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卮言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生态散文的审美精神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不仅使得自然生态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而且还逐步影响到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建构与健康发展。在这种多重生态危机的大情势之下，散文创作的主题内容与价值取向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学景观。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调整后重新起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土地沙化、植被减少、资源短缺、物种锐减、大气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散文主要着眼于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揭呈和批判。比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沉沦的国土》、《中国风沙线》、《谁在谋害大地母亲》等。到1990年代，这种自然生态危机进一步恶化，一大批作家加入到生态散文的队伍之中，除了徐刚，还有李存葆、苇岸、张炜、周晓枫、韩少功等，比如，李存葆的《鲸殇》、《大河遗梦》、《最后的野象谷》、《绿色天书》、《净土上的狼毒花》等。这些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充满艺术魅力的“绿色大散文”与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两道独特的风景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学者作家将重心转向了对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态及精神生态问题的探究，如王岳川的《目击道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散论》、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鲁枢元的《精神守望》、张承志的《以笔为旗》、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对社会的文化生态以及精神生态的关注是生态文化研究的必然趋势，也是深生态学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具体运用。因此，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散文创作，涵盖了自然、社会、文化、精神等领域，是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化图景的一次全面、立体、多层次的艺术展演，焕发出富有时代特色的审美精神，它超越了作为一种文学文体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整体生态建设无疑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 天人亲和的绿色之“诗”

　　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物理圈、生物圈、技术圈、社会圈、精神圈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生态被肆意地破坏与社会、精神生态的失衡是紧密关联的。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就是要探究导致生态危机的各种社会的、文化的、人性的深层根因。基于这种认识，他呼吁一种新的生态哲学观的出场--“生态中心主义”，以对抗“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建基于“自我觉醒”与“万物平等”的思想之上，成为生态文学批评及理论的哲学依据。深层生态学还影响到伦理学，英国学者利奥波德提出创建“道德共同体”的主张，指出应当承认他物的价值，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深层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对生态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催生出“绿色生态文学”的思潮。

　　“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核心思想，自《圣经》开始，人类就被看做是万物之灵长，对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具有生杀大权。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不断强化了人类的统治地位，自然与社会、野蛮与文明、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灵与肉被分割成对立的二元。尤其是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的主体性不断膨胀，人类成了无所不能的万物之主宰。但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并没有将人类引向幸福的胜地，人类以掠取地球资源的方式积累物质财富，将自然变成了人的对象，原本充满灵性和神秘的自然变成了能源的提供者，变成了现代科技之光逼视之下的裸露的“持存物”，自然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独立价值。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未隐秘物不再作为对象，而是唯一地作为持存物而涉及人，并且人在无对象领域内只是持存物的预订者，那么人就走在悬崖边上，即他本身只应该被看做持存物”。也就是说，当人类把他赖以生存的自然视为受其支配的某个“什么”时，人类实际上是在挖自己脚下的地基，人在自行退出自然的和谐之境时，也无形中将自己推入了自己所挖的大坑。在一个周遭都是“制作物”的世界里，人类被这种制作品所带来的假象所蒙蔽，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本质，“但实际上，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科技具有一种强大的“解蔽”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海德格尔将这种力量称为“座架”，亦即“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在海德格尔这里，“座架”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命运，它割断了存在与存在者的联系，将人从浑朴的自然中剥离出来，抛入了光秃秃的“物”的世界。但最终，人类所创造的“物”又反过来成了人自身的主宰者，让人臣服于巨大的“座架”之下，成了物的奴隶，人最终也被看做是一个“什么”了，比如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源”就是将人等同于“持存物”。

　　作为现代科技本质的“座架”将一切都收归囊中，它通过对物性的褫夺和收编来进行解蔽，海德格尔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显然，物质的丰盈掩盖不了精神文化的贫瘠，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价值观迷乱，最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情感冷漠，审美感受力下降，历史意识淡漠，对未来丧失信心。人类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困境当中。为了挽救这一厄运，海德格尔找到了“诗”，这里所说的诗并不是作为文体的诗歌，而是一种有别于现代科技的解蔽方式。“诗”是一切艺术的本质，与现代科技的座架对物的“促逼”和“摆置”不同，“诗”对物展开的是一种“非对象性的诗意看护与非知性逻辑的神秘启悟”。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制造大地”。这里的世界是人的世界，植物、动物都不具有世界，世界给出意义。但是，世界不是人创造的，人不是世界的主人。或者不如说，人进入到了存在者的敞开中，参与存在者的解蔽，人在世界之中。这是人对于动植物所具有的一点微弱的优势，由此可见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生态观。这里所说的“制造大地”是指作品把大地挪入到一个世界的敞开之中。作品与一般的器具不同，器具需要消耗材料，但作品却使得材料出现在作品的世界之敞开中。因此，在作品中，金属得以闪烁，颜料发出光彩，声音得以朗朗出声，词语达乎言词。所以，作品在世界中制造大地，实际上是将大地显现出来，从种种知性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这里的“制造大地”有点类似于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什克洛夫斯基）。总之，在艺术中，人得以“诗意的栖居”。

　　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散文所建立的是一个天人亲和、充满了大地情怀的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所给出的是散文家对天地造化的无限敬畏和由衷的赞叹；还有对受欲望“促逼”而被“摆置”在工业化链条上的现代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当代散文试图通过对当下生态危机的揭示，警示现代人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呼吁人类摒弃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一种开放的、宽容的、长远性的眼光去打量周边的一切，在一种万物相偕的生态胜景中阐释生命的意义，是天人相亲的绿色之“诗”。这类“诗”在描写自然生态的散文中随处可见，散文家投身于自然之中，惊叹于造化万有之神奇和每一个生命的奇妙，在物我两忘的反思和体验中也看到了人类自己的身影，比如李存葆在《鲸殇》中写道：

　　山山林林的鹿鸣狼嗥虎啸猿啼，岩岩石石的蜥行虫跳蝎藏蛇匿，江江海海的鱼腾虾跃鲸驰鲨奔，土土缝缝的菇伞霉茸蚓动蚁爬，坡坡岭岭的蔬绿稻黄果香瓜甜，花花树树的蜂飞蝶舞鸟啾禽啁……生命无所不在，扑朔迷离的大自然，以其斑驳的万物摇曳的万有，构成了神奇的无限。冥冥中，天人合一物我难分，无限神奇里也包容着人类自己。

　　李存葆对自然的描写已经脱离了古人模山范水的纯粹自然物貌描写模式，而是在一种现代生态学知识的引领和指导之下，对自然生命进行自觉的参悟和体会。正是基于一种目遇身触、反躬自悟式的天人相亲过程，人才会不时地领受上天的馈赠，在诗人眼里，宇宙间生机盎然，化机一片。特别是走进了美丽的西双版纳雨林，触目而来的是让人心醉的绿色，李存葆诗意满怀，目击道存，将其称为“绿色天书”：

　　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就是上苍从袖口撒落在华夏版图上的一卷翠得让人眼亮、美得叫人心颤、神秘得令人窒息的“绿色天书”。

　　把雨林比作“绿色天书”，设喻不仅奇妙出尘，而且带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如此胜景，乃是天设地造，其实并非凡夫俗子所能真正读懂的。在宇宙大化之中，人不过是一粒微尘，人生百年，嵌入亿万年的漫漫亘古中，也只是弹指一瞬。面对朗朗乾坤，浩浩宇宙，人类不得不褪去加在自己头上的“主体”的理性光环，而服膺于大自然的傲岸与博大：

　　我攀上架在望天树树干间的“藤桥”，顿感自己被一群具有崇高品格的生命所燃亮，所溶解，所俘虏，也深感人的生命的渺小和短暂。望天树那笔直笔直的树干，直插天际，仿佛从来不知世上还有“卑躬屈膝”之谓。它们光洁的树干上，没有枝杈，没有瘢痕，没有寄生物，身同金玉质，伟岸超人寰。在这热带雨林里，望天树无疑是“拔剑平四海，横戈却万夫”的最高统帅，也无疑是这“绿色天书”中的头号主人公！

　　在作者眼里，望天树具有人格化的力量，成了人类自我审视的一面镜子。参天古树所透出来的生命伟力让每一个与之觌面的人为之震慑，特别是那种超越时间之外的“活化石”，更让人觉得自己是微渺的，李存葆写道：

　　我第一次站在这棵被称为“活化石”的巨树下时，顿被一种强大生命光波所震慑，所征服，所溶解。古银杏那腾游时空的气魄，吐纳古今的恢弘，剪裁春秋的博大，抽黄谢绿的顽强，都使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与李存葆对“天地大美”的惊叹与激赏不同，张炜是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和逃避中转向了对广袤自然野地的贴近与亲昵。他从大自然中获得一种感悟和追思，这份亲昵已经渗入他的灵魂，成为其创作和思想的“隐秘核心”，他写道：

　　我觉得作家天生就是一些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的人，从小到大，一直如此。他们比起其他人来，自由而质朴，敏感得很。这一切我想都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和培植而来。所以他能保住一腔柔情和自由的情怀。我读他们写海洋和高原、写城市和战争的作品，都明显地触摸到了那些东西。那是一种常常存在的力量，富有弹性，以柔克刚，无坚不摧。这种力量有时你还真分不清是纤细的还是粗犷的，可以用来做什么更好。我发现一个作家一旦割断了与大自然的这种联结，他也就算完了，想什么办法去补救都没有用。

　　张炜的这段有关创作源泉的表述也许会让我们想起唐代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句话，但稍加琢磨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张璪尽管强调以自然为师，但最终还要回到人自身，“心源”与“造化”同等重要，而且这里的“造化”还是人师法的对象，并不能提供创作的精神力量。张璪的表述中虽然含有生态意识的因素，但并不明显。在张炜的观念里，大地是人类生命力量的唯一源泉，尤其是敏感的作家，始终与大地保持着母子般的亲昵。大地母亲将自己博大的胸怀和无限的柔情传递给了与她接触最亲密的人，并赋予他们无穷的精神力量。而一旦在心理上远离大地，他们也就会丧失这种力量，变得孱弱和无助。因此，张炜的生态思想是非常彻底的，也是真诚的，他向往像农民一样，通过“耕作”亲昵大地，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扎到泥土里：

　　田野上有很多劳作的人，他们趴在地上，沾满土末。禾绿遮着铜色躯体，掩成一片。土地与人之间用劳动沟通起来，人在劳动中就忘记了世俗的词儿。那时人与土地以及周围的生命结为一体，看上去，人也化进了朦胧。要倾听他们的语言吗？这会儿真的掺入泥中，长成了绿色的茎叶。这是劳动和交流的一场盛会，我怀着赶赴盛宴的心情投入了劳动。我想将自己融入其间。

　　当然，除了赞赏和向往，绿色之诗中还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诗”人看来，现代人已经坐上了一列勇往直前却没有目的地的高速列车，前途实在堪忧，李存葆说：

　　当人类乘着商品经济的超速列车呼啸疾进，前面是蓬岛琼阁还是危崖深渊，却不被及时行乐的人们所关切。地球已被人类“文身”得磕碜寝陋。掌握了高科技的现代人，对上苍恩赐人类的资源大凿、乱钻、狂采、滥垦，“丁村人”时期的地球原性态、原生态早已消弥散除，面目全非；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图，也被今人撕扯得七零八碎。

　　由此可见，现代科技的“座架”本质暴露无遗，它迫使人类将其赖以生存的家园甚至自己变成现成的“持存物”，肆无忌惮地挥霍利用。欲壑难填，如此不顾一切地剜肉补疮，其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也因此，很多人都急切地呼吁人类要悬崖勒马，不要竭泽而渔，徐刚说：“环境对人类社会，首先是恩赐，然后是限定。”“人企图占有一切存在的时候，人便成了存在的盗贼。人的规格在环境的框架中。”“真、善、美的恒久的存在，只存在于大地之上的自然世界，而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倘不以大地为楷模，与真、善、美渐行渐远，却是大势所趋了。”

　　自然大地早就为人类具备了真、善、美，只要“道法自然”就可以获致。相反，如果天人相抗，破坏和谐，那就是饮鸩止渴，抱薪救火，因为只有“和谐是众美之源。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人感到安闲、惬意、舒爽和怡乐”。

　　二 散襟放怀的审美心胸

　　汉代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笔论》中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一般都将“散”理解为“排遣”，即书写要先散心，放纵性情。但这里的“散”还可以理解为“敞开”、“抒发”，这就与排遣烦心杂念大不相同了，作书者首先要有自己的“怀抱”，或是远大的理想抱负，或是高迈的人生境界，或是至真至纯的情感，郁积于胸，藉书而散。如果本无“怀抱”，何以“散”之？蔡邕这里谈的是书法，但是也适用于文学，尤其是散文这种文体。

　　一般说到散文的审美特征，人们多以“形散而神不散”这句话统而概之，实际上这样理解并不见得全面，甚至也不太准确。“神不散”不应是散文的专利，所有的文体都要求做到真力弥漫、神气完结。至于“形散”，虽说道出了散文形制的自由性，但“形散”既不是散文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也即是说，并非所有的散文都必须要求“形散”，同时，也并非“形散”的篇什就是好散文。散文之“散”，首先应理解为“散步”。宗白华先生曾将自己的美学感悟和理论思考称为“美学散步”，那么，我们也不妨把散文看作是一种“文学散步”。既然是散步，自然是悠闲随性，且行且止，目的性不太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散文的写作必须以作者亲身到场的经历为基础，产生此时此地的闻见之知，才可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散步”所强调的，不仅是一种自由的心态，而且还有作者的在场性。其次，“散文”之所“散”，还有一种本乎自然的真性情，超迈高远的大襟怀。由于散文的形式自由，长短不拘，既不像诗歌受平仄音韵和字数的限制，也不像小说受人物、故事、环境的牵制，情感与思想更容易得到抒发。在生态散文中，由于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人们不再以对象性的姿态来打量世界，而是在一种往来赠答的“间性”关系中展开天与人之间的精神交通。这样一来，人类得以抛弃狭隘的主体意识，与其他生命一起跃身于生机流行的宇宙大化之中。如此，文学的审美视角也随之发生转换，不再是“以人观物”，而是“以物观物”，或者“以物观人”。在生态散文中，作家的智性慧思得以自然开启，胸次荡涤无尘，变得简净辽阔，最终成就一种生态化的审美心胸。

　　当代的生态散文家大都具备这样的生态审美心胸，但各人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在李存葆这里，表现为一种军人所特有的心胸澎湃、气势壮阔的崇高之感。在张炜，则像一个逃离都市文明囹圄的归乡游子那样，表现得决绝、急切和义无反顾，其对都市与自然的审美价值立场则是判若泾渭。比张炜更甚的是苇岸，这位年仅39岁的散文作家，深受梭罗的影响，不仅于《瓦尔登湖》口沫手胝，仿其构作，而且躬身苦行，坚持素食主义，显示了一种高尚的“生态人格”。他这种发自肺腑的大悲悯情怀，造就的是一颗“谦卑地与万物荣辱与共的博大心灵”。在当代生态散文家中，刘亮程因其独特的审美视角与哲思深度而显得有些“另类”。如果说李存葆是走近“绿色天书”，张炜是融入自然野地，苇岸是践行于大地田亩，那刘亮程则是将自己整个儿的化掉，撒落在黄沙梁这片乡土的花草虫鱼、牛驴犬马上了。他没有了自己的灵魂，没有了主体之我，将自己的心宅灵府全部让给了大地上的各色生命，或者说他把灵魂分给了这些自然生命。有时候，他“以物观物”，有时候又“以物观人”，这种审美视角的交错穿梭吁请我们走出他一己的心理世界，去共赏天地大化的几微变幻。刘亮程常躺卧在草地上，一任各种小虫在身上钻爬咬吮，尽管痒痛不堪，但心里颇为快慰，真有点“托体山阿”的襟怀。然而，大地上的生命世界并不容易轻易走进：

　　在荒野中，我的微笑可能是对一个卑小生命的欢迎和鼓励。就像青青芳草让我看到一生中那些还未到来的美好前景。以后我觉得，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真正进入一片荒野其实不容易，荒野旷敞着，这个巨大的门让你在努力进入时不经意已经走进来，成为外面人。它的细部永远对你紧闭着。走进一株草、一滴水、一粒小虫的路可能更远。弄懂一棵草，并不仅限于把草喂到嘴里嚼嚼，尝尝味道。

　　如果说刘亮程是将自然万物作为人类精神反思的一个参照而显得有些含蓄的话，那么，文艺心理学家鲁枢元则是将目光直接锁定当代人的文化人格、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精神生态”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生态散文，最后集结为散文集《精神守望》。作者从鲜活而有质感的生命体验出发，以优美、细腻和充满情感的笔触，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洞幽烛微般的探索。在他的散文里，不仅对现代工业社会破坏自然生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还对现代人的消费观、伦理观、性意识、丧葬仪式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解剖。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学者，鲁枢元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尤其重视。在他的笔下，出现了严复、刘师培、章太炎、熊十力、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陈独秀、苏东坡、海瑞、魏晋名士、凡高、托尔斯泰等古今中外的硕儒俊彦，作者博古通今，学识宏富，通过大量的历史掌故对他们的人格心理、性情气质、价值选择、道义担当、现实遭际、爱恨情仇等精神生态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论述，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个案的分析，描绘其精神生态的一般图景，探寻人类精神的最后皈依，同时，也以此反观自身，不断地检视和调整自己的精神路向，以臻达心灵的宏阔、充实、坦然。比如，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观照就带有自省的意味。他认为，要表达他心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最恰当的还是“书生”这个称谓。书生首先是个凡夫俗子，既不是英雄豪杰，也不是政客无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个“书”字，他对书生的定义是“为书所生、以书为生、生于书中、书伴终生”的人。这四个“生”基本上涵盖了“书生”的本质。第一个“生”是诞生，也即书生是从读书过程中产生的；第二个“生”指生计，多数人靠读书、著书、教书为生。第三个“生”是生存，读书人多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信书恋书。第四个“生”是生命，读书人皓首穷经，书成了他们的命根子。这样的概括分析，的确启人深思。不难想见，作者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书生。他一直在高校执教席，读书、著书、教书几乎填满了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作者的概括，不仅侧面映照出了书生的人格意气，也不期道出了所有读书人的精神宿命。

　　三 深透大地的生态话语

　　同诗歌、小说、剧本等文学形态相比，散文的话语特征是最为突出的。诗歌形制短小，且受格律限制；小说重在讲述，人物、故事是其重心；剧本作为戏剧的脚本，最终要通过舞台演出显示其审美特征，但明显受制于舞台时空。相较而言，散文的话语是最为自由的。尽管其他的体裁最终的目的也是表达和讲述，但必须依仗意象、意境、韵律、人物刻画、情节叙述、环境描写、人物对话、舞台设计等形式呈现出来。而散文则没有这些形式的管束，散文就是话语的讲述本身。换句话说，散文就是作者在面对读者直接说话。在散文中，话语最为活跃、直接和在场。说话人（作家）、受话人（读者）、文本、沟通、语境这些话语因素一应具备，而且都是透明的，作者怎么说，读者怎么听，没有必要“以意逆志”，也不需要去“填空”补充。在作者言说与读者倾听的双向沟通中，文本自行展开，语境彼此通豁，了然于心。因此，在散文中，读者可以直接探知到作者的生命行程、气质脾性、人格情操、精神轨迹，作者的喜、怒、哀、乐，性情与心胸，天分与禀赋、学养与风格都朝向读者完全敞开。甚至可以说，从散文话语里，我们可以碰到一个完整的人。譬如，鲁迅的冷峻与炽热，周作人的清雅闲适，朱自清的典雅明丽，林语堂的博学诙谐，张爱玲的轻灵率真等，都可以从其散文话语里直接见出。

　　所谓话语，按福柯的理解，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相互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人们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话。毫无疑问，每个人的说话方式都不一样，它不仅与说话人的文化素养、性情气质、价值追求等密切相关，而且还受到言说的具体内容的影响和制约。也即是说，说什么会影响到怎么说。由于每个人对言说对象的理解角度、重视程度、感受方式都不一样，因此，他们所运用的话语也是形态各异的。对于当代中国散文家来说，生态问题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这一事实让散文家一度陷入了失语的痛苦，关于这一点，张炜的自述很有代表性：

　　大概不仅仅是职业习惯，我总是急于寻觅一种语言。语言对于我从来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人生之路上遭逢的万事万物之所以缄口沉默，主要是失去了语言。语言是凭证、是根据，是继续前行的资本。我所追求的语言是能够通行四方、源发于山脉和土壤的某种东西，它活泼如生命，坚硬如顽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它就撒落在野地上，潜隐在万物间。河水咕咕流淌，大海日夜喧嚷，鸟鸣人呼--这都是相互隔离的语言；那么通行四方的语言藏在了那里？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只有语言才能将“存在”揭示出来，语言具有“去蔽”的功能，“去蔽”即敞亮，就是真理的发生。遗憾的是，语言似乎只是人类的专利，其他的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的物质都没有语言，至少从人类可以通达理解的层面上说是这样。因此，海德格尔才把此在（人）当做一种优先性的存在者来看待，作为其探究一般存在问题的入口和地基。但此在的语言多为“常人”的“闲言”所裹挟，并不能穿透种种迷雾而抵达事物本身。海德格尔说，语言源发于更为本源的“诗”，在“诗”的源发领域中，天、地、人、神四重根共同参与，构成了一个生气氤氲、情韵丰沛的意蕴世界。海德格尔关于“诗”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语言的生态学视角。中国古人于此多有提点，老子说：“大音希声。”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虽是“希声”、“不言”，但天地通过四时运行、百物生长、呈露大美、显示规律的方式来“言说”，因此，“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也就是说，圣人推原天地的大美并通达万物的道理，做到自然无为，而不妄自造作，只要静观天地的自然变幻就够了。因此，天地之言是一种“大言”，而人的言说是一种“小言”，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同人类论辩不休的精细“小言”相比，天地之“大言”可谓盛大猛烈，气焰逼人。但在常人的面前，这种“大言”总是若有似无，渊默不发。诗人还将继续承受无语和孤独的痛苦：

　　无语的痛苦难以忍受，它是真实的痛苦。我的希冀不大，无非就想讨一句话。很可惜也很残酷，它不发一言。让人亲近、心头灼热的故地，我扑入你的怀抱就痴话连篇，说了半晌才发觉你仍是一个默默。真让人尴尬。我知道无论是秋虫的鸣响或人的欢语，往往都隐下了什么。它们的无声之声才道出真谛，我收拾的是声音底层的回响。

　　作家的痛苦来自人要与天地相沟通的主观愿望，这种愿望越强烈，痛苦就愈甚。这大概是所有生态意识觉醒了的诗人作家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体验。因为，对于一个有着“天地之心”的作家来说，他的任务远不只是对自然生态状况的简单描绘，也不止于对人类关注生态问题的激情呼吁。他要实现的，是一种处身性的生态体验，一种融入天地的生存姿态，他要将自己的话语种子深深嵌入大地之中，借大地的养料生根发芽开花。为此，他需要换一种方式思考，换一种话语言说。也因此，他可能是孤立无援的，但就生态意识的确立和生态话语的建构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在当代的生态散文家群体中，若就揳入大地的深透性而论，除了张炜，更为突出的是刘亮程。

　　刘亮程被评论家誉为中国“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他所著的《一个人的村庄》被看做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乡村哲学”。林贤治评论说：“是丰沃而贫困的土地培养了他的感情，他的哲学；当他以同样为土地所赋予的思维和语言，去讲叙所有一切时，散文界就立刻发现了：这是一个异类。……他的作品，阳光充沛，……在那里，夹杂地生长着的，是一种困苦，一种危机，一种天命中的孤独无助，快乐和幸福。”林贤治此言不诬，细读刘亮程的散文，可以发现他的文字显示了一种打量世界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挣脱了传统的主客模式，人与畜、人与花草虫鱼之间保持着一种诗意的间性关系。刘亮程对乡土的叙写，不同于以往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人，主要是渲染气氛，描写风俗、人物。刘亮程写乡土，重在提炼一种生存哲学。在他这里，乡土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写，而且赋予了不同寻常的含义。比如，他对野地里的一株铃铛刺做出了这样的深思：

　　我们不清楚铃铛刺长在大地上有啥用处。它浑身的小小尖刺，让企图吃它的嘴，折它的手和践它的蹄远离之后，就闲闲地端扎着，刺天空，刺云，刺空气和风。现在它抱住了我们的麦捆，没让它在风中跑远。我第一次对铃铛刺深怀感激。也许我们周围的许多东西，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关键时刻挽留住我们。一株草，一棵树，一片云，一只小虫……它替匆忙的我们在土中扎根，在空中驻足，在风中浅唱……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

　　一株毫不起眼的铃铛刺因它浑身的小刺保护了自己，并能以一种对抗的姿态立于大地之上，“刺天空，刺云，刺空气和风”，这让我们想起了庄子笔下的那棵歪脖子树，因为不是栋梁之才，才免于斧斤。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为人们所不屑的弃物也能在关键的时候起点作用。也因此，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的消亡是我们死亡的端倪。这种话语，没有一点逻辑的筋骨，但却字字透着智慧。刘亮程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了一个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这个“世界”来自“大地”，通过人的介入，使得原本闭锁的“大地”自行敞开了，绽放出生存的意义。虽是写自己的乡土，但刘亮程很少写到故乡的人，而将主要目光锁定在大地上的其他各色生命，就算是涉及了人，也是冷冷的观察和分析。可以说，刘亮程所建构的“世界”是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是他“一个人的村庄”。

　　刘亮程很善于写牛、马、驴、狗这些牲畜。这些牲畜为人类的利益用尽了一生，最后还得不到善终。但作者并不仅仅是为这些生灵鸣不平，而是在深层生态学的视阈中反思人的精神困境。在《城市牛哞》中，作者采用惯用的拟人手法，站在牛的视角看人；同时又站在人的角度看牛，叙写角度来回转换，叙述话语显得生动活泼。更为令人惊诧的是，作者竟然突发奇思妙想，在牛面临宰杀的关头替它们逃跑：

　　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这样的美梦呢？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我在心里一次次替它们逃跑，用我的两只脚，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最终逃到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让他们再认不出来。……我沉默无语，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惊动周围的人。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我默默接受着这种赞誉，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曾经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了。

　　刘亮程在心里为牛逃跑的“义举”将他的写作立场与旨归显露无遗，他在一种充满反讽的话语中一遍一遍地提醒满手血污的人类：人与牛本无差别，在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有伟大的事物。天地万物，各秉灵气化生，每个生命都携带着秘密相互觌面，你若平等相待，就会收获感动；若是颟顸自私、利令智昏，所有的生命之花必将凋零殆尽。在刘亮程看来，牲畜“分有”了人的灵魂，所以通人性。但是人心委曲，深不可测，在这个牢笼中，还锁着嗜血的巨兽：

　　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他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待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而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些巨蟒大禽。在人身边活下来的，却只有这群温顺之物了。人把它们叫牲口，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

　　这样的话语闪烁着作者的灵思，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让人读来为之怦然。同时也让人进一步反思：驯服的牲口与人相伴，人却要将它们屠戮殆尽。关键原因是因为人的心宅中豢养着凶残的魔兽，一个心中住着魔兽的人还算是人吗？不难见出，作者看似简单的话语背后暗藏着一股逻辑的力量，只要稍作推演，人类自诩为丰功伟绩的全部文明便轰然倒塌了。

　　刘亮程的散文话语之所以深透大地，与他所萦怀的一个重大存在论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个问题就是时间。在时间的地平线上，作者的生态话语自由穿梭，探寻着每一个生命的奥秘：

　　草大概用五年的时间，长满被人铲平踩瓷实的院子。草根蛰伏在土里，它没有死掉，一直在土中窥听地面上的动静。一年又一年，人的脚步在院子里来来去去，时缓时快，时轻时沉。终于有一天，再听不见了。草根试探性地拱破地面，发一个芽，生两片叶，迎风探望一季，确信再没锨来铲它，脚来踩它。草便一棵一棵从土里钻出。这片曾经是它们的土地已面目全非了，且怪模怪样地耸着一间土房子。草开始从墙往外长，往房顶上长。

　　在他的表述中，似乎没有太多的情感，字里行间暗藏着理性的牵引，最终将人引向“沧海桑田”式的喟叹，但有时候这种迁逝之叹又伴随着一种冷静的诙谐：

　　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身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

　　刘亮程的文学世界没有超出那个叫做黄沙梁的新疆北部小村庄，在作者看来，这个村庄就是世界，他说：“我有一个村庄，已经足够了。当这个村庄局限我的一生时，小小的地球正在局限着整个人类。”言语中透着一种庄子式的齐物论智慧。

　　在当代生态散文中，刘亮程的审美运思与话语表述具有某种示范意义。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将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文化之根深扎入大地之中，并以一种超越常见的入思视角进入到事物的本身，他以“万象为宾客”，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审美模式。由此，他在创作时能够左右逢源，灵感“纷纷而来下”。因此，他几乎可以从任何一样事物上进入到那个意义丰沛的生态世界。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作者主要通过对日常事物的叙写去建构普遍的乡土生存哲学，忽略了对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更为广泛和直观的考察，因此使得他的散文理性思考有余而现实批判不足。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