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甲骨文的考释研究
《殷虚书契前编》完成后，罗氏原拟继为考释，以解决卜辞无法解读之苦。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进行。两年将过，罗振玉“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六万余言”。这就是《殷虚书契考释》，初版本于1914年由王国维手抄石印，1927年再增订出版。
初版本分八章：一、都邑；二、帝王；三、人名；四、地名；五、文字；六、卜辞；七、礼制；八、卜法。其中有的是对《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删订，如第一章论述安阳小屯为武乙之虚，方志误以为河掸甲城。也有新增补的内容，如第七章论“殷商礼制，征之卜辞，其可知者六端：曰授时、曰建国、曰祭名、曰祀礼、曰牢鬯、曰官制。取以校《周礼》，其因革略可知也”。在前书中，仅“帝王之名谥”最后两段略述授时、祀礼、牢鬯等内容。而更多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大量补充了新资料、新认识。如：
第二章，列举了卜辞先王、先妣名号三十六个，指出其所载帝系有别于《史记殷本纪》之处，如：“太乙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丁、羊（羌）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与此异文，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之所未知。”大大扩充了前书关于“帝王之名谥”的内容。
第三章，列举卜辞中人名七十八个。
第四章，列举地名一百九十三个，其字可识或不可识，但从文例看，均于王在某、至某、伐某等十八类卜辞中，可知确为地名。
第五章，列举形、声、义可考的甲骨文四百八十五字，还有一些形义可知或形、声、义均不可知而见于古金文者。通过与《说文》比较，指出“由文字之可识者管之，其与许书篆文合者十三四，且有合于许书之或体者焉，有合于今隶者焉。顾与许书所出之古籀则不合者十八九，其仅合者又与籀文合者多，而与古文合者寡。以是知大篆者，盖因商周文字之旧，小篆者，大因大篆之旧。非大篆创于史籀，小篆创于相斯也”。进一步论证了前书“籀文即古文”的观点。而且这种从甲骨文研究中得出的古文字发展规律的认识，较乾嘉以来大师宿儒仅就《说文》所见大篆、小篆和古文之间的关系辩证古文字的演变，确实前进了一大步。正如王国维所云“三代以后言古文者未尝有是书也”，并预见该书必将在古文字学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使后之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
第六章指出，“文字即明，卜辞乃可得而读”，该书释出的字较《殷商贞卜文字考》大大增加，可通读的卜辞也大大增加，前书列一百三十四条，该书则列六百五十五条，分八类用今楷书写，计有祭祀、征伐、田猎、风雨、出入、卜告、卜年、卜敦等。
第八章，卜法基本也是对前书的删定，通过对卜用甲骨的凿、钻、灼、兆的观察，印证典籍及汉人注释，提出“商周卜法无大差”，而“汉儒已不能明矣”。
从这些内容简述中已可看出《殷虚书契考释》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更易补充而成的。由于前书写作时罗氏所用的资料，仅所藏的不足八百片甲骨及一些拓片，而写《殷虚书契考释》时，所藏甲骨已达三万片，其中较完整可用的也超过了三千片，加上所见、所获拓本，占有的资料、获得的新知是写前书时所不能比的。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错的字，有的已经改正了，虽仍有误释，但这部著作第一次逐字较精密地审核甲骨文，尽量用字形比较和偏旁的分析，兼考察它在卜辞文例中的位置和作用，将一批甲骨文字清理出来，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指出：
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有可能从杂乱无章的许多卜辞中通读它们。由于通读卜辞，我们才能从卜辞中抽出有用的历史材料，才有可能在抽绎历史材料的过程中，发觉他所释字的不适当、不正确，因此加以更正、补充，有的加以放弃。经过后者的手续，我们又重而更正、补充或放弃以前从卜辞中抽绎出来的历史材料。如此交替的更易，正确的历史材料与正确的审释文字，才能渐渐丰富而巩固起来。
这正是罗氏使用的方法，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正是将考史与释字结合起来考察问题，才试尝着释出二三百个甲骨文字，除了一批基础的简单容易释出的字外，“一些关键性的字，如贞、王、隻（获）、已、巳、灾等等也被突破”，这就使卜辞“粗粗可以通读了”。在这个基础上，罗氏对他这一考释成果不断校改，在遗下的《殷商贞卜文字考》手批本书眉上，记下了很多修改意见，有的提供思考，有的录入《考释》。如前一书“正名第二”最后一段记待问的字，因这些“卜辞中文字不见于古金文与许书者”，“不敢臆断，愿与当世方闻之士共讨索之”。其中有一个作以手牵象之形的甲骨文字，释“疑牵”，夹注“疑牵为后起之字，此为初字”。此行上有亲笔眉批“即‘为’”这一认识，后被《考释》初版吸收，在该书五十五页释字有“曰为”，而不释牵了，并与金文、石鼓文进行了比较，指出《说文》的解释欠妥，现在该字释“为”已成定论。又如前书第二页“考史第一”引《汉书项籍传》“羽乃与（章邯）盟于洹水”，眉批“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与（章邯）期于洹水南殷墟上’”，《考释》关于殷墟的考释，引文则同眉批，使用了时代较早的记载。
随着新知识的积累，1913年前后，草成《殷商贞卜文字》卷上手稿（未刊），在手稿本中，考释四百七十三个字，其中删除了前书的一些误释的字。而《殷虚书契考释》初版本上，释字四百八十五个字，将四百七十三个字中删除六十四个字，又增补了七十六个字。在该书的自序中，罗氏写道：考释甲骨文有“三难”。一是关于商代史料的文献记载匮乏，“欲稽前古，津逮莫由”；二是卜辞文句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字多假借”，增加了理解的困难；三是文字结构不规范，“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其方法是“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的逆推原则，进而再“考求典制”，最终达到寻绎商史的目的。通过考释在六个方面获得新的认识，即帝系、京邑、把礼、卜法、官制、文字。
1915年初《殷虚书契考释》初印本定稿，但罗氏对识字、释文、通读、治史互相推动的研究考释还在继续。1915年春，他从海东启程回乡祭扫，《五十日梦痕录》记“二月）二十五日，辰刻登春日丸，巳刻开行，舟中校补《殷虚书契考释》卜辞篇”。1916年，在编成《后编》以后，五月又梳理出形、音、义不可知的字，辑为《殷虚书契待问编》，序中说“宣统甲寅，予考释殷墟文字，得可读之字不逾五百，今夏为之校补，乃增至五百四十余，合重文得千八百”，而“不可遽释之字得千名，合以重文，共得千四百有奇”。这些字中“古今异体者什二三，古有今佚者什六七。今日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罗氏认为许慎《说文解字》说“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是好的学风，形、音、义三者不备知，则曰阙，未必全阙。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附录不可识之字，是沿习这种做法，当时以为不可释的字，今已得释的在什佰中恒得二三，而束广微于汲冢古文一一写定无疑滞，随着原简的散佚，后人永远无法补正其疏漏了。所以罗氏认为应效法许君遗意而以广微为戒，他本人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中都列出了部分不见金文、《说文》或形、音、义三者不备知者，《待问编》正是前两书该部分的扩大。
丙辰（1916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石印出版后，罗氏就在书眉进行校补，1927年初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就是据《待问编》校补本重新写定的。由于释字增多，内容也丰富了许多，帝王、人名都有增加；地名增至十七类二百三十个；考释形、音、义可知的五百六十字；用今楷写出可通读的卜辞一千一百九十六条；较初印本增加了十分之四。该书不仅是罗氏考释甲骨文的总结，还尽量吸收了王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包括《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重要成果，并注明那些是“王氏国维曰”或“予尝以此说质之吾友王君国维，王君然之……”等。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论及王国维虽释字不多，却有一些重要发现，“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整体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他认识了‘土’字，并以为假为‘社’字，对于古代礼制提供了新材料”。增订本基本囊括了罗王二氏关于甲骨文考释的成果，因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水平。
《殷虚书契考释》的问世，标志着初创时期的甲骨学进入了文字考释阶段。罗氏之所以有这样的建树，是和他正确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分不开的，如以地下资料与地上资料的互证；由《说文》上溯金文再考甲骨文的释字方法；从释字到通读辞例，通过卜辞寻绎字义等治学方法；还有提倡大量占有资料、博闻阙疑、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作风。他研究甲骨不仅有过键户清客潜心钻研，还亲自踏查甲骨之地；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研究与甲骨同时埋藏的其他遗物，提出“古器物出土地于考古至有关系”的科学见解。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深入钻研，这是他能居于先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初版本分八章：一、都邑；二、帝王；三、人名；四、地名；五、文字；六、卜辞；七、礼制；八、卜法。其中有的是对《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删订，如第一章论述安阳小屯为武乙之虚，方志误以为河掸甲城。也有新增补的内容，如第七章论“殷商礼制，征之卜辞，其可知者六端：曰授时、曰建国、曰祭名、曰祀礼、曰牢鬯、曰官制。取以校《周礼》，其因革略可知也”。在前书中，仅“帝王之名谥”最后两段略述授时、祀礼、牢鬯等内容。而更多的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大量补充了新资料、新认识。如：
第二章，列举了卜辞先王、先妣名号三十六个，指出其所载帝系有别于《史记殷本纪》之处，如：“太乙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丁、羊（羌）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与此异文，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之所未知。”大大扩充了前书关于“帝王之名谥”的内容。
第三章，列举卜辞中人名七十八个。
第四章，列举地名一百九十三个，其字可识或不可识，但从文例看，均于王在某、至某、伐某等十八类卜辞中，可知确为地名。
第五章，列举形、声、义可考的甲骨文四百八十五字，还有一些形义可知或形、声、义均不可知而见于古金文者。通过与《说文》比较，指出“由文字之可识者管之，其与许书篆文合者十三四，且有合于许书之或体者焉，有合于今隶者焉。顾与许书所出之古籀则不合者十八九，其仅合者又与籀文合者多，而与古文合者寡。以是知大篆者，盖因商周文字之旧，小篆者，大因大篆之旧。非大篆创于史籀，小篆创于相斯也”。进一步论证了前书“籀文即古文”的观点。而且这种从甲骨文研究中得出的古文字发展规律的认识，较乾嘉以来大师宿儒仅就《说文》所见大篆、小篆和古文之间的关系辩证古文字的演变，确实前进了一大步。正如王国维所云“三代以后言古文者未尝有是书也”，并预见该书必将在古文字学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使后之治古文者于此得其指归，而治《说文》之学者亦不能不探源于此”。
第六章指出，“文字即明，卜辞乃可得而读”，该书释出的字较《殷商贞卜文字考》大大增加，可通读的卜辞也大大增加，前书列一百三十四条，该书则列六百五十五条，分八类用今楷书写，计有祭祀、征伐、田猎、风雨、出入、卜告、卜年、卜敦等。
第八章，卜法基本也是对前书的删定，通过对卜用甲骨的凿、钻、灼、兆的观察，印证典籍及汉人注释，提出“商周卜法无大差”，而“汉儒已不能明矣”。
从这些内容简述中已可看出《殷虚书契考释》是在《殷商贞卜文字考》的基础上更易补充而成的。由于前书写作时罗氏所用的资料，仅所藏的不足八百片甲骨及一些拓片，而写《殷虚书契考释》时，所藏甲骨已达三万片，其中较完整可用的也超过了三千片，加上所见、所获拓本，占有的资料、获得的新知是写前书时所不能比的。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错的字，有的已经改正了，虽仍有误释，但这部著作第一次逐字较精密地审核甲骨文，尽量用字形比较和偏旁的分析，兼考察它在卜辞文例中的位置和作用，将一批甲骨文字清理出来，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指出：
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有可能从杂乱无章的许多卜辞中通读它们。由于通读卜辞，我们才能从卜辞中抽出有用的历史材料，才有可能在抽绎历史材料的过程中，发觉他所释字的不适当、不正确，因此加以更正、补充，有的加以放弃。经过后者的手续，我们又重而更正、补充或放弃以前从卜辞中抽绎出来的历史材料。如此交替的更易，正确的历史材料与正确的审释文字，才能渐渐丰富而巩固起来。
这正是罗氏使用的方法，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正是将考史与释字结合起来考察问题，才试尝着释出二三百个甲骨文字，除了一批基础的简单容易释出的字外，“一些关键性的字，如贞、王、隻（获）、已、巳、灾等等也被突破”，这就使卜辞“粗粗可以通读了”。在这个基础上，罗氏对他这一考释成果不断校改，在遗下的《殷商贞卜文字考》手批本书眉上，记下了很多修改意见，有的提供思考，有的录入《考释》。如前一书“正名第二”最后一段记待问的字，因这些“卜辞中文字不见于古金文与许书者”，“不敢臆断，愿与当世方闻之士共讨索之”。其中有一个作以手牵象之形的甲骨文字，释“疑牵”，夹注“疑牵为后起之字，此为初字”。此行上有亲笔眉批“即‘为’”这一认识，后被《考释》初版吸收，在该书五十五页释字有“曰为”，而不释牵了，并与金文、石鼓文进行了比较，指出《说文》的解释欠妥，现在该字释“为”已成定论。又如前书第二页“考史第一”引《汉书项籍传》“羽乃与（章邯）盟于洹水”，眉批“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与（章邯）期于洹水南殷墟上’”，《考释》关于殷墟的考释，引文则同眉批，使用了时代较早的记载。
随着新知识的积累，1913年前后，草成《殷商贞卜文字》卷上手稿（未刊），在手稿本中，考释四百七十三个字，其中删除了前书的一些误释的字。而《殷虚书契考释》初版本上，释字四百八十五个字，将四百七十三个字中删除六十四个字，又增补了七十六个字。在该书的自序中，罗氏写道：考释甲骨文有“三难”。一是关于商代史料的文献记载匮乏，“欲稽前古，津逮莫由”；二是卜辞文句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字多假借”，增加了理解的困难；三是文字结构不规范，“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其方法是“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的逆推原则，进而再“考求典制”，最终达到寻绎商史的目的。通过考释在六个方面获得新的认识，即帝系、京邑、把礼、卜法、官制、文字。
1915年初《殷虚书契考释》初印本定稿，但罗氏对识字、释文、通读、治史互相推动的研究考释还在继续。1915年春，他从海东启程回乡祭扫，《五十日梦痕录》记“二月）二十五日，辰刻登春日丸，巳刻开行，舟中校补《殷虚书契考释》卜辞篇”。1916年，在编成《后编》以后，五月又梳理出形、音、义不可知的字，辑为《殷虚书契待问编》，序中说“宣统甲寅，予考释殷墟文字，得可读之字不逾五百，今夏为之校补，乃增至五百四十余，合重文得千八百”，而“不可遽释之字得千名，合以重文，共得千四百有奇”。这些字中“古今异体者什二三，古有今佚者什六七。今日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罗氏认为许慎《说文解字》说“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是好的学风，形、音、义三者不备知，则曰阙，未必全阙。吴大澂《说文古籀补》附录不可识之字，是沿习这种做法，当时以为不可释的字，今已得释的在什佰中恒得二三，而束广微于汲冢古文一一写定无疑滞，随着原简的散佚，后人永远无法补正其疏漏了。所以罗氏认为应效法许君遗意而以广微为戒，他本人在《殷商贞卜文字考》和《殷虚书契考释》中都列出了部分不见金文、《说文》或形、音、义三者不备知者，《待问编》正是前两书该部分的扩大。
丙辰（1916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石印出版后，罗氏就在书眉进行校补，1927年初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就是据《待问编》校补本重新写定的。由于释字增多，内容也丰富了许多，帝王、人名都有增加；地名增至十七类二百三十个；考释形、音、义可知的五百六十字；用今楷写出可通读的卜辞一千一百九十六条；较初印本增加了十分之四。该书不仅是罗氏考释甲骨文的总结，还尽量吸收了王氏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包括《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等重要成果，并注明那些是“王氏国维曰”或“予尝以此说质之吾友王君国维，王君然之……”等。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论及王国维虽释字不多，却有一些重要发现，“他认识了早期的‘王’字，对于卜辞整体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他的‘旬’字‘昱’字的认识，解决了占据很多数量的卜旬卜辞。他认识了‘土’字，并以为假为‘社’字，对于古代礼制提供了新材料”。增订本基本囊括了罗王二氏关于甲骨文考释的成果，因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水平。
《殷虚书契考释》的问世，标志着初创时期的甲骨学进入了文字考释阶段。罗氏之所以有这样的建树，是和他正确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分不开的，如以地下资料与地上资料的互证；由《说文》上溯金文再考甲骨文的释字方法；从释字到通读辞例，通过卜辞寻绎字义等治学方法；还有提倡大量占有资料、博闻阙疑、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作风。他研究甲骨不仅有过键户清客潜心钻研，还亲自踏查甲骨之地；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研究与甲骨同时埋藏的其他遗物，提出“古器物出土地于考古至有关系”的科学见解。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深入钻研，这是他能居于先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