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流沙坠简研究
在论及罗振玉殚力国学、开风气之先的学术活动时，人们总要联系起另一位国学大师的名字--王国维。自1898年罗氏在东文学社见到王国维“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的咏史诗始，一直对王氏异常器重。先是免费准其跟班学习，后又助其留学日本。罗氏入学部供职后，1907年向荣庆推荐王国维任职学部总务司行走，再改任学部京师图书馆编译。在此期间，罗氏在学术往来活动中，常让王协同前往，促其结交学界名流。因此，王氏对罗一直怀有感激之情，青年时代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表达他的心声：
豫章生七年，荏染不成株。其上矗楩楠，郁郁干云衢。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诘朝事斤斧，浃辰涂丹朱。明堂高且严，荡天人居。虹梁扛日月，菡萏纷扶敷。顾此豫章苗，谓为中与人为善欂护。付彼拙工辈，刻划失其初。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如何。
此诗是王氏在东文学社学期考试不及格，罗氏为其向教习说项，王氏免于辍学有感而作。全诗充满对“匠石”（按：隐喻罗振玉）把他与那些“凡才”相区别加以培养，或已看出他将是高大建筑中的顶梁柱，确与一般工匠不同，没有把他视作不能进行雕琢的普通栎树和椿树抛弃掉，而是将其“力拔于庸众之中”。诗言志，果然后来王氏成为国学大师，不负“匠石”的“顾视”。1911年王国维与罗氏一道东渡日本，走上从事经、史、小学的研究道路，直到1927年王氏自沉昆明湖前，在“国学”园地中，罗、王共同耕耘，力辟新风，从而开创了“罗王之学”，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新资料，打开了新路径。
1914年刊布的《流沙坠简》，主要著录的是著名敦煌汉简，新疆罗布淖尔等地出土的魏晋至南北朝的木简仅占一小部分。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图影和随文考释的汉简著作，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评论这部书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而这部书正是罗、王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成为近代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这批木简得来不易，像罗振玉著录和考释敦煌遗书那样，是他想方设法从欧洲人那里争取来的。木简之所以落到欧洲，也和敦煌文书一样，是被英印殖民当局派往中亚的考察者斯坦因劫掠的。
这个匈牙利籍的斯坦因，在英国学东方语言后，到英印殖民当局教育部门任职，1906年至1908年第二次接受派遣到中亚“探险”，从我国新疆前往甘肃敦煌寻宝途中，1907年进入玉门关后，在疏勒河上游考察发现汉代长城遗址，于敦煌北（东经94°30′至93°10′，北纬40°）的长城碉楼的废墟中得汉简七百零四枚，后又在新疆罗布淖尔以北的北海头古城、和田东北的尼雅古城等地发掘到魏、晋至南北朝、隋、唐的木简一百一十五枚。这些简牍连同从敦煌骗走的隋唐文书都运回伦敦，藏大不列颠博物院，其中的简牍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研究。
罗振玉光绪戊申年（1908年）得知斯坦因在“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的消息后，不无惋惜地说：“神物去国，恻焉疚怀。”吐露出他对简册沦为他国之宝非常痛心不安，并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搜求。1910年有人从欧洲回国告诉他，在巴黎看到沙畹博士正在考释这批简册，并且准备出版，他“为之色喜”。但直至1912年久盼沙氏之书不得见，急切地“遗书沙君，求为影写”。罗氏之所以和沙畹通信，是因为他早闻沙畹“精熟太史公书”，故“心仪有年”。宣统元年（1909年）通过伯希和“宛转通音问于博士。博士以所著《河朔访古图志》见赠。由是邮使往来”，“遂成夙好”。沙畹像伯希和那样，过了一年果真将“手校之本”寄给罗氏。因为手校本是用法文写的，原样翻印过来，不便国人阅读和研究。正好罗氏之子福苌精通法文，可以实现他让国人观览的目的。罗氏用了几个晚上通读沙畹考释的汉译材料，觉得很有必要重新编排简牍的照片，以体现出简牍的内在联系，故而重新将简牍分为三类：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显然，第一、三类简牍内容庞杂，第二类内容相对比较集中，故在考释简文时，第一、三类由罗氏自任，第二类由王国维承担。罗、王将书名定为《流沙坠简》，似有意给人们留下遐想的空间。这里的“流沙”是古代人们对我国西北广大沙漠地带的别称，因为那里沙随风动，故名“流沙”；“坠简”系指失落埋没在沙漠里的木简。“流沙”与“坠简”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见书的名称，就会联想到在广漠无垠的沙漠里戍边的将士。这样的题目确实别具匠心。
罗振玉凭着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以书为伴的嗜好，即使在“扑扑道路”中也未尝放弃。从经、史到小学、术数、方技之类无不涉猎，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知识。故能面对残简，很快分出类别，进入考释。“小学术数方技书”中以“小学”开篇，一开始他就解读没有篇题的四枚简。从仅“存字四十有一”的四枚残简中的简一、简二“有韵可寻”，定为四字句，又判明，“简中诸字多见于《说文解字》中”，所以他断定此四简“为《仓颉》殆无疑矣”。这个结论恰与史籍所载《仓颉》的句式相合，内容也一致，为后人所公认。
在这一类里，罗氏着重考释汉简历书。他对四件没有年号而又较完整的历谱分别用两汉通行的太初术和四分术推算，正与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和永元六年（公元94年）历谱的朔闰干支相合，进而总结出数简相联的“元康、神爵二历谱通一年一谱，横读之”，亦有“每月为一谱，纵读之。知汉代通行历谱之式颇不一也”的结论。还由永光五年的历谱上特别记有初伏、中伏、后伏和腊的现象，遍举了有关文献，证明自秦德公开始的伏天“历忌”和冬日“腊祭”，在汉代已演变成“朝野重伏”和“腊祭百神”的社会习俗。特别是他详细考证了历谱中某日下的“建”字，其含义是表示某一周期的起点，其后相继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凡十二日周而复始，观所值以定吉凶。每月交节则叠两值日，其法从月建上起建，与斗杓所指相应，如正月建寅，则寅日起建，顺行十二辰是也”。另外，还讨论了历谱中出现的“十二直”、“八魁”、“血忌”、“反支”等，与散见在史书和子书中的有关记载相参证，勾画出比较系统的汉代人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禁忌规律。这就使残文断简变为信而有征的文化史料，得以补正文献记载的缺佚或失误。罗氏的上述观点，得到国内外简牍学家的赞同。
在《简牍遗文考释》序中，罗氏对考释古简文字的困难和残简（包括纸片）的意义有很好的说明，他写道：
古简文字最难识，其时最先者上承篆书，下接章草，一也；边徼急就之书，颇多讹略，二也；断烂之余，不能求其义理，三也。诸简皆然，而书牍为尤甚。此编所录合简纸计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过二三，其可考见事实者亦少。然，借以知书体之变迁，窥简牍之体式，其裨益亦甚巨。
序文基本涵盖了简牍遗文的内容，如许多汉、魏、晋断简残纸，文字可反映书体的演变，例如：遗文六中的“衣”字“用篆体”，出自“西汉人手”，而遗文六十七、七十五与屯戍禀给类十一、十二书体均为章草，后二者分别“有建武三十一年”、“有永平十一年”纪年，这是后汉章帝祖父光武帝和父亲明帝的两个年号，所以他说“章草始于章帝者殆不然矣”。又如：神爵四年简文字近于“今楷之滥觞，至永和二年简楷七而隶三矣。魏景元四年则全为楷书”等。由此推知“钟太傅诸帖”不能断为后世“摹失真或赝作”。这些实例的时代倘如罗氏所定，则其发现确实可以冲破传统的文字书体演变成说。
遗文考释还尽量挖掘尼雅古城残纸文字的史料价值，如遗文四十四残纸是晋人的书信，提到郡下设有督邮，“知晋制与两汉正同”，可补《晋志》之缺。又如遗文四十三残纸记有焉耆王和龟兹的关系，四十九残纸似记焉耆王“为将吏所图”，罗氏推断前者是晋人在焉耆国“遗书西域长吏”遗存，后者与一度被灭国的“龟兹国人罗云”杀原焉耆国王会的事件有关。出自敦煌的遗文二十一是简书残文，罗氏考证“简云‘公辅之位’可知为孝平及王莽时所书；又云‘可以殄灭诸反国立大功’，又可知书于始建国五年，西域诸国叛莽之后也”。这几件史事残文不过十几字或二十余字，若没有谙熟的古籍知识，是难以找到它们的历史归宿的。一旦确定了它们的历史时空位置，其价值显而易见，为西域诸国臣属汉、晋王朝，以及彼此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增添了新的史料。
《流沙坠简》能及早与国人见面，当然同罗振玉积极争取得到手校本、自任部分考释和及时刊印分不开，也与他让王国维在这个新领域显身手密切相关。王氏在该书序中说：“癸丑岁暮（1913年末），始于罗叔言先生处读斯坦因博士所得之汉、晋简牍及沙畹博士考释之书”，“以世人亟欲先睹是简也，乃属国维分任考订”。王氏负责第二部分“屯戍丛残”考释，而这部分简牍最多，内容重要，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在考释中他发挥近两年“专习经史小学”的长处，创获甚多，因而罗、王这次合作使他彻底与哲学、文学决裂，真正转入研究国学起了关键作用。1912年王氏著《简牍检署考》时未见简牍实物，是从书本到书本进行的考证，其文云：“上古简册书体自用篆书；至汉晋以降，策命之书亦无用篆者。”还说“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等。这些推论都与后来发现的简册、帛书文字实际不合。此次则不然，以实实在在古人书写的简牍影印件作为研究对象，等于直接接到古人送给今人的文书，需要仔细认真对待。因而，他先将“屯戍丛残”再进行分类，分为簿书、烽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等六项。这样归类分析，便于从中理出简牍书写的真实历史。他在研究方法上与罗氏相同，逐条释文，重点考释。但由于这部分简牍数量多，记录的内容集中，与典籍相互参证，融会贯通，所以发现颇多。罗振玉在归纳王氏“屯戍丛残”考释成就时说：
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
这个归纳大体综括了王氏在考释中的新见解，仅举一二例略作说明。如王氏同意沙畹考证汉代玉门关自东西迁说，并详加论证，认为汉武帝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酒泉之玉门县，李广利西征克大宛之后，玉门关西迁至今敦煌之西。此说八十年前却是新颖、前无古人之说。后世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汉简对此又有补充或订正，提出“玉门关在太初二年以前亦已必在敦煌之西”的新观点。王氏据敦煌汉简和斯坦因发掘的汉长城遗址，对那一带的军事设施和官制详加论述，他说：“汉敦煌郡属县六，而缘边者凡四：东则广至，其西为效谷、为敦煌、为龙勒。前汉于此分置四都尉：一、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广至县境）；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在敦煌县境）；三、玉门都尉，治玉门关（在龙勒县北境）；四、阳关都尉，治阳关（在龙勒西境）。都尉之下各置候官分统其众。”而这些都尉地位，相当于大将军之下的校尉，其下的候官与校尉之下的军候相当。又据汉简得知中部都尉下属还有“平望候官”等等。这些考证均是补史志之缺，为研究汉代西北边地的军事防御提供了珍贵的出土文献资料。
王氏对罗布淖尔东北古城出土的简纸更有独到的见解，他否定德国人喀尔亨利、孔拉第，英国斯坦因，法国学者沙畹等人定此遗址为古楼兰之墟的看法，而主张“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而《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之居卢仓，《水经注》之龙城，皆是地也”。王氏的结论理由有三：一是遗址有来自楼兰的书信；二是《水经注》、《汉书班勇传》等记载楼兰位于塔里木河入蒲昌海（罗布淖尔）的西北方，与位于罗布淖尔东北的古遗址方位不合；三是此处木简有自名为“海头”或“来自海头”简文，所以此地前凉时名为海头是无疑的，并推测是因“居蒲昌海东头得名”。汉代这里名居卢，或曰姜赖，海头是魏、晋以后新名，龙城是西域人的称呼。魏、晋以后这里又是西域长史的治所，成为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重地。对于尼雅遗址的归属，王氏同意斯坦因所论，当是汉代精绝国废墟。
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和“屯戍丛残”考释中发表的这些意见，取材于新资料，又将史书有关记载与之上下贯通，论之凿凿，远比西方人的著作高明得多。因而，使学术界同仁耳目一新，后来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和简牍学的发展，王氏之功不可没。
罗、王共同开创和倡导的简牍研究，不仅在国内得到呼应，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巨大影响。西方学者纷纷邀请罗氏前往讲学，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反映。王国维回国以后，罗振玉暂留居日本，并打算到欧洲各国阅览“我西陲古卷轴入欧洲者”。沙畹闻讯后，联合英、德、法学者聘请罗氏到欧洲各国“审定东方古文物”。罗氏便约王国维与之同往。王氏复信谈及“欧洲近岁科学已造其极，人欲亦与之竞进”。看来两人都想开阔眼界，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为日后更好合作创造优越的条件。可惜，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未能成行，二人共同搜集新资料的愿望未能实现。
豫章生七年，荏染不成株。其上矗楩楠，郁郁干云衢。匠石忽顾视，谓与凡材殊。诘朝事斤斧，浃辰涂丹朱。明堂高且严，荡天人居。虹梁扛日月，菡萏纷扶敷。顾此豫章苗，谓为中与人为善欂护。付彼拙工辈，刻划失其初。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如何。
此诗是王氏在东文学社学期考试不及格，罗氏为其向教习说项，王氏免于辍学有感而作。全诗充满对“匠石”（按：隐喻罗振玉）把他与那些“凡才”相区别加以培养，或已看出他将是高大建筑中的顶梁柱，确与一般工匠不同，没有把他视作不能进行雕琢的普通栎树和椿树抛弃掉，而是将其“力拔于庸众之中”。诗言志，果然后来王氏成为国学大师，不负“匠石”的“顾视”。1911年王国维与罗氏一道东渡日本，走上从事经、史、小学的研究道路，直到1927年王氏自沉昆明湖前，在“国学”园地中，罗、王共同耕耘，力辟新风，从而开创了“罗王之学”，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新资料，打开了新路径。
1914年刊布的《流沙坠简》，主要著录的是著名敦煌汉简，新疆罗布淖尔等地出土的魏晋至南北朝的木简仅占一小部分。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图影和随文考释的汉简著作，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评论这部书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而这部书正是罗、王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成为近代简牍学的开山之作。
这批木简得来不易，像罗振玉著录和考释敦煌遗书那样，是他想方设法从欧洲人那里争取来的。木简之所以落到欧洲，也和敦煌文书一样，是被英印殖民当局派往中亚的考察者斯坦因劫掠的。
这个匈牙利籍的斯坦因，在英国学东方语言后，到英印殖民当局教育部门任职，1906年至1908年第二次接受派遣到中亚“探险”，从我国新疆前往甘肃敦煌寻宝途中，1907年进入玉门关后，在疏勒河上游考察发现汉代长城遗址，于敦煌北（东经94°30′至93°10′，北纬40°）的长城碉楼的废墟中得汉简七百零四枚，后又在新疆罗布淖尔以北的北海头古城、和田东北的尼雅古城等地发掘到魏、晋至南北朝、隋、唐的木简一百一十五枚。这些简牍连同从敦煌骗走的隋唐文书都运回伦敦，藏大不列颠博物院，其中的简牍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研究。
罗振玉光绪戊申年（1908年）得知斯坦因在“我西陲得汉、晋简册载归英伦”的消息后，不无惋惜地说：“神物去国，恻焉疚怀。”吐露出他对简册沦为他国之宝非常痛心不安，并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搜求。1910年有人从欧洲回国告诉他，在巴黎看到沙畹博士正在考释这批简册，并且准备出版，他“为之色喜”。但直至1912年久盼沙氏之书不得见，急切地“遗书沙君，求为影写”。罗氏之所以和沙畹通信，是因为他早闻沙畹“精熟太史公书”，故“心仪有年”。宣统元年（1909年）通过伯希和“宛转通音问于博士。博士以所著《河朔访古图志》见赠。由是邮使往来”，“遂成夙好”。沙畹像伯希和那样，过了一年果真将“手校之本”寄给罗氏。因为手校本是用法文写的，原样翻印过来，不便国人阅读和研究。正好罗氏之子福苌精通法文，可以实现他让国人观览的目的。罗氏用了几个晚上通读沙畹考释的汉译材料，觉得很有必要重新编排简牍的照片，以体现出简牍的内在联系，故而重新将简牍分为三类：一、小学术数方技书；二、屯戍丛残；三、简牍遗文。显然，第一、三类简牍内容庞杂，第二类内容相对比较集中，故在考释简文时，第一、三类由罗氏自任，第二类由王国维承担。罗、王将书名定为《流沙坠简》，似有意给人们留下遐想的空间。这里的“流沙”是古代人们对我国西北广大沙漠地带的别称，因为那里沙随风动，故名“流沙”；“坠简”系指失落埋没在沙漠里的木简。“流沙”与“坠简”联系在一起，人们一见书的名称，就会联想到在广漠无垠的沙漠里戍边的将士。这样的题目确实别具匠心。
罗振玉凭着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以书为伴的嗜好，即使在“扑扑道路”中也未尝放弃。从经、史到小学、术数、方技之类无不涉猎，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知识。故能面对残简，很快分出类别，进入考释。“小学术数方技书”中以“小学”开篇，一开始他就解读没有篇题的四枚简。从仅“存字四十有一”的四枚残简中的简一、简二“有韵可寻”，定为四字句，又判明，“简中诸字多见于《说文解字》中”，所以他断定此四简“为《仓颉》殆无疑矣”。这个结论恰与史籍所载《仓颉》的句式相合，内容也一致，为后人所公认。
在这一类里，罗氏着重考释汉简历书。他对四件没有年号而又较完整的历谱分别用两汉通行的太初术和四分术推算，正与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和永元六年（公元94年）历谱的朔闰干支相合，进而总结出数简相联的“元康、神爵二历谱通一年一谱，横读之”，亦有“每月为一谱，纵读之。知汉代通行历谱之式颇不一也”的结论。还由永光五年的历谱上特别记有初伏、中伏、后伏和腊的现象，遍举了有关文献，证明自秦德公开始的伏天“历忌”和冬日“腊祭”，在汉代已演变成“朝野重伏”和“腊祭百神”的社会习俗。特别是他详细考证了历谱中某日下的“建”字，其含义是表示某一周期的起点，其后相继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凡十二日周而复始，观所值以定吉凶。每月交节则叠两值日，其法从月建上起建，与斗杓所指相应，如正月建寅，则寅日起建，顺行十二辰是也”。另外，还讨论了历谱中出现的“十二直”、“八魁”、“血忌”、“反支”等，与散见在史书和子书中的有关记载相参证，勾画出比较系统的汉代人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禁忌规律。这就使残文断简变为信而有征的文化史料，得以补正文献记载的缺佚或失误。罗氏的上述观点，得到国内外简牍学家的赞同。
在《简牍遗文考释》序中，罗氏对考释古简文字的困难和残简（包括纸片）的意义有很好的说明，他写道：
古简文字最难识，其时最先者上承篆书，下接章草，一也；边徼急就之书，颇多讹略，二也；断烂之余，不能求其义理，三也。诸简皆然，而书牍为尤甚。此编所录合简纸计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过二三，其可考见事实者亦少。然，借以知书体之变迁，窥简牍之体式，其裨益亦甚巨。
序文基本涵盖了简牍遗文的内容，如许多汉、魏、晋断简残纸，文字可反映书体的演变，例如：遗文六中的“衣”字“用篆体”，出自“西汉人手”，而遗文六十七、七十五与屯戍禀给类十一、十二书体均为章草，后二者分别“有建武三十一年”、“有永平十一年”纪年，这是后汉章帝祖父光武帝和父亲明帝的两个年号，所以他说“章草始于章帝者殆不然矣”。又如：神爵四年简文字近于“今楷之滥觞，至永和二年简楷七而隶三矣。魏景元四年则全为楷书”等。由此推知“钟太傅诸帖”不能断为后世“摹失真或赝作”。这些实例的时代倘如罗氏所定，则其发现确实可以冲破传统的文字书体演变成说。
遗文考释还尽量挖掘尼雅古城残纸文字的史料价值，如遗文四十四残纸是晋人的书信，提到郡下设有督邮，“知晋制与两汉正同”，可补《晋志》之缺。又如遗文四十三残纸记有焉耆王和龟兹的关系，四十九残纸似记焉耆王“为将吏所图”，罗氏推断前者是晋人在焉耆国“遗书西域长吏”遗存，后者与一度被灭国的“龟兹国人罗云”杀原焉耆国王会的事件有关。出自敦煌的遗文二十一是简书残文，罗氏考证“简云‘公辅之位’可知为孝平及王莽时所书；又云‘可以殄灭诸反国立大功’，又可知书于始建国五年，西域诸国叛莽之后也”。这几件史事残文不过十几字或二十余字，若没有谙熟的古籍知识，是难以找到它们的历史归宿的。一旦确定了它们的历史时空位置，其价值显而易见，为西域诸国臣属汉、晋王朝，以及彼此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增添了新的史料。
《流沙坠简》能及早与国人见面，当然同罗振玉积极争取得到手校本、自任部分考释和及时刊印分不开，也与他让王国维在这个新领域显身手密切相关。王氏在该书序中说：“癸丑岁暮（1913年末），始于罗叔言先生处读斯坦因博士所得之汉、晋简牍及沙畹博士考释之书”，“以世人亟欲先睹是简也，乃属国维分任考订”。王氏负责第二部分“屯戍丛残”考释，而这部分简牍最多，内容重要，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在考释中他发挥近两年“专习经史小学”的长处，创获甚多，因而罗、王这次合作使他彻底与哲学、文学决裂，真正转入研究国学起了关键作用。1912年王氏著《简牍检署考》时未见简牍实物，是从书本到书本进行的考证，其文云：“上古简册书体自用篆书；至汉晋以降，策命之书亦无用篆者。”还说“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等。这些推论都与后来发现的简册、帛书文字实际不合。此次则不然，以实实在在古人书写的简牍影印件作为研究对象，等于直接接到古人送给今人的文书，需要仔细认真对待。因而，他先将“屯戍丛残”再进行分类，分为簿书、烽燧、戍役、禀给、器物、杂事等六项。这样归类分析，便于从中理出简牍书写的真实历史。他在研究方法上与罗氏相同，逐条释文，重点考释。但由于这部分简牍数量多，记录的内容集中，与典籍相互参证，融会贯通，所以发现颇多。罗振玉在归纳王氏“屯戍丛残”考释成就时说：
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
这个归纳大体综括了王氏在考释中的新见解，仅举一二例略作说明。如王氏同意沙畹考证汉代玉门关自东西迁说，并详加论证，认为汉武帝太初以前的玉门关即酒泉之玉门县，李广利西征克大宛之后，玉门关西迁至今敦煌之西。此说八十年前却是新颖、前无古人之说。后世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汉简对此又有补充或订正，提出“玉门关在太初二年以前亦已必在敦煌之西”的新观点。王氏据敦煌汉简和斯坦因发掘的汉长城遗址，对那一带的军事设施和官制详加论述，他说：“汉敦煌郡属县六，而缘边者凡四：东则广至，其西为效谷、为敦煌、为龙勒。前汉于此分置四都尉：一、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广至县境）；二、中部都尉，治步广候官（在敦煌县境）；三、玉门都尉，治玉门关（在龙勒县北境）；四、阳关都尉，治阳关（在龙勒西境）。都尉之下各置候官分统其众。”而这些都尉地位，相当于大将军之下的校尉，其下的候官与校尉之下的军候相当。又据汉简得知中部都尉下属还有“平望候官”等等。这些考证均是补史志之缺，为研究汉代西北边地的军事防御提供了珍贵的出土文献资料。
王氏对罗布淖尔东北古城出土的简纸更有独到的见解，他否定德国人喀尔亨利、孔拉第，英国斯坦因，法国学者沙畹等人定此遗址为古楼兰之墟的看法，而主张“此地决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而《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之居卢仓，《水经注》之龙城，皆是地也”。王氏的结论理由有三：一是遗址有来自楼兰的书信；二是《水经注》、《汉书班勇传》等记载楼兰位于塔里木河入蒲昌海（罗布淖尔）的西北方，与位于罗布淖尔东北的古遗址方位不合；三是此处木简有自名为“海头”或“来自海头”简文，所以此地前凉时名为海头是无疑的，并推测是因“居蒲昌海东头得名”。汉代这里名居卢，或曰姜赖，海头是魏、晋以后新名，龙城是西域人的称呼。魏、晋以后这里又是西域长史的治所，成为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重地。对于尼雅遗址的归属，王氏同意斯坦因所论，当是汉代精绝国废墟。
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序和“屯戍丛残”考释中发表的这些意见，取材于新资料，又将史书有关记载与之上下贯通，论之凿凿，远比西方人的著作高明得多。因而，使学术界同仁耳目一新，后来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和简牍学的发展，王氏之功不可没。
罗、王共同开创和倡导的简牍研究，不仅在国内得到呼应，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巨大影响。西方学者纷纷邀请罗氏前往讲学，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反映。王国维回国以后，罗振玉暂留居日本，并打算到欧洲各国阅览“我西陲古卷轴入欧洲者”。沙畹闻讯后，联合英、德、法学者聘请罗氏到欧洲各国“审定东方古文物”。罗氏便约王国维与之同往。王氏复信谈及“欧洲近岁科学已造其极，人欲亦与之竞进”。看来两人都想开阔眼界，吸收新的科学知识，为日后更好合作创造优越的条件。可惜，因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未能成行，二人共同搜集新资料的愿望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