汤显祖迁居到沙井新居玉茗堂时,心情异常高兴,遂作《移筑沙井》诗,描写新居环境的如画美景:

  亦自知津亦自迷,新归门径草凄凄。

  闲游水曲风回鬓,梦醒山空月在脐。

  家近金堤田负郭,巷连沙井汲成泥。

  幽迁不到嘤鸣得,大向着来百鸟啼。

  随后又在《寄嘉兴马乐二丈兼怀陆五台太宰》诗中写道:

  沙井阑头初卜居,穿池散花引红鱼。

  春风入门好扬柳,夜月出水新芙蕖。

  巷连沙井,新池清水,红鱼游动,垂柳依依,荷花清香,春天到来,百鸟啼鸣。真是一所环境幽美的住宅。诗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汤显祖移居城内玉茗堂新居后,并没有忘记位于城东文昌里的旧宅。他曾作有《旧宅》一诗:

  北斗桥阑旧井床,清池舍后匝枫樟。

  严君别道桑麻长,太母惟夸桔柚芳。

  一社友朋随大屐,十年抄纂自巾箱。

  飘摇独笑长安日,寄卧灵台真慨慷。

  亦是以归来之乐,抒发自己情志的佳作。旧宅风景及早年的生活乐趣,语调朴实,明白自如。祖母魏夫人和父亲尚贤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

  汤显祖诗作中,还有不少送别赠答诗,表达对友人的深厚情谊,写得情真意切,诚挚感人。

  沈际飞在《玉茗堂诗集题词》中认为,汤显祖“全诗赠送酬答居多。惟赠送酬答,不能无扬翊慰恤,而扬翊慰恤不能切着”。后人对汤氏的评价多受此影响,以为汤诗只有少数几首意境清新的写景抒情之作,而将其赠送酬答的诗篇全部加以否定,这是非常片面的。我们知道,汤氏为人意气慷慨,刚直蹇愕,权相使其子召门下,汤氏亦辞谢勿往。每逢公宴赋诗,从不附势和答。故其赠酬之作,多为挚友所出,自然不乏真情。如在《别沈君典》中,彻夜促膝的侃侃论理,同窗友谊的回顾,情意恰恰的春游,胸中抑郁的倾吐,无不意真情切,笔随意转,调极变换,毫无“不切着”之弊。故徐渭评此诗云:“无句不妙,无字不妙。”又如《除夕寄姜孟颖户部》:“除日已无岁,穷天兼有春。悠悠四轸内,亹亹万涂人。良时不早建,忧来逼我身。君今在皇路,就列理宜遵。岂学浮游者,徒沾京路尘?”亦是切着、冲率自然之作。所以汤氏赠送酬答之作,直抒胸臆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至于《别荆州张孝廉》、《寄奉举主张公参政河南》等,更是放肆性情,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毫无忌讳地把自己比作“真龙”和“千里马”,大声疾呼为自己鸣不平,忿懑地控诉“藻镜绝辉澄”的科举制度。“得一满流珠,究万皆毫未”,表现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的爽豁气度。“当炉唤取双蛾眉,的人前倾一盏”,颇有李白“且乐生前一杯酒,何用身后千载名”蔑视虚名的意态。这种放肆性情的笔墨,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文中称为“奔迸的表情法”。他说:“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感情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

  试读这首《送客湘东》:

  拂槛菱歌饯远游,断蝉疏雨最宜秋。

  思君独夜梦何处,班竹帘西湘水流。

  在菱歌轻扬、细雨迷蒙的秋天,诗人的朋友即将前往湘东去。宜人的秋色似乎增添了离别的伤感,然而诗人却把挚友的思路引到了独行远游的旅途上,以湘水的奔流不息隐喻双方别绪的绵延久长,使全诗染上乐观旷达的色彩。

  另有一首《石城送蜀客梧州》:

  春到回龙傍郁林,乱藤烟月送猿吟。

  鹃声莫更逢三月,销尽同乡九折心。

  这是一首感情深挚的送别诗。作者的一位四川朋友要离开石城去梧州,他也许向作者流露过对异地飘泊的厌倦,作者便代他勾画一幅游子思乡图:广西与四川一样,迎来了早春天气,枯藤杂生的山崖上,伴着一片浮云,隐约还传来凄切的猿鸣;快上路吧,尽管我们即将分离;若待到杜鹃争鸣的三月,会加倍增添你思亲断肠的愁情。结合诗人无辜被贬海南的遭遇来看,本诗不无作者自身感慨在内。

  从以上所举诗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满怀忧愤,而又急欲冲脱这种忧愤,要求精神解放的诗人形象。倘若汤显祖恪守封建礼教,遵循儒家“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诗教,也就不会让自己的感情迸发出来,一泻而尽了。所以帅机对汤诗有“精光射霄汉,皆由内溢”的评语。但是,由于明代文网极严,汤显祖这种放纵性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作,没有在赠酬诗中发展下去。他不无感慨地说:“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这也是汤氏将其才情转向代言体剧作的原因。

  总观汤显祖留下卷帙浩繁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汤显祖是明代诗坛不可多得的杰出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晚明社会的溃疡面:皇帝的昏聩,朝政的腐败,官场的险恶,科举的黑暗,水旱荒灾瘟疫的流行,地主豪绅的横行不法,人民生活的痛苦等,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可以说是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而他写景抒情的小诗,则吸收了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及王维、孟浩然山水诗派的长处与特点,不乏名篇佳作;至于他的赠送酬答诗,多发以真情,直吐胸臆,冲率自然,淳朴厚实,其艺术价值更不可低估。

  汤显祖在诗歌理论上反对摹拟,提倡灵气,在后七子复古风气盛行的诗坛上独树一帜,对后来以袁宏道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启发甚大。他清新奇巧、飞灵生动,玲珑透逸的诗作,是与他的戏曲相互配合,互为表里的,理当在明代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文为2010年12月南昌大学“纪念汤显祖诞辰4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刊《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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