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甲骨的搜集、整理与刊布
1903年，罗振玉在上海初次见到了甲骨，在诧为奇宝之余，已决心肩起搜集、流传之责了。在为《铁云藏龟》作序时，曾以为“三千年之奇迹当与海内方闻硕学共论定之，斯书即出，必有博识如束广微者，为之考释阐明之，固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但《铁云藏龟》面世数年，仅孙诒让作《契文举例》，因而产生了自己研究的想法。1910年林泰辅以新作邮至，罗氏在写《殷商贞卜文字考》作答的过程中，已深感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才能得出详实的研究结论，所见未博，考释也难自信。然而搜求甚是艰难：
宝物之幸存者有尽，又骨甲古脆，文字易灭，今出世十年，世人尚未知贵重，不汲汲搜求，则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矣……由此观之，则搜求之视考释尤急矣。
因此，他在1909年和1910年两次派人去小屯收集甲骨，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在记搜集过程谈到“送阅者断无佳品，我欲先取菁华，彼欲先去糟粕，其理正同”。必去小屯亲自检选，才能获较多的珍品。两次所获三万余片，客观上形成与当时外国人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等争购的局面，使一大批重要甲骨不仅留在国内，而且较快的得到整理并刊印出来，供更多学者研究之用。对收集到的三万甲骨，他从中精选三千，“寒夜拥炉，手加毡墨”，与弟振常、妻弟恒昌一起墨拓甲骨，“拟先编墨本为《殷虚书契》前编，考释为后编”。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已编成《殷虚书契》二十卷，创办《国学丛刊》分期发表了前三卷。八月辛亥革命爆发，十月罗氏东渡日本，“将辛苦累蓄之三千片骨与甲郑重载入行笈，而辗转运输及税吏检查，损坏者十已五六，幸尤殊者墨本尚存”。这更增加了他的紧迫感，虽有“斯世谁复有读吾书者”的忧虑，却仍未减缓刊布资料的速度。再以一岁之力重编《殷虚书契》为八卷，1912年底完成，1913年以珂珞版影印分四册面世。新版较《国学丛刊》的石印本更加清晰易辨，这是自甲骨发现后十年间，继《铁云藏龟》之后第二部著录甲骨的书。全书共收拓本二千二百二十一片，其中选收刘铁云和日本三井源右卫门的甲骨拓本一百二十一片，新公布拓本二千一百九十七片。《殷虚书契》的编辑体例大体与《殷商贞卜文字考》的条理相仿，每卷都是把卜辞内容相关的拓本按顺序编在一起，如第一卷以先公、先王开头，依次是妣母、父兄、神祇、人名等；第二卷为时王的出入往来、田猎、地名等。这样的编排正与《殷商贞卜文字考》的都邑、帝王、人名、地名的次序一致，说明罗氏编辑甲骨资料已有通盘考虑，有着较为周密的逻辑体系。本书的资料相当丰富，从王世、官吏、军队、征伐、刑罚、都邑，到农牧业生产、社会等级、礼制（祭礼）、气象、历法等等，基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中的“贞惠小臣令众黍”，“戎马左、右、中人三百”等至今都是研究商代阶级关系和军队编制不可多得的资料。
正因为这本书中的资料重要，又印制精良，研究甲骨学、商史及文字学的学者无不征引，历经八十余年读者需求历久不衰。即使集大成的巨著《甲骨文合集》出版，读者仍常需翻检原书，故本书自初版问世后连续翻印过多次。第一版仅印制百部，当时的研究者已很难寻觅；1932年重印；1970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再次翻印以应海外急需；1993年天津古籍书店又翻印，并加释文以满足更多读者需要。这一再翻印的事实，足以反映出罗氏编辑的《殷虚书契》在学术界的重要作用。
《殷虚书契菁华》是罗振玉编辑的第二部著录甲骨的书。1914年出版，该书以“菁华”二字点题，是因为书中所收多为甲骨中的珍品，特别是前几版大字涂朱的牛骨，内容重要、文字精美和骨板之大，至今尚无匹敌者。罗氏序文云：“箧中所存最大之骨尚未拓墨，盖骨质至脆，惧或损文字也。然又不忍使湮没不传，爰影照精印，并取往者拓墨所遗，脆弱易损者数十枚益之，颜之曰《殷虚书契菁华》，俾与《前编》并行焉。”这本书中最精华部分是其弟振常、妻弟恒昌1911年春在安阳搜求所得，当甲骨运抵北京后，罗氏捧视见“甲骨新字甚多”，且“均佳”，有“一片满字”大骨，堪称“骨片大王”。此次在安阳小屯得甲骨一万二千余片，罗氏深深为那些珍品所吸引，曾萌生“去官买地洹阳终我天年，以竟此志的念头”，真到了把甲骨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地步。
书中的大版有商王武丁时期北方的“土方征于我东鄙”，“邛方亦牧我西鄙田”的刻辞，亦有“有虹自北饮于河”的观察记录，是研究殷代方国关系和人们认识自然现象的重要史料。这样的珍品能及时与学者见面，对于开展甲骨学研究十分有利，甲骨学家和史学家很快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探讨商代文明，无不为资料刊布之快而赞叹和庆幸。而且该书1914年出版后不久告罄，以后又是多次翻印行销于世。
罗氏编刊《前编》后，原以为收藏甲骨者也会陆续刊出自己所藏，却很久无人响应，只好勉励自己，独自肩起学术传布之责。1915年春，自海东返国，涉洹水吊殷墟，“恍然如见殷大史藏书之故府，归而发箧，尽出所藏骨甲数万，遴选《前编》中文字所未备者，复得千余品，手施毡墨百日而竣。方谋所以流传之，家人闻而笑曰：往以印书故炉灶几不黔，今行见釜鱼矣。乃一笑而罢”。为印书而断炊，以至灶不冒烟、釜中见鱼，固然是说笑话，但这时靠鬻长物维持全家生计的罗氏，确因“印《流沙坠简》所蓄已罄”，虽得上海友人帮助，1916年作为《艺术丛编》第一集珂珞版影印行世，但在内容上不得不将原编六卷压缩为二卷，这就是《殷虚书契后编》。罗氏在如此的艰难困境中，能够始终为坚持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而尽心竭力，是相当不容易的。
《后编》全书共收拓本一百零四片，除自藏甲骨外，兼采少量随庵藏骨。书中甲骨同《前编》一样，资料价值甚高，有“征土方”、“王往雚藉”、“新大星并火”和“易多女有贝朋”等战争、农业、天文和货币资料，是研究殷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极为可贵的史料。
此后十余年罗氏又编成《殷虚书契续编》六卷，1933年珂珞版印刷，此书出版时，甲骨学的发展在国内已初见规模，进入科学发掘和发展阶段。除罗王之外，一批新的学者逐渐成长起来，研究水平日渐提高，对于资料的著录要求更加严格。该书在分类方面比《前编》《后编》更为系统和明确，全书共收拓本二千零十六片，依次以祭祀、帝系、农业、征伐、方国、往来、田猎、干支、天象、旬夕、疾病、人名、杂卜、卜旬、卜王等进行编排，读者翻检查找资料更为方便。
《续编》的资料来源与前两编有较大不同，罗氏在序中说《后编》出版后，他“十余年间复得墨本约三千纸”，为续两编，“以一月之力”，“选三之二，成书六卷”。这“二千纸中，大率为丹徒刘氏、天津王氏、北京大学、四明马氏所藏，其什之一，则每见估人所售，于千百中遴选一二而手拓之者”。不限一家所藏，故精粹亦多，虽与他书有重复，但该书拓本清晰，印制精良，较藏者著录的书为精，仍不失为研究甲骨的重要参考书籍。
罗振玉除刊印上述著录甲骨专书外，还将刘铁云所遗墨本和其弟振常1911年在安阳小屯收购的四块甲骨刊印出来。前者为“欲揭君（刘铁云）流传之功以当告世”，“选《藏龟》所未载者，得数十纸为《铁云藏龟之余》”，于1915年珂珞版影印；后者与安阳小屯出土的玉石、骨角诸器同载《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刊出。其后，罗氏之子福成遵父命，于1928年编辑出版《传古别录》第二集，又将《殷虚书契菁华》和《殷虚古器物图录》中的大版甲骨照片墨拓影印，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便于观察和使用的清晰甲骨资料。这种为研究着想不断改进印刷质量的做法，在研究者不易见到实物的情况下，尤其值得提倡和效法。
罗氏致力甲骨流传之功是学术界公认的，从《铁云藏龟》问世到1933年甲骨著录达到第一个高潮。三十年间海内外甲骨著录书共出了十六种，公布资料近一万五千片（包含重出），其署名罗氏的五种，著录甲骨五千四百余片，超过了三分之一。在《续编》自序中罗氏说：《前编》《后编》《续编》三编公布墨本“总得五千余纸，虽不敢谓殷虚精华悉精于是，然亦略备矣”。就1933年以前私人挖掘的传世甲骨而言，此说并不过分。而在这三十年的前半段，即1903年至1918年间，出版甲骨书七种，著录甲骨资料七千五百余片，其中除了《铁云藏龟》外，1916年以前的四种均为罗氏编辑出版，著录甲骨三千四百余片；1917年王国维编辑出版《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著录甲骨六百余片；明义士编辑出版《殷虚卜辞》收录二千三百六十九片为摹本，由于部分摹写不够准确，并有误字，学术价值受到一定影响。由此可见，在甲骨学初创时期，罗氏刊布的资料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精选精印，为海内“方闻硕学”者研究探索提供了准确清晰而丰富的资料。
对于罗氏搜集古物的热心，罗振常曾有“兄嗜古若渴”的评论，然而在这“嗜古”的背后，却给传统国学注入新的生命。
宝物之幸存者有尽，又骨甲古脆，文字易灭，今出世十年，世人尚未知贵重，不汲汲搜求，则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期矣……由此观之，则搜求之视考释尤急矣。
因此，他在1909年和1910年两次派人去小屯收集甲骨，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在记搜集过程谈到“送阅者断无佳品，我欲先取菁华，彼欲先去糟粕，其理正同”。必去小屯亲自检选，才能获较多的珍品。两次所获三万余片，客观上形成与当时外国人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等争购的局面，使一大批重要甲骨不仅留在国内，而且较快的得到整理并刊印出来，供更多学者研究之用。对收集到的三万甲骨，他从中精选三千，“寒夜拥炉，手加毡墨”，与弟振常、妻弟恒昌一起墨拓甲骨，“拟先编墨本为《殷虚书契》前编，考释为后编”。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已编成《殷虚书契》二十卷，创办《国学丛刊》分期发表了前三卷。八月辛亥革命爆发，十月罗氏东渡日本，“将辛苦累蓄之三千片骨与甲郑重载入行笈，而辗转运输及税吏检查，损坏者十已五六，幸尤殊者墨本尚存”。这更增加了他的紧迫感，虽有“斯世谁复有读吾书者”的忧虑，却仍未减缓刊布资料的速度。再以一岁之力重编《殷虚书契》为八卷，1912年底完成，1913年以珂珞版影印分四册面世。新版较《国学丛刊》的石印本更加清晰易辨，这是自甲骨发现后十年间，继《铁云藏龟》之后第二部著录甲骨的书。全书共收拓本二千二百二十一片，其中选收刘铁云和日本三井源右卫门的甲骨拓本一百二十一片，新公布拓本二千一百九十七片。《殷虚书契》的编辑体例大体与《殷商贞卜文字考》的条理相仿，每卷都是把卜辞内容相关的拓本按顺序编在一起，如第一卷以先公、先王开头，依次是妣母、父兄、神祇、人名等；第二卷为时王的出入往来、田猎、地名等。这样的编排正与《殷商贞卜文字考》的都邑、帝王、人名、地名的次序一致，说明罗氏编辑甲骨资料已有通盘考虑，有着较为周密的逻辑体系。本书的资料相当丰富，从王世、官吏、军队、征伐、刑罚、都邑，到农牧业生产、社会等级、礼制（祭礼）、气象、历法等等，基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中的“贞惠小臣令众黍”，“戎马左、右、中人三百”等至今都是研究商代阶级关系和军队编制不可多得的资料。
正因为这本书中的资料重要，又印制精良，研究甲骨学、商史及文字学的学者无不征引，历经八十余年读者需求历久不衰。即使集大成的巨著《甲骨文合集》出版，读者仍常需翻检原书，故本书自初版问世后连续翻印过多次。第一版仅印制百部，当时的研究者已很难寻觅；1932年重印；1970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再次翻印以应海外急需；1993年天津古籍书店又翻印，并加释文以满足更多读者需要。这一再翻印的事实，足以反映出罗氏编辑的《殷虚书契》在学术界的重要作用。
《殷虚书契菁华》是罗振玉编辑的第二部著录甲骨的书。1914年出版，该书以“菁华”二字点题，是因为书中所收多为甲骨中的珍品，特别是前几版大字涂朱的牛骨，内容重要、文字精美和骨板之大，至今尚无匹敌者。罗氏序文云：“箧中所存最大之骨尚未拓墨，盖骨质至脆，惧或损文字也。然又不忍使湮没不传，爰影照精印，并取往者拓墨所遗，脆弱易损者数十枚益之，颜之曰《殷虚书契菁华》，俾与《前编》并行焉。”这本书中最精华部分是其弟振常、妻弟恒昌1911年春在安阳搜求所得，当甲骨运抵北京后，罗氏捧视见“甲骨新字甚多”，且“均佳”，有“一片满字”大骨，堪称“骨片大王”。此次在安阳小屯得甲骨一万二千余片，罗氏深深为那些珍品所吸引，曾萌生“去官买地洹阳终我天年，以竟此志的念头”，真到了把甲骨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的地步。
书中的大版有商王武丁时期北方的“土方征于我东鄙”，“邛方亦牧我西鄙田”的刻辞，亦有“有虹自北饮于河”的观察记录，是研究殷代方国关系和人们认识自然现象的重要史料。这样的珍品能及时与学者见面，对于开展甲骨学研究十分有利，甲骨学家和史学家很快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探讨商代文明，无不为资料刊布之快而赞叹和庆幸。而且该书1914年出版后不久告罄，以后又是多次翻印行销于世。
罗氏编刊《前编》后，原以为收藏甲骨者也会陆续刊出自己所藏，却很久无人响应，只好勉励自己，独自肩起学术传布之责。1915年春，自海东返国，涉洹水吊殷墟，“恍然如见殷大史藏书之故府，归而发箧，尽出所藏骨甲数万，遴选《前编》中文字所未备者，复得千余品，手施毡墨百日而竣。方谋所以流传之，家人闻而笑曰：往以印书故炉灶几不黔，今行见釜鱼矣。乃一笑而罢”。为印书而断炊，以至灶不冒烟、釜中见鱼，固然是说笑话，但这时靠鬻长物维持全家生计的罗氏，确因“印《流沙坠简》所蓄已罄”，虽得上海友人帮助，1916年作为《艺术丛编》第一集珂珞版影印行世，但在内容上不得不将原编六卷压缩为二卷，这就是《殷虚书契后编》。罗氏在如此的艰难困境中，能够始终为坚持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而尽心竭力，是相当不容易的。
《后编》全书共收拓本一百零四片，除自藏甲骨外，兼采少量随庵藏骨。书中甲骨同《前编》一样，资料价值甚高，有“征土方”、“王往雚藉”、“新大星并火”和“易多女有贝朋”等战争、农业、天文和货币资料，是研究殷代政治、经济和科学极为可贵的史料。
此后十余年罗氏又编成《殷虚书契续编》六卷，1933年珂珞版印刷，此书出版时，甲骨学的发展在国内已初见规模，进入科学发掘和发展阶段。除罗王之外，一批新的学者逐渐成长起来，研究水平日渐提高，对于资料的著录要求更加严格。该书在分类方面比《前编》《后编》更为系统和明确，全书共收拓本二千零十六片，依次以祭祀、帝系、农业、征伐、方国、往来、田猎、干支、天象、旬夕、疾病、人名、杂卜、卜旬、卜王等进行编排，读者翻检查找资料更为方便。
《续编》的资料来源与前两编有较大不同，罗氏在序中说《后编》出版后，他“十余年间复得墨本约三千纸”，为续两编，“以一月之力”，“选三之二，成书六卷”。这“二千纸中，大率为丹徒刘氏、天津王氏、北京大学、四明马氏所藏，其什之一，则每见估人所售，于千百中遴选一二而手拓之者”。不限一家所藏，故精粹亦多，虽与他书有重复，但该书拓本清晰，印制精良，较藏者著录的书为精，仍不失为研究甲骨的重要参考书籍。
罗振玉除刊印上述著录甲骨专书外，还将刘铁云所遗墨本和其弟振常1911年在安阳小屯收购的四块甲骨刊印出来。前者为“欲揭君（刘铁云）流传之功以当告世”，“选《藏龟》所未载者，得数十纸为《铁云藏龟之余》”，于1915年珂珞版影印；后者与安阳小屯出土的玉石、骨角诸器同载《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刊出。其后，罗氏之子福成遵父命，于1928年编辑出版《传古别录》第二集，又将《殷虚书契菁华》和《殷虚古器物图录》中的大版甲骨照片墨拓影印，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便于观察和使用的清晰甲骨资料。这种为研究着想不断改进印刷质量的做法，在研究者不易见到实物的情况下，尤其值得提倡和效法。
罗氏致力甲骨流传之功是学术界公认的，从《铁云藏龟》问世到1933年甲骨著录达到第一个高潮。三十年间海内外甲骨著录书共出了十六种，公布资料近一万五千片（包含重出），其署名罗氏的五种，著录甲骨五千四百余片，超过了三分之一。在《续编》自序中罗氏说：《前编》《后编》《续编》三编公布墨本“总得五千余纸，虽不敢谓殷虚精华悉精于是，然亦略备矣”。就1933年以前私人挖掘的传世甲骨而言，此说并不过分。而在这三十年的前半段，即1903年至1918年间，出版甲骨书七种，著录甲骨资料七千五百余片，其中除了《铁云藏龟》外，1916年以前的四种均为罗氏编辑出版，著录甲骨三千四百余片；1917年王国维编辑出版《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著录甲骨六百余片；明义士编辑出版《殷虚卜辞》收录二千三百六十九片为摹本，由于部分摹写不够准确，并有误字，学术价值受到一定影响。由此可见，在甲骨学初创时期，罗氏刊布的资料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精选精印，为海内“方闻硕学”者研究探索提供了准确清晰而丰富的资料。
对于罗氏搜集古物的热心，罗振常曾有“兄嗜古若渴”的评论，然而在这“嗜古”的背后，却给传统国学注入新的生命。
