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见微知著
罗振玉在抢救和流传敦煌文献的同时，还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风气之先。早期研究成果分散刊布在敦煌资料书中，多为序、跋或校勘古籍的形式。文章短而精，一般在千字左右，极短或四五千字的长篇均少见，多是针对不同的文献，“或考定其年代，或订其真伪，或跋其古佚，或正其讹脱”，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是二十年代以前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流方式，即承袭了清代治学路数。1918年罗氏将自己所作的序跋集为《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中的一部分，后来又由王重民于1958年编入《敦煌古籍叙录》里，成为了解早期研究敦煌文献具有代表性著作的组成部分。
敦煌石室遗书和碑刻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古籍种类非常之多，从文献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到佛学、道家说、地理、历法等等无所不有。面对这些写本，罗氏凭他自幼熟读的经史和历代名人论述，仔细思索，慎密钻研，将心得精华流于笔端，形成五十余篇序、跋和史传献与学术界。其中许多篇的论断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有的至今仍不失为精当论述。这里就其论证古佚、考定年代、校勘古籍、补叙史传等方面成绩略作介绍。
一、论证古佚
在经学研究中，关于《尚书》源流的记载和研究一直是经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尤其是宋代以后学者未见过古文《尚书》和隶古定《尚书》真本，致使后来《尚书》源流的讨论留下许多疑点。敦煌石室遗书的发现，结束了这一局面，近代学者目睹了唐人写本隶古定《尚书》，而罗氏则是国内最早著文指出该写本是隶古定《尚书》的。他在《敦煌古文尚书夏书商书周书残卷跋》中首先提出，这些书“均为未经天宝改字，犹是魏晋以来相传隶古定之原本”，因为这种写本的古文与承袭五代而来的宋代“薛本违者十逾七八，而与陆氏所谓古文无几之说正合”。进而断定宋代传下来的古文《尚书》，是五代的郭忠恕“摭拾字书以成之，宋世所传皆承其缪”。这确属慧眼卓识，所论已成铁案。他还不断根据新见材料验证自己的看法，先后写出六篇跋，证明敦煌发现的《尚书》残卷是久佚隶古定本，同时还把这种考察与保存在日本的古写本《尚书》进行比较，从文字上确认后者亦“为卫氏未改字以前真本”。从使用古字上论证敦煌本和日本古写本《尚书》与流传本的区别，最终确认它们是国内失传已久的隶古定《尚书》原本，并被学术界所公认，真正为《尚书》第一次改写本找到实证，使当代研究《尚书》学史和校勘古文《尚书》平添许多切切实实的证据，罗氏之功不可没。
《春秋穀梁传解释》一书在北宋诸家书目中已不见，幸运的是千余年之后敦煌石室发现该书残卷。书名及其注者得以重现，有赖于罗氏的考证。他初见引书不知何人所注，经过反复推敲注文，与《集解》本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下杨《疏》引麋信语基本相同，证明该残卷为麋信所注，由此可以更正《隋书》《唐书》中麋信注《春秋穀梁传》为《春秋穀梁传解释》。
罗氏考论敦煌遗书中的古佚书相当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上两例足以说明他对遗书的研究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所订古佚书的名称和作者均有根据，至今还无人提出疑义。
二、考定年代
历史学和文献学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坐标，研究敦煌遗书也是这样，否则对遗书的其他论述便有失去特定时间侈谈的嫌疑。罗氏对遗书的书写年代非常重视，许多遗书的书写年代他都做过考证，而且鉴别的方法不止一种。其中最醒目易晓的是利用封建社会“避讳”制度确定遗书的书写时间范围。封建社会作文或说话往往避免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有时用缺笔字或同义字表示君主或尊亲的名字，这种现象称为“避讳”。有时，以此为手段断定遗书的书写年代相当准确。罗氏首先在《敦煌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跋》使用这种方法，他说：“唐讳皆不避”或“唐讳皆不缺笔”的遗书，是“六朝写本”，“中字缺末笔之下半，避隋讳”即避隋文帝父名之讳，为“隋写本”，而“讳丙不讳民”，是唐高祖讳其父名昺，所以“写于武德（唐高祖年号）”，故而将该残卷中桓公、僖公、定公、昭公各篇的书写时间分别定为“隋写本”、“六朝写本”、“武德初年写本”。《周易王弼注》“卷三虎字缺笔，民字则否，乃高祖时写本”，因高祖之祖名虎；“卷四民字缺笔，则缮写略后”，即唐太宗李世民时写本。《礼记檀弓》“卷中民字缺末笔”亦为唐太宗李世民时写本。有的初唐写本避讳与前述不同，而是讳庆，如敦煌本《春秋穀梁传集解》残卷是当时官府写本，“卷内庆字皆缺笔”，似是“嗣道王吏为嗣道王所书，故避道王元庆讳”。
除利用“避讳”鉴定书写年代之外，还辅之以书体的比较，或地理沿革等方法确定时代。书体比较法是由已知的写本年代推断出来的，如在《敦煌本毛诗故训传残卷跋》中，已知甲卷《小雅鹿鸣》至卷九后题前十三行为六朝人所写，将其与乙卷《出车》及后题对照，看出“书迹略逊，然望而知六朝人笔”。以地理沿革判断书写年代的典型例证是在《敦煌本春秋后国语略出残卷跋》中提出来的，该文论述《略出》一书南宋之初已不易得，元代只在姚序《国策》中偶见一二，其书当“亡佚于宋元之际”，进而指出成书于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引此书注文，证明是书必在北宋之前。《太平御览服章部》“魏太子击田子方于朝歌，注：朝歌，纣之所都，今卫州地。考卫州之名始于五季（即五代），宋世因之”。宋初已引此书注文，“作注者殆五季人”，由此可知敦煌本《略出》不早于五代。
三、校勘古籍
中国古籍浩繁，流传久远，在传抄过程中不免有抄写错误，也有好事者妄改而出现的错误。随着古代文献的发现，近百年来对传世文献不断进行校勘，敦煌石室遗书为这方面工作提供了大量依据。罗氏对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仅在敦煌遗书的序、跋中初步厘定有关传世文献的错讹，而且特别重视利用遗书资料完成群经的点勘工作。后者已超越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可以不论。我们仅就有关敦煌遗书的跋与校勘关系密切的内容略加叙述。
《敦煌本春秋穀梁集解残卷跋》中指出：“不见《释文》而可确定此本是而今本误者”，如：
（庄公）十九年夺辟要盟也注：“不则此行也，有辞。”今本作“不则止此行，有辞也”。
二十二年传高傒伉也注：“与公敌礼”，今本“礼”讹“体”。
闵公第四题下注：“闵公名开，庄公之子，子般庶弟也。惠王十六年即位”，今本全佚此十二字。
《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中，论证“齐古《论语》”为孔安国本“古《论语》”之后，指出该《论语郑注》比《经典释文》作者看到的本子还佳，举出四事来证明：
《释文》陈司败注：“郑以司败为人名，齐大夫。”此卷则作“陈司败齐大夫，盖名御寇子疾。”注郑本无病字，此卷则有病字。空空如也，注郑或作悾悾，此卷则作空空也。两端，注郑云末也，此卷则作两端，犹本末。凡斯殊异，率此为优。
此段跋在指明《论语郑注》对校勘今本《论语》重要价值之后，又强调它是“今日幸存的秘籍”，就是在唐代也是郑注本中的善本。这个结论的得出，仅仅有必要的文献基础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丰富的文献源流和版本知识，方能对发现的古籍做出恰当的评估。
《敦煌本汉书王莽传残卷跋》指出，此残卷虽仅存三十八行，但可校出今本《王莽传》中多处传抄失误：
“城中无行人”，今本作“城中无人行”。
“王莽始起外戚枝叶”，今本脱“枝叶”二字。
“又乘四父世叶之权”，今本“世叶”作“历世”。
“亦有天时”，今本夺“有”字。
“是以四海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今本作“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
类似上述三例的跋还有很多篇，都在不同程度上包括这项内容，可见罗氏刊布的敦煌古籍并不是单纯公布材料，而是进行了快速、准确的考察之后才与学者见面的。他既能尽快让学者见到原始文献，又为之指出这类原始文献首先应注意研究的方面。这种对新发现古籍的处理方法，不亚于现在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且其速度之快，是现在更应效法的。
四、补叙史传
著名的敦煌壁画张义潮出行图，所表现的那种归义军节度使威仪盛况，描绘出晚唐时期张氏家族在沙州地区的历史故事生动形象，这已为现在治敦煌学和唐史的学者所熟悉。但是七八十年前的学者还无缘看到这幅壁画，对于张义潮其人其事及其家族在沙州舞台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竟然在新旧《唐书》中都找不到完整的记载，仅在有关的纪、传中零星提及，且多乖迕，致使张义潮的业绩湮没千余年。张义潮是怎样带领沙州地区汉民从吐蕃统治下崛起，并以瓜沙伊肃十一州归唐的义举，以及其家族在瓜沙职掌六十年的历史，也就很少有人关注。但罗振玉是个例外，他曾见到敦煌遗书里的《张延绶别传》和《李氏再修功德记》两篇残文，前者载明张延绶为河西节度使“张公禄伯第三子”（按：禄伯为张淮深字），《张延绶别传》末标有“光启三年闰十二月”；后者记李氏平定篡夺沙州政权的索氏之乱后，“义立侄男，秉持旌钺”，张氏重掌政权。由这两篇残文罗氏发现，《唐书》有关晚唐西北史实的记载有误，他在《敦煌本张延绶别传跋》中尖锐指出：“光启三年（887年）延绶之父方任节度，”“岂有如《吐蕃传》咸通十三年（872年）曹义金已代张氏之理？”因为同光之初（923年）上距咸通十三年（872年）长达半个世纪，曹义金至多“尚在襁褓，何能遂领州事？”故有关此事“唐书》之讹成铁案”。这样重要的结论是从“无史实可称”的《张延绶别传》和文辞隐含重大历史变动的《李氏再修功德记》得出的，可谓慧眼卓识，见微知著，显露出欲利用残文断简并结合文献记载以恢复这段历史原貌的意图。
罗氏基于上述认识，深感有必要将晚唐时期沙州地区的史实廓清，其关键人物就是以瓜沙伊肃十一州归唐的张义潮，而新旧《唐书》都没有为其列传，于是罗氏作《补唐书张义潮传》，附在《敦煌本张延绶别传》之后。这是千余年后第一次史家为张义潮立传，补《唐书》之缺憾，对于晚唐史和西北史实的研究裨益匪浅。此后，罗氏又不断根据新发现的敦煌资料和有关史书的记载修订《张义潮传》，至1926年三易其稿，先后刊在《雪堂丛刻》、《永丰乡人杂著》和《丙寅稿》上。稿虽三易，但他仍担心因为自己未见到敦煌本《归义军簿籍》、《诏张淮深守瓜州敕》和《张淮深墓志铭》而使《补唐书张义潮传》有疏漏，不无惋惜地说这些经卷“远在巴黎，惜不得并据以作潮传也”。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并希望来日有更翔实的资料，继续把《补唐书张义潮传》修订得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补唐书张义潮传》的问世，比较系统地把沙州地区晚唐时期的史实勾勒出一个轮廓，自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至宣宗大中（848年至851年）间，沙州地区陷于吐蕃达六十年。当地汉人虽沦为“胡服臣虏”，却“心系本朝”，张义潮乘吐蕃“国内大乱”之机，“率众擐甲噪州门”而“摄州事”（848年），进而收复失地，派使者向天子“献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图籍”，使边陲重归唐王朝。咸通八年（867年）张义潮入朝，由其侄“淮深嗣为节度使”，其间张淮深因索氏篡权而丧命，经李氏戡乱政权仍归张氏，故《补唐书张义潮传》最后说：“自河西归朝廷，边陲无事者历五朝，垂六十年，张氏世守之，盖终唐之世云。”罗氏这种将有关敦煌遗书、碑刻和文献密切结合，集中贯通写成史料比较准确的史传，填补了史书关于晚唐时期西北史事的缺漏，同时又大书以汉族为主体的西北各族人民维护统一的向心力，不失为良史的笔法。在修订《补唐书张义潮传》的过程中，他还对记载继张氏家族之后执掌沙州政权的曹义金等人的遗书进行了研究，写出《瓜沙曹氏年表》、《跋瓜沙曹氏文书》等专论，与《补唐书张义潮传》前后呼应，构成晚唐至五代西北史实较完整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将《补唐书张义潮传》等看作敦煌学向深层次发展的带头作品。它使以往对西北史实研究的萧疏成为过去。三十年代以后学术界一些人历尽艰辛，西走瓜沙，考察敦煌石窟，发现张义潮出行图，并有《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等著作发表，说明罗氏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而且为之铺设了道路。应该指出的是，罗氏的研究是在资料不完备的条件下个人独立进行的，勇于探索的精神诚然可贵。当然《补唐书张义潮传》在瓜沙陷入吐蕃的年代和继张淮深之后张氏何人为节度使的问题上，就是由于资料不足而与史实稍有出入。不过这已是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在资料更充分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
§§第八章 罗振玉与王国维
敦煌石室遗书和碑刻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的古籍种类非常之多，从文献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到佛学、道家说、地理、历法等等无所不有。面对这些写本，罗氏凭他自幼熟读的经史和历代名人论述，仔细思索，慎密钻研，将心得精华流于笔端，形成五十余篇序、跋和史传献与学术界。其中许多篇的论断起到开创性的作用，有的至今仍不失为精当论述。这里就其论证古佚、考定年代、校勘古籍、补叙史传等方面成绩略作介绍。
一、论证古佚
在经学研究中，关于《尚书》源流的记载和研究一直是经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尤其是宋代以后学者未见过古文《尚书》和隶古定《尚书》真本，致使后来《尚书》源流的讨论留下许多疑点。敦煌石室遗书的发现，结束了这一局面，近代学者目睹了唐人写本隶古定《尚书》，而罗氏则是国内最早著文指出该写本是隶古定《尚书》的。他在《敦煌古文尚书夏书商书周书残卷跋》中首先提出，这些书“均为未经天宝改字，犹是魏晋以来相传隶古定之原本”，因为这种写本的古文与承袭五代而来的宋代“薛本违者十逾七八，而与陆氏所谓古文无几之说正合”。进而断定宋代传下来的古文《尚书》，是五代的郭忠恕“摭拾字书以成之，宋世所传皆承其缪”。这确属慧眼卓识，所论已成铁案。他还不断根据新见材料验证自己的看法，先后写出六篇跋，证明敦煌发现的《尚书》残卷是久佚隶古定本，同时还把这种考察与保存在日本的古写本《尚书》进行比较，从文字上确认后者亦“为卫氏未改字以前真本”。从使用古字上论证敦煌本和日本古写本《尚书》与流传本的区别，最终确认它们是国内失传已久的隶古定《尚书》原本，并被学术界所公认，真正为《尚书》第一次改写本找到实证，使当代研究《尚书》学史和校勘古文《尚书》平添许多切切实实的证据，罗氏之功不可没。
《春秋穀梁传解释》一书在北宋诸家书目中已不见，幸运的是千余年之后敦煌石室发现该书残卷。书名及其注者得以重现，有赖于罗氏的考证。他初见引书不知何人所注，经过反复推敲注文，与《集解》本僖公十四年“冬，蔡侯肸卒”下杨《疏》引麋信语基本相同，证明该残卷为麋信所注，由此可以更正《隋书》《唐书》中麋信注《春秋穀梁传》为《春秋穀梁传解释》。
罗氏考论敦煌遗书中的古佚书相当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上两例足以说明他对遗书的研究着实下了一番工夫，所订古佚书的名称和作者均有根据，至今还无人提出疑义。
二、考定年代
历史学和文献学都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坐标，研究敦煌遗书也是这样，否则对遗书的其他论述便有失去特定时间侈谈的嫌疑。罗氏对遗书的书写年代非常重视，许多遗书的书写年代他都做过考证，而且鉴别的方法不止一种。其中最醒目易晓的是利用封建社会“避讳”制度确定遗书的书写时间范围。封建社会作文或说话往往避免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有时用缺笔字或同义字表示君主或尊亲的名字，这种现象称为“避讳”。有时，以此为手段断定遗书的书写年代相当准确。罗氏首先在《敦煌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跋》使用这种方法，他说：“唐讳皆不避”或“唐讳皆不缺笔”的遗书，是“六朝写本”，“中字缺末笔之下半，避隋讳”即避隋文帝父名之讳，为“隋写本”，而“讳丙不讳民”，是唐高祖讳其父名昺，所以“写于武德（唐高祖年号）”，故而将该残卷中桓公、僖公、定公、昭公各篇的书写时间分别定为“隋写本”、“六朝写本”、“武德初年写本”。《周易王弼注》“卷三虎字缺笔，民字则否，乃高祖时写本”，因高祖之祖名虎；“卷四民字缺笔，则缮写略后”，即唐太宗李世民时写本。《礼记檀弓》“卷中民字缺末笔”亦为唐太宗李世民时写本。有的初唐写本避讳与前述不同，而是讳庆，如敦煌本《春秋穀梁传集解》残卷是当时官府写本，“卷内庆字皆缺笔”，似是“嗣道王吏为嗣道王所书，故避道王元庆讳”。
除利用“避讳”鉴定书写年代之外，还辅之以书体的比较，或地理沿革等方法确定时代。书体比较法是由已知的写本年代推断出来的，如在《敦煌本毛诗故训传残卷跋》中，已知甲卷《小雅鹿鸣》至卷九后题前十三行为六朝人所写，将其与乙卷《出车》及后题对照，看出“书迹略逊，然望而知六朝人笔”。以地理沿革判断书写年代的典型例证是在《敦煌本春秋后国语略出残卷跋》中提出来的，该文论述《略出》一书南宋之初已不易得，元代只在姚序《国策》中偶见一二，其书当“亡佚于宋元之际”，进而指出成书于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引此书注文，证明是书必在北宋之前。《太平御览服章部》“魏太子击田子方于朝歌，注：朝歌，纣之所都，今卫州地。考卫州之名始于五季（即五代），宋世因之”。宋初已引此书注文，“作注者殆五季人”，由此可知敦煌本《略出》不早于五代。
三、校勘古籍
中国古籍浩繁，流传久远，在传抄过程中不免有抄写错误，也有好事者妄改而出现的错误。随着古代文献的发现，近百年来对传世文献不断进行校勘，敦煌石室遗书为这方面工作提供了大量依据。罗氏对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仅在敦煌遗书的序、跋中初步厘定有关传世文献的错讹，而且特别重视利用遗书资料完成群经的点勘工作。后者已超越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可以不论。我们仅就有关敦煌遗书的跋与校勘关系密切的内容略加叙述。
《敦煌本春秋穀梁集解残卷跋》中指出：“不见《释文》而可确定此本是而今本误者”，如：
（庄公）十九年夺辟要盟也注：“不则此行也，有辞。”今本作“不则止此行，有辞也”。
二十二年传高傒伉也注：“与公敌礼”，今本“礼”讹“体”。
闵公第四题下注：“闵公名开，庄公之子，子般庶弟也。惠王十六年即位”，今本全佚此十二字。
《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中，论证“齐古《论语》”为孔安国本“古《论语》”之后，指出该《论语郑注》比《经典释文》作者看到的本子还佳，举出四事来证明：
《释文》陈司败注：“郑以司败为人名，齐大夫。”此卷则作“陈司败齐大夫，盖名御寇子疾。”注郑本无病字，此卷则有病字。空空如也，注郑或作悾悾，此卷则作空空也。两端，注郑云末也，此卷则作两端，犹本末。凡斯殊异，率此为优。
此段跋在指明《论语郑注》对校勘今本《论语》重要价值之后，又强调它是“今日幸存的秘籍”，就是在唐代也是郑注本中的善本。这个结论的得出，仅仅有必要的文献基础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丰富的文献源流和版本知识，方能对发现的古籍做出恰当的评估。
《敦煌本汉书王莽传残卷跋》指出，此残卷虽仅存三十八行，但可校出今本《王莽传》中多处传抄失误：
“城中无行人”，今本作“城中无人行”。
“王莽始起外戚枝叶”，今本脱“枝叶”二字。
“又乘四父世叶之权”，今本“世叶”作“历世”。
“亦有天时”，今本夺“有”字。
“是以四海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今本作“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
类似上述三例的跋还有很多篇，都在不同程度上包括这项内容，可见罗氏刊布的敦煌古籍并不是单纯公布材料，而是进行了快速、准确的考察之后才与学者见面的。他既能尽快让学者见到原始文献，又为之指出这类原始文献首先应注意研究的方面。这种对新发现古籍的处理方法，不亚于现在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且其速度之快，是现在更应效法的。
四、补叙史传
著名的敦煌壁画张义潮出行图，所表现的那种归义军节度使威仪盛况，描绘出晚唐时期张氏家族在沙州地区的历史故事生动形象，这已为现在治敦煌学和唐史的学者所熟悉。但是七八十年前的学者还无缘看到这幅壁画，对于张义潮其人其事及其家族在沙州舞台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竟然在新旧《唐书》中都找不到完整的记载，仅在有关的纪、传中零星提及，且多乖迕，致使张义潮的业绩湮没千余年。张义潮是怎样带领沙州地区汉民从吐蕃统治下崛起，并以瓜沙伊肃十一州归唐的义举，以及其家族在瓜沙职掌六十年的历史，也就很少有人关注。但罗振玉是个例外，他曾见到敦煌遗书里的《张延绶别传》和《李氏再修功德记》两篇残文，前者载明张延绶为河西节度使“张公禄伯第三子”（按：禄伯为张淮深字），《张延绶别传》末标有“光启三年闰十二月”；后者记李氏平定篡夺沙州政权的索氏之乱后，“义立侄男，秉持旌钺”，张氏重掌政权。由这两篇残文罗氏发现，《唐书》有关晚唐西北史实的记载有误，他在《敦煌本张延绶别传跋》中尖锐指出：“光启三年（887年）延绶之父方任节度，”“岂有如《吐蕃传》咸通十三年（872年）曹义金已代张氏之理？”因为同光之初（923年）上距咸通十三年（872年）长达半个世纪，曹义金至多“尚在襁褓，何能遂领州事？”故有关此事“唐书》之讹成铁案”。这样重要的结论是从“无史实可称”的《张延绶别传》和文辞隐含重大历史变动的《李氏再修功德记》得出的，可谓慧眼卓识，见微知著，显露出欲利用残文断简并结合文献记载以恢复这段历史原貌的意图。
罗氏基于上述认识，深感有必要将晚唐时期沙州地区的史实廓清，其关键人物就是以瓜沙伊肃十一州归唐的张义潮，而新旧《唐书》都没有为其列传，于是罗氏作《补唐书张义潮传》，附在《敦煌本张延绶别传》之后。这是千余年后第一次史家为张义潮立传，补《唐书》之缺憾，对于晚唐史和西北史实的研究裨益匪浅。此后，罗氏又不断根据新发现的敦煌资料和有关史书的记载修订《张义潮传》，至1926年三易其稿，先后刊在《雪堂丛刻》、《永丰乡人杂著》和《丙寅稿》上。稿虽三易，但他仍担心因为自己未见到敦煌本《归义军簿籍》、《诏张淮深守瓜州敕》和《张淮深墓志铭》而使《补唐书张义潮传》有疏漏，不无惋惜地说这些经卷“远在巴黎，惜不得并据以作潮传也”。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并希望来日有更翔实的资料，继续把《补唐书张义潮传》修订得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补唐书张义潮传》的问世，比较系统地把沙州地区晚唐时期的史实勾勒出一个轮廓，自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至宣宗大中（848年至851年）间，沙州地区陷于吐蕃达六十年。当地汉人虽沦为“胡服臣虏”，却“心系本朝”，张义潮乘吐蕃“国内大乱”之机，“率众擐甲噪州门”而“摄州事”（848年），进而收复失地，派使者向天子“献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十一州图籍”，使边陲重归唐王朝。咸通八年（867年）张义潮入朝，由其侄“淮深嗣为节度使”，其间张淮深因索氏篡权而丧命，经李氏戡乱政权仍归张氏，故《补唐书张义潮传》最后说：“自河西归朝廷，边陲无事者历五朝，垂六十年，张氏世守之，盖终唐之世云。”罗氏这种将有关敦煌遗书、碑刻和文献密切结合，集中贯通写成史料比较准确的史传，填补了史书关于晚唐时期西北史事的缺漏，同时又大书以汉族为主体的西北各族人民维护统一的向心力，不失为良史的笔法。在修订《补唐书张义潮传》的过程中，他还对记载继张氏家族之后执掌沙州政权的曹义金等人的遗书进行了研究，写出《瓜沙曹氏年表》、《跋瓜沙曹氏文书》等专论，与《补唐书张义潮传》前后呼应，构成晚唐至五代西北史实较完整的系统。因此，我们可以将《补唐书张义潮传》等看作敦煌学向深层次发展的带头作品。它使以往对西北史实研究的萧疏成为过去。三十年代以后学术界一些人历尽艰辛，西走瓜沙，考察敦煌石窟，发现张义潮出行图，并有《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等著作发表，说明罗氏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而且为之铺设了道路。应该指出的是，罗氏的研究是在资料不完备的条件下个人独立进行的，勇于探索的精神诚然可贵。当然《补唐书张义潮传》在瓜沙陷入吐蕃的年代和继张淮深之后张氏何人为节度使的问题上，就是由于资料不足而与史实稍有出入。不过这已是四十年代以后学者在资料更充分的情况下才提出来的。
§§第八章 罗振玉与王国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