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1940年6月19日（夏历庚辰五月十四日）罗振玉胸痛旧疾频发直至心痛剧烈发作，逝于旅顺，旅顺医院院长通口修辅博士诊断为“心脏麻痹”。他曾有自挽联语曰：
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嗟自幸。
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其间未尝没有痛悔与缺憾，但对毕生的学术活动却心安理得地画上了句号。
要全面客观地评论罗振玉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的著作太多，范围太广了，如果对他的原著--至少是序、跋没有通读过，很难对他的学术成就、得失、学风以至人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特别是罗振玉没有一部像《观堂集林》那样集中代表作的文选，其著述虽早已点校编辑好，却迟迟未能面世。至于《罗雪堂全集》，能够找到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即使找到，其部头之大，没有标点的古文阅读之难，也会使人望而却步，希图去寻找捷径，所以长期以来，关于罗振玉学术生涯的全面评述还很少见，而限于时间的仓促与笔者的水平，本书也只能勾勒出他学术活动的主要方面与主要成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导读。
值得提出的是罗氏一生所以能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首先在于他有深厚的旧学根基，善于从前人成果中积极汲取营养，收集前人每一道天才的光线，集成光束，使自己也燃烧起来，使传统的国学研究开辟出新途径。罗振玉的政治立场是非常保守的，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当社会潮流浩浩荡荡向前发展时，他却大踏步地后退了，继续把忠君当成爱国的思想感情也是非常陈旧的。不过青年时代他对现代文明的构成部分--现代国民教育与农业的研究，毕竟留下了影响。收集甲骨时，他很重视同出土的其他遗物；嘱托罗振常洹洛访古携带考古书籍；对古器物倡导分类、分期研究；用出土文物、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等，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取得成果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他旅食江南阶段，在办学农社翻译农学书籍的同时，创办东文学社培养翻译人才。后来办《教育世界》和整顿农校均得益于此。在潜心国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淮安时代、在江南十载、在入官学，还是旅日八年及归国以后，都不乏切磋学问的朋友，尽管他难以适应官场，在学术界却不寡交游，况且也不缺乏助手，先是胞弟罗振常，后来是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福成学日语于东文学社，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治西夏、契丹、女真文。福苌“幼而通敏，十岁能读父书”，“年未弱冠即通远西诸国文字”和古梵文等。沈曾植、王国维学术论著中，都有他提供的资料，不幸二十六岁病殁，沈、王二人分别为他写了墓碣和传。稍晚四子罗福葆、五子罗福颐也在校刊古籍、古物的过程中参与墨拓、手摹、编校、整理工作，尤其是福颐，从摹刻《待时轩传古别录》到手编《贞松堂集古遗文》、《三代吉金文存》，还通过整理家藏的图书，奠下了一生学术活动的基础，成为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罗氏曾据明刊本，影印久已罕传的元刘《经史动静字音》，该书谢蕴山《小学考》注未见，罗氏使五子补作《小学考目录》，出身书香门第的五子妇商茝若作《经史动静字音笺证》。由此可见，罗氏是怎样把全家都吸引到整理、流传古籍、古物事业中的。在他晚年，则有长孙罗继祖侍侧，从协助抄辑资料，到独立完成《辽史》校勘，终于成为“没有进过小学的大学教授”，终至桃李满天下。
罗福颐在《昔梦录》中回忆说：
先人教育亦因才而施，继祖侄能书，使学敦煌唐人写经，颇得其精髓。因颐能摹金文，乃令取前人未著录之金文摹编成书。其释文及记录令颐编次，而且继祖侄书之，经年乃得成《贞松堂集古遗文》，后由叔父在沪石印传世。
继祖读《辽史》，因导令作校记……继祖好文辞能诗话，家藏古书画极多，导令游泳其中，指示美恶，以成其才……
因颐喜古金文，于是先人导以家藏墨本，令校王观堂著《国朝金文著录表》，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内府藏器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校记》三书，继之令取所藏拓本，去其重复者编《三代吉金文存》付日本精印，书即出，就将继之为《金文疏例》……颐幼喜篆刻，先人导以读古印谱，学刻汉印，戒以一艺之微，当端其趋向，勿惑于时派，以媚于人。先学摹古铜印，因之成《待时轩仿古印草》二卷。以学刻汉印苦桂氏书所摹不精，谢氏书字少不足用，家藏印谱多，乃手摹印文拟补桂氏，谢氏书之不足，上溯古玺文字，亦依《说文》类次积稿成册……成《古玺汉印文字徵》……
由此可见罗氏培养人才确有一套方法，既考虑到学科发展的需要，又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而随着辑印、整理古籍，古物资料的成果日增，人才也脱颖而出了。当我们打开《贞松堂校刊书目》也可看到，它集中了众人的成果。
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当然能锻炼人，但晚年精力不足，审稿不细，也出现一些问题，如《贞松堂集古遗文》及其《补编》、《续编》总计二十二卷，是罗氏历年收集的金文拓本的总汇，其中有些阙疑不识之字，实际上罗氏在《殷虚书契考释》中早已释出，杨树达据此论罗氏早年之作多出王静安之手，这实是一个误会，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附录中论及此事说，《贞松堂集古遗文》是1930-1932年间完成的，“编抄审释之事一以委之儿孙，时乡人人事旁午，往返长春、旅顺间，岁辄三五，稿具，略一披阅，稍加改纂，即付写官”。尽管序中说明“课儿子福颐、长孙继祖助予摹写”，问题确应由主编负责。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原因在于罗氏晚年未能一心考究学问，而子孙功力尚且不足。
在近代史上，罗振玉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所有不存偏见的学者都承认他是一位国学大师，尤其是对于古器物、古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郭沫若曾说，这是在近代文化史上应大书特书的。追索他成绩的取得，那种自觉肩起中华文化遗产整理流传的责任感与紧迫感，那种在学术活动中，注意人才培养，那种根据需要因材施教的方法，对于今天学术研究的开展与队伍的建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嗟自幸。
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其间未尝没有痛悔与缺憾，但对毕生的学术活动却心安理得地画上了句号。
要全面客观地评论罗振玉一生的学术活动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的著作太多，范围太广了，如果对他的原著--至少是序、跋没有通读过，很难对他的学术成就、得失、学风以至人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特别是罗振玉没有一部像《观堂集林》那样集中代表作的文选，其著述虽早已点校编辑好，却迟迟未能面世。至于《罗雪堂全集》，能够找到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即使找到，其部头之大，没有标点的古文阅读之难，也会使人望而却步，希图去寻找捷径，所以长期以来，关于罗振玉学术生涯的全面评述还很少见，而限于时间的仓促与笔者的水平，本书也只能勾勒出他学术活动的主要方面与主要成果，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导读。
值得提出的是罗氏一生所以能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首先在于他有深厚的旧学根基，善于从前人成果中积极汲取营养，收集前人每一道天才的光线，集成光束，使自己也燃烧起来，使传统的国学研究开辟出新途径。罗振玉的政治立场是非常保守的，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当社会潮流浩浩荡荡向前发展时，他却大踏步地后退了，继续把忠君当成爱国的思想感情也是非常陈旧的。不过青年时代他对现代文明的构成部分--现代国民教育与农业的研究，毕竟留下了影响。收集甲骨时，他很重视同出土的其他遗物；嘱托罗振常洹洛访古携带考古书籍；对古器物倡导分类、分期研究；用出土文物、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方法等，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取得成果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他旅食江南阶段，在办学农社翻译农学书籍的同时，创办东文学社培养翻译人才。后来办《教育世界》和整顿农校均得益于此。在潜心国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淮安时代、在江南十载、在入官学，还是旅日八年及归国以后，都不乏切磋学问的朋友，尽管他难以适应官场，在学术界却不寡交游，况且也不缺乏助手，先是胞弟罗振常，后来是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福成学日语于东文学社，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治西夏、契丹、女真文。福苌“幼而通敏，十岁能读父书”，“年未弱冠即通远西诸国文字”和古梵文等。沈曾植、王国维学术论著中，都有他提供的资料，不幸二十六岁病殁，沈、王二人分别为他写了墓碣和传。稍晚四子罗福葆、五子罗福颐也在校刊古籍、古物的过程中参与墨拓、手摹、编校、整理工作，尤其是福颐，从摹刻《待时轩传古别录》到手编《贞松堂集古遗文》、《三代吉金文存》，还通过整理家藏的图书，奠下了一生学术活动的基础，成为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罗氏曾据明刊本，影印久已罕传的元刘《经史动静字音》，该书谢蕴山《小学考》注未见，罗氏使五子补作《小学考目录》，出身书香门第的五子妇商茝若作《经史动静字音笺证》。由此可见，罗氏是怎样把全家都吸引到整理、流传古籍、古物事业中的。在他晚年，则有长孙罗继祖侍侧，从协助抄辑资料，到独立完成《辽史》校勘，终于成为“没有进过小学的大学教授”，终至桃李满天下。
罗福颐在《昔梦录》中回忆说：
先人教育亦因才而施，继祖侄能书，使学敦煌唐人写经，颇得其精髓。因颐能摹金文，乃令取前人未著录之金文摹编成书。其释文及记录令颐编次，而且继祖侄书之，经年乃得成《贞松堂集古遗文》，后由叔父在沪石印传世。
继祖读《辽史》，因导令作校记……继祖好文辞能诗话，家藏古书画极多，导令游泳其中，指示美恶，以成其才……
因颐喜古金文，于是先人导以家藏墨本，令校王观堂著《国朝金文著录表》，成《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内府藏器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校记》三书，继之令取所藏拓本，去其重复者编《三代吉金文存》付日本精印，书即出，就将继之为《金文疏例》……颐幼喜篆刻，先人导以读古印谱，学刻汉印，戒以一艺之微，当端其趋向，勿惑于时派，以媚于人。先学摹古铜印，因之成《待时轩仿古印草》二卷。以学刻汉印苦桂氏书所摹不精，谢氏书字少不足用，家藏印谱多，乃手摹印文拟补桂氏，谢氏书之不足，上溯古玺文字，亦依《说文》类次积稿成册……成《古玺汉印文字徵》……
由此可见罗氏培养人才确有一套方法，既考虑到学科发展的需要，又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而随着辑印、整理古籍，古物资料的成果日增，人才也脱颖而出了。当我们打开《贞松堂校刊书目》也可看到，它集中了众人的成果。
放手让年轻人去做，当然能锻炼人，但晚年精力不足，审稿不细，也出现一些问题，如《贞松堂集古遗文》及其《补编》、《续编》总计二十二卷，是罗氏历年收集的金文拓本的总汇，其中有些阙疑不识之字，实际上罗氏在《殷虚书契考释》中早已释出，杨树达据此论罗氏早年之作多出王静安之手，这实是一个误会，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附录中论及此事说，《贞松堂集古遗文》是1930-1932年间完成的，“编抄审释之事一以委之儿孙，时乡人人事旁午，往返长春、旅顺间，岁辄三五，稿具，略一披阅，稍加改纂，即付写官”。尽管序中说明“课儿子福颐、长孙继祖助予摹写”，问题确应由主编负责。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原因在于罗氏晚年未能一心考究学问，而子孙功力尚且不足。
在近代史上，罗振玉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所有不存偏见的学者都承认他是一位国学大师，尤其是对于古器物、古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郭沫若曾说，这是在近代文化史上应大书特书的。追索他成绩的取得，那种自觉肩起中华文化遗产整理流传的责任感与紧迫感，那种在学术活动中，注意人才培养，那种根据需要因材施教的方法，对于今天学术研究的开展与队伍的建设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