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明清文学探赜

第三节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氏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一、罗汝芳与汤显祖的交谊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他七岁入学，十五岁从新城（今江西黎川县）张洵水先生学，二十六岁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颜山农学，得其真传。二十九岁为举人，十年后举进士，历任太湖知县、宁国知府、刑部山东司事、东昌太守、云南屯田副使、云南左参政等职，后被劾归里，从此开始长达十余年的讲学生涯。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罗汝芳在南城从姑山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汤显祖（1550-1616），抚州临川人，罗汝芳长其三十五岁。南城与临川虽然分属建昌府和抚州府，但两县相邻。汤显祖在《秀才说》一文中云：“十三岁时从明德先生游。”“明德”，是罗汝芳的弟子们对他的私谥。汤显祖从其学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晰，有记载汤显祖这一年亦从东乡徐良傅学。当时罗汝芳正在刑部郎中任上，省亲回家的罗汝芳应汤父尚贤之邀到临川讲学。据说罗汝芳还为汤氏家塾作了一副对联：“光阴贵似金，莫作寻常燕坐；天地平如水，相看咫尺龙门。”嘉靖四十四年（1565），徐良傅去世。次年，十七岁的汤显祖又来到从姑山从罗汝芳学习。从姑山在县城之东，与麻姑山相峙，盱江从其脚下流过。徐霞客《江右游记》云：“出建昌东门，过太平桥，南行循溪五六里，折而西一里，出从姑之南。”“北向登其岩，曰‘飞鳌峰’，岩前曰‘长春阁’，阁之东有堂曰‘鳌峰’。深处为罗先生讲学之所。其后飞突而出，倒书曰‘印空’。下有方池，名曰‘玉冷泉’。”明人左赞《游从姑二首》诗云：“胜境重来又十年，山中风景故依然。危崖俯瞰双江水，古窦微开一线天。夹崖松筠森翠晚，满城楼阁倚晴烟。白鸥波外浮云净，目送归帆到日边。”盛赞此处是读书的好地方。左宗郢《修从姑山记》云：“从姑山者，罗先生讲学道场也，先生倡明德之旨，为后学宗，四方学者响应，如声奔谷，辐辏盱江。有皈依不忍去者，相与入山密证焉。于是四方来谒先生者，无不登从姑，而从姑之胜，遂闻天下。”

　　汤显祖告别罗汝芳的时候，罗氏作两首诗送别，一首是《玉冷泉上别汤义仍》：“之子来玉冷，日饮冷中玉。回首别春风，歌赠玉冷曲。”另一首是《汤义仍读书从姑赋赠》：“君寄洞天里，飘飘意欲仙。吟成三百首，吸尽玉冷泉。”罗汝芳作诗不多，送给学生的诗作更少。二诗虽诗意平常，但可看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器重与厚爱。

　　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中进士，次年出任南京太常博士，这是个七品小官，主管祭祀礼乐，少有公务可办，算得上是个闲职。在这种情形之下，汤显祖有些“沉沦”。万历十四年（1586），罗汝芳由南昌经杭州到南京讲学，见了汤显祖后，也许是对弟子的期望值过高，罗汝芳对他有一些指责。几年后，汤显祖在遂昌任上作的《秀才说》对此做了回顾：“十三岁时从明德先生游。血气未定，读非圣之书。所游四方，辄交其气义之士，蹈厉靡衍，几失其性。中途复见明德先生，叹而问曰：‘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为性是也，非食色性也之生；豪杰之士是也，非迂视圣贤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秀。”这可能是罗汝芳与汤显祖的最后一次见面。汤显祖显然也有所悟，想起这些，夜不能寐，后悔得很。

　　两年后（1588）的九月“初二日午刻，（罗）整衣冠端会而逝”。罗汝芳逝世后，汤显祖对罗的敬重与怀念之情有加。他或写诗怀念，或与朋友回忆老师，或亲自前往从姑山凭吊。他在《答管东溟》的信中说：“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汤显祖还写下了《奉怀罗先生从姑》诗：“杖底山河数点烟，真人气候郁罗天。蓬壶别贮生春酒，京洛传看小字笺。鹤唳月明珠树里，渔歌风色杏坛前。也知姑射能冰雪，谁道汾阳一窈然。”又有《答张了心往寻达公吊明德师处》：“可到姑山一了心，罗公踪迹在禅林。门前便有西来意，紫柏香销涕泪深。”当他听说王子声任太湖县令，即写了《闻王子声令太湖，是明德先师旧莅》相赠：“云梦诸孙年少郎，罗公爱月旧池塘。不应此县宜仙令，百药山前常异香。”三年后（1591）的五月，汤显祖贬官徐闻。他冒暑出南京回临川，一路颠跛，病魔缠身，至家休养后又沿河上溯，直抵南城到从姑山时为九月初九日。想到先生已在三年前去世，自己病体未痊，又遭贬蛮烟瘴雨之地，此行多艰，前途未卜，不觉悲从中来，潸然泪下，遂作《入粤过别从姑诸友》诗赠别友人：“祠郎杯酒忆京华，夜半钩帘看雪花。世上浮沉何足问，座中生死一长嗟。山川好滞周南客，兰菊偏伤楚客家。欲过麻源问清浅，还从勾漏访丹砂。”至广东路上，汤显祖还绕道游了罗浮，并作《罗浮夜语忆明德师》：“夜乐风传响，扶桑日倒流。无人忆清浅，夫子在南州。”

　　万历二十七年（1599）初春，汤显祖、达观禅师、临川知县吴用先三人又往从姑山凭吊追思罗汝芳。返回临川后，汤有《己亥发春送达公访白云石门，过盱吊明德夫子二首》：“残雪疏山发暝烟，卷帆春度石门前。空宵为梦罗夫子，明月姑峰一线天。”“小住袈裟白云地，更过石门文字禅。平远空高一回首，清浅麻姑谁泊船？”万历二十五年（1597），罗汝芳诗集出版，汤显祖作《明德罗先生诗集序》说：“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焦没。吾观今天下之善士，不知吾师，其为古人远矣。”汤显祖在《李超无问剑集序》中说：“一日，问余，何师何友，更阅天下几何人。余曰：‘无也。吾师明德夫子而友达观。其人皆已朽矣。达观以侠故，不可以竟行于世。天下悠悠，令人转思明德耳。’遂去之盱，拜明德夫子像。而复过我。”

　　从以上汤、罗的交游中可以看出，汤显祖对老师情深意重，罗汝芳在汤显祖的心目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真是“时在吾心眼中矣”。

　　二、罗汝芳对汤显祖从政的影响

　　汤显祖与罗汝劳的交谊深厚，求仕经历亦相似。嘉靖二十二年（1543），罗汝芳中举，第二年通过会试。然而，他却决然放弃参加殿试的机会，回到家乡。他认为“吾学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试”。于是“建从姑山房，日与诸友论驳明道、象山、阳明、心斋义旨，接引来学，足不入城市”。嘉靖三十一年（1552），江西抚台夏梦山登从姑，见罗汝芳“野服萧然”。“夏曰：‘盛养壮年，安得遽为此也？’命有司备路费促师北上。”罗汝芳才赴京参加考试，果然不负所望举进士而归。汤显祖也有类似的经历。隆庆四年（1570），汤显祖参加乡试获得第八名，次年参加会试不中，从隆庆五年到万历八年共十年间，四次应试，前三次均落第。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中用了较多的笔墨记叙此事：“公虽一孝廉乎，而名蔽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丁丑会试，江陵公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庚辰，江陵子懋修与其乡之人王篆来结纳，复啖以巍甲而亦不应。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今人龚重谟等《汤显祖传》中说：“汤显祖）到了南京以后，许多人对汤显祖放弃这科考试感到十分惋惜，然而汤显祖却认为自己所为实乃明智的举动。他对大家说：‘我若入闱应试就不智了，因为落第后，知我者对我同情，不知我者，还说我才学不如人哩！’”

　　罗、汤二人对于仕途的淡然之态也相似。万历二年（1574），罗汝芳已六十岁，朝廷却要他迁云南屯田副使之职，他“具疏乞休”，“同志强止勿上，乃治装南行”。于是在季冬时到达任上，并努力治理云南，功绩卓著。万历五年（1577），罗汝芳借捧贺入京之机上二疏乞休，在等待结论时，终日与同志讲学，由此也得罪首辅张居正，于是被“责令致仕”。当有弟子劝道：“师以讲学罢官，盍少辍以从时好？”罗回答说：“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后亦惟此件事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他还作了一首《致仕偶兴》以表达当时豁达大度的心情：“乾坤到处有行窝，解组飘然发浩歌。传世幸遗清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隐心秋水眠凫鸭，诗兴春风长薜萝。俯仰自知无愧怍，渔樵伴里听那何？”

　　汤显祖对做官也不是很有兴趣。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上京向吏部告归，谢绝了众人的挽留，毅然返回临川老家。邹迪光在《临川汤先生传》中说：“又以矿税事多所盭，计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归，虽主爵留之，典选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长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已抵家，浙开府以复任招，不赴；浙直指以京学荐，不出。已无意仕路……”后汤显祖再也没有踏入仕途，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戏剧创作中。

　　罗汝芳与汤显祖都以德治邑，并取得政绩。罗汝芳曾说：“窃观五十年来，议律例者，则日密一日，制刑具者，则日严一日，任稽察、施拷讯者，则日猛一日。”每每有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淋漓，他总为之叹息：这些犯人同样为父母所生，也同样爱恋于兄弟之间，为什么当初“善”而今不“善”呢？如果我们能明白孔孟之言，“信人性之善，信其善而性灵斯贵矣，贵其灵而躯却斯重矣”。当发现他们有转不“善”之时，若多加“爱养”，扬其“善”的一面，“则民之顽劣，必思掩藏，上之严峻，亦必少轻省。谓人情世习，终不可移者，恐亦无是理矣！”于是他在地方任职或者掌管刑狱时，“所至不事刑扑”，每每讲学论理，以“仁爱”之心化解犯人的邪恶之心，教化他们向善，走正道，要求他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汤显祖在徐闻、遂昌任上也是仁政惠民。他在遂昌就大胆做了两件事让当时政坛震惊：一是除夕夜让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春节后再回狱中服刑；二是元宵节时，组织囚犯到城北河桥上观灯，体会节日“绕县笙歌”的欢乐气氛。汤显祖还为此写了《除夕遣囚》：“除夜星灰气烛天，酴酥销恨狱神前。须归拜朔迟三日，溘见阳春又一年。”又有《平昌河桥纵囚观灯》：“绕县笙歌一省囹，寂无灯火照圆扃。中霄撤断星桥锁，贯索从教漏几星。”汤显祖曾作《平昌送何东白归江山有序》：“予听狱或笞囚过当，辄意授晓（按即何晓，江山人）视之。无恙而后即安。民或斗殴相杀伤赴庭下，辄先付晓谨护之，而徐听其讼。亭中有系人，常与钱晓贷其药。以故五年中，县无斗伤笞系而死者。”其怜民爱民可见一斑。汤显祖为官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在遂昌五年，没有拘捕一名妇女，没有打死一名囚犯。

　　罗汝芳与汤显祖皆因亲民勤政而深得百姓爱戴，尽管他们都对仕进热情不高，但他们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彰显，深得百姓爱戴。嘉靖四十年（1561），罗汝芳回乡探亲，当地老百姓以为他一去不复返而恋恋不舍，有的竟从安徽太湖随他来到了南城。当时太湖有《罗令谣为罗近溪作》：“司空小池，君子莅思。我公我母，亦惟我师。”罗汝芳任职的东昌府民也作《罗公德政颂》：“昔有苏琼，不通饴饷，赵颖献瓜，留置案上；今我罗公，德音是贶，讲学徒政，众颂无谤。”罗汝芳在宁国府任期三年，治政有方，成效显著，“一时彬彬，有弦歌风”。时人称颂：“宛陵六邑一时有三代之风”，评价他“是个真正好人”，“是个真正好官”。

　　汤显祖在他所任之处也是政声显耀，他在遂昌县任职五年，把“仙县”治理得井井有条。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中称汤显祖“一时醇吏声为两浙冠”。当地吏民在相圃书院建生祠纪念他，遂昌的百姓还不远千里来到临川探望汤显祖。万历三十六年（1608），汤显祖临近六十岁，遂昌百姓举荐画师徐侣云赴临川为汤显祖画像，画成后带回遂昌悬挂于祠中。清顺治年间，遂昌知县缪之弼立遗爱祠以祀他。自隋迄清，在遂昌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三百多个县令中，汤显祖的名声可谓最大，影响可谓最深，汤显祖的事迹也在遂昌世世代代百姓中传颂。

　　士人的从政行为受其从政理念的影响，罗汝芳、汤显祖都是在“生生之仁”思想指导下才有了这些从政行为。罗汝芳一生讲“仁”，讲“孝弟慈”，并以此指导他从政治邑。在罗氏看来，“仁”为“天地之生德”，他以孔子的“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来解释“仁”。他认为：“仁为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难已；人为天地之心，其机尤感触而易亲。故曰：‘仁者人也’。此个仁德与此个人身，原浑融胶固，打成一片，结作一团。”也就是说，仁是天地之性，人是天地之心，仁之理具有生生不已的特征，人之心又有感应的能力，仁德与人身融为一片，仁与人浑然一体。生生之仁，生生不尽，无尽无绝，仁而人，人又为天地之心，则人之为大。他说：“万物皆为天地所生，此为天地之大德，生而又生，生生不息，无尽无绝。此为仁。”又说：“孔子云：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也。曰：生，生生而无尽。曰：仁而人则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于生，而大德之生生之心，生生之心心于人也。故知人之所以为人，则知人之所以为天，知人之所以为天，则知人之所以为大矣。”“生生”是宇宙存在的原理，世间万物无不“生生”。所以人与人，物与人，以至于天地万事万物，相通相生。

　　“仁”即天地之“生德”，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生生”之理便是“仁”之理，宇宙万物无不“生生”，所以“联属”贯通。即罗汝芳认为“仁联属天下万物”，只有有“仁”存体，则我与物相通，物与我相通，可以视万物如同己身，如此则人与物彼此关联，相互感通。“通天下万世为一人，是人而仁矣”。当有人问到汝芳十五岁志于学，学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学以成乎其人者也，故圣门宗旨在求仁，而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夫人生之初，则孩提是已，孩提所知，则亲其亲，敬其长焉，是已亲敬不失其初，则举此加彼，自可达之人，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在罗汝芳看来，“孩提之亲，亲是孝，敬兄是弟，未有学养子而嫁是慈。原是人人不虑而自知，人人不学而自能，亦天下万世不约而自同者也”。“仁义之实，只是爱亲从兄，夫爱亲从兄，各人不虑而知之良知，不学而能之良能也”。所谓“爱亲”，意思是指“孝”，所谓“从兄”，意思是指“弟”，“孝弟”之事是“自知”、“自能”的事，也是“仁义”的实质内容。“仁义”是抽象原理，“孝弟慈”才是真实内容，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是不需“学”与“虑”的，在一定程序上说也是与生俱来的。

　　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罗汝芳更加注重“孝弟慈”。在他看来，“孔孟之言，皆必会归孝弟”。罗汝芳说：“由一身之孝弟慈而观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国之孝弟慈者而观之一国，一国之中未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国之孝弟慈而观之天下，天下之大亦尝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缙绅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缙绅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以显亲扬名，光大门户，而尽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姓虽职业之高低不同，而供养父母，抚育子孙，其求尽此孝弟慈，亦未尝有不同者也。”从家庭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乃至普天下来看，“孝弟慈”是人人皆有，与生俱来。在他看来，“孝弟慈”是世上的“大道”、“善缘”、“大功德”。当天下“孝弟慈”大行，则天下秩序井然，家家相亲相爱，人人相安相乐，百姓怡然自得，和谐平安。还可万物万民生生不息，永世繁衍下去。

　　这一“生生之仁”的思想是罗汝芳一生爱民、怜民思想的基础，也是他不贪权恋官的原因所在。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汤显祖。汤显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说：“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言，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泠如也。”汤显祖所言“天机”即是罗汝芳所主张的“生生之仁”，汤显祖在上文中还说：“中庸者，天机也，仁也。去仁则其智不清，智不清则天机不神。”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激烈抨击朝政，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在《与汪云阳》的信中，汤显祖说遂昌“其地人轻生，不知礼义”而建“贵生书院”。同时撰《贵生书院说》，其文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视其身，乃言此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宝而奉之。知此则思生生者谁。仁孝之人，事天如亲，事亲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天下如郊与禘，孝之达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宝此位？有位者能为天地大生广生。故观卦有位者‘观我生’，则天下之生皆属于我；无位者止于‘观其生’，天下之生虽属于人，亦不忘观也。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然则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久矣，吾安忍以身坏之。《书》曰：‘无起秽以自臭。’言自己心行本香，为恶则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乃身。’言破坏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故仁孝之心尽死，虽有其生，正与亡等。况于其位，有何宝乎！”

　　此文显示了汤显祖以人为贵的重要思想。汤显祖从孟子“形色即是天性”出发，指出“贵生”之贵并非仅有“形色”之所在，而有“生生”之所在，则应惜之，奉之，孝之。“贵生”又为“大人之学”，“生”为“天地之性”，亦为“天地之大德”，正因如此，人之生命的存在就应超越“物限”，在不令“身坏”的前提下，追求“天下之生久”，同时，由知生而自贵，由自贵而贵“天下之生”。汤显祖在徐闻离职时，写有《徐闻留别贵生书院》：“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诗中将“生”之“贵”与天地乾坤紧密相联，“生”之为“贵”，不仅仅是因为生命为父母所给所养，同时还是“天地之大德”，海浪一波超一波，日子一天又一天，而对悠悠乾坤，谁能知晓“贵生”之大情？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汤显祖的“贵生”思想乃在于高扬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肯定每个人都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它与罗汝芳“生生之仁”的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这样，他们便能以民为贵，怜民爱民，广施仁政，以德治邑，深得百姓爱戴。

　　三、罗汝芳对汤显祖创作的影晌

　　罗汝芳的思想直接影响着汤显祖的戏剧创作。罗汝芳强调“生生之仁”，“赤子之心，不学不虑”。强调的是“仁”的自然流露，无需“学”，无需“虑”。此是“仁”的生机，也是从善的情感与意志，强调的是情感的自然奔流与狂放不羁。

　　罗汝芳说：“天初生我，只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浑然天理，细看其知不必虑，能不必学，果然与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的体段，浑然打得对同过。”又说：“礼记》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孟子》曰：在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纯然而无杂，浑然而无为，形质虽有天人之分，本体实无彼此之异。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时与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静后，本感物而动，动则欲已随之，少为欲间，则天不能不变而为人，久为欲引，则人不能不化而为物。甚而为欲所迷且没焉，则物不能不终而为鬼魅妖孽矣。”

　　罗汝芳所指的“赤子之心”并非仅指人初生时的实体，而是指人初生时的心灵状态，没有经历人世间任何事物、事件染污的原生状态，是最纯洁、最完美、最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情感。因而是人的本能，是最真实的。罗氏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来阐述，而汤显祖则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表现出来，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试以《牡丹亭》为例作一简论。

　　汤显祖云：“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从剧本情节看，女主人公杜丽娘的“情”并非“不知所起”，她因读到《诗经·关雎》从而心中激情荡漾，深生感触，废书长叹：“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于是与侍女春香私游后花园，花园里“姹紫嫣红开遍”，“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此般“良辰美景”，在年方二八的少女眼里，自然是生机洋溢。于是由“忽慕春情”而“春情难遣”，再而“一往而深”，情至痴则“因情而死”，后情至极又“死而复生”，终成连理，与心上人柳梦梅过上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剧中所表现的“情”本是人之初的原生状态的情感，但经世俗的浸染，在现实世界中无法纯洁起来，汤显祖只好在幽冥之中来演绎这一真“情”。也只有这人鬼之“情”，脱离了一切的世俗观念，而变得纯粹而透明。这种“情”在封建家长专制压迫之下，没有迸发出来，或被扭曲了。汤显祖大胆地在《牡丹亭》中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让这种“赤子”之情自然地流露出来。这种“情”的流露，正如罗汝芳所言：“不追心之既往，不道心之将来，任他宽洪活泼，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机之自然！”，“解缆放船，顺风张棹”，“巨浸汪洋，纵横在我，岂不一大快事也哉！”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写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是何等的凄婉动人！汤显祖认为情是自然生成，不加修饰的，是人生最真挚的、最纯洁的、最伟大的感情。《牡丹亭》“初出时，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本”，“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尤其明清妇女们的心灵更为剧中的“情之至”所震撼。所谓“牡丹亭》唱彻秋闺，惹多少好儿女拼为她伤心致死”。还有不少闺秀怀着炽热感情，对《牡丹亭》边读边批。“自有临川此记，闺人评跋，不知凡几，大都如风花波月，飘泊无存”。临川《牡丹亭》数得闺阁知音，玉缀珠编，不一而足。其中娄江俞二娘酷爱《牡丹亭》，“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痛感婚姻不自由，年十七，断肠而死。汤显祖《哭娄江女子二首》之一即云：“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据文献记载，杭州女演员商小玲演出时因为过于哀伤而死；扬州女子金凤钿临死时嘱咐用《牡丹亭》殉葬；才女冯小青则在读完《牡丹亭》后题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类最纯洁、最美丽的感情，正是有了这份感情，才让人类生生不息地繁衍，正是有了这份感情，才使人成为万物之灵。汤显祖笔下的“情”远比男女之情丰富与复杂。汤显祖的“情”与罗汝芳的“赤子之心”、“生生之仁”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与发展了罗氏学说。

　　罗汝芳曾说：“易》所以求仁也。盖非《易》无以见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谓易’，而非‘复’，无以见天地之易。故曰：‘复其见天地之心。’”罗汝芳认为“复”是“生生之理”，“仁”也是“生生之理”，所以“仁是归重在《易》”。

　　汤显祖的《明复说》继承了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说，文云：“天命之成为性……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生生之谓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神气，日夜无隙。吾与有生，俱在浩然之内。先天后天，流露已极。……浩然初气，吻合为难。吾人集义勿害生，是率性而已。……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何也？‘自诚明谓之性’，赤子之知是也。”

　　汤显祖认为只有领悟了“生生之仁”才具有“情”。汤显祖在《耳伯麻姑游诗序》中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在汤显祖看来世界就是由情所构成，诗歌也是因情而发，其价值也是因情而定。汤显祖还认为，因为人生而有情，所以便会自然而然地将其喜怒哀乐之情或发于笔端，或流于啸歌舞蹈。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中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邹元江先生认为：“人情之大窦即至情之所从出、道情之所渠成之处。”而这种“至情”必然纯真、活泼、动人、深切，即成“至乐”，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使人沉浸于悦乐之中，自觉地接受，潜移默化，从而达到教化人的目的。汤显祖也曾提出了“深情”与“道心”两个概念。他在《睡庵文集序》中说：“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依邹元江之见，则是：“具道心之人，就是具智骨、有深情之人。‘深情’即‘至情’。‘至情’与‘道心’合一，它本身就是‘道心’。此‘道心’不是先验道德本体，而是闻生生之大道的人之本心。”

　　罗汝芳的思想对汤显祖的创作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汤显祖作品中所体现的对人的关心，对“情”的展示都受到罗汝芳的深刻影响。左东岭先生认为：“如果认真探寻汤氏言情说的思想渊源，可以发现罗汝芳的心学主张是一个主要源头，其途径是罗汝芳强调赤子之心的体仁学说，影响了汤显祖生生之仁的入世倾向，又影响了他关注生命的自我情结，并最终形成了贯穿其人生观、政治观与文学观的言情说。”

　　（本文与罗伽禄合作，为2007年8月福建武夷山“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2007年明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刊陈庆元主编《2007年明代文学论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